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没有镜子，人看不见自己的脸。
他人的眼睛，可以看见你的脸。

伊朗，旧称波斯。希罗多德讲“历史”，讲的是波斯故事，但听众是希腊人，闻希腊胜则喜，闻波斯胜则泣。从古典时代起，波斯一直被欧洲人当作某种符号，象征与欧洲不同的文化和文化价值观。

18世纪，孟德斯鸠著《波斯人信札》，伪托两个来自伊斯法罕的波斯人，背井离乡，漫游法国，与国内通信，讲他们的所见所闻，借他们的口，批判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

19世纪，尼采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假借波斯先知琐罗亚斯德之口，宣布基督教上帝的死亡。

这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

我们也常常如此。

上世纪80年代，是个至今被人怀念的时代，当时叫“思想解放”。当时的“启蒙书”有很多种，顾准的希腊笔记是其中之一。笔记写于1974年2月12日—5月2日，“文革”后由其弟陈敏之整理，题名《希腊城邦制度》，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是1982年3月，距今已35年。

没错，那是一个反思“文革”的时代。当时，大家都以为，民主在西方，根子在希腊。

顾先生是老革命、老干部，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殚精竭虑，做出过很多贡献。他像很多为革命牺牲的殉道者一样，一生坎坷，蒙冤受屈，两次被自己人打成“右派”。读他的日记，你会发现，即使劳动改造，吃尽苦头，他依旧埋头苦读，心忧天下，希望中国能摆脱贫困，实现民主。

后来，《河殇》上演，对比强烈。欧洲人航海，是“蓝色的文明”。我们在黄土地上种庄稼，是“黄色的文明”。黄不如蓝，当时的好坏是这么分。

它把中国人的悲情推向高潮。

最近，我把顾先生的书找出来，重读了一遍。

什么是“城邦制度”？顾先生怎么说，不妨归纳一下。

第一，希腊史，从头到尾多中心。希腊人从海上向四外殖民，无论走到哪儿，都是自立门户、分裂繁殖。

第二，希腊城邦都是蕞尔小邦。 其公民即住在这类小国里的人，军队是临时招聚的公民军，官员由公民直接选举，主权在民。

第三，希腊城邦都是高度自治的国家，主权独立，互不统属，谁也管不着谁，即或受强敌威胁，临时抱团，也是松散联合。

第四，城邦国家不是从氏族民主制直接发展而来。王政时期的国家是王权神授，王权神授的国家不算城邦国家。

第五，希腊城邦的中心是雅典和斯巴达。雅典是标准的城邦国家，斯巴达还保留王权神授，也不算城邦国家。

第六，城邦国家与领土国家相反。领土国家都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大国，比如波斯和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

希腊城邦是顾先生的“理想国”，以当时的环境和情绪看，很容易理解。

我们中国，三千年大一统，把什么都管得死死的，有什么怨气，只能朝我们自己的传统撒；有什么希望，只能朝另一个传统想。

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中国变化太大。过去的一黑一白，经过对比，越来越复杂，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想法，正在一步步发生变化。我们对西方的历史，对我们的历史，认识也很不一样。

希腊人怎么看城邦制度，我们不妨听听他们自己怎么说。

（一）苏格拉底与西米讨论地球，提到希腊城邦。苏格拉底说：

第二，我相信这地球很大。我们住在大力神岬角和斐西河（river Phasis）之间的人，只是住在海边一个很小的地方，只好比池塘边上的蚂蚁和青蛙；还有很多很多人住在很多同样的地方呢。

注意，希腊并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希腊裔殖民城邦的统称。希腊城邦分布在地中海沿岸，好像“池塘边上的蚂蚁和青蛙”，这个比喻很形象。“大力神岬角”，或译“赫拉克勒斯之柱”，即今西班牙的直布罗陀海峡。这是讲希腊城邦分布区的西界。“斐西河”，或译“斐西斯河”，即今格鲁吉亚的里奥尼河 （Rioni River） 。此河位于高加索山以北，自东向西，流入黑海。这是讲希腊城邦分布区的东界。大体上说，乌克兰的敖德萨是它的北界，利比亚的班加西是它的南界。

（二）在柏拉图的对话集中，苏格拉底与格劳孔对话，提到希腊的四种政制。苏格拉底说：

我所指的四种政制正是下列有通用名称的四种。第一种被叫作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受到广泛赞扬的。第二种被叫作寡头政制，少数人的统治，在荣誉上居第二位，有很多害处的。第三种被叫作民主政制，是接着寡头政制之后产生的，又是与之相反对的。最后，第四种，乃是与前述所有这三种都不同的高贵的僭主政制，是城邦的最后的祸害。

苏格拉底好古，保守，类似孔子。这四种政制，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属于王制，克里特王制是前古典时代的古制，斯巴达王制是古风犹存的今制，苏格拉底排第一，评价最高。其他三种是斯巴达以北各邦的政制，等而下之。寡头制由少数人统治，排第二。民主制由多数人统治，排第三。僭主制由一人统治，排第四。民主制只比他最不喜欢的僭主制高一点。

（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

“政体”（πολιτεία，波里德亚）这个名词的意义相同于“公务团体”（πολίτενμια，波里德俄马），而公务团体就是每一城邦“最高治权的执行者”，最高治权的执行者则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第132—133页）

这一人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的统治要是旨在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或他们所执掌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所执掌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或平民群众的私利，那就必然是变态政体。（第133页）

政体（政府）的以一人为统治者，凡能照顾全邦人民利益的，通常称为“王制（君主政体）”。凡政体的以少数人，虽不止一人而又不是多数人，为统治者，则称“贵族（贤能）政体”——这种政体加上这样的名称，或由于这种政体对于城邦及其人民怀抱着“最好的宗旨”。末了一种，以群众为统治者而能照顾到全邦人民公益的，人们称它为“共和政体”——这个名称实际上是一般政体的统称，这里却把一个科属名称作了品种名称。（第133页）

一人或少数人而为统治者，这些人可能具有特殊才德；等到人数逐渐增加时，当然难于找到这么多各方面的品德都是完善的人，唯有军事性质的品德可以期望于多数的人们，武德特别显著于群众。所以在共和政体中，最高治权操于卫国的战士手中，这里必须是家有武备而又力能持盾的人才能称为公民而享有政治权利。（第133—134页）

相应于上述各类型的变态政体，僭主政体是王制的变态；寡头政体为贵族政体的变态；平民政体为共和政体的变态。僭主政体以一人为治，凡所设施也以他个人的利益为依归；寡头（少数）政体以富户的利益为依归；平民政体则以穷人的利益为依归。三者都不照顾城邦全体公民的利益。（第134页）

僭主政体是一人（君主）统治，依据专制的原则［以主人对待奴隶的方式］处理其城邦的公务；如果有产者们执掌这个政治体制的最高治权，就成为寡头（少数）政体；反之，由无产的贫民（群众）执掌最高治权，则为平民（多数）政体。（第134页）

亚里士多德也奉古制为正宗。他把希腊政体分为两大类。正宗是古制，特点是执政者有德，以全邦利益为念，无论由国王执政，还是由贵族执政，都是由道德高尚之人执政。所谓有德，与出身、名望有关，而出身、名望又往往与军功有关。贵族制度，基础是武士，武士有武德。变态政体是今制，僭主有权无德，寡头有钱无德，贫民一无所有，什么都谈不上。

以上内容可以列成表格：

（四）希罗多德讲大流士与“七人帮”发动政变，政变后第五天，他们对选择何种政制有一番讨论。有趣的是，“独裁”竟是通过“民主讨论”做出的“最佳选择”。

1. 民主制

奥塔涅斯主张，应该使全体波斯人都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他说：“我认为，我们不能再实行一个人的统治了。——这既不是一件好事，也不是一件让人喜欢的事。你们不应该忘记，冈比西斯粗暴施政已经傲慢无礼到何等程度，你们也经历过穆护的那种目中无人的统治。事实上，当一个人可以不负责任地为所欲为的时候，君主政治何以能够把国家治理得秩序井然呢？任何被授予这种权力的人，即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也会促使他的心态偏离正轨的。一个人得到这种权力，以及随即得到的多方面的好处，使他的傲慢油然而生，而人们对他心生嫉妒又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傲慢和嫉妒加在一起就是一切恶事的根源，这两者都会引发野蛮暴行的产生。的确，那些君主既然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原本是不应该嫉妒别人的；但是他们对待公民的态度却恰恰相反。他们嫉妒其臣民当中最有道德的人，希望他们快点死；同时他们却喜欢那些最卑鄙下贱的人，并且更愿意听信他们的谗言。此外，作为国王，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反复无常。如果你对他不卑不亢，他就会迁怒于你——因为你对他不够毕恭毕敬；如果你真的对他毕恭毕敬，他又要归罪于你，因为（他说你）是献媚拍马。然而，君主政治的最大坏处就在于，他任意废止国家的法律，不经审判而任意处死他人，强奸妇女。另一方面，民主政治，首先在于它享有最美好的名声，它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它可以避免一个国王所惯常犯下的种种暴行。各种职位都由抽签选定，公职人员要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而对于他们的评价则取决于人民大众。因此，我的意见是，我们要废除君主政治，扩大人民的权利。因为人民是最重要的。”

2. 寡头制

麦加毕佐斯第二个发言，他主张建立寡头政治。他说：“奥塔涅斯劝说你们放弃君主政治，我全都同意。但是，他主张要你们把权力给予民众，在我看来，这不是最好的见解。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没有什么比难以驾驭的乌合之众更加充满了变数的。我们设法从一个反复无常的君主的统治之下挣脱出来，却又使自己陷于桀骜不驯的粗野乡民统治之下，那真是愚不可及的事情。不管君主做什么事情，他至少大概知道做的是什么事，但是那些乌合之众连这一点知识都缺乏；这些无知的乌合之众既然缺乏这方面知识，他们又如何能够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适当的呢？他们随心所欲地处理国家事务，就如同一条在冬季泛滥的河流，把一切都搞得一团糟了。让波斯人的敌人们去选择民主政治吧；让我们从我们的公民中精选一批最优秀的人物，把政治交给他们吧。因此，我们自己也都在这些管理者的队伍之中，国家政权既然托付给这些最优秀的人物，那么最高明的决议就会通行于全国了。”

3. 君主制

之后，大流士走上前来，他是这样说的：“我认为，麦加毕佐斯对于民主政治的所有的批评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他关于寡头政治的那些评论，并不是深思熟虑的意见。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种选择，即民主政治、寡头政治和君主政治这三种政体，每一种政体都被认为是它们之中最好的一种。我的意见是，君主政治要远远强过于其他两种。什么样的政体能够比一个由全国最优秀的人进行统治更好呢？这样的人的决策，也同样是全国最高明的，因此他统治民众，民众是心服口服的；同时，与其他国家相比，他所制订的对付作恶者的方案的保密工作可以做到最好。相反，如果实行寡头政治，虽然人们都争先恐后地为国效力，但是这种愿望常常在他们中间产生强烈的敌意，因为每一个人都渴望成为首领，都想实施自己的措施；从而引起激烈的倾轧，相互倾轧引发公开的冲突，最终导致流血事件——随后的结果必然还是君主政治。由此也可以看出，君主制的统治方式比其他的统治方式要好。另外，假如实行民主政治，那就必定导致出现玩忽职守，但是玩忽职守并不会造成他们相互敌对，反而促使他们更紧密地结成友谊；他们当中那些玩忽职守的人，必然是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继续作恶。这种局面继续发展下去，直到有个人为了民众的利益挺身而出，制止这些作恶者。于是，建立如此丰功伟绩的人立即受到人民崇拜，而既然受到人民的崇拜，也就很快成为他们的国王。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清楚地证明君主政治是最佳统治方法。最后，一言以蔽之，请告诉我，我们所享有的自由是从哪里得来的？是谁给予我们的——是民众，是寡头，还是一个君主呢？既然单单一个人就使我们恢复了自由，那么我的主张就是要保留这种君主统治的形式。况且，我们也不应当更改我们父祖们的优良法制，因为那样做是不好的。”

这三种意见，层层递进，有如正反合。古代统治者，其基本逻辑是，最好的统治是聪明人的统治。按这一标准评价，第一种意见当然被否定，因为统治者说，人民是群氓，全是傻子，不能他们怎么说就怎么办。第二种意见，少数聪明人领导，也不行，因为你聪明，我比你更聪明，一比就掐，苟遇军国大事，不便拿主意。第三种意见，谁最聪明谁领导，最最聪明的人只有一个，结论当然是君主制。这个逻辑，不光是波斯人的逻辑，聪明的希腊人也这么想。“哲学王”领导的“理想国”正是按这一标准设计。我国的很多精英也这么想。这是几千年的逻辑，何足怪。大流士是篡位者，他主张的“君主制”，按希腊标准讲，当然属于僭主制，但并不违背精英统治的逻辑。希罗多德说，“对于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很多希腊人是不相信的”，但他深信，“他们确实是发表了这些意见的”。

读希腊史，我的印象是：

1. 希腊只是地中海沿岸的一批蕞尔小邦，不是统一的政治实体。希腊人以巴尔干半岛和爱琴海诸岛为中心，向东南西北殖民，东到小亚细亚半岛沿岸，南到北非沿岸，西到亚平宁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沿岸，北到黑海沿岸，数量上千。

2. 希腊临海多山，地形碎片化，穷山恶水，不适合发展农业。希腊人用葡萄酒、橄榄油、彩绘陶器，换内陆种植的粮食，最适合的营生是海上贸易和海上殖民。航海只能环绕大陆，必然处于边缘，而不是中心。

3. 希腊的原住民是皮拉斯基人，操印欧语的亚加亚人、爱奥尼亚人 （雅典人属于这一种） 、伊奥利亚人、多利安人 （斯巴达人属于这一种） 和马其顿人，一拨接一拨，从北方南下，征服这一地区。希腊人只是先后占据希腊和由此向外殖民者的统称。

4. 希腊城邦，小国寡民。雅典、斯巴达最大，也不过几万人。希罗多德说雅典有30000人， 斯巴达有8000个成年男人。 薛西斯征希腊，希腊出兵，一国只能派几百人。 学者估计，雅典公民，大约只有20000人，最多40000人。

5. 希腊没有统一的政制。僭主制、寡头制、民主制是古典时期的三大选项。僭主并不等于暴君，而是古代君主制向新型政制过渡的重要环节，有些是由大国扶植，有些是被内忧外患推出。希腊统治者用民主制反对僭主制，求助于下层民众，是出于不得已。

6. 希腊城邦都是小国，小国难免受控于大国。僭主制、寡头制、民主制的差别，远不如它们对波斯的关系更重要。伯罗奔尼撒同盟和提洛同盟都是因战争需要临时拼凑的松散联盟，若无外患，必起内讧。

7. 希腊城邦与波斯为邻，脸是朝向波斯。亚平宁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在其后，小亚细亚半岛在其前。波斯境内的希腊城邦，早先最发达。希波战争，雅典入侵在前，波斯报复在后。波斯用武力征服，遭受挫折，但用金钱收买，效果显著。

8. 国家形态的演进，总是由小到大，走向世界化。一部欧洲史，真正可以称为世界化的帝国只有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是欧洲历史的巅峰。罗马学马其顿，马其顿学波斯。希腊城邦并非国家进化的高端，而是国家进化的低端。

希波战争是个古典对立：希腊代表欧洲，代表西方，象征自由；波斯代表亚洲，代表东方，象征专制。

传统欧洲史学，一直是从希腊史料和希腊视角解读波斯帝国史。这个单向视角一直影响着现代欧洲，影响着他们的文化立场和文化心理，也影响着这一强势话语支配下的世界。

在所有早期帝国中，伊朗的三大帝国，阿契美尼德时期的波斯帝国和后来的帕提亚、萨珊波斯，与秦汉隋唐时期的中国最相似，在丝绸之路东西交往的历史上，中国与伊朗关系最密切，让我非常好奇。

于是我想，我应找点书读，写点笔记，换个角度看波斯，也换个角度看希腊。

下面是我的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