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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民主似乎在全球范围内又迎来它的“艰难时世”。这种民主的“艰难时世”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西方国家民主政体面临着新的挑战，包括政府公债剧增、贫富分化加剧、族群宗教多样性提高以及政治领导力不足导致的诸种难题。比如，西方世界以外的新兴民主国家则面临着能否完成民主转型、能否实现民主巩固以及能否达成民主治理绩效的很多困难。再比如，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威权主义政体获得了复兴，这甚至使得很多原先信奉民主道路的落后国家开始将这种模式视为实现发展的替代性方案。
正是因为这些现象，目前国际学术界似乎对民主信心不足。关于民主治理绩效和民主未来前景的悲观论调，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流行。今年年初，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文·列维茨基和丹尼尔·吉布拉特出版了一部名为《民主如何灭亡？》的书。该书上市之后，竟然很快成了《纽约时报》畅销书。两位作者的基调是，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本身就意味着美国民主的危机。 [1] 而早在五年前的2013年，美国著名记者、评论家乔舒亚·科蓝兹克出版的《民主在退潮》，更是勾勒了全球范围内民主面临巨大压力，甚至已经遭遇衰退的政治景象。 [2] 实际上，作为一名专长于民主问题研究的学者，我就类似作品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
除了学术界，全球主流媒体讨论民主议题时同样情绪低落。从英国《经济学人》到《金融时报》，从美国《纽约时报》到《华盛顿邮报》，最近几年关于民主和民主化的坏消息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民主或许真的迎来了它的“艰难时世”。
然而，20多年前，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却是国际社会民主信心指数空前高涨的时期。这种民主信心指数的高涨得益于三个因素：一是西方世界当时不仅已经赢得冷战的胜利，而且以计算机、移动通讯和互联网为支柱的新经济搞得有声有色；二是第三波民主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歌猛进，并首次实现了“民主突破”（democratic breakthrough），即民主政体数量超越了非民主政体的数量；三是全球范围内的威权主义政体陷入颓势，它们看起来面临着巨大的合法性困境。
那样一个时期诞生了两部标志性作品。一部是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所著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
另一部是亨廷顿的著名学生、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著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这两部作品尽管主题不同，但都以不同方式记述、解释，甚至预见了自由民主政体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以当时的主流观点来看，民主化已然成了人类社会确定不移的政治趋势。
令人好奇的是，就在20多年间，很多人的民主信心指数就从高峰滑入到了低谷。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从20世纪90年代继续往前看，大约在此前20多年，即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由于很多新兴民主政体的挫败，由于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频繁发生军事政变，当时的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民主政体前景黯淡。更没有多少人会相信，民主化将是下一个时代的主要潮流。
如果我们继续沿着时间轴往前看，再往前推大约20年，即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由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在二战中的胜利，由于很多新兴独立国家纷纷模仿其欧洲宗主国建立自己的政体，当时的国际社会一度对全球民主事业的前景非常乐观。可以说，那就是一个民主的乐观主义时代。
由此可见，大概每20年到25年就构成一个民主信心指数的周期。人们对民主的信心犹如一个钟摆，总是在乐观与悲观之间来回摆动。或者，如同人们所熟悉的宏观经济周期，人们的民主信心指数大体上也呈现出这样“高涨—衰退—低谷—复苏”的周期性特征。
借助民主信心指数周期的视角，我们就更好理解，当我们在短期中考察民主问题时，很容易为一时一地的重大事件所左右，或者很容易为一时之间的乐观或悲观情绪所引导，而忽视民主问题背后更长期的结构因素、政治逻辑与历史经验。如果是过分乐观或悲观的情绪而非稳健的理性判断左右着我们对民主的认知，就容易导致我们对民主前景和世界格局的误判。
所以，能否基于一般的逻辑而非一时的情绪，能否基于历史的经验而非纯粹的学理，能否基于全球的视野而非个别的案例来理解民主与民主化问题，已经成为一种现实需要。这正是我撰写《民主的逻辑》一书的初衷。
本书既无意过分赞美民主，无意把民主视为一剂解决一切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万灵药；更无意贬损民主，无意把民主视为一种必然导向选人不当、低效治理，甚至多数暴政的坏制度。本书希望的是，能够基于学理逻辑和实证经验，对民主与民主化的各种关键议题进行客观、公允、中立的考察，把民主的好与坏、民主化的成功与失败、民主治理的高绩效与低绩效、民主前景的乐观展望与悲观预期都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对这些重大问题进行自己的理性思辨与独立判断。
具体来说，《民主的逻辑》涉及六个重要问题，分别是：从古到今思想史上的民主论战、现代民主如何起源、民主政体如何扩散到全球、民主盛衰原因论、如何理解民主政体的治理绩效，以及对人类未来民主前景的展望。作者的目标是，借助这部20余万字的作品，读者能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理解与民主有关的诸问题，进而形成一种更为清晰的民主观。这也是作者对每一位读者的最大期许。
最后，我还要简单但隆重地表达致谢。我过去的学术经历，主要跟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两所高校和北京、上海两座城市有关。在这两所高校和两座城市（当然不限于此），既有很多曾经教导我、勉励我的前辈与长者，又有很多跟我一起切磋学问、互相砥砺的学友与同行，还有期刊界、媒体与出版界很多相交已久、相知甚深的朋友们——包括推动本书撰写和出版的几位重要人士。碍于篇幅和种种原因，我无法一一列举其中数十位，甚至上百位我要感谢的人士。当然，我最重要的感谢还是要留给自己的家人。如果不是我夫人及两个女儿的激励，如果不是我父母和岳父母的全力支持，我就不可能完成这部作品。
是为序。
包刚升
2018年3月1日于新江湾城
[1] Steven Levitsky and Daniel Ziblatt， How Democracies Die (New York: Crown, 2018).
[2] J oshua Kurlantzick, Democracy in Retreat: The Revolt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Worldwide Decline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Press,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