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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民主是个好东西”已成为很多人的共识。国内学界的这一说法，较早来自著名政治学者俞可平10年前出版的一本访谈录，访谈录的题目就叫《民主是个好东西》。
该书面世后广受欢迎，多次再版，引发了学界和媒体的热议。
事实上，“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说法更早出现在另一部作品中。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一书的序言中，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有这样的说法：他过去撰述《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因为他当时相信政治秩序是个好东西（a good thing）；他如今出版《第三波》，是因为他此时相信民主本身是个好东西。
亨廷顿的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出版于1968年。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我们知道，很多亚洲和非洲国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或1960年前后获得独立的。这些国家获得独立后，当时西方政治学界有一种颇为乐观的预期。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按照欧美模式来设计政治制度，那么它们就会建成一个自由民主的政体框架。这样，这些国家既能够享有自由民主，又可以实现政治稳定，同时还能实现善治和繁荣。但是，真实的故事却是，亚洲和非洲的很多新兴国家遇到了大量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大量国家遇到了民主运转上的困难，陷入了政治不稳定或政治冲突，甚至还走向了内战。比如，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从以民主方式独立建国到军事政变和内战只用了6年时间。
所以，对发展中世界的真实政治运作有了实际观察之后，亨廷顿发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跟西方政治学界的乐观预期完全不同。他认为，对这样的国家来说，首要的恐怕不是自由不自由、民主不民主的问题，而是能否实现“政治稳定”的问题。只有一个有效的政治秩序，才能给这些国家带来政治稳定。所以，1968年的亨廷顿这样说：“政治秩序是个好东西。”这也是他撰写《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的初衷。
然而，时隔23年后，到了亨廷顿出版《第三波》的1991年，他的观点却发生了重要转变。
他再次敏锐地观察到，发展中世界的政治正在出现某种不同以往的全新变化。简而言之，一场新的民主革命自1974年在南欧启动以来，正在快速波及全球。此时的亨廷顿认为，民主不仅会促进个人自由，而且还会促进国内稳定与国际和平。对发展中世界来说，如何面对这场全球民主革命才是一个真正重要的政治议题。所以，1991年的亨廷顿这样说：“民主本身是个好东西。”
那么，为什么亨廷顿20余年间会发生如此重大的观点转向呢？或者说，为什么他一开始认为“政治秩序是个好东西”，而后来他却认为民主的价值高过了其他事物呢？实际上，这里的问题涉及一场古老的政治论战。
民主究竟是不是个好东西？这场论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时代。公元前5世纪，在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古典民主达到了它的高峰，这种城邦民主延续了200年左右的时间。当然，雅典城邦时期的政治生活前后经历了很多复杂的变化。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记录了公元前431年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的一篇著名演讲。这篇演讲被后人视为赞颂雅典民主的名篇，也是我们今天赖以了解雅典城邦民主制度的重要文本。作为当时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伯里克利在演讲中说：
我们的宪法没有照搬任何毗邻城邦的法律，相反地，我们的宪法却成为其他城邦模仿的范例。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是因为城邦是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加以管理的。
我们看到，法律在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平等的公正；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所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他属于哪个阶级；任何人，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湮没无闻的。
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我们在日常生活也是如此。……我们在私人关系上是宽松自在的，但是作为公民，我们是遵守法律的。对当权者和法律的敬畏使我们如此。我们不但服从那些当权者，我们还遵守法律，尤其是遵守那些保护受伤害者的法律，不论这些法律是成文法，还是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
……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城邦是全希腊的学校。
在这篇演讲中，伯里克利为我们提供了雅典城邦民主的很多关键信息。比如，他强调了雅典城邦政治制度和宪法的首创性，认为雅典的政制不同于古希腊的其他城邦——包括另一著名城邦斯巴达；比如，他定义了民主，所谓民主是大多数人的统治而不是少数人的统治；比如，他自豪地提及雅典城邦的法治特征，坚信雅典的法律在解决争端方面能为每个人提供平等与正义——在全球文明史的同一时期，大概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能做到这一点；又比如，“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所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湮没无闻”——这段话是在强调雅典城邦的政治平等以及公共职位对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开放——这也堪称2500年前人类政治平等的奇迹。
再比如，伯里克利提及政治自由与私人关系的宽松自在并存时，他实际上已经区分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那个时代，雅典就做到了尊重公民在私人领域的自由。今天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似乎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公私领域区分的问题。对这些国家而言，如何保证每个公民在私人领域享有完整的自由和充分的自主，仍然是一个挑战。主张政治自由的同时，伯里克利还进一步强调：“我们不但服从那些当权者，我们还遵守法律。”由此看来，当时雅典城邦的公民一方面享有充分的政治自由，另一方面又懂得遵守法律和服从权威。
我在过去的一篇评论中这样说，一个自由社会的良好公民需要同时做到两点：一方面要懂得主张和捍卫自己应有的权利，另一方面要学会遵守经由合法程序制定的法律以及服从合法的权威。以泰国为例，过去每次大选结束以后，败选一方就会发动大规模的街头抗争。实际上，只要有几万人持续抗争，就足以让曼谷整个城市瘫痪掉。以雅典城邦的政治准则来看，这些败选者只知道自己拥有的权利，却不懂得尊重选举的结果以及服从选举所产生的合法政治权威。如果大家都不服输，民主政治的运作本身就会遇到大的问题。 [1]
在演讲的最后，伯里克利还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城邦是全希腊的学校。”这里引用的这段话尽管只有区区几百个字的篇幅，但却是关于雅典城邦民主的重要解释文本。当然，今天的古典学学者尚在争论，这样的演说究竟是那个时代的真实记录，还是修昔底德凭借自己的文学天才所做的人为创作呢？2000多年前的真相，今天恐怕已不得而知。但考虑到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71—前400年）身处的时代和伯里克利（公元前495—前429年）所处的时代有很大的重合，我们姑且相信伯里克利的演讲文本在主要方面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真实状况。
很多人读到这样的经典文本，自然会对当年雅典城邦的民主心生倾慕。如果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如今已成为很多人的共识，那么伯里克利算得上是这一观点的最早倡导者。看到2500年前的雅典就拥有这样高度文明的政治生活，再反省2500年以来人类在政治上经历的种种坎坷、苦难与悲剧，雅典城邦的民主生活怎能不令人神往呢？
实际上，雅典民主时代的成就也是巨大的。首先，在其鼎盛时期，雅典人的工商业活动遍及爱琴海周围和地中海的很多地方。不仅如此，他们还建立了大量的海外殖民地。后人将这个影响范围遍及整个爱琴海的共同体称为“雅典帝国”。当时，雅典所处的阿提卡半岛只有300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但雅典帝国的政治与商业势力所及地理范围则是其本土面积的上百倍之巨。今天，我们很难从伦理上去评价2000多年前雅典人的殖民行为，但他们有能力进行海外殖民，至少说明当时雅典在技术、商业和组织力量上已经超越了周围的文明。
其次，雅典城邦在哲学、科学与文学上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它造就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伟大哲学家。仅仅这“希腊三哲”，就足以让同时代的绝大多数文明难以望其项背。如今，我们仍然在阅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英美一流大学的政治哲学课程仍然以柏拉图作为开端。此外，亚里士多德还是那个时代一流的科学家，他也代表了雅典城邦在科学上所达到的高峰。在文学领域，三大喜剧诗人（克拉提诺斯、欧波利斯和阿里斯托芬都是雅典人）与三大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都曾在雅典生活）的作品，至今仍被后人诵读。
再次，雅典城邦的另一项杰出成就是让适龄男孩（公民）接受数年的学校教育。当时的雅典城邦提供面向男孩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又称通识教育。博雅教育的原义与自由（liberal）有关，此处的自由有两层含义：首先，它是自由人的教育，也就是一个人身为自由的公民而非奴隶应该接受的教育；其次，这种教育鼓励一个人从蒙昧状态中解脱出来，进而获得认识自然、社会与世界的这种自由。以今天的眼光来判断，这种博雅教育对维系雅典城邦的民主体制至关重要。2000多年前就推行普遍的博雅教育，同样是一项惊人的成就！
如果打开世界地图，你会发现，雅典及其周围的阿提卡地区是一个很不起眼的范围。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公元前5世纪，雅典城邦的人口规模大约只有25万—30万人，成年男性公民的数量不过3万—4万人。这大概只相当于今天中国东部地区半个县的人口规模。以这样的地理范围和人口规模，很难想象可以在另一种古典文明下实现这样的成就。有理由相信，这种文明成就的高度与雅典城邦的民主政体密不可分。
行文至此，几乎通篇都是对雅典城邦民主的褒奖，但雅典城邦的民主真的如此美妙吗？事实上，在雅典城邦的民主时代，多数最杰出的哲人都是民主政体的批评者。以今天的分析视角来看，这或许正是民主政体下的知识生态。因为在民主政体下，人们可以放心大胆地批评民主。但在非民主政体下——譬如在皇帝统治的时代，人们不仅无法公开批评皇帝制度，而且无法公开批评任何当朝的皇帝或君主。所以，民主政体下批评民主的言论更容易传播。尽管如此，必须承认，那个时代确实有相当之多的智者和哲人对雅典民主都没有好感。
一位著名的民主批评者是老寡头（Old Oligarch）。他是一位匿名作者，有人猜测可能是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所用的化名，但真相无从得知。关于雅典的民主政体，老寡头这样说：
就雅典的宪法而言，我反对他们选择这种形式的宪法。我的理由是这样的：因为选择这套宪法的同时，他们讨好了暴民，而不是那些值得尊敬的人；这正是我反对的原因。……雅典的穷人和贩夫走卒都认为，他们应该比贵族和富人拥有更多权力。
老寡头毫无顾忌地把一个社会划分为两个群体：一部分人是地位较高、富有学识、更有德行的上层阶级，还有一部分人则是与之相对的下层阶级。由于下层阶级在人数上占有优势，所以民主总是对下层阶级较为有利，或者干脆说民主就是下层阶级的统治。老寡头的文字直言不讳地把这些普通人称为“暴民”。这种观点当然会令平民主义平等派感到不悦，甚至愤怒。他接着说：
有些人或许认为，除了最能干、最优秀的人以外，不该让所有的人都在公民大会上发言，或出席500人会议。但在这儿，他们又允许最差劲的一群人开口发言，借此谋求自己最大的利益。
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仍然是，老寡头认为最好的政体应该让最优秀、最能干的人来统治，或许还应该加上最有德行这样的品质。让这样的人统治，一个城邦才可能是理想的城邦。老寡头告诫众人，民主政体其实就是“允许最差劲的一群人开口发言”，或者就是允许最差劲的一群人来统治。第二层意思则是，既然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有人预期这种统治应该服务于整个城邦的利益。但老寡头却说，尽管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但他们这多数人也不过是“借此谋求自己最大的利益”而已。由此，民主成了多数人谋求自身私利而非谋求整个城邦利益的一种制度。
举个例子，雅典城邦内的债务应该怎么处置呢？在当时的雅典城邦，贫穷的自由人以身抵债或签订以身抵债的债务契约是一种不算罕见的做法。有人呼吁，应该把穷人以身抵债的债务免除掉。按照今天的理解，以身抵债固然不合现代财产权的准则，但免除债务亦不合现代法律的规范。雅典城邦历史上的一场重要改革——公元前594年的梭伦改革，其重要措施就是免除自由人以身抵债的债务。
为什么免除此种债务会成为可能呢？简单地说，与富有的债权人相比，贫穷的债务人在人数上占有绝对的优势。政治家主张免除以身抵债的债务，可以讨好贫穷的多数人。当然，梭伦改革的背景是，当时雅典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冲突已相当严重，甚至产生了足以毁灭雅典城邦的危险。所以，梭伦改革的具体措施究竟是否妥当，此处无力详加评述。但在老寡头看来，这些所谓的改革不过是多数穷人为了谋取本阶级的利益。老寡头继续批评道：
我也听说了，有些人批评雅典人，有些时候，即使等上一整年，500人会议或公民大会也不能解决问题。
今天国内外媒体经常说的一个故事，是有些国家或地区早就提议要修筑高速铁路了，但讨论多年未果，难以形成各方都满意的决策，决策迟迟无法达成。有人把这一案例看成老寡头批评的某种类似情形。他的这段话，实际上是在批评雅典民主的效率和民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与老寡头相比，柏拉图当然是雅典民主更著名的批评者。由于柏拉图是古希腊最杰出的哲学家，所以他对民主的批评也广为人知。柏拉图的基本看法是，统治是一项专门的技艺。如同航海术、医术是专门的技艺，统治自然也不例外。而在整个城邦中，只有少数人能够掌握这种关乎统治的知识与技艺。柏拉图这样说：
由此可见，一个按照自然建立起来的国家，其所以整个国家被说成是有智慧的，乃是由于它的人数最少的那个部分和这个部分中的最小一部分，这些领导着和统治着它的人们所具有的知识。并且，如所知道的，唯有这种知识才配称为智慧，而能够具有这种知识的人按照自然规律总是最少数。
这段来自《理想国》的译文尽管略嫌晦涩，大意还是清楚的。国家应该建立起一种基于智慧的统治，但智慧是极少数人才能掌握的。在柏拉图看来，智慧罕见，唯少数人可拥有智慧。
在日常生活中，我有时会私底下请教工商界的投资者和管理者：“你觉得，可以理解行业趋势、能在战略上做出正确决策以及真正能有效领导公司的人，在你的组织或行业中是多数还是少数呢？”毫无疑问，绝大多数人都会回答：“少数。”在回答我问题的人看来，这一部分知识与技艺是不容易掌握的。柏拉图也抱有类似的观念，当然，他关注的是如何统治或治理一个城邦。
除了知识与智慧方面的缺憾，柏拉图还担心普通人的德行：
各种各样的欲望、快乐和苦恼都是在小孩、女人、奴隶和那些名义上叫做自由人的为数众多的下等人身上出现。
他认为，小孩、女性和奴隶都是缺少理性的，这些人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今天自然会反对柏拉图的这一性别观。事实上，如今国内外著名大学的很多院系，女生数量都已与男生数量旗鼓相当。
此外，即便是城邦中有公民身份的成年男性，柏拉图也认为多数人是缺少控制自己欲望、快乐和痛苦的能力的。所有这些人都无法让他们自己的生活走向理性化，无法让自己在人格品性上变得更有德行。既然城邦中真正有德行的人是少数，多数人在德行上是靠不住的，我们由此可以循着柏拉图的逻辑推论出，如果是多数人统治城邦，城邦在道德上是易于堕落的。在他看来，这不会是一种理想的统治秩序。当民主政体把权力交给这些在德行上靠不住的多数人时，城邦就更容易被败坏。柏拉图接着说：
靠理智和正确理念帮助，由人的思考指导着的简单而有分寸的欲望，则只能在少数人中见到，只能在那些天分最好且又受过最好教育的人中间见到。
自然，这是精英主义的观点。柏拉图认为，一个人只有具备高超的智慧，拥有健全的理性，同时又接受最好的教育，才可能控制自己的行为。这是柏拉图对于适合从事统治的杰出人物的设想。当然，现实当中是否真的如此，以及城邦中是否真的有这样完美的一流人物，则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达尔就对柏拉图的这种论调提出过尖锐批评。
简而言之，在古希腊，老寡头对雅典民主主要有三个批评：（1）民主是下等人的统治；（2）这种多数人的统治谋求的未必是公共利益，而不过是这多数人的私利；（3）民主的效率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值得怀疑。柏拉图对民主的批评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统治需要专门的智慧、知识与技艺，但这是多数人难以掌握的；另一方面，理想的政治秩序应该尽可能让有德行的人来统治，但多数人又缺少这种德行。借助老寡头的言论和柏拉图的著述，大家可以领略到古典时代的哲人对雅典民主政体的反思。
西方媒体上曾有这样一幅漫画，其底色上写着democracy，亦即“民主”；而后，有人用画笔将第二个c改为了z，这样democracy就变成了democrazy，这是demo（民众）与crazy（癫狂）的组合，亦即民众的癫狂，我们姑且将其译为“民狂”。这幅漫画正是要告诉现代人，尽管我们希冀的是“民主”，但最后得到的却是“民狂”。其中的隐喻是，民众的权力和欲望一旦启动起来之后，就难以实现基于理性的有效政治，最终会导致政治上的某种癫狂状态。这样一幅现代政治漫画，其精神跟柏拉图对古典民主的批评不谋而合。
[1] Christopher J.Anderson etal., Losers' Consent: Elections and Democratic Legitim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