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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手记》（1864）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里程碑，是他步入创作巅峰时期的定鼎之作，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宣言式的中篇小说，也可以说，是他以后享誉世界的五部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总序。
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俄文版）称，这部小说构思于1862年末，成书于1864年。其实，作者早在鄂木斯克监狱（1850年1月—1854年1月）就已开始构思这部原名《忏悔录》的小说了。作者在他1859年10月9日写给他哥哥的信中就曾提到这部小说的最初构思：“我是在狱中的铺板上，在忧伤和自我瓦解的痛苦时刻思考它的。”“在这部小说中，我将放进我的整个带血的心。”并说，这部小说“将最终确立我的名声”。
这样一部作品，这样一部呕心沥血之作，其哲理之深刻，思想之深邃，剖析之深入精准，结构之奇特，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分。可是这部作品，长期以来，却受到人们的冷落，甚至诟病。
其因盖出于1934年高尔基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高尔基称《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是“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典型，社会堕落者的典型”；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这一人物是“带着一种为了个人的不幸与苦难，为了自己青年时代的迷恋而不知餍足地实行复仇的人的心情”。接着他又说：“人们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真理的探求者。如果他真的探求了的话——那么他是在人的野兽的、动物的本能里找到了真理，而且不是为着驳斥，而是为着辩护才找到了它。”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地下室人”是文学形象，“地下室人”的观点并不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也将自己的一些经历（如上学时的经历）和思想感情加诸他所塑造的这一人物身上，但他毕竟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艺术特色之一：把人物放在主体位置上与之对话，使小说具有许多独立的声音；作者在讲主人公的故事，使用的却完全是主人公自己的语言和概念。把“地下室人”的思想感情看成是作者的自况，并非自高尔基始，在他以前的“陀学”研究中也屡见不鲜。
其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不是“社会堕落者的典型”，而是当时多数俄国知识分子的典型。187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代序》的草稿中写道：“我引以自豪的是，我首先塑造了真正的俄罗斯大多数人，而且首先揭露了他们的丑恶和悲剧的一面。他们的悲剧就在于认识到自己的丑恶……只有我一个人描绘了地下室的悲剧，它表现为内心痛苦，自我惩罚，意识到美好的理想而又无法达到它，而主要是这些不幸的人深信，大家都这样，因此也就不值得改弦易辙了！”最后，他又说：“造成蛰居地下室的原因”在于“自暴自弃，不相信共同的准则。‘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
“地下室人”的恶，“地下室人”的卑劣，不是出于他的本性，而是因为那个万恶的社会。他的过错是同流合污，无法自拔。请看，“地下室人”最后痛心疾首地说：“他们不让我……我没法做一个……好人！”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心碎的哀号啊！
鲁迅说得好：“凡是人的灵魂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辉。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地下室人”贫穷孤独，蛰居在彼得堡的一间地下室里。他原本是个失意的穷官吏，历经坎坷，受尽屈辱，心中积淀了太多的怨和恨。他思想发达，洞察一切，愤世嫉俗。可是他又生性软弱，既无力改变世界，又无力改变自己。他向往“美与崇高”，可是又偏偏净做坏事。他想张扬个性，追求个性自由，可是他向往的只是随心所欲（“自由意愿”）和为所欲为。他认识到自己的卑劣，却又甘心堕落。他思想发达，却贬低理性，宁可做个丧失理智的狂人。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不仅不会变成一个心地歹毒的人，甚至也不会变成任何人：既成不了坏人，也成不了好人，既成不了小人，也成不了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臭虫。”他之所以被人目为“怪人”，“狂人”，就是因为他爱发牢骚，爱说怪话。“意识到的东西太多——也是一种病，一种真正的、彻头彻尾的病。”
诚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地下室人”就是俄国的哈姆雷特。不过这哈姆雷特不是丹麦王子，不是俄国的地主或贵族，而是一名俄国的穷官吏或平民知识分子，是一只“具有强烈意识的地下室耗子”，是“非英雄”（$1）。
但是，这种人并不是当时俄国的个别现象，而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是至今还健在的那一代人的代表”。
俄国“陀学”界则称他是俄国“多余人”的当代变种。
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的人”都有一种精神美，思想进步，行为高尚（虽然不乏骄横恣肆），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却道德败坏，行为卑劣。“多余人”言行脱节，无所事事，“地下室人”则秽行不断，眠花宿柳，宿妓嫖娼。他满口“美与崇高”，可是却反其道而行之。《地下室手记》实际上就是新时代的《多余人自白》。“地下室人”曾这样说到他自己：“一个思想发达的正派人，如果没有对自己的无限严格的要求，不是有时候蔑视自己达到憎恶的程度，那这个人就不可能有虚荣心。……我是一个病态的思想发达的人，一如当代思想发达的人常有的情形那样。”这是一个敢于把自己叫作蛆的伟大的蛆。
有一位俄罗斯的权威学者说：“《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露角的作品之一，嗣后，他再也没有如此露骨、如此直言不讳地披露过自己内心深处的隐秘。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批判社会主义，第一次公开宣扬以自我为中心的非道德的个人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传》，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这话未免有危言耸听之嫌。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说，世界是复杂的，并不像二二得四那样简单，因此，某些人“仅仅根据科学和理性的原则”拟定的“幸福体系”，只是空想，是实现不了的。人也是复杂的，不是单凭教育就能改造好的，因为人有个性，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每个人的行为都受自己的“自由意愿”支配，有时还有逆反心理，明知不好，对自己不利，却故意为之，以此显示自己的独立存在。
最后，在《地下室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突出地运用了音乐中的“对位法”，即表现人们复杂心理感受的“复调音乐”或“复调小说”：用不同的方式，通过不同的人物，有时运用内心独白，表现同一主题的多声部，彼此既一致而又不一致。妓女丽莎的痛苦心理与小说主人公因横遭人们凌辱而产生的愤世嫉俗是一致的，但他的自尊心又使他由怨生恨，变得凶狠起来，又与丽莎的觉醒不一致。人心就像大海一样，奔腾澎湃而又深不可测。
人心的深，人心的苦，人心的无奈与悲剧，人人都有切身体会，但又难以言说。
2012年3月19日
于北大承泽园
手记的作者与《手记》本身当然都是虚构的。然而考虑到我们的社会赖以形成的环境，像作者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社会中不仅可能存在，而且还一定存在。我想比一般更为清楚地将不久前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人物公之于众。他是至今还健在的那一代人的代表之一。在冠以《地下室》这一片断中，这人将介绍他自己和他的观点，又似乎想要说明他之所以出现以及必然出现在我们中间的原因。下一个片断才是这人的真正《手记》，记叙他生平中的几件事。
——作者原注
我是一个有病的人……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人。我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我想我的肝脏有病。但是我对自己的病一窍不通，甚至不清楚我到底患有什么病。我不去看病，也从来没有看过病，虽然我很尊重医学和医生。再说，我极其迷信；唔，居然迷信到还能尊重医学。（我受过足够的教育，决不至于迷信，但是我还是迷信。）不，您哪，我不想去看病是出于恶意。您大概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可是我明白。当然，我向你们说不清楚我这种恶意给谁添堵；我非常清楚，我不去找医生看病，决不会对他们造成丝毫危害；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这样做只会有损于自己的健康，而损害不到任何人。但是我之所以不去看病，毕竟是出于恶意。肝疼，那就让它疼好了，让它疼得更厉害些吧！
我很早以前就这样生活了——大概二十年了。现在我四十岁。我以前在官署供职，可是现在已挂冠归隐。我曾是个心怀歹毒的官吏。我待人粗暴，并引以为乐。要知道，我是不接受贿赂的，其实应当受贿来犒赏一下自己。（蹩脚的俏皮话，但是我偏不把它删除。我之所以写它，是因为我想这话一定很俏皮；可现在我自己也看出，我不过可憎可厌地想借此炫耀一番而已——我故意不把它删除！）当有人来找我办证，走到我坐的办公桌前——我对他们恨得咬牙切齿，如果我能让什么人感到难过，我简直感到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我几乎永远都能做到这点。这些人大部分是些胆小怕事的人：当然，因为他们有事求我。但是也有一些自命不凡的人，其中，我尤其受不了一个军官。他怎么也不肯低声下气，而是令人极其反感地把马刀弄得山响。为了这马刀我跟他足足斗了一年半。我终于制服了他。他的马刀不再响了。不过，这是发生在我年轻时候的事。但是，诸位，你们可知道我最生气的是什么吗？最让我生气，最让我恶心的事就是，甚至我最恼火的时候，我心中还时时刻刻可耻地意识到，我不仅不是个心怀歹毒的人，甚至也不是个怀恨在心的人，我只会徒然地吓唬麻雀，聊以自娱。当我气得唾沫横飞的时候，你们只要给我拿来个洋娃娃，给我来杯糖茶，说不定我的气就消了。甚至会打心眼里感动，尽管以后我大概会对自己恨得咬牙切齿，羞得好几个月睡不着觉。我就是这脾气。
我方才说我是一个心怀歹毒的官吏，这是冤枉我自己了。因为我心中有气。我不过是存心胡来，拿那些有事来求我的人和那个军官开开心，其实我从来也不会变成一个心怀歹毒的人。我时时刻刻意识到，在我心中有许许多多与此截然相反的因素。我感到这些相反的因素在我心中不断蠢动。我知道，这些相反的因素一辈子都在我心中蠢动，想要显露出来，但是我不让，不让它们出来，偏不让它们显露出来。它们折磨我，使我感到羞愧；把我弄得跟抽风似的——终于把我弄得烦透了，烦死了！诸位，你们是否觉得，我现在似乎是在向你们忏悔，在请求你们宽恕呢？……我相信，你们肯定是这样想的……然而，我要告诉你们，即使你们这样想，我也无所谓……
我不仅不会变成一个心怀歹毒的人，甚至也不会变成任何人：既成不了坏人，也成不了好人，既成不了小人，也成不了君子，既成不了英雄，也成不了臭虫。现在，我就在自己的这个栖身之地了此残生，愤恨而又枉然地自我解嘲：聪明人绝不会一本正经地成为什么东西，只有傻瓜才会成为这个那个的。是的，您哪，十九世纪的聪明人应该而且在道义上必须成为一个多半是无性格的人；有性格的人，活动家——多半是智力有限的人。这是我积四十年之经验形成的信念。我现在四十岁了，要知道，四十岁——这是整个一生；要知道，这已经是风烛残年，超过四十岁还活下去就不像样子了，就卑鄙了，不道德了！谁能活过四十岁？——您说真话，老实回答！我告诉你们谁能活过四十岁：傻瓜和坏蛋。我要把这一点当面告诉所有的老人，告诉所有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告诉所有那些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的老人！我要当面把这点告诉全世界！我有资格这样做，因为我自己会活到六十岁。活到七十岁！活到八十岁！……且慢！先让我喘口气……
诸位，你们大概以为我想逗你们发笑？这就错啦。我绝不是像你们以为的那样，或者像你们可能以为的那样是个非常快活的人；不过，假如你们被我的这套胡扯激起了兴趣（而我已经感到你们被激起了兴趣），想问我：我究竟是何许人？——那我可以回答你们：我是一名八品文官。我之所以在官署供职，纯粹是为了混口饭吃（但也仅仅是为此），当去年我的一房远亲立下遗嘱给了我六千卢布之后，我就立刻申请退职，蛰居在自己的角落，做起了寓公。以前我就住在这角落，现在则定居在这角落。我的房间很坏，很糟糕，在城边。我的女仆是个农村来的老娘们，又老又凶又蠢，而且她身上还常常发出一股臭味。有人对我说，彼得堡的气候对我的身体有害，以我这点微薄的资产住在彼得堡就显得太昂贵了。这一切我都知道，比所有那些富有经验而又聪明绝顶的谋士和点头示意派知道得更清楚。但是我还是留在彼得堡；我绝不离开彼得堡！我之所以不离开……唉！我离开不离开，还不完全一样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个正派人最爱谈什么呢？
回答：谈自己。
那我也来谈谈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