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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鸣九
《背德者》与《窄门》，往往被人当作纪德文学创作中两部相对称的作品，其原因在于，两部作品各自的主人公在道德问题上体现了不同的对称的倾向，在前一部作品里，主人公为了追求官能的享受而背弃道德，后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则为了保持完美纯洁的德行而坚拒尘世的欢乐与人间的幸福。这不仅仅是对称而已，简直就是对立，各走一端，由此，人们又把这两部作品作为纪德思想中尖锐而深刻的矛盾的明证。
纪德的确是一个极为矛盾、极为复杂的作家，他身上的矛盾表现在很多问题上，甚至有时达到了二元对立与分裂的程度。对这个问题，我相信以后将有机会提供出另外的例证并专门加以论述。在丛书的这一集中，我们把这两部作品选编在一起，倒不是由于它们在表面上的某种对称或对立，而恰巧是着眼于它们的共同点：它们同为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病态人性的描绘与剖析，它们同样体现了批评的意图与醒世的目的。
《背德者》在纪德的作品中比《窄门》占更重要的地位，它既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人性沉沦的一份形象的资料，也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精神文明危机的一份真实的记录，它还确凿无疑地反映了纪德本人思想中的深刻矛盾。
在这里，主人公的沉沦并不是一种简单化的堕落，它混杂着复杂的矛盾与哲理的内涵，甚至还具有某种合理的因素，它最初是以正常人性的发现与复归作为其起点的。
小说中的米歇尔，曾经表述了这样一种关于人的认识：世上本来存在着“真正的人”，他保持着自然的形态与原始的力量，而宗教却弃绝他，书籍、教育、文明也力图取消他，竭力要以其积淀在他身上糊上厚厚的文明的涂层，使他丧失了本来的面貌，使他的血肉之躯完全覆盖在如同脂粉一样的涂层之下。这种认识对米歇尔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反思与苏醒，因为，他一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就不断地被涂上一层层文明的“脂粉”。首先，他母亲给了他加尔文派严肃的宗教教育，向他灌输了种种信仰原则的同时，也把古板严肃的作风传给了他；而后，从十五岁起，他被父亲带领走进了故纸堆，在各种古文字、死文字中度过了青年时代，直到廿五岁，“几乎只跟废墟与书籍打交道”。在他这种没有真正的实际生活内容，因而既不懂得生活，也不会生活的灰色生活中，他也成了一个灰色的没有生趣的人，甚至人正常的机能也在这种厚厚的涂层中快完全萎缩了，他的身体衰弱到了弱不禁风的地步。于是，自然而然，他婚后很快就大病一场，险些丧命。不过，这倒成为一个转变的契机。为了与死亡斗争，他被迫改变了生活方式，他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沐浴阳光，呼吸新鲜空气，锻炼身体。这样，他又恢复了生机与健康，成为一个强壮的人，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有了上述的反思，并下决心要“抖掉身上的涂层”。
事情发展到这里，是完全合理而正常的，米歇尔在仰望蓝天、谛听流水、承受清风、呼吸花香的生活中恢复活力的愉悦，不正像贝多芬第六交响乐第一乐章所描写的，过惯枯涩生活的人一投身于田园美景之中，就胸襟舒畅、精神亢奋、意荡神驰、步履轻快的愉悦一般？毫无疑问，读者也随着感到了一种愉悦，正如听田园交响乐第一乐章时的感受一样，而且，小说中米歇尔这一生的转机，还蕴含着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的哲理。
早在两个世纪之前，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伟大思想家卢梭，就曾热情地歌颂了人的自然状态与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指出了阶级社会中的文明与人本性的对立。在卢梭看来，原始的人由于生活在大自然之中，享受着大自然，也经受着大自然的磨炼与考验，都有健康的机能、强壮的体质、敏捷的行动、勇敢的精神以及多方面的身体技能，随着人类社会阶级文明的发展与人所受到的各种文明规范的束缚的增加，自然人就随之而蜕化，“人在变为生活于社会的人和奴隶的时候，就成为懦弱的、胆小的、自卑的人，他的温柔软弱的生活方式使其体力与勇气同时衰颓了”（卢梭：《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而安逸则还使得人“更加显著变坏”（同上）。对此，卢梭认为：“我们要是保持自然对于我们所规定的那种简单的、一律的和孤独的生活方式，我们就几乎可以把那些不幸全都避免了。”于是，回到自然中去就成为卢梭哲学体系中的一条有力的纲领，他著名的教育哲理小说《爱弥儿》，就贯穿了这一主体思想。在这里，他致力于提出使文明社会的人尽可能接近自然、返璞归真、医治“文明病”的一整套方案。尽管卢梭对人类文明社会与人类文明正反不分、良莠不辨，因而其批判流于笼统，过于偏激，但他哲理中那种厌弃统治者、安闲者、高贵者束缚人、奴役人的文明规范的愤慨精神却无疑是战斗的、有革命性的，他把纯朴者劳动者与高贵者闲适者、把“庄稼人的粗布衣服”与“廷臣的锦绣衣袍”加以对照与对比的立场，他认为在“粗布衣服”之下才能“发现有力的身躯”的美学理想，无疑是激进的、有民主主义性质的，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一种高亢的格调，它像一股强劲的风激荡着它以后的时代思潮，不断地引起回响与“变奏”。十八世纪末，那部轰动一时的小说《保尔和薇吉妮》，固然就诗意盎然地表现了卢梭这种博大的回到大自然中去、返璞归真的哲理，即使到了十九世纪，司汤达、梅里美这类作家在自己某些著名作品如《意大利遗事》《卡尔曼》《高龙巴》里，不也吸收了卢梭学说的营养而派生出对苍白无力的资产阶级个性的厌弃与对粗野不驯的性格、强烈狂暴的行为、原始强悍的力量以及蛮荒的风土人情中一切较少被资产阶级文明沾染的东西的追求？
我暂时不在本文里谈论纪德的《地粮》与十八世纪这一启蒙思想传统的关系，纪德的这部有代表性的名著早于《背德者》四年，于1897年出版，在廿世纪初一个时期内，像一股清新的风吹拂着一代知识分子，我们将来还会有机会专门谈到它。在这里，我只想指出，《背德者》里米歇尔的复生就体现出了卢梭主义的余绪，他仿效袒胸露臂的农民赤着身子晒太阳，他投身于清凉的泉水之中，他躺在草地上舒展自己，他夜晚打开窗户睡觉呼吸新鲜空气，所有这些生活方式与情趣，都使我们很容易想起卢梭的《爱弥儿》中爱弥儿所接受的“回到大自然中去”的教育；他觉醒后的反思中所说的那个“古老的人”，即宗教与书籍所要取消的那个“人”，就是卢梭主义中的“自然的人”“原本的人”；他所说的当代社会中的人身上，既有遮盖了真形的覆盖层，也有覆盖层下“真正的人”，脂粉下的真皮鲜肉，与卢梭所说的“人的现今性质中”有“本原的”与“人为的”两种成分是一个意思；他要摈拒宗教与祈祷，下决心靠自己的力量来救自己已入膏肓的病体，其实就是对传统的基督徒文明的拒绝，而转向期待人的自然生机；他要抖掉自己身上的覆盖层、脂粉层而露出自己的真皮鲜肉，则简直就是对卢梭的回到大自然中去、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这一号召的响应了。果然，他不久就对资产阶级社会中那些迎来送往、繁文缛节，对沙龙里的聚会、交谈、趣味，产生了一种卢梭式的激烈的反感，甚至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他也注入了自己这种新的思想汁液，他赞美与宣扬古代民族古朴的伦理、“缺乏文化的愚昧状态”、原始的野性的倾向，批评“发展到绝顶的拉丁文明”如何凝固僵化、“阻止思想同大自然的任何珠联璧合的接触，以表面的持久的生机掩盖生命力的衰退，形成一个模式，思想禁锢在里面就要松弛，很快萎缩，以致衰竭”。所有这些，显然不乏卢梭主义的气息。
然而，正如伟大与渺小往往只有一步之差一样，正确与谬误亦常近在咫尺，紧随着米歇尔人性觉醒与人性复归而来的，正是米歇尔人性的沉沦。他恢复了健康，却开始追求官能的享乐，不久，就产生了一种恶癖——同性恋，并且不能自拔，他放荡无行，缺德自私，使贤淑温良的妻子玛丝琳郁悒成疾，又得不到必要的照顾，最后凄然逝去。在米歇尔的这个故事里，邪恶的癖好同性恋与作为人的缺德自私，构成了他人性沉沦的两个主要内容。他本来获得了卢梭主义的活力，但很快就走向卢梭主义的反面。
虽然这部小说涉及了同性恋这个令人厌恶的恶癖，但由于它描写的隐晦程度比《红楼梦》“嗔顽童茗烟闹书房”一回中的描写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具体的描写，这就使这部小说不失为一部可读的书，无碍于风化的书。而且，他向我们提供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性沉沦的一个例证，即使我们不说它是人性堕落的例证的话。
的确，这是一种违反人性的病态的习癖，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人性沉沦的表现，虽然西方世界的同性恋者公开地力图证明这种癖好是自然的，要为它争取合法的地位，但仅就它已成为廿世纪可怕的瘟疫艾滋病广为传播的温床一事而言，就可看出它的危害性了。使人感到惊奇的是，这种恶癖在现代化文明高度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发展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即使是在文学艺术领域里，感染了此种恶癖的亦不乏其人。而且，它还早已出现于一些最严肃的作家的笔端，甚至像尤瑟纳尔这样的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兼杰出的人文学者亦不例外。如在《阿列克西或一场无效战斗的条约》中，一个已结婚多年的男子，终因其反常的同性恋心理而抛弃了自己温良的妻子，离家出走，与《背德者》中的米歇尔颇为相似；在《一弹解千愁》中，埃里克为什么对索菲这个美丽而热情的少女如此冷漠、如此残酷，而对她的哥哥孔拉却一片深情，这里面也被作者安置了同性恋的蛛丝马迹。文学映照社会现实，文学现象是社会现象的反映，同性恋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与文学内容，正标志着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危机，也暴露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腐朽的一面。
当然，这种恶癖并不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它早已产生于古代奴隶主的荒淫无度之中，也曾产生于封建时代地主阶级的骄奢淫逸之中，而且，不分外国与中国，也不分西方与东方，这一点通过历代文学的描写是不难看到的。法国当代文学中的经典名著之一，尤瑟纳尔的杰作《阿德里安回忆录》中，那个雄才大略而又兼具文采风骚的古代罗马皇帝阿德里安就有此癖；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巨著《红楼梦》里，封建阶级的公子哥儿贾宝玉也染有此好。可见，这种毛病是富贵思淫欲的腐败生活的产物，是富贵者的人性病态，它更为普遍地产生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生活优裕的资产者的环境里，也就是必然的了，这正如娼妓与卖淫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比在任何其他时代更为商品化、公开化、合法化，因而也更为普遍存在一样。在《背德者》中，米歇尔就是不止一次用钱为手段来换取这种邪恶的享乐的，而且，他所损害的对象，往往是出身贫贱而不得不受人指使的纯洁的少年。他的行径与资产者仗其权势玷污良家妇女或用其金钱嫖娼妓的性质没有本质的不同。
米歇尔人性沉沦的另一主要的表现，是他的背德。道德问题是一个具有很大的相对性的范畴，对于道德问题理应做具体的分析，在道德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社会阶级的伦理规范，特别是适应统治阶级需要的规范，当然不能把这些规范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不能把违反者视为大逆不道，相反，在阶级社会中，一些杰出的人物，一些敢于向统治阶级、权贵者、卫道士挑战的人物，敢于戳穿虚伪的规范、敢于蔑视不合理的习俗的人物，倒是常被斥为离经叛道、天理难容。米歇尔可不属于这个光荣的行列，他并不反对那个社会的制度法规，他也并不愤世嫉俗，与自己的阶级为敌，他无损于上流社会、统治阶级分毫，他所损害的是自己那个温柔善良的妻子，他所触犯的不是本阶级本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伦理规范，如果他真能那样做，那对他倒是件好事，可以把他提升到文学中常见的那些叛逆性反抗性的人物的行列中。可惜的是，他所违反的是一种范围更大、适用于更广泛的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准则，即人道的准则。他以自己的冷酷、欺骗、背叛与自私，把自己那个可怜的妻子折磨得日见衰弱，最后，还硬拖着已患重病的她，在明显有害于她健康的地区里旅行，终使她一病不起。他的行径中有着极端的个人主义，可怕的利己主义，他是一个违反了人的准则、人的道义与人的责任的缺德的人，一个在人的意义上的背德者。
值得注意的是，纪德对这个人物的态度。“我在本书中投进了全部热情、全部泪水与全部心血”，纪德在小说的前言中这样承认。他还坦率地指出：“读者的义愤会从米歇尔那里转到我的身上，只要稍有可能，人们还会把我同他混为一谈。”这些话都事出有因，因为，虽然不能把米歇尔与纪德本人混为一谈，但米歇尔身上的确有着纪德的影子。纪德本人如米歇尔那样，自幼也受过严格的宗教教育，早年也身体孱弱，他二十六岁时与自己的表姐玛德莱娜结婚，婚后也曾到北非等地做蜜月旅行，婚后生活也很不协调，同样，他自己的同性恋恶癖也成了他妻子不幸的根源。正因为纪德把自己某些血肉赋予了米歇尔，所以他对这个人物难免不有几分温情，他主观上想对这个背德者采取中立的态度，避免对他进行判决，把他“一棍子打死”，他还通过米歇尔的朋友之口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们是设法发挥这种人的聪明才智还是轻易地拒绝让他们享有公民权利呢？”“他应当有一个位子”，纪德的这种态度显然是维护性的，不过，他只是把米歇尔当作一个应有其生存的权利的人来加以维护，还不是把他当作一个道德人来加以维护。事实上，纪德的这部小说在道德上、在人的品格上对米歇尔是有所谴责的，“我把玛丝琳写得那么贤淑并非徒劳；读者不会原谅米歇尔把自己看得比她还重”，他正是通过玛丝琳的悲剧揭示了米歇尔自私利己的本质。他曾经明确地说过：“我的一些作品是带批评性的，《窄门》是对某种神秘主义倾向的批评，《田园交响乐》是对某种自欺欺人的形式的批评，《背德者》是对某种个人主义的批评。”由于他把这种创作意图注入了他小说的形象描写，《背德者》就得以成为一部有道德倾向的书，有道德是非感的书，并且也体现出了纪德本人勇于无情剖析自己的精神与他那种卢梭式的敢于忏悔过失的品格。
比较起来，《窄门》这部作品就要单纯一些，这是一个充满了宗教情绪的爱情故事。阿莉莎与杰罗姆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两人都深受宗教的影响，都追求那种通过狭小的“窄门”而进入天堂的理想，并在这种理想的指导下形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追求柏拉图式爱情的恋爱观。杰罗姆把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视为自己去爱阿莉莎所应具备的起码资格，也把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自我完全净化当作与阿莉莎相遇的唯一会合点、相爱的唯一境界，在他看来，他们两人的幸福不可能是别的什么，而只是以绝对纯净之身双双来到一尘不染的天国。他这种纯洁的感情似乎是动人的初恋使人精神上道德上积极向上的一种结果，然而，它显然具有很浓很浓的宗教气味。在这种宗教气味的窒息下，他成了一个道德上的苦行僧，成了一个压抑着自己身上正常感情的怪人：该看阿莉莎一眼时，他故意不看；该和她接近的时候，他却认为“配得上她的最好的行动就是马上离开她”；该向她提出求婚的时候，他一再拖延；该亲她拥抱她的时候，他克制着自己的热情。至于阿莉莎，其怪更在杰罗姆之上，在她看来，尘世上幸福的大门与通往天堂的德行之窄门是完全矛盾的，她把与杰罗姆的结合视为对天国之途的背道而驰，即使她希望与杰罗姆两人都自我净化，并行地通过德行之窄门进入天国，然而，在她的宗教观念里，主所指点的德行之窄门却又窄得容不下两人并行，于是，为了保持自己对主的忠诚，保持自己将来能得以进入窄门的纯净，她就只能期望在来世、在天国彼岸、在上帝的身边与恋人相聚，而在尘世中，她就要以拒绝杰罗姆，使杰罗姆死了心而远离她自己为己任为天职，最后当然是一出悲剧，一出人间的悲剧。
在文学史上大多数著名的爱情悲剧中，都是不合理的社会阶级障碍以及敌对的恶势力与人为的因素致使恋人不能结合，最后以痛苦或殉情告终，这一类名著名篇不胜枚举；也有较少一部分的爱情悲剧是由于情人双方内部的心理差距与感情矛盾侵蚀与破坏了两人的结合，贡斯当的《阿道尔夫》与都德的《萨芙》基本上就属于这一类。纪德的这个故事又另具一格，在这里，既没有社会阶级的障碍，也不存在恋人之间的感情矛盾与思想差距，而仅仅是由于两人之间横亘着一种抽象的观念，就酿成了悲剧，而且，窒息了他们两人的爱情，造成了阿莉莎的死亡与杰罗姆终生遗恨的，又正巧是两人志同道合的共同观念。这共同的观念在两个人身上造成了不同的思想轨迹，相左的感情起伏与各自幽深复杂的心境，以致两个热恋的情人、两个抱着同一目标并孜孜以求的情人，竟发展到互相难以理解的地步。我们随着杰罗姆的叙述来观察阿莉莎，我们能理解阿莉莎那些古怪奇特的行为与表态吗？能洞察她那不可测的内心吗？我们站在这个少女的心扉之外，根本不知其中蕴藏着一些什么内在的根由，直到我们也读到了阿莉莎的日记，才恍然大悟，才见到了这个幽深心灵的内底，不仅是我们，即使是杰罗姆这一个与她长期相处、熟悉她、深知她、热爱她的恋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正是这份日记使人看到了事情的原委，也正是这份日记提供了一份证词，一份关于天真善良的心灵如何被宗教观念愚弄与戕害的证词，一份关于人的热情与生活愿望如何被宗教感情窒息的证词，一份关于人性如何被天国的迷信扼杀的证词，当然，也是一份关于人心误入宗教神秘主义的迷津而不能自拔的证词。
这种由神秘主义与迷信观念导致的悲剧发生在一个科学昌明的世纪之初，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不过，考虑到法国是一个宗教气氛浓厚的国家、宗教影响根深蒂固的国家，这种悲剧又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了，何况是发生在外省的一个僻静、带有封闭性的庄园之中，发生在一个由于母亲的罪恶而心灵受到了刺激与损害的少女身上。对于纪德来说，这是一篇供人读的作品，是一个供人听的故事，他在这里有着自己的意图，那就是对基督教传统文明反人性、反人道性质的清算，也是对他自己早年所受的宗教教育的清算。看来，他是主张正常人性的复归的，因此，他在这本书里反对人性的窒息，正如他在《背德者》中谴责人性的沉沦一样。他把自己的这两部作品称为“醒世的书”，他的话符合作品的实际，他没有吹牛。
1987年4月1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