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午夜过后（算是星期三），前线贝休恩矿渣堆下，两名英国列兵坐在一条战壕里的踏跺上休息。两个月前，他们不仅从另一个角度，而且是从另一个方向望着它；那时候，这条前线与它之间的关系一成不变，似乎比记忆还要长久。但自从打开了一条突破口，那儿就不再是一条固定的战线。过去的通道当然还在，上空笼罩着炮弹的尖啸和火药味，但只有两头连着地，一头连着英吉利海峡的某处，一头通往法国的顶端，这条战线的下部犹如一根晾衣绳，随时要被条顿 这股狂风席卷而去，所以自从昨天下午三点（确切地说昨天凌晨，法国人中午时分才开始撤退）它就悬在那儿，仿佛一条快要被猛烈的日耳曼风吹断了的绳索，头顶这时候空空荡荡，因为最后一架巡逻机早归了巢，只有黑魆魆的铁丝网后嘶的一声腾起一枚照明弹，仿佛轻轻地深吸了一口气，在夜空中绽开警局太平间工作灯一样冰凉丰富的质理和色彩，悬在空中，接着像玻璃窗上一滴滴油脂悄无声息地滑落夜空，远在北方，一门炮，一门大炮间或一闪，发出砰的一声，听不见之后的爆炸，仿佛它对着英吉利海峡、五十英里外的北海，也兴许是对准比那广阔、不怕炮轰的某个目标，比如宇宙、太空、苍穹，亮着嗓子冒犯上帝、那个遥远的我，却又毫无用处：瞄准地狱那无牙、破旧、没用的铁喉咙轰鸣。

其中一名列兵是个哨兵。他倚着一堵墙站在踏跺上，身边的一个垫了沙袋的射击孔放着他装了子弹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关了保险的步枪。当兵前他想必是一名马夫，因为即便一身军装、在步兵部队打了四年仗，他行动站立仍脱不了一身马厩和马具室的味道。他不苟言笑，是个好骑手，看来要将他的罗圈腿在法国和佛兰德的泥淖发扬光大，给这里带来结实、灵巧的骏马和赌马之类的东西，他甚至戴着一顶想必是他不在人世的老爹当年响应号召、上阵杀敌的勋章一般肮脏笨重的钢盔。但这不过是猜测，凭的是他的相貌和一贯的做派，不是他对别人说的片言只语；连有幸活着与他在一个营共事的战友也不知道他的身世，仿佛1914年8月4日前他没有过去、不曾来到这个人世——他是一个怪人，没道理待在一个步兵营，下到这个营六个月（这时候大约是1914年圣诞节），他还是一个谜，指挥这个营的少校奉诏到白厅 详细汇报他的情况。——因为当局发现这个营的十一名列兵将他列为自己在部队的人寿保险受益人；截至上校赶到陆军部，这个数字增加到了二十，尽管少校在离开营部前亲自过问、做了两天的彻查，但他了解的情况并不比身在伦敦的他们多。由于几位连长也毫不知情，从士官口中听来的不过是传闻和道听途说，问到这个人、保单的金额，这十一个兵一脸的崇敬和天真。（陆军部当初接到汇报时是十一个人，截至上校赶到伦敦已达二十，再说少校离开营部已十二个小时，谁也说不清现在究竟是多少）这些兵彬彬有礼、井然有序，分明是自愿来找上士，由于他们都没有法定继承人，他们有权、帝国有义务认可他们做出这个决定。至于那个兵自己——

“您说，”简单询问过他的上士说，“他做何解释？”想了想，他又问道：“你没问过他？”

这一次，少校耸了耸肩，说：“为什么？”

“其实，”上士说，“连我都心动了——要是我晓得他如何出手。”

“我倒想听听有法定继承人、不能转让保险的人以什么为报。”少校说。

“显然是他们的灵魂，”上士说，“因为他们发誓要为国捐躯。”仅此而已。在英国的王法下，经它甄别、考验、证明的每一名士兵，或每一项有伤风化的活动、态度和意图，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的，都不在此列。他（这个兵）不曾违反纪律、不曾通敌，不曾衣冠不整、不曾自由散漫，或冒犯长官。上校坐在那儿，没走的意思，最后上士不免有几分好奇地问：“到底什么情况？您给说说。”

“我说不好，”上校说，“我唯一能想到一个字是爱。”——跟你这么说吧：那个愚蠢、脾气暴躁、不合群、着实令人讨厌的家伙，显然不赌也不沾酒（过去的两个月，营上士和上校手下听令的中士牺牲了许多闲暇和睡眠时间，当然是暗中，突然造访地下掩体、宿舍和小酒吧，查实），他原来是个孤家寡人，但军士长或上士每逢白天走进一处地下掩体或宿舍，里面无不挤满了士兵。但都不是同一批人，每次都是一批新面孔，所以每逢发饷的那两天，全营上下，谁都好指派一个人坐在那人的床头；当然，发饷日当天或之后一两天，人家是队排上了大街等着看电影，而在地下掩体的这一间，士兵们却围着那人，往往在他酣睡的床铺或墙角，或站或坐，或蹲，一直挤到了门口，如同等在牙医候诊室内的病人，愁眉苦脸，默默地等着，就是这样，军士长和上士都意识到，要是他们（上士和中士）能走，再好不过。

“你何不赏他个一官半职？”上士说，“如果这是信仰，何不让它为英国军队添一份荣誉？”

“怎么赏？”上校反问道，“这个营都是人家的了，你拿什么赏他个一官半职？”

“你不妨把你的保险和存折过户给他。”

“行，”上校说，“请容我从长计议。”仅此而已。上校陪了妻子十四个小时。第二天中午时分，他又回到了布伦；当天下午六点，他的车驶进了该营宿营的那座小村。“停车。”上校吩咐道，他坐在车中，望着排成长长的一队人慢腾腾地移向大门，进了一间一千年来遍布法国皮卡尔、阿图瓦 和佛兰德乡间的热烘烘的石头院落，其作用分明是为了解决战争间隙赶来保护他们的盟国军队的住宿。不，上校心想，这不是电影院；看来不是什么好苗头，情况万分紧迫。他们如同排在厕所外的队伍。“开车。”上校吩咐道。

另一名列兵是营通信员。他坐在踏跺上，解下枪，半撑着枪、半倚着战壕壁，他的靴子和绑腿上沾的不是厚厚一层壕沟干结了的泥浆，而是新近蒙上的一层路上的灰尘；从他的态度中流露出的不是懒散，而是疲倦，身体的疲惫。但不是精疲力竭，恰恰相反，疲惫中还透着紧张，因此他并没有累垮，而是像他身上的灰尘，不过是带着一丝倦意，他在那儿坐了五六分钟，这期间一直在交谈，话音中听不出疲惫。回想称作和平的那段飞快的日子，他不仅事业有成，而且是一位优秀的建筑师，（私下里）他甚至是一位难得的运动健将；回想那段逝去的日子，这时候他会坐在索霍一间餐馆或工作室（运气好的话，甚至在五月墟市 的一间客厅，甚或在——至少一两次，兴许三次——一间闺房），侃侃谈论艺术，或政治，抑或人生，抑或二者，抑或三者。他是伦敦第一批志愿军，在洛奥任列兵；袖口连一条下士军阶都没有的他救了一个排，带领他们安然撤过运河；他在帕斯尚尔率领这个排拼杀了五天，并且得到了充分的认可，被从战场选拔到军校深造，肩上的一颗星才扛了五个月，就到了1916年，那晚他下了哨，走进掩体，见连长正对着罐头盒刮胡子。

“我打算退伍。”他说。

连长没放下剃刀，甚至没偏过脑袋从镜子里看一眼对方的人影，说了一句：“谁不想退？”接着放下剃刀。“你想必是当真的。行。到战壕上面去，对着你的脚开一枪。当然，谁也没侥幸成功过。但——”

“我懂，”对方说，“你会错我的意思了，我不是想临阵脱逃。”他抬起右手，用指尖飞快地摸了摸左肩上的那颗星，垂下了手。“我只是不想再要这劳什子了。”

“你想下连队，”连长问，“你爱兵，非得与他们同甘共苦、睡一条战壕？”

“确实如此，”对方说，“恰恰相反。我讨厌兵。听说他了吗？”他又抬起手，指了指外面，又垂下了手。“也闻到了他的味道。”他们身在深达六十级台阶的地下掩体，不仅响着隆隆的炮声，还要闻着恶臭，陋习造成的气味、污秽和恶臭，倒不是泥淖中腐烂的尸骨，而是因为吃住，并且习惯了这片泥淖的活人。“一旦明白了过去、现在和今后仍要过这种日子——当然认为我应该感谢上苍的恩典，继续与大家为伍，我兴许应该，有些人分明是迫不得已，别问我为什么——仅仅因为我衣服上恰好戴了这枚小小的勋章，有全民皆兵的政府替我撑腰，不仅有权对一群士兵发号施令，而且还有人家胆敢不从、亲手将他处死的大权，后来我才体会到他（下士）担得起我的担忧、嫌弃和憎恨。”

“不单单是你的憎恨、担忧和嫌恶。”连长说。

“你说得对。”他说，“我不过是不能面对。”

“不愿面对。”连长说。

“不能面对。”他说。

“不愿面对吧。”连长说。

“好啦，”他说，“所以我必须回去与他同甘共苦。只有这样，我恐怕才能心安。”

“心安什么？”连长不解地问。

“好啦，”他说，“我也说不好。兴许是永远在义不容辞的时刻靠人类所谓的希望聊以自慰罢了。那就够了。我考虑过直接去旅部。那样还省些时间。但后来，上校说不定因为我越级汇报发脾气。我要找的估计是武装部队军纪条例所谓的手段。我只是不知道谁看过那本书。”

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营长不予批准；他面前是一位二十七岁的准将，出英国陆军军官学校尚且还不满四年，荣获了一枚蒙斯星形勋章、一枚军功十字勋章、一枚战时优异服务勋章和一枚法国十字勋章、比利时君主授予的一件军功和三条伤疤，他不能，不是不肯，是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何况还是来求他开恩的人说的话，他说：“你恐怕早想到了要朝脚上开一枪了吧。请先把枪抬高六十英寸。你还不如从胸墙前滚出去，什么来着？你要是有此打算，最好过了那道铁丝网。”

等他想出了对策，其实很简单。他等到了休假。他非那么干不可；他可不想开小差。他在伦敦找了个姑娘，一名少妇，虽不是一名风月场上的老手，但也算不得一个良家妇女，她与三个男人有染，两三个月前刚怀了其中一个的孩子，其中两个男人前两个星期在距涅普森林几英里的地方阵亡，另一个现在美索不达米亚，这家伙毫不知情，因此（他当时想）帮他一把，但也不是白帮——好处费是她提出的两倍，相当于他存在银行和部队的全部结余——其情节之卑鄙龌龊堪比美国电影：如果两人被人赃俱获，又给不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恐怕连负责盎格鲁–撒克逊出身的下级军官操行等第的校级德育专家都一口否认，理解不了，不敢相信。

不过确实见了成效。为了保住全团的名声，第二天一早，只好安排他在骑士桥一个兵营接待室担任参谋发言人，这也是三个月前他在法国请求连长、营长，最后是团长本人给予的照顾；三天后，他走进维多利亚火车站，排队上了一节挤满了大兵的车厢，十天前，他正是乘军官头等座来的这里，他发现自己错怪了那姑娘，一开始她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险些把她给忘了。“这一招不行？”她问。

“不是，”他说，“是行了。”

“你这就归队了。我还以为你希望丢了官，不必回去了呢。”说着，她一把拽住他，连哭带骂。“那你是见天儿在撒谎。你想回去。你就想做从前那个没出息的大头兵。” 她拽住他的胳膊，“跟我走。门还开着。”

“不行，”他往后一缩，说，“别闹啦！”

“来吧，”说着，她拉了他一把，“我还不晓得。你上的是早班车；明儿晚上到了布伦才会上报你不在车上。”队伍开始出发。他想随着队伍走。谁知她抓得更紧。“你难道还不明白？”她哭着说，“我明天早上才能拿到钱还你。”

“你放手，”他说，“我得上车找个角落睡一觉。”

“火车要两个小时才开。你以为我见得少吗？来吧。我家离这儿不到十分钟的路。”

“你手放开，”说着，他迈开了脚步，“再见。”

“就给两小时。”一名中士冲他喊了一声。好久没听过士官对他这样喊话了，他一时没反应过来。他猛地一甩胳膊，挣脱了身；他身后打开了一扇车厢门，他当即跳上车厢，将背包和步枪往一堆别人的装备上一丢，带上身后的门，踉踉跄跄地跨过横七竖八的腿，只听她从关起来的门缝中喊道：“你还没告诉我钱往哪儿寄呢。”

“再见。”说着，他关上门，将她留在台阶上，火车发动后，她仍扒着车门，张着嘴、不依不饶的脸在隔音玻璃外跟着车跑，最后月台上一名宪兵一把将她拽了回去，她的脸，倒不是列车，随着这一拽突然逃也似的，很快不见了踪影。

1914年，他随那帮伦敦人出征，他的关系在他们那儿。这一次，他要去的是诺森伯兰郡边民团下属的一个营。他的档案先他一步到了那里；一名等在布伦码头上的下士带他去了铁路运输处的一间接待室。中尉是他在军官学校的一名同学。

“这么说，你坑了他们一把，”中尉说，“你别给我解释，我不要听。你打算去X营。我认识詹姆斯（指挥这个营的中校）。去年我和他在突出部交过手。你不想下连队。话务员如何——跟一名上士干？”

“还是干通信员吧。”他说。就这样，他成了一名通信员。承蒙铁路运输处那位中尉的美言；不仅他的档案，连他过去的履历也先他一步送到了营部，他到这个营不到一个星期，又交到了中校的手里，兴许是因为他这个通信员有资格佩戴中校（他也不是一名职业军人）才有资格佩戴的勋表（他没戴是因为那是军官一族的勋章，虽说他们同吃同住，但他列兵的军装上要戴勋表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再者说，他决不相信二者能随随便便地联系在一起。

“喂，我说，”中校说，“你不是来惹事的。你要明白，你唯一应该做的就是执行任务、完成任务、把任务干好。营里已经出了一个捣乱分子——要不是他太过分，让我们及时了解了他的为人。”他说了那人的名字。“他就在你们连。”

“我不行。”通信员说。“谁也没跟我说过。就算他们有告诉我，我也愿意，恐怕也劝不动他们。”

“连他（中校又点了那个大兵的名）也不行？你也不清楚他干了什么？”

“我又不是来煽风点火的。”通信员说，“我知道我不是密探。我现在没了这个，你别忘了。”他说着，用另一只手轻轻地拍了拍自己的肩膀。

“我还以为你忘了你曾经有过呢。”中校说，“你这是自讨没趣，明白吧。你要真不喜欢兵，干脆拿把手枪去厕所，自做了断得了。”“遵命，长官！”通信员一副木头人似的答道。

“你要是非恨什么人不可，那就去恨德国人。”

“遵命，长官。”通信员答道。

“怎么？你就不能说句话？”

“德国人和他们的亲戚朋友都不能算人。”

“我不把他们当人，”中校说，“你最好也别把他们当人。你可别逼我要你不痛快。哦，对了，我也知道这事儿：为了做一位凯旋的首相或内阁大臣，名留青史，给官兵们灌输这个的人。为了做百万富翁，提供枪炮的人。希望有朝一日被封官晋爵发明了所谓计划的赌博和投机的人。为了赢得一场战争，钻天觅缝、哪怕是杜撰虚构也在所不惜，非得弄出一个要打的敌人不可的人。有那事儿吗？”

“有。”通信员说。

“说得好，”中校说，“好好干。别忘了就行。”他说到做到，有时候是他们执行任务，但多半是全营人马在营地休整的时候，他背上斜挎着一杆他标志性，或者说他的肩章似的没上子弹的步枪，口袋里揣几张中校或副官亲笔签名、以备不时之需的纸条。他时而想办法求过往的卡车、空救护车、摩托车边斗搭个便车、捎上一脚。在营地休整期间，他甚至像名通信兵，娴熟地驾驶一辆摩托车；时而还能看见他坐在侦察机、战斗机或轰炸机机库的空汽油桶上，炮兵或运输连的物资棚内，野战基地、医院和师部后门口，厨房或食堂或乡村酒吧玩具似的小吧台前，用他对上校说的话说，少说多听。

他很快打听出了那十三名法国兵，确切地说，是十三名穿法国军装的兵，他们的名声在英军，显然也在法军中士以下的各作战部队中广为传播了一年，与此同时，他意识到自己不仅是联军前线中士以下最后一个听说他们的人，而且也知道了原因：五个月前，他也是一名军官，就凭他军装上的肩章和领章，他也被永远剥夺了病休、操心妻子和赡养费、清汤寡水的啤酒以及连那杯啤酒都买不来的薪饷等简单的爱好、希望和忧虑的权利和自由；甚至被剥夺了担心战死沙场的权利和自由——承担起战争责任的战友情；其实，叫人想不通的是，他任过军官，毕竟有资格知道这十三个人。

向他透露这个消息的是后勤部队一名六十多岁的列兵，他也是萨瑟克 一个小型非国教会的会众和俗家传教士；他与父亲一样一生清白，是律师学院 下属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门房兼心腹。要不是1914年春伦敦中央刑事法庭巡回裁判，要不是审判长心地善良，而且还是这家律师事务所所长同属一个集邮协会的会友，免了他儿子因为入室抢劫锒铛下狱，他儿子恐怕也会子承父业。他儿子第二天获准入伍，当年八月去了比利时，不到三个星期，就在蒙斯 失踪，除了他父亲，个个都接受了这一事实，律师事务所准这位父亲请假入伍，在于他的几位雇主都认为他过不了医生这一关；八个月后，这位父亲也到了法国；一年后，他先是想方设法地请假；请不了假，为了找儿子，他又托人找人调到了紧靠蒙斯的一个单位，尽管他好久没提过儿子，好像他都忘了来这儿的动机，记得的只有目的地，他是一名俗家传教士，那位一生清白、接替（在他眼中）管理圣奥梅尔 后方弹药库的孩子们的守夜人兼看护。一天下午，他在那儿对通信员说起了十三名法国兵。

“走，去听听他们怎么说，”老门房说。“你会说外国话；你能听得懂。”

“你是说其中九个人应该会说法语，是吧，另外四个人什么话也不会说。”

“他们不必开口，”老门房说。“你也不用听得懂。走，去看看他就行了。”

“他？”通信员问。“这么说，现在就剩他一个人了？”

“从前不就一个人吗？”老门房说。“两千年前一个人告诉我们同一番道理不就够了么：那时候我们只要说一句，够了；——我们，不是中士也不是下士，就是我们，我们大家，在这片泥淖中的德国人、殖民地人、法国人以及各个国家的外国人，异口同声地说一句：够了。让已经阵亡、受伤和失踪的士兵不要再干这种事；——连罪孽深重、愚不可及、没有人性的家伙这时候都能明白和相信这个道理。走，去看看他。”

可惜他迄今也没去见他们。倒不是找不到他们；他们一直在英占区，在一色卡其军装的映衬下，那一簇十三个还带着战火硝烟的天际蓝，仿佛一条苏格兰护城河中的一丛风信子。他甚至都没去找。他是不敢；他自己曾是一名军官，虽说只干了八个月，虽说他不承认，但有些事依然根深蒂固，就好比被罢黜的牧师或悔改的杀人犯，虽说他被罢黜，心里有了悔改，但一辈子都放不下从前那副臭架子；看来他断绝了哪怕一线希望，尽量远远地躲着人群，生怕走上前、穿过人群，别说停下脚步了；对于这一点，哪怕他告诉自己，他不信，哪有这种事，不可能，就算有，也不必瞒着上头；上头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又算得了什么，因为在这次大规模消极怠战前，连果断、一手遮天、不容置疑的上头恐怕都束手无策。他心想：他们耗尽最后一杆枪、一把手枪，耗尽最后一个活着的躯壳前就处决了我们那么多人。你不妨这样想：首先，他们原本是寂寂无名的中尉和低级文书，如今却沦落到制造枪弹和驾驶汽车的田地；其次，狂热和恐惧不断升级，下一个层面：专侍加油壶和飞轴 的尉官、校官、干事和专员；接着是校级军官：校官、参议员、下院议员；再者，也是最后，是大使、大臣和准将、少将们自己无能、抓狂，应付不了慢下的车轮和熔化的轴承，几位老人家，屈指可数的几位国王、总统、元帅、昏庸无能的贵族，筋疲力尽、苟延残喘，守着他们真实、可靠和可信、仅剩的一座岌岌可危的堡垒，打算背水一战，他们凭的不是一腔热血，而是眼睛瞄得看不清、枪端得肌肉发酸、扳机扣到手指抽筋，胡乱地将最后几排无甚用处的子弹打进了海面。他说，倒不是我不信。而是哪有这等事。现在谁也救不了我们；连上帝都弃我们于不顾。

因此他认为自己甚至不是在等：不过是在观望。现在又到了冬天，从阿尔卑斯山绵延到海边的这条漫长泥泞的前线如同停了经，悄无声息；这是他们的一个好机会，连前线的部队也能稍息片刻，回忆温暖、干净清爽的日子；在他和另外十二个人看来——（他几乎没好气地想， 好吧，好吧，他们也是十三个人 ）——一片土地现在不仅没荒废，而且长满了整齐的庄稼，现在没空去多想、去回忆、去担心，（通信员）认为不是法之将亡，而是侮辱法纪。连被判死刑的杀人凶手也过得逍遥自在，将来只要一个小时就足够鼓起勇气好好面对，万一软了蛋也好背地里掩饰这种不足。猝不及防地不肯接受判决和执行，甚至不是平心静气，而是带着叮叮当当的镣铐跌跌撞撞地一路奔跑，如同一头驮着口袋的骡子，死神随时可以从前后左右、四面八方取他的小命，他气喘吁吁、身上蚊蝇乱飞、满身臭汗，连找个地方拉屎撒尿的工夫都没有。他恰恰晓得他在等待什么：等待这沉沉的死气中，上头最终注意到护城河中那一簇扎眼、不协调的蓝色那一刻。如今这是迟早的事；他在看一场竞赛。冬天快要过去；他们，那十三个人有过时间，可惜所剩无几。冬天眼看着就要过去：欢快的时光在脚下悄然萌动；在此之前，白厅 、奥赛码头 、那什么的大街、那什么广场的人怕是早打起了新主意，甚至动起了以前失了算的心思。他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上头晓得这十三个人也好，不晓得也罢，都无所谓。他们用不着知道，他们有的是权力，有的是时间；他们用不着将这十三个人缉拿归案、处死：为自己开脱责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才是他们的正事。

时间说没就没了。转眼到了春天；（现在是1918年）美国人卷了进来，急急忙忙地横渡大西洋，生怕来迟一步，分不到一杯残羹，他们现在势如破竹：昔日的德国狂澜再次横扫你兴许早想到的索姆和皮卡尔两镇，让他们学得了经验，一个月后席卷埃纳省，巴黎各个机关的文书又匆匆锁上旧公文包；五月份又连下马恩省，美军这次在夷为废墟、你以为得以幸免的城镇发动了反攻。只可惜他现在什么都不想，他太忙了；这两个星期，他带着那杆一弹未发的步枪下到一个排，这是一支殿后部队，他一门心思地想着退路，没工夫去想，没工夫从他还不能相信的旧晨光、兴许是从牛津大辞典（他甚至看到了书页）找出片言只语，缓解心头的煎熬，但他现在年纪还小，压根儿忍受不了这种煎熬。

哦，我犯了通奸罪。

但那是在另一个国度；再说，

那姑娘已不在人世。

因此，事终于临头的时候，他没听到一点风声。风头过后，他又成了一名通信员；他拂晓时分才从师部回来，两个小时后，他在一名杂役的铺上睡得正香，一名勤务兵过来叫他去师部一趟。“你骑摩托车去。”上校说。

他应该知道什么情况。他说：“是，长官。”

“你准备去军部。他们需要信使。有辆卡车到师部接你和另外几个人。”

他甚至没多想 另外几个人 是什么意思。 他只想到他们锄了奸，现 在要消灭余党 ，到了师部，有八名从各营抽调来的通信员和一辆卡车等在那里，他们九个人要在照理说信使为患的军部担任特别信使，他们还是没听到风声，也不了解情况，甚至都不足为怪，不在乎；在并非全然一片废墟中，哭笑不得，因为他早就知道，老早就知道了。 是 的，他想到了一条大蛇，比他们以为要斩杀和消灭的大得多 。他在军部也没去深入了解，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他奔波在以前从未接触过的人之间投递、交接、收取信件期间，也没多加了解——信件并非交给连部、营部办公室的士官，而是赶到运输机关、炮兵阵地当面交给少校、上校，有时候甚至当面交给将军，在那里，一列列伪装的车队和大炮停在路边，等天黑再出发，在进入阵地的炮兵连队、空军大队队部和前沿机场——现在甚至不再怀疑那张似笑非笑、始终拉着的长脸。在法国当了二十一个月的兵和五个月的军官，他没有白来，一见到它，他就明白了个中的道理。这台庞大、笨重的战争机器缓缓地刹住车，无非是为了掉个头，隆隆地驶向一个新的方向——双方你来我往、难分胜负，偃旗息鼓不是因为渐渐失去了进攻的锐气，而是犹如身陷己方成功这一泥潭，进退不能；事后，他觉得在后方一路狂奔了几天，这才意识到他始终在来回奔波；他事后甚至想不起在何时何地，兴许是一辆路过的卡车、一辆摩托车，或者他放下一封快信，又拿起一封信的某个连部、营部办公室，不知是谁说了一声：“法军今晨撤退——”他只顾骑车一路狂奔，冲进灿烂的阳光，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回过神来，他听到的是什么。

午后一点，他总算看到了一张脸——一名站在村头咖啡馆门前的下士，他在之前担任军官的那个营休息室见过。他松了油门、慢慢地停下车，但仍跨着车；这可是第一回。

“不，”下士说，“这仅仅是一个团。其实，靠全线德国兵的支持和通风报信，他们这时候采取了一次大规模的炮击。从拂晓时分打到现在——”

“但有一个团却撤退了，”通信员说，“的的确确是有一个。”下士现在根本不去看他。

“喝口酒吧。”下士说。

“再说，”通信员慢条斯理地说，“你错了。法国全线是中午时分撤退的。”

“但不是我们。”下士说。

“暂时还没有，”通信员说，“那恐怕要花些时间。”下士的眼睛望着别处，一言不发，抬起另一只手轻快地抱着肩膀。“这里还没见任何动静。”他说。

“喝杯酒吧。”下士说着，眼睛却望着别处。

一个小时后，他靠近了前线，只见硝烟弥漫、尘土飞扬，只听见天际猛烈、密集、隆隆的炮声；到了下午三点，尽管与另一个阵地相隔十二英里，他还是能听见掩护炮火渐渐散作节奏分明、几乎毫无杀伤力的爆裂声，如同礼炮或信号弹，他似乎能从海滨到法国绵延的坡地，再到年老力衰的欧洲脊梁，一眼看到这条漫长的前线，邋里邋遢、浑身散发着恶臭、这四年来都忘了挺直腰杆的士兵们或蹲或坐，惊诧、不解、将信将疑地望着这一幕，尽管他们事先接到了通知、满怀希望，（他现在明白了）他们想必如此；他几乎大声说： 对，确实如此。不是 我们不相信：是因为我们不能、不知如何是好。那才是他们对我们作 的孽。那才是最可怕的 。

仅此而已。其实有将近二十四个小时，可惜当时他不知道。一名上士在等着他们回来，当晚又在军部集合——他们师来的九个人，再加上全军其他单位抽调来的大约两打人。“这儿谁的职务高？”上士问。但不等别人回答，他又飞快地扫了他们一眼，凭他不会错的职业直觉从三十来个人中挑出了一个看样子绝对错不了的人——1912年西北前沿阵地一名受到降职处分的枪骑兵下士。“你来担任排副，”上士说，“负责这儿的食宿。”他又看了他们一眼，说：“叫你们不要乱说只怕等于白说。”

“乱说什么？”其中一个人问。“我们晓得说什么？”

“乱说那事，”上士说，“解散，吹起床号再集合。真不像话。”当时仅此而已。

他们睡的是走廊上的地铺；起床号前吃早餐（相当不错；这可是军部）；他们——他这个通信员听到的军号，日复一日地骑着摩托车在其他师部、军部、放置场、兵站扮演着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是为了休战、免战和停战；后方上下左右、从早到晚不是一片祥和，而是一门心思地忙着准备过节。到了晚上，上士还在等着他们——他们师的九个人和另外二十四个。“话就说到这里，”上士说，“卡车等着接你们回去。” 就这些 ？他心想。 你必须做的一切，你要做的一切，1885 年前耶稣为之诉求和献身的一切 ，他现在和三十多名战友坐在这辆卡车上，落日的余晖淡出天际，仿佛无边无际、波澜不惊的绝望的潮水渐渐退去，空留下淡淡的忧伤和希望；卡车停了下来，他探头查看出了什么情况——一条水泄不通、他记得是东南方向、通往布伦某地的路，现在挤满了蒙着帆布、关了车灯、一队大象一样首尾相接的卡车，他们坐的那辆卡车只好将他们丢在这里，叫他们自己想办法回去，同伴们四下散去，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中，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卡车从他身边缓慢地驶过，最后一辆车中探出了一个头，叫着他的名字：“快，快上来……我有样东西给你瞧瞧。”他紧跑几步，追了上去，翻身上车的时候，他才认出喊他的人：圣奥梅尔弹药库的那个门房老头。四年前为找儿子来的法国，第一个告诉他十三个法国兵的故事的正是他。

午夜后三个小时，他坐在踏跺上，哨兵靠着射击孔，一发接一发的曳光弹扑哧扑哧传遍了漆黑的夜空，远处的大炮间或一闪，接着轰隆一声，过一会儿又一闪，接着又轰隆一声。他说着，声音矜持，听不出疲惫——这声音悦耳、口齿流利，显得漫不经心，听着也没什么引人之处。但他每次开口，脸始终贴着射击孔的哨兵都忍不住骤然一惊，就像挨了一记闷棍、疼得忍无可忍。

“一个团，”通信员说，“一个法国团。恐怕只有傻子才把战争当作一个条件；代价太高了。战争是一段插曲，一个转折点，一次为了退烧而发的热。因此战争的目的是结束战争。这是一个六千年的常识。问题是，我们耗费了六千年才找到了解决办法。六千年来，我们错以为要阻止战争只有比敌人多召集人马，反之亦然，互相残杀，最后一方被歼灭，不剩一兵一卒参加战斗，另一方才能停战。我们想错了，因为昨天早上，就因为拒不从命，一个法国团坏了大家的事。”

哨兵这次没动，靠着，确切地说是撑着战壕壁，一动不动的钢盔下枯瘦的身影分明在懒洋洋地瞥着射击孔外，除了他一动也不动、挺直的身板和双肩，好像撑着他的不是泥巴战壕壁，而是背后静悄悄、空荡荡的空气。通信员也没动，尽管听他说话的语气，好像他扭头直视哨兵的后脑勺。“你看什么？”他问。“没什么稀奇的，你说呢？——我们和他们铁丝网之间那条狭长讨厌、无主、没什么用处却又紧张的地带，你躲在沙袋后从那洞里看了四年？我们坚信的战争如今却不知道何去何从，就好像一名业余演说者搜肠刮肚地想着一个恰当的介词？你错了。你可以从那儿出去了，至少在十五分钟内你死不了。对，大概那就是稀奇：你可以从那儿出去，挺直腰杆，放眼四周——当然是假定我们谁也挺不直腰杆。但我们能学得会。谁又能说得好？不出四五年，我们就能把颈子的肌肉锻炼得非常柔韧，为的是低着头，却不是这四年缩惯了脑袋，只等着人来抚摸；十年内，的确如此。”哨兵一动不动，好像一名盲人突然走进了危险地带，第一个征兆必定要靠残留的第二感官来解释，可惜为时已晚，回避不了。“得了吧，”通信员说，“你见多识广，昨天中午以来，你始终是一位阅历丰富的人，哪怕他们不想多费口舌，十五点前告诉你这一情况。其实，如今大家都见多识广，四年前的8月4日，我们全部阵亡——”

哨兵又惊得一哆嗦；他哑着嗓子粗声粗气地嘟哝了一句：“我最后提醒你一句。”

“——这一切担心和疑问、苦恼、不幸和烦恼——因为它结束了。是结束了吧？”

“结束了！”哨兵说，“你听见该死的大炮就在你面前戛然而止了没？”

“照你说的，我们为什么不回国？”

“他们能一下撤出这该死的全线？全线空无一人？”

“为什么不能？”通信员反问道，“不是都结束了吗？”他像斗牛士撂倒了公牛、扔下只能对他干瞪眼的畜生一样定住了的哨兵。“结束了。解决了。了结了。再也不必防守了。明天我们就回国；到了明天晚上，我们说不定从妻子和恋人床上撵走走街串巷的修鞋匠和恩菲尔德兵工厂的工人——”他脑袋里突然想到他会一脚踹死他，连忙说，“好吧。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有妻子。”

“现在没了。”哨兵颤抖着小声说，“你说够了没有？能不能请你行行好，别说了？”

“你当然没有。你多聪明。不用说，她是一个高档酒吧女。要不就是一位城里姑娘——宏兹迪池街或柏孟赛街等地的大城市姑娘家，年届四十却显得年轻了至少五岁，但她也有自己的烦恼，谁又没烦恼来着？就算她有，谁敢说看不上这个送走了一趟又一趟火车小伙子的年轻的风尘女人，再说谁又那么懂男人。”

哨兵开始发泄他未消的余怒，厉声开始骂人，用想必出自他老本行的马厩、马具室和庄户人家的污秽无聊、想都想不出的话骂通信员，坐在那儿挨骂的通信员突然麻利地站起身，哨兵如同一个电池快用完的机械玩具，连抽了几下，转身面向射击孔，又颤声气哼哼地嘟哝了一句：“你记好了。我跟你说，有两个人一前一后转过防弹墙从战壕里走了过来，除了军官的官杖和士官的山形肩章，看不清他们的身份。”

“这是哪个哨所？”军官问。

“二十九号。”哨兵答道。军官抬脚走向踏跺，这才看到，或者说看样子，他看到了通信员。

“你是什么人？”他问。通信员连忙，但并不慌乱地起立。中士自报了姓名。

“他是昨天早上从各单位临时抽调到军部的一名特别通信员。今晚回军部报到后，又被遣散回各自单位，要他们在那儿待命。总之他就是其中一个。”

“哦。”中士点出他名字的时候，军官才似有所悟，“你为什么没回去？”

“报告长官。”通信员说着，捡起步枪、敏捷地一转身，沿着战壕转过防弹墙，不见了踪影。军官跨上最后一节台阶，上了踏跺；两人歪戴着两顶闪亮的头盔，站在沙袋之间一动不动望着射击孔外。哨兵总算开了口，发了一句牢骚，声音很轻，六英尺外的中士看样子根本听不到。

“没人攻上来吧，长官？”军官对着瞭望孔外又看了半分钟，然后转身下了踏跺，哨兵也跟着他转过身，中士又上前跟上他，排成一列，军官边走边吩咐：

“你下哨后，回你单位的地下掩体待着。”说完，两人走了。哨兵转身对着瞭望孔。他停下了脚步。通信员现在站在他下方的踏跺上；他们正面面相觑，曳光弹嗖嗖地划了一条鄙夷的弧线，又砰的一声化作一朵伞花，微弱的火光掠过通信员扬起的脸庞，火光熄灭后，仿佛那根本不是火光，而是水，兴许是油脂，仍留在他的脸上；他用胆怯，无异于耳语的声音气哼哼说：

“你都瞧见了？我们没资格问什么情况、什么缘故，只能钻进地下，在里面待着，等他们拿主意。不，是怎么办，什么情况，他们最清楚。他们当然不肯告诉我们。不到万不得已，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对我们透露一点口风，他们昨天把我们几个人从各单位抽调到军部担任临时信使，我们今晚回来把耳闻目睹的情况告诉大家之前，他们是不肯透露一点风声，也不会告诉你们这些人的。就算到了那时候，他们下达的通知足以保持你正常的心情，以便他们吩咐你进地下掩体待着，你能欣然从命。要不是今晚回来的路上误打误撞又上了那支车队，连我也蒙在鼓里。

“不，那也不对；我不过及时打听到了他们已经识破的情况。因为我们现在都晓得出了岔子。你难道还不明白？法军前线昨天早上出了点事，一个团兵变失败，被镇压了，我们不晓得情况，也不会晓得情况，他们是不会说出实情的。再者说，出什么事都不要紧。要紧的是后事如何。昨天拂晓时分，一个法国团采取了行动——采取或者说没能采取一个在前线的团不应该采取或没能采取的行动，结果，昨天下午三点，西欧全线停战。你难道还不明白？你身在战场，你们一个单位吃了败仗，你最不愿，也不敢做的是认输。恰恰相反，你要接受自己取得的一切成绩，狠狠心一把扔掉，因为你知道，敌人一旦发现，甚至怀疑你方出了麻烦，他们也会采取和你一样的办法。话又说回来了，你们相遇的时候，你们单位又不是少了他不行；你希望，你唯一的希望是先发制人，速战速决，才能克敌制胜、出敌不意。

“可惜他们没有。恰恰相反，他们做起了缩头乌龟，下令撤退，中午是法国人，下午三点后是我们和美国人。不单单是我们，德国兵也使出了这一手。难道你还不明白？要不是和敌人讲好了，打起仗来，你能撤退？德国兵在那种掩护炮火下趴了四年，早练就了火眼金睛，明白我方即将发动进攻，接着又没发动进攻，或者那什么的，锻炼了四年，他对这一点肯定有一个准确的判断；消息、暗号、要求，或那什么的传来，随便怎么说吧，表面上是要撤退，他凭什么要赞成？除非他有一条和我们一样的好理由，说不定和我们一样的理由。一样的理由；三年来，这十三名法国兵显然在我们的后方如入无人之境，他们凭什么不能越过前线进入德国人的后方，我们都清楚，除非你通过正当手段拿到一纸证件，从这儿去巴黎比去柏林还要难；从这里去东面，你只要一件英军，或法军，或是美军军装。说不定他们都用不着亲自过去，说不定靠风、流动的空气带过去。说不定连流动的空气都不要，只要空气，就像传染病、天花、恐惧或希望，靠看不见、几乎没有分量的分子之间的摩擦传播——在这片泥淖，只要有充足的人，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一句，够了，让我们来结束这场战争吧。

“你难道还不明白？他们容忍不了。他们也不能允许，现在压根儿阻止不了，别说任由它这样自行停下来——好比是两艘赛艇下了河，比赛已经展开，两艘赛艇上的人员冷不防地解下船桨，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不想划了。他们目前还不能。比赛尚未结束，好比是按一套正式和平达成、双方都认可的规则举行的一场尚未结束的板球或橄榄球赛，必须由他们完成，否则完整的裁判理论、文明和谐的国家以此为基础一步步确立的确实可靠的政治经济体系都将成为一纸空文。不仅如此，承载高耸云天、傲视星辰的民族大厦那单薄且紧绷的钢铁和热血脊梁，为了接送年轻的官兵，免费也好，拿钱也好，在地图绘制和划分人员都没见过的地方死于非命，一百年，或一千年后，一名游客偶然间到了这个地方，说不定还能说这里永远（曾经）是英国、法国或美国的地盘。再说不单是不能，不敢，而是他们不肯。他们从一开始就无此打算。至于缘故，请听我细细说来。今晚回来到路上，一辆卡车顺路捎了我一程。车上拉的是高射炮弹。车队绵延三英里，车车满载高射炮弹。你不妨想一想：三英里的高射炮弹；你想想，炮弹多到以英里计，两个月前在亚眠前线显然没这么充足。不过，休战十分钟耗费的弹药本来就多过挡住一场单纯的进攻。押运这辆卡车的是我的老熟人，他在圣奥梅尔一座弹药库等了整整三年，等着他们准他的假，同意他去蒙斯找他四年前的那天下午不曾、没有、不能或不承想，反正是没回来的儿子。他给我看了一枚炮弹。炮弹是空的，但不假。空的，完好无损，只不过炮弹里没装榴霰弹；炮弹能打出去，甚至能爆炸，但伤不了人。外表上看不出什么异样；我怀疑伦敦西区俱乐部（或伯明翰、里兹或曼彻斯特等制造炮弹的地方）军火商都看不出其中的分别，只有经验丰富的高射炮手才能看出蹊跷。说真的，的确不可思议；他们昨晚和今天想必跟海狸似的在弹药库忙了一天一夜，才改装了长达三英里的炮弹——他们提前、事先改装好了也未必可知；说不定四年后，连盎格鲁–撒克逊人也在战争中学会了事先算计——”他的嗓音不再那么悦耳，叽叽呱呱地说个不停，他（通信员）现在身在行驶的卡车内，三个人，他自己、那个老人和司机挤进密不透风、黑漆漆的驾驶室，他能感觉得到老人靠在自己身上的紧张兴奋、虚弱的身子，记得当初他和老年人一样嗓音嘶哑、奇怪，但很快就变了模样：两个声音相辅相成，像两个孩子一样逻辑不通、合情合理但又前后矛盾。

“你最好再说一遍。我怕忘了。”

“说到信号！”老人家叫道，“公告！是要昭告世界，上帝复活了！”

“高射炮弹的信号？三英里的高射炮弹？一炮不就足以说明他来了吗？如果是一门大炮，何不等三英里长的炮弹打完了再宣布他复活？或者说，如果一门大炮一发炮弹，为什么只有三英里的大炮？何不多准备些，瑞士和英吉利海峡之间每门大炮一发？其他人都通知到了？也为了迎接他？为什么不干脆吹响号角和喇叭？还是号角好；免得吓着了他。”

“《圣经》不是说雷电送他回来吗？”

“又不是火药。”通信员说。

“干脆叫人制造声势！”公鸭嗓子说，“叫人高呼哈利路亚，用他一直以来杀戮的武器欢呼！”——合情合理、又异想天开，像个孩子，但也残酷。

“他带上了你儿子？”通信员问。

“我儿子？”老人说，“我儿子死了。”

“对呀，”通信员说，“我就是这个意思。你不也是这个意思吗？”

“哼。”老人哼了一声，但听着像个“呸”。“这要紧吗？他是不是要亲自把我儿子送回来。我儿子，你儿子，或者别人家的儿子？我儿子？连同四年前那天我们失去的上百万，自从一千八百五十年前那一天以来失去的上十亿。他准备让今天早上八点阵亡的兵起死回生。我儿子？我儿子？”——（通信员）接着又下了车（车队停了下来。车队接近了前线，其实就在前线，或者今天下午三点前的前线；通信员恍然大悟，虽说他之前从未到过这里。但他不仅是一名在前线二十七个多月的步兵，而且还是一名七个月来每晚往返前线的通信员，所以他就像一匹靠近陷阱的老狼或山猫，十分清楚他的处境），他顺着车队到了停下来的队头，站在暗处看宪兵和端着枪的哨兵指挥车队分成小分队，每队打头的卡车配一名指挥，小分队驶离车队，下了大路，驶进田野和树林，再往前是前线；他没看多久，几乎在同一时间，一名刺刀上枪的下士转到了他待在暗处的这辆卡车。

“回你的车上去。”下士命道。

他亮明了自己的身份，说了自己的营和阵地。

“你他×的到这儿来干什么？”下士问。

“想找人捎一程。”

“这儿不许待。”下士说，“赶紧走开。喂，快走！”——（下士）一直目送到夜色又将他淹没；他下了大路，进了一片林子，往前线方向走去；（说着这个故事，他摊开手脚、躺在满面怒容的哨兵脚下，昏昏沉沉、迷迷糊糊、梦呓般地说）他如何又在暗处观察一个高炮连的人蒙着手电，从一辆卡车卸下空包弹，又装上他们的实弹；午夜时分他又到了另一片林子，或者说曾经的林子，因为林子如今只剩下身后一只不晓得藏在什么地方的夜莺——他现在不走了，背靠着一截断树，听着鸟儿在头顶傻乎乎地一遍遍地叫着，听着卡车一辆接一辆、不声不响、缓缓地在夜色中驶过，他没去听，仅仅是听到了它们，因为他这会儿在找着他遗失、不晓得放在什么地方的东西，尽管他最后认为他记忆的手指摸过它，可惜却错了，这记忆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可惜却错了，相信基督，死是结束，相信亚当，死却是开始。——的确如此，可惜却是错的，错不在真理，而是错在这一刻，不需要不想要的一个；他又理了理思绪，又试了一试，谁知听到的还是那一句：相信基督，死是结束，相信亚当，死却是开始——又没错，却又错了，叫人好不难过；但紧接着，不等他理清了思绪，正确答案就顺利、原封不动地闪现在脑际，好像出现了整整一分钟，他却为失去它兀自神伤。

——可惜那是在另一个国度；

再说那姑娘已不在人世。

这次是己方战壕发射的照明弹，就在上面一道防弹墙外不到二十码的地方，很近，磷火般绿莹莹的光熄灭后，哨兵能分辨出掠过通信员脸庞的不是他以为的火光，也不像油脂，而是水。“双方掩体内的炮兵连个个都看得出，一个团结一心、善良的高炮连，从我方胸墙、恰好的射程，却打不下一架直接飞临这一带，又返回维勒纳夫·布兰奇机场的飞机，因此，除了将军们，在谁看来都一切正常——如果干脆快一些、出其不意，士兵们会抱着炮弹冲向大炮、将炮弹填进炮膛、关上炮门、猛拽牵索，顾不得手上烫出的泡，一把拽出滚烫的弹壳，给下一发炮弹让路，别说前线千方百计地隐蔽、免得飞临战壕返回维勒纳夫的飞机在德国佬叫什么圣奥梅尔的地方装的不是昨晚上填装的弹药，看情况一切正常，就算德国佬的飞机没坠毁维勒纳夫，空军也会说炮兵反正一贯放空炮——”

“所以你瞧，我们只有趁德国密使，或管他什么人赶到巴黎、绍讷蒙或管他什么地方前，他，或者管他什么人与人家谈，或者谈好条件，倒不是商量对策，因为那不是问题，不过是商量如何回去复命。我们都不想发动进攻；法国人，就是那个法国团已经担起了这项重任。我们要做的是片刻不让他放下、犹豫和迟疑。我们片刻不能耽搁，明天——你说明天？已经是明天了；现在是今天——我们全营都要和法国人一样：明天一早翻过这道胸墙，穿过铁丝网，不带步枪，什么都不带，走向德国人的铁丝网，直到进入他们的视线，他们看见了我们——一个团、一个营，哪怕一个连、哪怕一个人都行，再说一个人也就够了。你能行。这个营下士以下的兵都是你的人，没有妻儿老小的兵个个都把你列为保险受益人，其他人下个月的军饷都将落入你的腰包。到时候你只要对他们说一声跟我上；一旦你被解除了职务，我就走向第一拨人，这样他们能明白你为我作的保。之后我为其他人作保的时候，他们明白你为我作保，所以到了白天或日出时分，德国人能看到我们的时候，欧洲各地的人能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们不得不看，忍不住要看——”他想： 他这次怕是真要踹我了，照我的脸 一脚 。接着哨兵一脚踢中了他的下巴，不等他倒地又一把掰过他的脑袋，他满脸的泪水在他的拳头下仿佛飞溅的唾沫，或是折断的叶片淌下的露滴或雨水形成的薄雾，哨兵又踢了他一脚，反身上了踏跺，军官和中士转过防弹墙跑回来的时候，他抬脚正跺着那张失去知觉的脸，对着那张扭歪的脸又是跺，又是吐唾沫。

“你现在还说看在基督的分上吧？你说，你说啊！”中士一把将他按倒在铺道板上。哨兵连想都没想，管不了中士拖住他，倏地一转身，倒提着步枪没头没脑地砸向身边的一张脸。他砸中的是军官，但哨兵看都没看一眼，不顾中士一只胳膊搂着他的腰，又转身冲向踏跺，用枪托砸着通信员鲜血直流的脑袋，这时，中士腾出一只手掏出手枪，用拇指掀开了保险。

“你还是不知悔改。”军官说着，一口血喷在手腕上，他甩了甩手，“关他的禁闭。”说完头也不回地拐过防弹墙，接着又抬高嗓门：“二八。告诉下士，就说是我的命令。”

哨兵现在口沫横飞，分明没注意到中士抓着他，还在拿枪托捅，至少对着通信员一动不动、血肉模糊的脑袋，最后中士几乎贴着他的耳朵说。

“二七……告诉下士。”防弹墙那边一个声音说；接着越来越弱，之后又说道：

“二六……下士。”

“用脚，”中士不耐烦地说，“踢掉他一嘴的狗牙。” 3NqItsPyg0WUAr4DsiS17inKH4pNFT21+/Ol/tGg9x6ldhQZHiKMfrxcbMfRQ26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