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点说明

作为一本面向大众的古典文学注本，它的前言照例应该用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篇幅介绍作者，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篇幅介绍作品，其中思想性和艺术性三七分还是四六分均可，至于版本校勘一类的情况，我想三两行说完最好，超过五行就有些让人不好忍受了。但这一本我却不得不破例，因为作者和作品都为读者熟悉，即使变个法门，也不会有几个人爱看的。所以我想把篇幅让给别人谈得较少的内容，即此书的版本和校勘，希望尊贵的读者能耐着性子看上几行，也许会觉得有继续赏光的必要。

《陶庵梦忆》是近年最为热销的古籍之一，各种版本多到据说有四五十种。但遗憾的是，就我所见所知的这一部分（包括我自己做过的在内），它们直接或间接采用的底本都是一个，也就是最差的粤雅堂本。

其实《陶庵梦忆》的版本系统并不复杂。张岱《石匮书·艺文志》中所载《梦忆》二卷（此书本名《梦忆》，“陶庵”二字为乾隆时王文诰所加），应该是他的手订本，或即传说中的“凤嬉堂抄本”，但此本至今没有发现。现在为人熟知的只有两个系统的四种刻本：

一，《砚云甲编》一卷本。乾隆乙未（四十年，1775）据瓯山金忠淳藏本刻，题名《梦忆》，内无小题，仅四十三篇。（以下简称“砚云本”。）

二之一，乾隆甲寅（五十九年，1794）王文诰从王竹坡、姚春漪所得抄本刻成八卷本。始题书名为《陶庵梦忆》，共收一百二十三篇，每篇有小题，后有评语。（以下简称“乾隆本”。）

二之二，王见大本。乾隆甲寅版失，至道光壬午（二年，1822）王文诰又据甲寅本重刻为巾箱本，删去乾隆本“纯生氏”（即王文诰）评，因小序自署“王文诰见大”，故人称“王见大本”。（以下简称“道光本”。）

二之三，咸丰壬子（二年，1852）《粤雅堂丛书》八卷本。南海伍崇曜跋文称，此本亦据乾隆甲寅本重刻，删去“纯生氏”评及每卷所题“文诰编”字样。（以下简称“咸丰本”。）

先介绍一下八卷本系统三种刻本的情况：

据王文诰识语，“乾隆本”所据的底本并未分卷，是他自己“釐为八卷”的。至于八卷中各篇的位置顺序，王文诰只是略做了调整。第一卷开篇沿用了原本的《锺山》以示“尊君”，然后把《孔庙桧》和《孔林》下移到第二卷开篇以示“尊孔”，其余诸篇的前后顺序可以说和砚云本几乎一致，也就是说，乾隆本所用的稿本原来就是遵从着张岱“不次岁月”、“不分门类”所编，从而可以推想其稿本与张岱原本的一致性。但乾隆本中的各篇小题，则很可能非原稿所有。理由如下：据康熙刻本《西湖梦寻》，中有《包衙庄》篇，实即《梦忆》之《包涵所》；《小蓬莱》，即《梦忆》之《奔云石》；所附《西湖香市记》，即《梦忆》之《西湖香市》；附《岣嵝山房小记》，即《梦忆》之《岣嵝山房》；附《西湖七月半记》，即《梦忆》之《西湖七月半》；附《湖心亭小记》，即《梦忆》之《湖心亭观雪》；附《定香桥小记》，即《梦忆》之《不系园》。同一篇文章，《梦忆》的小题均与张岱在《梦寻》中所题有所不同，有的甚至根本不同，再加上“砚云本”也无小题，不妨可以揣测：此本之小题或为王文诰所加。王文诰做了这些工作之后，于每卷题上“文诰编”三字，也无不妥。

再看“道光本”。这个本子好像存世不多，周作人注意搜寻乡邦文献有年，可是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才觅得一个不全本，其中七、八两卷还是抄补的。我托朋友在京沪及江浙各大图书馆都咨询过，结果很失望：砚云本、乾隆本和咸丰本都有馆藏，就是没有这个“王见大本”。我把最后的希望寄于北京国家图书馆，但在借阅书目中也是查无踪迹，真是出乎意料。好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有马兴荣先生点校的《陶庵梦忆》与《西湖梦寻》合订本，用道光本出校三条，其中第三条较为重要。《梦忆》最后一篇《嫏嬛福地》有“呜呼陶庵张长公之圹”，道光本则改为“有明陶庵张长公之圹”，也就是说，乾隆时为避祸删去的“有明”二字，在道光时得到了恢复。除此之外，道光本主要是对乾隆本的错字做了些纠正。可以说，道光本就是乾隆本的刊正本，同出一人之手，气脉相承。

但“咸丰本”就不同了，虽然它也是据乾隆本重刻，但出于别人之手，不但心中没什么底数，动起手来更是无所顾惜。它倒也纠正了一些乾隆本的错字，但猛浪无知的删改更多。聊举数例：《齐景公墓花樽》一篇，乾隆本的“乾阳刘太公”，不知为什么被咸丰本改为“乾刘阳太公”，害人胡猜；另如《奔云石》中把黄汝亨书室“寓林”改作“武林”，自作聪明；《柳敬亭说书》乾隆本作“不辄言”，咸丰本改作“辄不言”，“不辄言”与“辄不言”语有轻重，改后柳麻子大不近人情；《砎园》“则閟而安，则水之”，删去“水之”二字，使一组四个排比句到最后竟不成语；《葑门荷荡》“鼓吹之胜以杂”，改“杂”为“集”，《冰山记》“噤龈”改为“噤断”，让人不知所云；《兖州阅武》之“借骗翻腾”改“骗”为“骑”，全不懂“骗马”之意。最不可思议者，《松化石》一篇竟改为不知为何物的“松花石”。咸丰本对乾隆本错字的纠正，多属字形之误，如“女宫”改“女官”，“周墨浓”改“周墨农”，以及“地嶽”改“地狱”之类，即便不改，读者也能看出，后来的校者也会改动，但胡乱删改的那些就只能误导读者，让人入迷途而难返。所以我认为咸丰本小功难抵大过，是诸本中最差的一个版本。不幸的是，就我所见过的《陶庵梦忆》诸本（包括俞平伯和台静农的标点本），不管它们是从哪里辗转而来，溯其原始，“底本”都是这个最差的咸丰本。（近日偶见有自称以乾隆本为底本者，可惜只是在咸丰本上做了一些改动，只能说是局部性参校。）

下面再谈一卷的“砚云本”。乾隆本篇目虽然是砚云本的三倍，但却比砚云本少了四篇和《锺山》一篇的最末一节（这些都应是为避祸故意删掉的）。我见到的最早把这“四篇一节”合入八卷本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夏咸淳、程维荣二先生校注的《陶庵梦忆》。我整理《梦忆》时采用的就是此本的文字，而且我能断定，眼下所有收入这四篇一节的《梦忆》版本，大抵和我一样是直接或间接抄录此本的。因为此本文字有一处笔误，就是《锺山》最末一节的“孝陵玉石二百八十二年”一句，这“玉石”二字在砚云本中本来是“玉食”。但这一处笔误，结果成了夏程本的标志性特征，可以说，坊间凡是作“玉石”的版本，都是抄录夏程本，而我还没发现有一种是不作“玉石”的。

但“砚云本”的价值并不止于多此四篇一节，还在于它的文字与乾隆本多有异同，而可喜的是，相比之下，砚云本往往明显胜出。所以虽然它仅有四十三篇，但它是四种版本中错误最少的，也是文字最接近张岱原作的。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用乾隆本作参校本的或有，用砚云本作参校的却没见过（仅马兴荣本用砚云本纠正了《孔庙桧》的一处年号）。

说到这里必须强调一下，我丝毫没有任何指责的意思。我年轻时读的俞平伯本，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买到的影印《美化文学集刊》本和马兴荣本，都是我的阅读老师，它们的底本都是“咸丰本”，但并不影响那个时代对读书界的积极影响。我深表遗憾的只是事经三十多年，花样翻新了几十种，用的底本竟然还是这个最差的“咸丰本”！《陶庵梦忆》是本神奇的书，好像怎么印怎么注都会有人买，甚至注成“天方夜谭”也能荣膺大名家的好评。既然如此，谁还要管它什么版本呢？

至于我自己，对《陶庵梦忆》的版本完全是个门外汉，只是在八年前才略有接触，摸索到还有个比通行本更好的“乾隆本”，并且因题页有“见大”白文印而误以为就是“王见大本”。三年后在年轻朋友侯体健先生的帮助下才见到“砚云本”，而且至今还与“道光本”无一面之缘。以这样的浅陋，也没什么资格来谈版本，所想做的，只是希望为大家喜爱的《陶庵梦忆》能少一些错字，让人读得更明白些，所以不得不强扯了那么一堆话，以求读者的理解。

于是根据掌握的版本情况，便以乾隆本为底本，用砚云本和咸丰本参校。《西湖梦寻》中有六篇采自《梦忆》，因此书曾经由张岱的几位朋友评校，且成书较晚，虽间有因避讳的改动和误字，但也有参校价值。除此之外，张岱本人的其他著作如《嫏嬛文集》、《石匮书》以及别人著作可校正本书的，也尽量采用。所见异同，在有把握的前提下择善而从，与现有的通行本相比，总计改易增删一百余字。且又难免“妄测”故习，对一些可疑字句虽然缺少佐证，却不肯藏拙而忍不住说出鄙见，如卷七《山艇子》中“不敢以竹二之”，疑为“不敢以竹竹之”，等等。但“妄改”则是不敢的，所以只在注释中说明，供读者参考，如此之类又有若干处。至于各个版本以及所引诸书的异同，除了一见即知的形近之误外，都在校记中列举无遗，博雅君子自可决定去取。

此外要说明的是，王文诰在三十年间两次刻印《陶庵梦忆》，分卷，加题，校订，可谓是张岱的功臣。他为《梦忆》诸篇后面所加的评语，虽然多是自说自话，但总不比现在人所做的更差。所以为了感念这位张岱的知音和功臣，这次保留了“纯生氏”的评语，我想大多数读者是会理解的，何况王文诰还是苏诗名刻《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的辑注者呢！

下面再简单谈一下注释。本书的注脚密度大一些，但绝不把“百度”搬家，也不对难点“装瞎”，努力的目标是让读者从这里找到别的注本中没有的解释。对别家注释有所采用和借鉴，必标其名，不敢厚颜掠美。但有的解释，我也未必苟同，出现较大差异也是可能的，如卷七《松化石》之“潇江”应是“清江”之误，卷八《过剑门》与“剑门关”毫无关系，诸如此类，很有一些。至于表示认同或斥为胡说，都由诸君自便，我是春雨秋霜，莫非菩提，只要赐下的批评我能领悟，下次有机会一定改正。在注释过程中，颇受王培军先生教益，是不可不提的。

《梦忆》除了那几篇骈体文之外，很少用典故，对于中等文化的读者，如果不求甚解的话，有没有注释也差不了太多。但如果认起真来，那种风俗散文也最让人头疼，就是读书多而且是绍兴人的周作人，也未必全能解释清楚，何况我辈。我在前一个注本中，凡涉及到地方山川方物的多有失误，比如《栖霞》的“摄山”，本来我是曾经爬过的，但却不知道这是山名，乱说了一通。多蒙南京的朋友武健先生指正，这次总能有机会改过，并顺便请他把与南京、扬州、镇江相关的诸篇一一订正。

另一位年轻的老朋友严晓星先生，杂览得无边际，只要看到谈《梦忆》和张岱的文章，就发给我。结果让我发现近年绍兴本地学者不仅从文献上研究张岱，更利用本地优势从乡土地理上考察张岱，从而使张岱及其作品立体化，所见虽然只是零星短文，其中却多真知灼见，非外乡人所能想到。所以最近听说有绍兴娄如松先生的《陶庵梦忆注笺校》出版，立刻买了下来。作者对《梦忆》中涉及的地名、景点乃至一木一石都亲自踏勘寻觅，实在让人感动和羡慕。此书的乡土特色和成果，对于解读《梦忆》有无可替代的功用，让我恍若置身其境，似乎回到三十多年前在秋雨中探访的卧龙山。这次注释《梦忆》，对这些绍兴学者的成果多有借鉴，这是不可不特别表示感谢的。

至于对《梦忆》和它的作者的介绍，张岱本人所写的《自序》和《自为墓志铭》已经足够了。如果硬要我说两句感想，那么对张岱其人，即便说他是“浊世佳公子，乱世大丈夫”也不算过分。至于《梦忆》，对张岱来说自然是寄托着故国之情的，但对我们就难免隔膜。正如读张岱认为绘于南渡之后的《清明上河图》，有谁能从中体味出张择端的故国之情呢？所以也没必要向这方面特意拔高《梦忆》，好像多谈几句《梦忆》的性灵、文采便辱没了它的“民族大义”。我还是老看法，《梦忆》中半数以上的文章是鼎革之前的旧作，有些只是在首尾略作了点染，便好像是忆旧之作了，但当时当境的特有情感是无法抹掉而张岱本人也不愿意抹掉的。《梦忆》现存一百二十七篇，时间跨度大，文章风格变化也大。周作人说，如果自己能写出其中的一两篇，就很满足了，这话虽然夸张，但也可见其艺术水平之高。这些凝聚了张岱半生心血的文章，怎么可能于颠簸流离、瓶粟屡罄的困境中，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井喷似地纷呈于世呢？张岱所说的“饥饿之余，好弄笔墨”，“遥思往事，忆即书之”这几句话可信而不可过信。他自己呕心沥血写出的文章，不会为迁就时间而随意更动，只要细心品读，诸篇的写作时代不难辨清。举个最简单易明的例子，弘光时阮大铖为马士英谋主，兴党祸，乱朝政，投降清兵，为敌先导，赵之龙则是城尚未破，先到户部查钱粮，封府库，然后上表迎降，以奉敌酋。在亲历这些变故之后，张岱如果还能写出《阮圆海戏》和《牛首山打猎》，岂不是太昏了？《梦忆》诸篇写作时间的判定，直接影响到张岱人格和作品的价值判断，绝非细事。但这只是我的一点儿拙见，与已经被评论家塑造好的张岱形象和《梦忆》主题颇多抵触，想来不会那么容易被接受的。

目录上标注了砚云本各篇的顺序，书末附上《〈陶庵梦忆〉诸篇事迹编年》，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至于标点、校勘和注释中的错误，亟望读者诸公多加指正，至盼至盼。

栾保群
2018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