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9年秋天，我和丈夫杰西决定要一个宝宝。那时我们都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助理教授。我们俩从大学三年级开始谈恋爱，到现在已经结婚快五年了。杰西即将获得终身教职，我的工作也进展得很顺利。眼看着，我马上就要迈入30岁的门槛了。

我们经常讨论要组建一个完整的家庭，这个问题对我们而言变得越来越紧迫。在10月的一个早晨，我们一起跑了次长跑并最终认为我们做好了要一个宝宝的准备，或者说，至少我们可能也不打算再准备什么了。虽然成功怀孕花了一点时间，但18个月后，我们的女儿佩内洛普降临人世。

因为大家一直在讨论关于“孕傻”的各种事情，我一直很担心怀孕会影响我的工作，担心因为晨吐而耽误数周（甚至数月）的工作。事实上，我很幸运地发现怀孕并没有给我的工作带来什么影响（当然养育宝宝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但真正出乎意料的事情是，我在怀孕过程中大量地使用了我作为经济学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这看起来似乎很奇怪，尽管有些场合我的名字前面会挂上“doctor”（这里指博士）的头衔，但实际上我并非医生（doctor），更别说是产科医生了。如果你用传统的观点来看待经济学，你可能会马上联想到本·伯南克制定了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政策，还可能会想到高盛集团的小伙伴们制造出来的金融衍生品，你绝对不会想到去找艾伦·格林斯潘咨询有关怀孕的建议！

但实际情况是：经济学的研究工具被证明在任何情况下对于评估信息质量都是非常有用的。经济学的核心决策原则可以适用于任何领域！放之四海而皆准，包括怀孕！

怀孕之后，我很快就发现关于怀孕的信息真是汗牛充栋，关于孕期的建议也不计其数，但这些信息和建议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信息的质量参差不齐，那些建议也常常自相矛盾，有时甚至让人大为光火。最后，为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和明智决策，我还是像研究经济学问题那样来解决我孕期所遇到的问题。

在芝加哥大学，我给一年级MBA（工商管理硕士）学生上微观经济学的入门课。我的学生会告诉你这门课的重点是要用微积分来折磨他们，而我有一个更崇高一点的目标——我想教他们学会决策。实际上，这就是微观经济学的本质：这是一门关于决策的科学——科学地思考，以便做出好的选择。

我努力教会这些MBA学生如何在商场上和生活中做出正确的决策，这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他们需要有关他们所做决策的所有信息——正确的数据。第二，他们需要以正确的方式来衡量决策中对他们个人的利弊所在（在课堂上，我们称为“成本”和“收益”）。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即使拿到相同的数据，在第二步权衡利弊时，也可能导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决策，因为可能每个人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的衡量。

当然，对于我的学生来说，他们关心的大多数实践都是与商业相关的。他们都想回答类似这样的问题：我应不应该买下这家公司？而我告诉他们应该从数据分析开始：这家公司现在能赚多少钱，你期待它将来能赚多少钱？这就是数据，是决策的信息部分。

一旦他们知道了这些数据和信息，他们就可以权衡其中的利弊。这也是他们有时会纠结于其中的地方。购买这家公司的好处当然是看好该公司将来能带来的利润，弊端就是你同时放弃了购买其他公司的选择权，或许那会是一家盈利更多的公司。最终，决策依赖于他们个人对这些利弊的权衡。他们必须想清楚他们还能拿这部分钱做什么其他事情。正确做出是否购买一家公司的决定需要慎重考虑很多其他选择，而这些选择的意义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

当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会花大量时间在购买公司上（说实话，我也不太确定我的学生会把微观经济学真正运用到科学决策购买公司上。我最近收到一个学生的邮件，他说他在我课上学到的东西是：如果喝啤酒不再给他带来享受时，他就应该戒酒。这应该是他在我的课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因为这是对沉没成本的一个很好的应用），但是好的决策的概念不仅仅局限在商业上。

如果你能内化经济学中的决策原则，你就会发现它无处不在。

当我和杰西决定要一个宝宝时，我说服他我们必须搬出现在住的这个没有电梯的三楼公寓，因为我没法将折叠式的婴儿推车抬上那么多级台阶。他同意我的要求，但前提是让我去选房。

在2月的时候，我开始着手在芝加哥找房子，为了看十五六家看起来一样的房子，我辛苦地在雪地中长途跋涉。当我终于找到一家稍微满意一点的房子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必须为花多少钱来买这栋房子做出决策。

正像我教给学生的一样，从数据开始做起：我们尝试算出这套房子的市场价是多少。这并非难事，这套房子最后一次出售是在2007年，我们找到了当时网站上列出的售价。我们还需要做的就是找出在过去的两年中房价变动了多少。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我们尤其清楚现在房地产行业处于危机中，谁都无法独善其身。我们知道房价已经下跌了，但是到底跌了多少呢？

如果我们想知道芝加哥房价的总体变化，可以通过凯斯-希勒房价指数来了解，但这是对整个城市的房价估量，而不是仅针对我们所选社区的房子所做的估量。那我们是否能做得更好呢？我发现了一个在线房屋资源的网站（Zillow.com），它用简单的图表来显示芝加哥不同社区的房价变化。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找到上一次房子出售时的价格，并计算出预期的价格变化，这样就能得出我们现在买房子该付的价钱了。

这些是可以让我们做出决策的数据。但这事还没完呢！为了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还需要做“权衡利弊”的工作。我们需要想一想，相对其他房子而言，我们有多喜欢这套房子？我们之前算出了这套房子的市场价，那么其他想买这套房子的人通常愿意出价多少呢？如果我们认为这套房子真的很特别，对我们来说非常完美、非常适合的话，我们可能愿意出比市场价更高的价钱，因为我们对这套房子的喜爱如此强烈，我们愿意出额外的价钱。

关于决策的第二步，并没有数据来告诉我们该如何做，这需要我们自己去思考。最后，我们认为这套房子和其他房子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不打算多花钱。于是我们给出了一个自认为合理的房屋价格，但我们没有买到这栋房子（也许卖家不满意我们报价合同中的附加条款，当然我们已无从得知了）。最终，我们买到了另外一套我们同样喜欢的房子。

这只是我们家的情况。几个月之后，我们的一个朋友喜欢上了一套特别的房子。他认为这套房子对他和家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选择，非常完美。考虑到这一点，他支付了比数据所建议的价格更多的钱。很容易看出这也是一个正确的决策，只要你采用了正确的决策程序，即经济学家的决策程序，那么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决策。

最后，正如我跟我的学生所讲，决策并非只有一种方式，只要用正确的方式进行决策就行。

因此，自然而然地，当我怀孕的时候，我就想借助类似的方法解决孕期的决策问题。比如说，做羊膜腔（经腹壁）穿刺术，我以为医生会从陈述利弊开始来概述不同的决策。她会告诉我：做这个手术的好处是你能够得知有关胎儿的很多信息，风险是有可能导致流产。她会给出我需要的数据。她会告诉我能够得到多少额外信息，也会确切地告诉我流产的风险。然后她就坐在一旁静观，我和杰西就会商量并做出对我们有利的决定。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孕期的医疗服务似乎是一个长长的规则清单。怀孕更像重新做一回小孩。经常会有人告诉你该干什么，并且要马上开始做，例如“你一天只能喝两杯咖啡”。我就会想为什么要这样——喝咖啡有什么害处吗？（我只知道好处——我爱喝咖啡！）有什么研究数据可以说明喝咖啡的风险吗？当然，任何场合都不会讨论到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就去做产前检查。“指导手册说只要你怀孕年龄超过35岁，就必须做羊膜腔穿刺术。”这是为什么？好吧，这些都是惯例。难道不同的人真的要有不同的规定吗？不，显然不是这样的（至少根据我的医生的说法是如此）。

怀孕似乎被看作一件千人一面的事情。我发现结合数据的同时考虑个人爱好这种我常用来决策的方式根本没用。这太让人沮丧了！更糟糕的是，我从书本上或者从朋友那里听来的建议跟我从医生那儿得到的完全不一样！

我怀孕后似乎进入了一个模棱两可的世界。就像我们找房子时，房地产经纪人声称没有孩子的人不会喜欢带有后院的房子，于是他就不会带我们去看任何带有后院的房子。更糟糕的是，即使告诉他我们非常喜欢带后院的房子，他还是会说：“不，你们不会喜欢的，这是惯例。”如果你的经纪人这样做，你可能会当场解雇他。我在怀孕的时候碰到的事情和这件事如出一辙。

当然，这种情况不是很普遍，也有一些事情需要我来做出决定。但实际上，这都是些很草率的决定。当医生让我考虑要不要做硬膜外麻醉时，我决定不做。一般人不会做出这种选择，于是我的医生这样跟我说：“好吧，不管怎样，你很有可能还是要用硬膜外麻醉。”看上去我似乎有决策权，但显然我并不是真的拥有。

我认为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妇产科——我们与医疗系统打交道的过程中，似乎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医疗系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病人有不同的喜好，而且病人的不同喜好可能对治疗中的决策起重要作用。有时，我在读杰罗姆·古伯曼和帕梅拉·哈特本写的《医生的思维：如何正确决策》（ Your Medical Mind ）这本书时，对书中很多关于人们在其他医疗情境下的故事深表认同，例如前列腺癌患者，在决定哪种治疗更适合他们时，患者应该起更重要的作用。

跟大多数健康的年轻女性一样，怀孕是我第一次跟医疗系统长期打交道。它使我越来越沮丧。这些规则让我有压力，因为我害怕如果我不听从他们建议的话会出什么意外。当然，我也无从得知自己的紧张程度。

我想找一名经过决策训练的医生，可惜医学院并没有在这方面下功夫，医学院更关注如何训练一名学生掌握成为医生的技术。当有人能够把孩子从你身体里取出来，你会像我一样高兴。因此这种情形下并没有留太多的时间给决策理论。

我很快就看清楚这个事实了，我必须想出自己的决策框架，必须想办法来自己做出决策。起码从原则上来说，这似乎并不是很困难。但当我真正去做的时候，我根本无法找到一种简单的方法去获得数据来进行决策。

我的问题其实相当简单。例如饮酒，我想到了一种方法去思考如何决策，在怀孕期间饮酒会降低孩子的智商（害处），但我喜欢偶尔享受一杯葡萄酒（好处）。事实上这里的好处所起的作用要小一些，如果有证据表明偶尔饮酒会对孩子的智商有任何影响的话，我会放弃饮酒。但是我需要数据来说话：偶尔饮酒真的会影响到孩子的智商吗？如果不会，那有什么理由不去喝一杯呢？

还有在产前检查中，“害处（弊）”似乎是流产的风险，“好处（利）”是能得到有关宝宝健康的信息。但是真正的流产风险是多少？这些检查又能提供多少其他检查所不能提供的信息呢？是更少的风险，还是更少的选择？

我所需要的数据并没有出现。我问我的医生有关饮酒的事，她说一周喝一两次酒“可能没有问题”。“可能没有问题”不是一个数字。那些书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倾向于提供模糊的保证（“产前检查是很安全的”）或者全面禁止（“不饮酒已经被证明是安全的做法”）。同样，还是都没有明确的数据。

我尝试一点点地追根溯源，阅读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给出的官方建议。有趣的是，这些建议经常跟我的医生所讲的不一样。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的建议似乎与现有医学文献同步，但是要比现有医学实践更前沿一点。同样，这些建议也没有提供明确的数据。

为了获得数据，我不得不寻根究底地查找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提出这些建议所使用的研究文献。这并不太困难。当考虑是否要做硬膜外麻醉时，我可以使用从随机试验（在科学上被认为是黄金标准的证据）获得的数据来算出风险和收益。

但有些情况就会更加复杂。像酒精、咖啡因和孕期体重的增加，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我都不同意官方的建议。现在我作为经济学家所接受的另一种训练就要派上用场了：解读数据的能力。

在几年前，我丈夫杰西写过一篇关于电视对儿童考试成绩的影响的论文。美国儿科协会（American Academey of Pediatrics）建议2岁以下的儿童不应该看电视。此建议是基于公共健康研究者提供的证据（也是这群研究人员为女性的孕期行为规则提供证据），这些研究者多次证明在2岁前经常看电视的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会更差。

这种研究经常会用类似“研究表明：《海绵宝宝》会伤害孩子”这样的标题登上《纽约时报》的科学板块。但杰西是一个有质疑精神的人，我们想在这样的案例中找出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并非易事。

想象一下，我告诉你有两个家庭。其中一个家庭的孩子每天看4小时电视，而另一个家庭的孩子根本不看电视。现在我想让你告诉我，你是否认为这两个家庭是相似的，可能你并不这样认为，那么你是对的。

一般来说，禁止孩子看电视的这类型父母更趋向于受教育程度更高、比较年长、看了更多的书等，所以儿童的学业表现差异真的是由于看电视造成的吗？还是由其他方面的差异造成的呢？

这就是相关和因果之间的区别。毫无疑问，看电视与考试成绩是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当你看到一个孩子经常看电视，通常情况下你就能预料到他们会在考试中得低分。但这并不是因果关系。

关于《海绵宝宝》会使你的孩子变笨的断言也是一个因果推断。如果你做了X，那么Y就会出现。如果你只是禁止孩子在家看《海绵宝宝》而不改变他们其他的生活习惯，那么他们在学校的表现还是会很差。但只是比较看了电视的孩子和没看电视的孩子，我们很难得出以上结论。

最后，杰西（和他的合著者马特）设计了一个很巧妙的实验。他们注意到电视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流行的，美国的某些地区比其他地区先有电视。他们找出在2岁前就居住在有电视的地区的孩子，跟那些其他方面都相似但是在2岁前没有接触过电视的孩子相比较。这些孩子的家庭条件都相似，唯一的不同是一个孩子在幼儿期有机会接触到电视机而另一个孩子没有。这就是你如何得出一个因果结论的方法。

他们发现电视其实对孩子的成绩没有一点影响！影响为零！这个结果是非常可信的，因为他们用一种统计学的方式来证明看电视和孩子的成绩之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所有关于公共健康的研究都说《海绵宝宝》有害，错了！《海绵宝宝》臭名昭彰的原因很有可能是让孩子长时间看电视的父母不负责任。这是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

我对电视的影响其实还是有些担心，因为我来自一个从不看电视的家庭，而我的丈夫杰西不是。有时候他以为我不会发现，但我就会抓到他和女儿佩内洛普在地下室依偎在一起享受《芝麻街》。当我抗议他们看电视时，杰西就会搬出那些证据，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怀孕就像《海绵宝宝》事件一样，要经受很多错误信息的误导，一两个没有说服力的研究很快就能成为惯例。有一次，我偶然发现了一个被广泛引用的研究，该研究表明，在怀孕期间轻度饮酒（可能一天一杯）会导致孩子有更多的攻击性行为。这项研究并不是随机分配的试验，他们只是比较了那些饮酒的女人和不饮酒的女人。但是当我深入了解后发现，那些饮酒过度的女人更有可能经常使用可卡因。

我们都知道可卡因对孩子有害，更不要说那些使用可卡因的妇女还经常有一些其他问题。所以我们真的可以得出轻度饮酒就有问题的结论吗？难道可卡因不更是问题所在（或者最起码有同等的可能性）吗？

一些研究会比其他研究更好一些，而我发现那些“好的”研究往往是可靠的研究，被研究的测试者中不会有吸食可卡因的群体。比起官方的那些所谓建议，这些研究展示出一幅更加与众不同的图景。

对于我来说，这些官方建议越来越像是要把孕妇逼疯，让我们不得不谨小慎微，忧虑我们吃的每一口饭，增加的每一磅体重。事实上，当我看到研究数据后，我处于一种更放松的状态——不时地喝一杯，喝大量的咖啡，随便你运不运动，这对胎儿都没有什么影响。经济学可能不会被认为是很棒的减压设备，但在这种情况下，它的研究工具真的很有用！

甚至比起那些实际建议，我认为数据能够带来更大的宽慰。有时候，我想知道早产儿的风险。我寻找相关数据和了解有关不同孕周的胎儿出生率（和胎儿存活率）的一些观点。我并不需要根据这些做什么决定，也没什么决定可做，但是知道这些数据能让我宽心。我曾以为我可以从我的医生和怀孕指南中得到有关孕期的数据，但结果证明我不能靠他们，只能靠自己。

我是需要知道数据、知道证据的那一类人，数据才是我真正需要的、能让我冷静的东西。如果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就会感到舒服和自信。怀孕期间采用这种方式对我是有用的。但我不敢保证这种方式对其他人也有用。

我的朋友们也怀孕了，并且是许多人同时怀孕。她们和我有着同样的问题与困惑。我能服一片安眠药吗？我能吃一个意大利三明治吗？（我真的很想吃一个！这会有什么副作用吗？）我的医生想安排我引产，我应该这样做吗？该怎么处理脐带血储存的问题呢？

有时，她们甚至还没怀孕就开始担心了。我跟一个朋友吃午饭，她在担心是否要等一年后再尝试怀孕，生育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会下降得有多快呢？

她们的医生跟我的医生一样，都会给个建议，有时那只是一个官方的说法而已，但是她们真的想做一个对她们本人有利的决定。在我女儿佩内洛普出生很久后，我重新拾起我的妇产科教科书和医学文献。这是我唯一能做的——我不是接生婆，（对于我来说，尤其是对婴儿来说）这是非常幸运的事情，但我能够给朋友们提供一些信息，搭建一个与她们的妇产科医生平等交流讨论的平台，帮助她们做出自己乐于接受的决定。

当我跟越来越多的女性交流时，我发现我给她们的信息非常有帮助，因为我给予的并不是一条具体的建议。做出一个好决定的关键是把你获取的信息、数据和你自己对“利弊”的权衡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虑。

在某些情况下，现有的规则是错误的。在其他情况下，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而是怎样做才对你和你的孩子最有利。我看了做硬膜外麻醉的数据，综合考虑我个人的“利弊”，决定不做这个手术了。我的朋友简妮看到相同的数据却决定做这个手术。还有，我感觉吃熟食肉类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我的大学舍友特里西亚看到那些相关数据就决定不再吃了。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决定。

所以这本书是为我的朋友们写的。这是一本关于怀孕数据的书——能够为女性提供在怀孕时做个人决策所需的数据，我会尽可能用一种清晰的方式，通过数据帮助她们了解整个妊娠期。也许医生会告诉你喝一杯葡萄酒是有好处的，但重要的是数据会告诉你原因。有数据告诉你流产的风险，吃哪种鱼会让你的孩子变聪明（以及哪些东西不能吃，因为那会让你的孩子变笨），有对体重增加、产前检查与产前筛查的衡量、卧床休息和引产、硬膜外麻醉和分娩计划的利弊权衡的信息。这本书将指引你找到自己掌控怀孕的过程以及更好地期待孩子降临人间的方法。

怀孕、生孩子（和养育孩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生中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经历之一，甚至没有“之一”。然而我们都没有太多机会去批判性地思考我们所做的决定。相反，我们都被要求毫无质疑地执行那些大部分都是模棱两可的建议。现在该是我们自己掌控的时候了：拿起一杯咖啡，如果你喜欢也可以是一杯葡萄酒，然后接着往下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