前言

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的是，很多意想不到的人生转变是在57岁之后开始的。

2008年，万科已经取得骄人的成绩，我自己也已完成“7+2”（登顶七大洲最高峰，徒步到达南极点和北极点）。按照传统思维，我已经功成名就，可以颐养天年了。但实际上，2008年竟开启了一段充满大风大浪的人生旅程。

许多人认为，“万宝之争” 是我深圳创业后遇到的最大的坎儿。实际上，2008年才是。那一年，“拐点论”事件让万科的业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接踵而至的“捐款门”事件更让个人声誉跌到了谷底。这两场风波对我的思想观念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是我人生的至暗时刻，也是刻骨铭心的反思的开始。

2007年11月底，基于对房地产大势的判断，万科决定战略调整：缩减计划开工量、调低售价。

出于多种原因，房地产同行和许多城市不希望高热的地产市场降温，视万科的降价行为和所谓的“拐点论”为害群之马！行业协会内，老板们公开反对万科的降价举动，并质疑万科的降价动机。一座大城市的主要负责官员明确表示：不许降价，远离万科！另一座大城市的物价部门以“售价不合规”为由，给万科开出了一张大额罚单……因降价，亦激起了部分准业主的情绪，聚集售楼处，干扰正常销售，个别城市甚至演变出砸售楼处的风波，而置身现场的警察却袖手旁观。销售活动被迫取消或延迟。万科陷入被空前孤立的状态。当时万科已进入30多个城市，这种状态会蔓延到多大范围？契约精神是否还能继续？

就在“拐点论”的负面影响继续发酵时，又发生了“捐款门”事件。“5·12”地震后的第三天，我作为活跃的“版主”，回应网友质疑：赈灾、慈善出于自愿，不应该“比捐”；也不要让慈善成为低收入员工的负担。帖子的观点引起网上的激烈反对，迅速酿成万科历史上最大的道德信任危机。每天至少五六十万条批判、谴责、谩骂的帖子涌进我的个人微博。其中一个帖子，我今天仍记忆犹新，“虽然你登上了珠峰，但你的道德高度还没有坟头高”。一些知名跨国企业因为捐款额未达到舆论的期望值，亦引起网民愤怒质问：“为什么如此吝啬？！”网上号召：拒买、拒吃！甚至提议：砸×××！围攻×××……事态在扩大。商务部及时出面，制止了情绪化的排外仇外言行。可又有哪个部门为万科说句话呢？

网络暴力是否会转变为现实肢体暴力？关心我的人建议我出国避避风头。但我认为我没做错，也不准备妥协，为什么要躲避？但我必须为个人的言行承担责任。当时我公开表明，如果发生以下任何一点，我会辞职：第一，言论引起万科股票逆市下跌；第二，因个人言论造成消费者罢买万科房子；第三，因我的言论，万科青年员工集体性辞职。“捐款门”事件明显给万科造成道德和经营压力；青年员工（“80后”当时已占到万科员工数量的60％）流露的困惑和委屈眼神在追问：主席，你不该说那样的话呀；我们不吝于捐赠……当时的我感到自己是如此孤立，犹如置身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有一种自己的价值系统要崩溃的感觉，我开始重新认识个人在社会上的位置。

在这本书里，我尝试分享的，是2008年危机之后，发生在我个人生活里的变化：身体的塑造、个性的伸展、智识的提升、社会角色的变化、生死观的变化等等，可以说是个人价值系统的一次更新。

这其中，会涉及我过去十年的一些重要经历：在哈佛、剑桥等学校访学时对西方文明源头之一的“一神教”的学习和体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再认识；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发起创办应对气候变化的企业家联盟；接受大学聘请，讲授“企业伦理”系列课程；在剑桥开办重新定义“成功”的企业家培训课程；投入更多时间精力，响应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对我的新的呼唤……

讲述这些经历，也带有一种自我整理的动机。用一个朋友的话说，是超越了企业家的实用主义思维模式，而以一个“在路上”的企业家的身份，重新看待自己和看待世界，重新进行自我的身份认定。

本书的写作是四年前从剑桥校园开始的，收尾时恰逢“改革开放40年”。这本书也有了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中国的40年现代化。这得以让我从一个更长的时间长度，来梳理个人改变的来龙去脉。“个人的现代化40年”这个副题，也是由此而来。

1978年冬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时，作为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的一名给排水技术员，我正在深圳参与笋岗北站消毒库项目。当时施工现场的临时宿舍搭建在铁路边，三十几号人挤住在用竹子、席苇搭建的工棚里，条件很艰苦。因为在深圳做工程，我经常往返于深圳和广州之间。在火车上，有很多回内地探亲的香港人。很明显地看到，当时的香港和广东，是两种生活水平。当时的我，并没有想一定要创造很多财富，但确实很渴望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像香港人那样生活，是我当时非常大的动力。

这种渴望，不仅仅在物质生活层面。1977年，我从兰州铁道学院毕业时，心里有一种不甘的感觉。

1968年，我17岁参军时，正上初二。在部队的五年，我靠大姐的课本自学完了高中课程。之后在工厂，也一直在努力自学，以争取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但真正上大学时，“文革”仍未结束，在学校仍然是以自学为主。

从参军开始，很多年，我常常做一个噩梦，就是在考试。在梦里总是特别紧张，醒来也总是很疲惫，似乎潜意识里就是觉得自己知识不够。

更让人难受的，是个性上受到的压抑。以前我曾经写过，32岁去深圳之前的每段经历都苦涩难言。实际上，去深圳前的最后三年，我是在广东省外经委，拥有一份外人看来十分风光的工作。物质生活有明显改善，也有了上夜校的机会。但个性无法伸展的压抑，让人备感挫折。

从个人更新的角度来看，去深圳创业是我所经历的第一次蜕变。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人生的美好回忆是从32岁去深圳开始的。现在回想，32岁并不是一个多么成熟的年纪，但可能是因为受过这些压抑，才让我在“传统或现代”这个问题上，如此坚定地站在“现代”的这一边。

我出生时刚刚解放，形成世界观的时候正经历“文化大革命”。在那个时候，我首先感受到的，是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的基本否定的态度；其次，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也需要相应的训练，这方面我又是缺失的。所以有很多年，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持虚无的态度。

改革开放之后，我认识到现代文明才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所以不管是从企业还是个人成长上，都持这种态度。企业层面，万科1988年发行A股、1993年发行B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内部民主及反腐，不行贿，住宅产业化，企业社会责任……个人层面，辞去体制内工作，登山、赛艇、留学、环保，参与各类社会组织……这一系列选择，都有一条很清晰的现代化的线索。

这样的选择之下，一方面，我获得了成功；另一方面，也不断地面临着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激烈冲突。“拐点论”和“捐款门”所引发的危机，从某种角度看，正是这种冲突所致。如何重新认识中国传统，重新看待“从传统到现代”，成为我近年来最关心的问题。

40年前，我们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下完成了一轮价值观的更新。而近年来，“改革进入深水区”的说法不绝于耳。对我而言，2008年以来的个人更新，就是进入“深水区”之后的体验。

2017年6月辞去万科董事长一职之后，66岁的我已开始重新创业。33岁创立万科，66岁退出后重新出发。这两个时间节点，正好把我的人生分成了三个33年。在人生第三阶段开始的时候，一方面，回想2008年所经历的至暗时刻，不禁为自己过去十年的内心成长之路而感到喜悦；另一方面，又觉得很多问题并未完全解决，我的改变才刚刚开始。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个40年，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很好奇，也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