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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希腊到18世纪的主流政治思潮，民主似乎从未占过上风。那么，民主大论战何时才发生重要转向呢？故事要从法国说起。18世纪的法国出现了一位名叫让—雅克·卢梭的重要哲学家。卢梭的名言是：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这是名著《社会契约论》的开篇语。在民主思想史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可算是一个里程碑，被视为人民主权学说的奠基之作。在他的理论框架中，统治应该基于公意（即公共意志）并服务于公益（即公共利益）。后人将卢梭的理论视为主权在民学说的滥觞。
而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卢梭的主权在民学说跟现代民主政体的理念与制度还有很大的差异。第一，卢梭较少讨论具体的制度。如果民主是基于公意并服务于公益的统治，那么具体制度应该怎么设计呢？比如，公意如何形成呢？如何确保统治能服务于公益呢？这些问题还需要更具操作性的说明。
第二，卢梭在整体观念上更倾向于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按照20世纪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及卡尔·波普尔的见解，这种观念倾向容易导致全能主义统治或极权主义政体。
如果是这样，这种基于不可分割的公意的统治，最后在实践上的结果往往是反自由和反民主的。后一种分析视角，恐怕是身处18世纪的卢梭作品阅读者始料未及的。
后来，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也受到了卢梭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大革命时期，法国还涌现出了像罗伯斯庇尔这样论述民主问题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但由于后来法国大革命的激进化和暴力化，罗伯斯庇尔等人的民主观遭到的质疑要远远多于它们得到的赞许。因此，法国大革命不仅没有给民主增加有利的筹码，反而给民主增添了新的包袱。这样，即使到了18世纪晚期，民主仍然没有改变被批评、被质疑和被嘲讽的命运。
终于，到19世纪30年代，人类民主思潮的新一缕曙光才出现在地平线上。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于1835年发表了《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该书的下卷发表于1840年），这被视为民主大论战的重要转向。托克维尔算得上思想史上一位标志性的人物，正是他开始大张旗鼓地为民主高唱赞歌。当然，如果认真阅读托克维尔的著作，大家会发现，他关于民主的观点其实相当复杂，决不是那么简单或绝对。但总的来说，托克维尔对民主持有极正面的评价。
从公元前5世纪到1835年，大约在2300年时间里，人类社会最有智慧的头脑对民主通常都没有特别的好感。所以，托克维尔这部作品的发表，标志着民主大论战中开始兴起一种新的思潮。正是在此之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观念才得到了稳步的成长，直至成为人类政治认知的主流思潮和全球性的意识形态。托克维尔在该书序言中说，人民生活中的各种事件都在促进民主。他甚至认为，无论是支持民主的力量还是反对民主的力量，最后的结果是，它们客观上都在促进民主的发展。他这样大胆断言：
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
以为一个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能被一代人的努力所阻止，岂非愚蠢！认为已经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退却，岂非异想！在民主已经成长得如此强大，而其敌对者已经变得如此软弱的今天，民主岂能止步不前！
托克维尔的这些文字，读起来几乎是一份“民主宣言书”。他大胆预言人类即将迎来自己的民主时代。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他首先介绍了美国民主治理的现状，包括美国的基层自治和乡镇精神、宪法、政府体制、政党运作等；然后探讨了美国民主得以维系的原因，强调了地理、法制和民情三者的重要性；最后还剖析了民主政体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重要而有益的影响。
这些粗略的介绍，或许会让人误以为托克维尔对民主政体有着一边倒的正面评价，其实并非如此。相反，他同时认为，民主完全可能导致负面的政治后果，而一个民主国家能否控制民主的弊端就变得很重要。对于“多数暴政”的概念，托克维尔更算得上是第一位系统的论述者。总体而言，他盛赞民主的同时，提醒人民要注意克服民主可能的风险。他还用心良苦地发出这样的呼吁：
在我们这一代，领导社会的人肩负的首要任务是：对民主加以引导；如有可能，重新唤起民主的宗教信仰；洁化民主的风尚；规制民主的行动；逐步以治世的科学取代民情的经验；以对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使民主的政策适合时间和地点，并根据环境和人事修正政策。
在托克维尔之后，民主才开始逐步获得政界和学界主流思潮的认同，其中的杰出人物包括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1863年，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这样说：
我们要在这里下定最大的决心，不让这些死者白白牺牲；我们要使共和国在上帝保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永世长存。
可见，林肯已大大不同于乔治·华盛顿这一代政治家，他不仅把美国体制视为民主政体，而且将这种民主政体视为人类优良政治秩序的典范。而当年美国的开国之父们几乎不会称颂民主，他们更多地主张共和政体，但林肯则公开赞美民主，呼吁捍卫美国的民主体制。这种明显的差异，预示着政治潮流已经发生实质性转向。
在托克维尔之后，从19世纪上半叶到20世纪中叶的一个多世纪中，民主的观念日益上升，民主的力量日益强大。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民主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了支配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甚至已经成为唯一具有充分合法性的政治统治形式。1951年出版的《紧张世界中的民主》（ Democracy in a World of Tensions ）一书认为：
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没有任何理论是作为反民主的理论提出。对反民主的行为或态度的指责经常是针对别人，实干的政治家和政治理论都一致强调他们所捍卫的制度和鼓吹的理论的民主性质。
自此，几乎所有人都开始号称自己是民主的支持者或是民主派的政治家，而给对手贴上了独裁或反民主的标签。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政治新现象。这一新潮流的背后是民主观念大转向的基本完成。
1992年，兼具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历史终结论”随之开始流行。在苏联体制和冷战体制的瓦解时刻，福山认为：
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换句话说，在此之前的种种政体具有严重的缺陷及不合理的特征从而导致其衰落，而自由民主制度却正如人们所证明的那样不存在这种根本性的内在矛盾。这并不是说当今美国、法国或瑞士等国家的稳定的民主体制已不存在不公正或严重的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则是因构建现代民主制度的两大基石——自由和平等的原理——尚未得到完全实现所造成的，并非原理本身的缺陷。或许当代有些国家能够实现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而且有些国家可能会倒退回其他更原始的统治方式，如神权政治或军人独裁，但我们却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
福山这部宣言式论著的出版，似乎标志着民主成为唯一合法政体选择的时代的到来。但福山显然是过于乐观了。
实际上，这场已经持续2500年的民主大论战并没有终结。如果现在打开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即FT中文网），输入“民主”进行标题检索，就可以读到不少讨论民主衰落的文章。比如，2016年8月24日的《英美民主政体遭遇危机》、8月18日的《全球民主大衰退》、7月20日的《特朗普崛起败坏民主声誉》、3月4日的《特朗普现象凸显民主的迷失》、2015年12月14日的《第四波民主化失败说明了什么》，等等。
如今，欧美其他主流媒体的版面上也充斥着许多关于民主的坏消息。比如，英国时政周刊《经济学人》2014年3月1日刊发的封面文章《民主出了什么问题以及如何修复它？》，美国学术期刊《民主杂志》2015年第一期举办的“民主衰退”专题讨论，影响都非常大。所有这些都表明，这场民主大论战并没有终结，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终结。
时至今日，人类社会似乎又在经历民主政体的艰难时世。如今，甚至连“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福山都撰文反思“为什么民主政体表现得如此之差”？这也抵消了不少原先人们对于全球民主革命的普遍乐观情绪。
确实，如今全球的民主治理正在遭遇挑战。美国的突出问题是2016年总统大选中左右撕裂的加剧和移民等问题上政治分歧的加大。一方面，这些现象说明美国贫富分化的问题正日益加剧。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美国基尼系数从0.3左右上升到0.4左右。有机构估算，美国基尼系数已高达0.41，要比很多欧洲国家高出了25%—30%。另一方面，这些现象还说明美国由于欧洲裔白人人口比重的下降，未来可能会面临国家身份认同的挑战。塞缪尔·亨廷顿早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一书，就提出美国可能会由于族群和宗教多样化程度提高而出现国家身份认同的危机。
欧洲现在面临的挑战是欧盟内部如何整合以及宗教、族群政治在欧洲的重新兴起。在这场危机中，难民和移民问题不过是冰山一角。一个可供参考的简单数据是，如今伦敦的新生男孩名字排第一的是穆罕默德，布鲁塞尔的情况同样如此。这一现象引发了对欧洲可能加速穆斯林化的担忧。那么，欧洲能否恰当回应族群与宗教亚文化多元主义兴起的挑战呢？面对主导族裔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宗教不宽容者”群体人口比例的上升，欧洲的民主治理将何去何从呢？
对发展中世界来说，它们在民主转型和民主治理上也面临不少难题。中东北非地区最近几年不仅面临着“阿拉伯之春”这场政治运动的挫败，而且还不得不面对恐怖主义崛起的严重威胁。对拉丁美洲来说，最近二三十年的经济数据并不理想。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拉丁美洲实现人均GDP翻番的国家很少，很多拉美大国过去25年的人均GDP总增长率不到50%。
此外，如今全球范围内还出现了强人政治复兴的浪潮。俄罗斯就是一个典型，普京是21世纪的新政治强人，他继续掌权看上去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这样，普京领导俄罗斯的时间可能会超过20年。过去被认为中东北非地区发展样板的国家——土耳其，如今在民主和世俗国家两个维度上都遭遇了挑战。在2016—2017年的可疑政变和修宪公投之后，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愈发展露出政治强人的姿态。如今，西方社会普遍担忧两个问题：第一，土耳其民主是否已经面临严重的衰退？第二，由于伊斯兰势力在政治上的强化，土耳其立宪主义国家与世俗国家的原则是否会被抛弃？
综合来看，对发展中世界来说，由于西方民主治理面临的挑战、非西方大国的崛起以及它们自身转型和治理方面的难题，如今很多国家更可能会失去方向感。这些国家究竟面临着怎样的政治经济发展前景？脚下的路又该怎么走？
我过去喜欢讲一个故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很多时候都要靠“尾灯效应”。就像你在大雾天开车，前面的路看不清楚，这种情形下最好前面有一个尾灯。如果前面有一辆车一直在以稳定的速度前进，你只要跟着人家的尾灯就可以了，这样既安全又省心。但是，如果突然发现前方的尾灯消失了，那你该怎么办？你可能会陷入恐慌。
过去，对发展中世界来说，发展战略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就是盯着发达国家的尾灯。在欧美第一波现代化国家起来以后，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基本上就是跟着欧美的尾灯发展起来的，后来像韩国这样的国家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最发达国家做什么，它们也做什么。它们不仅模仿最发达国家，而且力争在各方面做得更好。
但是，如果今天欧美国家本身遭遇了很多难题，发展中国家就容易失去方向感：到底应该跟谁学呢？应该学习何种模式呢？比如，很多非洲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一波大的民主化浪潮后，如今却又面临着方向的迷茫和战略的彷徨。非洲到底应该向何处去呢？如果尾灯效应不再灵验，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因此，不仅民主大论战并未终结，而且跟民主治理有关的各种新挑战会层出不穷。
很多人担心，在民主的艰难时世，关于民主的信念是否会变得日益脆弱呢？这里不妨分享一下英国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的民主观。众所周知，丘吉尔是英国前首相，是民主派的政治领导人。那么，丘吉尔如何看待民主呢？关于民主的弊端，丘吉尔曾经这样说：
反民主的最好论证，就是跟一位普通投票者进行五分钟的谈话。
丘吉尔想说的是，你只要跟普通选民讨论五分钟公共问题——比如英国经济该怎么发展？基础设施应如何改善？医疗体制和养老金需要怎样改革？英国应该如何恰当处置与欧洲的关系？英国是否要控制移民？——你就会知道，他们的认知是多么不靠谱。言下之意是，只要你了解普通选民的认知能力，你恐怕就不会成为民主的支持者了。这句话表达了丘吉尔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然而，丘吉尔还说过一句更著名的话：
没有人假装民主是完美的和全智的（all—wise），民主其实是最坏的政府形式——但要除了所有过去已经被尝试过的政府形式以外。
这句话有两个主张：一方面，是说民主并不完美；另一方面，是说在人类可以选择的政体范围内比较，民主还是最好的。实际上，丘吉尔的这一民主观常常被学界和媒体反复引用：民主并不完美，但民主是最不坏的统治形式。这佐证了丘吉尔仍然是民主政体的坚定支持者。或许丘吉尔真正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民主统治与精英治理之间寻求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