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大战”突发，对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都是一场同台竞争的大考。中西方两种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的比拼，一般环境下不易区别良莠，但一场抗疫“大战”使大家一下子看出孰优孰劣。我们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次几乎在所有可比的领域内，都完胜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以较高的分数通过了这场全方位的压力测试，真有乾坤大逆转的感觉。尽管西方主流媒体还在继续抹黑中国，但这无济于事，这正说明他们心慌了——中国制度的成功是他们最害怕的事情。
这次中西方抗疫模式的最大差别就是，中国模式从一开始就明确，人民的生命和健康高于一切，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的“人命关天”理念所决定的。中国文化讲“道”，讲“政道”，讲“大道至简”，“道”以管“术”。中国抗疫模式的“道”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相比之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都是经济利益和商业利益高于一切，决策者在抗疫行动上举棋不定、心存侥幸，抗疫的结果也就完全不一样了。回头看西方是多么地短视，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和商业利益，结果首先沦陷的都是自己经济和商业最发达的地区：美国的纽约、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西班牙的马德里、意大利的米兰和伦巴第地区，等等。
中国模式在第一时间就把这场战疫看作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被疫情打了个措手不及，中国仓促应战后不久就稳定下来，随后打得有声有色，相比之下，西方国家的确诊率、死亡率和死亡人数都远高于中国。到本书截稿时（2020年5月27日），人口只有中国四分之一不到的美国，其新冠肺炎的确诊人数为中国的20倍、死亡人数为中国的近22倍，其他西方大国的情况也很糟糕。
从“战争”的视角来审视中国战疫模式的话，应该说我们率先发起了疫情阻击战。阻击战就是在疫情暴发初期，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坚决的手段阻断疫情的蔓延。党中央果断决定“封城”并打响了武汉保卫战，同时其他省份启动一级响应，展现了我们制度的迅速反应能力。整个中国随之分为两个战场：一个是湖北武汉，在这个主战场上，我们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来自全国各地逾4.2万名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奔赴疫区；另一个是中国其他地区，我们全面打好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这两个战场有分有合，有进有退，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中央成立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牵头的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孙春兰副总理率领中央指导组每天都在湖北第一线靠前指挥。这些背后是我们制度的领导指挥能力。这次抗疫，我们的人民给力，我们的党中央给力，我们的习主席给力；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已经到了至暗时刻，但他们再没有了丘吉尔。
我们发起了总体战，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上上下下，东西南北中，数十个部门日日夜夜地协调作战，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国精神。以国务院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为例，它的成员单位有32个部门，下设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科研攻关、宣传、外事、后勤保障、前方工作等工作组，分工协作，形成各路抗疫力量的有效合作。中国各个地方都有相应的联防联控机制，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这一切展现的是我们制度的综合协调能力。
总体战背后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所创造的巨大的财力、物力、生产力，从电力、电信、粮油、航空运输等领域内的大型央企，到华为、阿里、腾讯、京东等大型民企，瞬间开始高效运作，战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提供什么，我们总体战可以调动的财力、物力、生产力举世罕见。
最后是人民战争，这次战疫中，我们做到了最大限度地动员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权威信息通过微信直达基层，直达百姓，大家第一时间知道做什么、怎么做。人们纷纷取消旅行，取消家宴，佩戴口罩，停止聚集活动。从机场到火车站到街道社区，每个地方都有防控人员在战斗。西方国家的传染病发展状况往往是一旦出现社区感染，几乎就没有办法控制了，因为西方社会没有中国意义上的社区组织。在中国社会的最基层，我们的街道干部、基层民警、无数的志愿者筑成了社区防控的铜墙铁壁。感人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背后是我们制度的组织动员能力。
这场战疫中的阻击战，总体战，人民战争，及支撑这些作战方法的制度安排，包括我们制度的迅速反应能力，领导指挥能力，综合协调能力，组织动员能力，以及可以统一调动的财力、物力、生产力，都完胜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特别令人高兴的是这次对中国制度优势的认知，主要源于普普通通的中国百姓，他们从中国抗疫模式的成功和西方抗疫模式的溃败中，庆幸自己生活在中国，生活在一个最尊重生命的国家，生活在一个经得起国际比较的伟大国家。当然，我们不能放松警惕，疫情还没有结束，我们还可能经历波折，我们要坚持抗疫直至最后胜利。
中国抗疫模式的特征还体现在它奉行的指导原则。疫情暴发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就确定了四条指导原则：“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现在看来这其中每一条都可以与西方抗疫模式进行比较。
我们讲“坚定信心”，而西方多数国家抗疫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缺乏信心。放弃抵抗者有之，“群体免疫”论有之，“甩锅”别人者有之。其中英国领导人率先抛出的“群体免疫”论，引起了轩然大波，集中体现了政府没有信心、不想作为的态度。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朗斯（Sir Patrick Vallance）表示：约60%的英国人将感染新冠肺炎病毒，从而产生“群体免疫”。英国目前约有6 600万人口，根据这个预测，约4 000万人可能感染新冠肺炎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和许多专业人士都在第一时间指出这种理论不仅缺乏科学依据，而且有悖人类伦理。我们中国的法则是生命第一，而“群体免疫”国家的法则是优胜劣汰，淘汰有基础疾病的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包括老人。最后在各方强大的压力下，英国政府不得不放弃消极应对的态度，开始积极应对，但为时已晚，造成了巨大的生命损失，连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也不幸染上了新冠肺炎病毒，还好痊愈了。
我们讲“同舟共济”，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也是中国人的伟大实践。西方所谓的民主社会，今天几乎都是深深分裂的社会，除了党争不断外，民众不相信政客，不相信政府，个人权利至上，整个社会当然正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西方社会恐怕最终有必要反思个人权利绝对化的问题，否则他们将无法有效应对未来社会各种安全危机的挑战。这次令很多美国人寒心的是：就在随疫情而来美股暴跌前夕的2月中旬，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开了个秘密的圆桌会，一致认为疫情非常严重；然而他们却通过媒体向民众说，疫情不严重，大家不必担心，但转身就把自己持有的股票卖了。这样的国家要人民一起“同舟共济”，怎么可能做到呢？
我们讲“科学防治”，在中国执政理念中，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战胜疫病离不开科技支撑。中国通过临床医学、流行病学、病毒学的调查研究，确认新冠肺炎病毒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虽顶着西方国家的嘲笑谩骂，但仍坚持实行“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坚持“封城”，因为这一切都基于科学的判断。中国还制定出了一系列疫情防控的社会治理措施。这些举措互相配套，切实有效地防控了疫情的扩散和蔓延。此外，中国还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线上线下的传染病防控宣传教育，显著增强了百姓的自我保护能力。才两个月，中国的科学诊疗方案已更新到第七版。相比之下，西方口无遮拦的政客太多，不负责任的专家太多，“无非是大一号的流感”，“口罩毫无用处”，“年轻人不用害怕”，“这是黄种人的病”等言论，回过头看简直都荒谬之极，科学精神荡然无存，祸害百姓无数。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的丧失，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实事求是精神的丧失，应该是西方今天最大的政治危机。
我们讲“精准施策”，中国的战疫有章法，既有大的原则，又有各种具体举措。大的原则如“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现在随着抗疫局势好转，又调整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八个字就把整个抗疫战略说清楚了。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人口大约等于100个普通欧洲国家人口之和，内部差异极大，各地的疫情和防控形势都不一样。“精准施策”首先意味着要避免一刀切。针对各地的不同情况，我们分为高风险区、中风险区、低风险区，分别采用不同的应对方案。这种“精准施策”也意味着大家都知道怎么做。中国抗疫具体施策还包括对口支援、“一省包一市”、定点医院、分级诊治、方舱医院、“宁愿床等人，不要人等床”、健康码、普遍测温等很多内容，其中任何一项都可以是向世界讲述的中国故事。相比之下，西方抗疫模式显示出来的混乱施策几乎无处不在。比方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要求民众在公共场合应该戴口罩，但特朗普总统公开说：我不戴口罩。西方国家光是围绕口罩的各种政策混乱就几乎从未停止，更不要说其他政策了。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中国疫情考察之行感触最深的就是“中国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相比之下，许多西方领导人似乎都一直不知道如何应对。我们只要把美国总统特朗普从2020年1月到4月发表的言论排列一下，便可以看出他对整个抗疫是多么漫不经心与荒腔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