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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至此已经做了很多观念史的考察，这种概念的辨析其实更多是在界定民主的理想状态。问题是，民主的理想并不同于民主的现实。很多人讨论民主时，容易混淆民主的理想与民主的现实。众人期待的往往是理想中的民主，这种民主既意味着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又意味着对自由、法治和人权的尊重，同时还意味着让一个社会变得更加繁荣、和谐、平等和善治。尽管人们可以期待这种“理想中的民主”，但一个社会实际得到的只是“现实中的民主”。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大家通常设想民主能有效消除腐败，而现实又怎样呢？一部分民主国家就难以有效控制腐败，比如印度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即便同样是成熟发达的欧盟民主国家，意大利的腐败程度远比丹麦和德国严重。当然，总体上民主在抑制腐败方面要比非民主政体成功得多。
在政体论战中，有人喜欢用民主的理想状态来论证非民主现实状态的不合理性。比如，看到非民主政体下存在着各种问题，很多人期待民主化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正如上文提到的，如果一个国家很腐败，大家就期待民主化能解决腐败问题。实际上，民主和腐败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目前为止，经验研究所能揭示的是，民主是大国解决腐败问题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还有人喜欢用民主现实状态的不完美来论证民主的不合理性。比如，有的新兴民主国家，议会开会时发生过议员互相打架的现象，照片被拍下来放在互联网上。有人会问，难道民主的议会就是这样吗？有的国家结束大选后，政治抗争活动不断，败选一方始终不能接受选举结果，甚至想让政治秩序瘫痪。有人会说，看来民主选举的结果并不理想。以修筑高铁为例，有些国家或地区从提议修筑高铁至今已过去很多年，但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有人质疑，这就是民主的效率吗？当然，这些案例并非民主治理的理想状态，这不过是民主运转实际可能出现的情形。如果据此认为民主本身就是不合理的统治类型，未免过于武断。当我们试图用民主现实状态的不满意来论证民主的不合理性时，可能忽略了问题的另一面：非民主政体的现实状况更令人满意吗？
罗伯特·达尔在《民主及其批评者》一书中提醒大家，政体之间比较需要明确，究竟是基于理想的层面，还是基于现实的层面。一个典型的错误做法，是拿理想中的威权政体与现实版的民主政体做比较。达尔生动地说：
在进行这类比照之中，我们必须避免将理想的橘子与现实的苹果相对照，也就是设计一个精确的程序，以表明现实的苹果要比理想的橘子低劣。……将民主理想与护卫者统治的理想加以比照，将民主在实践中的现实状况与等级制在实践中的现实状况加以比照，这样做似乎更为恰当。
所以，不应该设想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威权政体来比照现实中的、有缺陷的民主政体。当然，反过来也一样。正确的做法是，理想的威权政体要和理想的民主政体相比较，现实的威权政体要和现实的民主政体相比较。
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研究不同政体的绩效时，究竟是比较它们的最佳表现还是最差表现？这里的标准也要统一。一个错误的做法是拿表现最佳的威权政体与表现最差的民主政体进行比较。最坏的民主会滑向“多数暴政”，最好的威权统治是少数精英掌权的善治，两者高下自不待言。但达尔指出，这样的比较是不公平的。正确的做法是，最好的威权统治应该与最好的民主做对比，最坏的民主也应该跟最坏的威权统治做对比。
有人强调民主体制下的政治决策风险，达尔则这样比较民主与威权政体的政治决策风险：
事实上，每一个民主体制要承受人们犯错误的风险。但错误的风险存在于现实世界的所有体制之中，而且20世纪最为糟糕的错误就是非民主体制下的领导人犯下的。
在国内舆论场上，一说起民主政治的实践，大家首先容易想到英国和美国。但实际上，在民主国家的光谱中，英美两国处于高质量的一端，而不少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治理品质并不理想。拿议会现场来说，英国议会通常都是井然有序的，执政党与反对党议员分坐两侧，在辩论阶段都能做到有理有据、有礼有节，在投票环节则严守规则。而在一些新兴民主国家，议会现场会因议员在辩论环节互相厮打而陷入混乱，议会也会由于议员频繁使用阻碍议事程序而陷入瘫痪。如果说前者是迄今人类民主现场的标杆，那么后者是很多新兴民主政体的真实境况。
所有民主国家可以分为发达民主国家和发展中民主国家两类，而两者在治理绩效上的差异很大。若按照治理质量的高低去区分，多数发达民主国家都实现了高质量治理，英美两国大概是其中的典范；也有少数发达民主国家无法实现高质量治理，比如希腊目前就难以处理自身的债务与治理危机，但这样的国家不算很多。
对发展中民主国家来说，能够实现高质量治理的国家则只占一定比例。当然，这种比例上的划分跟我们对善治的要求有关。如果最低限度的善治只是国家不陷入内乱、经济没有大的衰退，那么多数新兴的发展中民主国家算得上已经实现合格的治理了。但是，如果善治的标准不只是这些，还包括经济的持续增长、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人均寿命的稳步增加、社会不平等程度的降低、高效能和清廉的官僚体系、可持续的科技与经济创新，等等，那么只有较少的发展中民主国家能做到这些。大家不要把这里的讨论视为反民主或否定民主治理的绩效，这只不过是介绍一下全球范围内民主治理绩效分化的真实情形。
我们不妨以新西兰和印度两国为例来进行民主治理绩效的比较。这里的比较指标主要是世界银行公布的评级指数——全球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这一指数包括公民表达与问责制（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政治稳定与控制暴力（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terrorism）、政府效能（government effectiveness）、管制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法治（rule of law）和控制腐败（control of corruption）等六个指标。
图1.1的全球治理指数显示，在百分制标准分中，新西兰最近10年（2006—2016年）有5个全球治理指数的分值几乎都在95分以上，大部分评分落在97—100分的区间，属于全球善治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只有政治稳定与控制暴力一个指标，新西兰的得分曾低于90分，但后来很快就有提升，最新评级已高达99分。即便在发达国家中，新西兰也是发达民主国家善治的样板。
如果考察印度最近10年（2006—2016年）的数据，就会发现，在百分制标准分中，该国的政治稳定与控制暴力指标低于20分，管制质量和控制腐败指标大约在40分上下波动，政府效能和法治两项指标落在50—60分的区间，而仅有公民表达与问责制一项指标刚好超过60分。这些数据代表的是印度民主政体的治理水准，印度尽管是一个具有70年民主历史的国家，但离高质量的民主与善治还有一段很长的路。
新西兰与印度的案例比较显示，发达民主国家与发展中民主国家的治理绩效差距很大。对发展中民主国家来说，要实现高质量的民主治理决非易事，这也是考察民主现实的一个方面。这并不意味着，像印度这样的国家若蜕变为非民主政体，其公共治理表现就会更好。曾经同为英国殖民地、民主程度远低于印度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公共治理表现跟印度相比要更为逊色。
所以，民主与否只是决定其治理绩效的一个制度因素。从经验来看，当很多原先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迈过人均GDP10000美元、20000美元的门槛时，这些国家的全球治理指数评级也会水涨船高。
图1.1 新西兰与印度的全球治理指数比较（2006—2016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网站全球治理指数数据，参考网址http://info.worldbank.org/governance/wgi/#reports
另一个绕不过去的现实问题是，不少新兴民主国家都会面临如何完成转型的难题。对于中等收入与低收入的国家组别来说，不少国家都遇到了民主转型的困境。比如，泰国的民主就很难运转起来。过去的经验表明，泰国的民主通常是短命的。一个常见的模式是，大选结束后，反对派就会发动大规模的街头抗争，直至政治冲突升级导致首都政治秩序瘫痪。此时，泰国军方就会站出来。当然，泰国在民主转型上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该国屡次启动转型，又屡次遭遇挫败。在第三波民主化中，也有很多像西班牙、葡萄牙、捷克、韩国这样的成功转型案例。但即便是民主能运转起来的国家，民主体制就能得到巩固吗？民主治理就能产生好的绩效吗？从全球转型的经验来看，新兴民主政体在这方面的挑战仍然很大。
过去，学术界和媒体关于民主转型曾有过一种过分简单的认知，有人称之为“民主转型三部曲”：威权垮台、启动转型与民主巩固。这种认知让人想起青春肥皂剧，年轻的男孩女孩偶遇之后，第一步是约会，第二步是恋爱，第三步是结婚。从此，他们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但实际上，有生活经验的人知道，各种各样的问题仍会不断涌现。类似的，“民主转型三部曲”也是一种过分简单化的误读。
经验告诉我们，民主转型更可能是一个结果不确定、充满各种挑战、历时漫长的政治过程。其实，我们理解民主和民主转型也需要经历一个从天上到人间的过程。与其基于单纯的政治理念，以过分理想化的视角来理解民主，不如放眼全球，基于各国的真实经验来考察民主转型的政治逻辑。这也是本书的写作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