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接到进攻指令，指挥这个团的师长连忙说：“那还用说。多谢了。你说什么来着？”他仿佛觉得自己总算等来了期盼已久、想都不敢想的机会，他现在才体会到，时间太久，他甚至都断了这个念头。想当年，到底是哪一年他记不清了，他出了点事儿，换句话说，至少耽误了他的前程。

他自认为自己命中注定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军人：不知身世、无牵无挂、智勇双全。他最早的印象是比利牛斯一家由天主教姐妹会办的孤儿院，总之找不到他的身世档案，甚至可以说被刻意隐瞒了。十七岁那年，他应征入伍，成了一名列兵；到了二十四岁，他已是一个有三年资历的中士，他前途在望，承蒙（行伍出身、靠自己拼杀来的）决计不让一个人落伍的团长提携，为这个手下争取了一个上军官学校的机会；到1914年，他已然立下赫赫的战功，成了一名响当当的阿尔及利亚骑兵 少校，紧接着在法国本土，他晋升为一位无可非议的旅长，（他没有关系，除了像当初他任中士时的那位默默无闻、靠自己摸爬滚打和履历才升任的中校等人，他没有一个朋友）所以在信任他、看着他出人头地的人眼中，要不是这场战争匆匆结束，他恐怕前途无量。

后来出了点事儿。不是他出了事，他还是从前的他，仍然能力出众、无牵无挂、智勇双全。他觉得自己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丢了或遗失了从前如影随形、所向披靡的精气神儿，这么说吧，他失了职，这怪不得他，不过是运势放缓，但并没变。不过是暂时放缓，他的上司都抱着这个看法，因为他的帽上如期增加了一颗将星（这比其他人稍稍快了些），这不单单是他配得上这个师，而是机会使然，证明他的上司仍然坚信他兴许能随时交上，或者重新交上从前的好运。

但那是两年前的事了，最近一年来，连机会都不见了踪影，到了最后，连上司都信了他的观点，三年前他雄心勃勃、前程似锦，三年前，他红运的最后一点余波最终在他身上退去，将他在这个战时的师长位置上一搁三年，这场战争拖了三年，不用说，还要拖上一段时间；初来乍到、愣头愣脑的美国人怕是要花一年时间才能明白你打不过德国人：你只能跟他们耗，将他们拖垮。这场战争兴许还要拖他个十年二十年，届时英法这两个军事，甚至政治同盟早已不复存在，那时候，这场战争成了寥寥无几、连回国的船都成问题的美国人的事，届时他们恐怕要从倒伏在地的树上掰下树棍，从沦为废墟的房屋拆下桁条、椽子，绑成木筏，从杂草丛生的篱笆上拆下石块，靠断刺刀、烂枪托，以及从坠毁的飞机和焚毁的坦克拧下锈迹斑斑的残片对付德国的残兵败将，而这些德国人被法国人和英国人磨砺得与他一样始终能耐得住性子，将国家、疲劳，甚至胜负置之度外，到那时候，他希望自己已不在人世。

他照例断了奢望：唯有在命运这个简单的铁框框中无所畏惧、问心无愧地拼搏，他深信只要自己问心无愧、痛痛快快、一如既往地奋斗，命运绝不会辜负他，可惜命运分明不再眷顾他，只留给他一股闯劲儿，一直到两天前，军长才派人把他叫了过去。军长是他在法国的唯一一位朋友，其实也是他在这个世上绝无仅有的一位。两人当年奉命到同一个团任副官。虽说拉勒芒也出身贫寒，但他凭着那点儿拉帮结派的本事，服役期间，不仅让他在师部和军部出人头地，而且还有望补下一任陆军部部长的缺。“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但拉勒芒说这话的时候，他也明白，对自己来说无异于奢望但在拉勒芒眼中却又小菜一碟的小事有损他心目中的闯劲。不过，那也算不得错：命运纵然不再眷顾，但他一如既往地献身并没有错：命运纵然弃他于不顾，他始终没辜负自己深爱的使命；这个使命总算想起了他。

于是他说：“谢谢。你说什么？” 拉勒芒又对他说了一遍。他认为自己一时没明白过来。

这一刻很快过去，紧接着，他就明白了眼前的局势。这一仗早成定局，谁指挥、谁宣布、谁去打都无所谓。照军长的说法，不必靠训练有素的职业判断，他一眼就能看出，形势一触即发、因此越发扑朔迷离。他不会就此罢休。恰恰相反，这反而是个挑战，仿佛命运他老人家果然没置他于不顾。凭着同一个训练有素的判断，他当即明白这次进攻志在必输，一项宏伟的计划中早算计好、在劫难逃的牺牲，败也好，胜也好，都不要紧，要的不过是进攻，此外，整整二十多年的训练和奉献练就了他的火眼金睛；他不仅从前线和公众的立场，也从局外人的观点看待此事：不付代价的进攻必输无疑，如果由一个没有朋友、没有关系结识总参谋部的五星上将或者奥赛码头 戴玫瑰红领结的文官的人去打，那是轻举妄动，对谁都无大碍。他紧跟着想起了绍讷蒙市政厅内那位花白头发的老人。他随即想到：拉勒芒是为了保自己的脑袋。他现在真的为难了，他认为——是马马·比代。但他只说了一句：

“我输不起。”

“那可是大功一件。”军长说。

“请恕在下身份卑微，输不起。”

“那是，”军长说。“这次。”

“情况有那么糟吗，”师长问。“有那么严重？那么紧迫？比代手下只有一个步兵师。再说那一个还是我的。”他们对望了一眼。军长接着开了口。师长不容他分辩。“别开玩笑了。”师长说道。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他都抱着这个看法。他的话简单粗俗，总结了他还不认识这位军长前在招募欧洲罪犯和乞丐到非洲军团担任士官的一生。他问：“这么说，我别无选择？”

“你只能从命。”军长说。

师长一向喜欢在紧靠前线的观察哨督战；这是他的一个老习惯；再说这也是他的一部分战功。这一次，他在一处高地专门修了一个，筑了掩体、堆上沙袋，又在前面放了一块钢板，一部电话直接通往军部，另一部连到炮兵团长；他对了手中的表，第一波掩护炮火现在从头顶呼啸而过，飞向德军阵地，他像坐在戏院的看台，低头望着己方的前线，以及连指示他发动进攻的人也不指望攻破的敌军前线。抑或是包厢，那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包厢，而是皇家的：神圣使命的牺牲品高高在上，观看执行自己死刑的准备工作，他看的不是戏的最后一幕，而是从此退居幕后前他自己的谢幕，他幕后的职责无非是装备赢得光荣牺牲和名留千古的参战各师；从现在起，除了荣誉和为之赴死的机会，他的职责是要争取每一份希望和权力。他当然可以临阵脱逃，但逃往哪里？投奔谁？肯收留一名法军败将的恐怕只有远离战火硝烟的人：荷兰人吗？德国人的入侵让他们脱离了常规；西班牙人吗？与葡萄牙人一样，穷到掏不出两天的路费换个环境，排遣心中的郁闷，不论哪种情况，就说西班牙吧，都不值得他赌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仅剩的一点名声，他最后打消了这个念头：战争和酒是男人再穷也舍得掏钱的两样东西。哪怕老婆孩子光着脚，男人也一贯肯掏钱买酒、买枪，想想还 不止这些。一个打算经营酒这一行的人最不愿去找对手借钱。 一个备战的国家却可以向它旨在消灭的国家伸手。

他没打过败仗，但他搞过兵变。停止炮击的时候，他甚至没看山下的战场，仅仅看了一眼手表。他用不着看。扛着几颗将星看了三年，他俨然成了一名专家，不仅能预知胜负，而且几乎能分毫不差地预测时间、地点，什么时间点和地形没有敌人、比较安全——关于这，即使他不了解发动进攻的部队，就目前来说，他昨天挑中这个团，一方面在于他不仅清楚这个团的状态，而且了解该团团长对手下的信心，以及这个团取得的战绩；再说，也清楚靠它掂量该师另外三个团的轻重；他知道这个团会不遗余力地发动上司要求他发动的猛攻，不过，倘若这次事先安排好了的败仗意味着该团暂时遭到重创，甚至从此一蹶不振，对另外三个团的兵力和士气也无足轻重；正如军长相中这个师，他这辈子也想不明白，也不会透露自己为什么要挑这个团。

他望着颤动的表针，只等时间一到，奉命突破前线的全体官兵都冲进敌阵。他抬起头，却什么也没看见，这时候应该到处是冲锋和仆倒的官兵的地方却空空如也；只见几个身影缩在己方的胸墙下，这哪是在冲锋，分明是在喊、在叫，拼命地打着手势，要他们退到战壕里去，分明是不听军官和士官、连排长和他的指挥。他当即明白出了什么情况。他没有慌乱；这是专门对付我的一出，他心平气和地想着，并将望远镜放进胸口的镜盒，扣上盒盖，指着通往军部的电话对一旁的副官说：“就说士兵连战壕都没出。请他们批准我发动炮击。就说我这就出去。”说完抓起另一部电话，对着听筒喊道：“我是格拉尼翁。给我两组掩护炮火。一组重新瞄准敌阵。另一组瞄准——瞄准该团身后的交通壕，没有军部的命令，不得给我停火。”说完放下电话，转身走向出口。

“报告长官！”拿着另一部电话的副官喊道，“拉勒芒将军有话要对你说！”但这位师长却头也不回地走到露出了光线的坑道口，接着驻足听了一阵头顶呼啸而过的炮弹，看他冷静、超然、专注的神情，倒像是一名传令兵、抑或是一名通信员，奉命出来查看开没开炮，再回去汇报情况似的。他为自己前途这座大厦垒上第一块基石，如今已时隔二十年，那时候，他袖口上荣获的第一条穗带尚未褪色： 一名指 挥官只有遭手下的怨恨、至少畏惧，不为愤怒所动，手下才会随时随 地、不顾一切地为他卖命。 他站着，并非止步不前，不过是稍稍迟疑了一阵，又扬起脸，仿佛一名分外小心的通信员，免得他要汇报的长官问他凭据，或者命他再跑一趟冤枉路，查实一下疏漏，他想： 只可 惜我也没料到他们恨我恨到拒不从命，我当初也想不到手下对指挥官 恨之入骨，更想不到今天早上士兵能恨入骨髓，身为士兵，他陷入 了沉思。当然。收回成命，停止炮轰，让他们冲过来；到时候一笔勾 销，不予计较，到时候我只要说还没发动进攻，他们愿意为我赴死， 届时谁也不会反驳我，因为能反驳我的人都命丧战场； 他想，他并不认为这好气又好笑，不过是一种心情： 一个造了反的团把守前线，不 出十到十五分钟就能传遍全师上下，毁掉整整一个师。之后连给他下 令的那帮家伙都会感谢他们送的这份厚礼； 他又迈开脚步，走了一千米，快到了小车等着他的交通壕尽头；这一次他没有停步，一步不停；他不知道走了多久，甚至不知道听了多久：现在不再是一个团背后零星的炮火；在他听来，仿佛双方的炮火从一个炮阵蔓延到另一个炮阵，传遍了全线，想必全线各个部队都发动了猛攻。 他们果然冲过 来了 ，他想。 他们果然冲了过来。全线崩溃；不单单是一个造了反的 团，而是我方的全线； 他忍不住转身跑回战壕，心想， 事已至此，你 现在已无力回天 ——他恢复了镇定，或者说起码恢复了训练有素的军事逻辑和常识，为了挽回败局，哪怕他不得不发挥他所谓的状态（这时候也叫作才智，兴许是急中生智）： 昏了头。他们这时候凭什么发 动进攻？连我都不清楚，德国兵何以晓得我的一个团要造反？就算他 们知道了，他们舍得一次干脆以一个团的代价送给比代德军元帅这个 官位？ ——他又迈开了脚步，大声说：“那是一个行将没落的将军闹的笑话。”

两门野战炮几乎贴着他的车开火。拂晓时分，他下车时没见过这两门炮，就算他说了，司机也不可能听见，况且他也没说。他一边上车，一边做了一个命令的手势，挺着身子，面向由近而远的隆隆炮声，正襟危坐；到了司令部，下车，他仍然不动声色，起初甚至都没看见等在大门口的军长，他随即转身，不紧不慢地返回小车，军长追上他，抓住他的胳膊，拽向等在一旁的司令部的小车，他仍不肯就范。军长提了军团司令的名字。“他等着我们呢。”他说。

“那好，比代。”师长说，“我要比代亲自下令开枪。”

“你就上车吧。”军长说着，又抓着他，几乎硬将他推进了车，接着自己也跟了进去，关上了车门，小车打着了火，勤务兵只得跳上飞驰的车斗；不久，他们也沿着天际炮声震天的平行战壕一路疾驰，师长正襟危坐，一动不动地盯着前方，军长靠着椅背，望着他，或者望着那张看不见，但又分明不动声色的脸。“他要是不答应呢？”军长说。

“但愿他答应。”师长说，“我只要你答应我去绍讷蒙请罪。”

“你听我说，”军长说，“你难道还不明白，败也好，胜也好，或者说怎么吃的败仗，甚至有没有发动进攻，比代都无所谓？反正都无碍他的前程？”

“哪怕德国佬消灭了我们也在所不惜？”

“消灭我们？”军长反问道，“你听我说。”他抬手往东一指，车虽开得飞快，他的手却一动不动，师长这时候兴许明白了喧嚣为什么传得更远、更快、耳不能及。“德国佬才不想消灭我们呢，就好像我们也舍不得消灭他们。你难道还想不通？少了一方，我们谁也不存在！哪怕法国不剩一个授予比代司令的人，哪怕只剩下一个二等兵，德国佬也要在法国挑上一个人，将他提到够这个资格的级别？比代没相中你，因为你是查尔斯·格拉尼翁？而是因为这一次、这一天、这一刻你是格拉尼翁师长。”

“你说我们？”师长追问道。

“我们！”军长说。

“这么说我败了，不是今早六点败在前线，而是前天败在你的军部——要不，是十年前，或者四十七年前。”

“此言差矣。”军长说。

“ 我损失了一个团。没死在敌人的进攻之下，却死在宪兵司令的行刑队之手。”

“他们怎么死要紧吗？”

“我认为要紧。他们死得其所，那才是我的战绩。”

“呸。”军长啐了一口。

“我损失的不过是区区一个查尔斯·格拉尼翁的名声，保全的却是法国——”

“你保全了我们。”军长说。

“我们？”师长又追问了一句。

“是我们，”军长铿锵有力、不无自豪地说，“中尉、上尉、少校、上校、中士都有一样的待遇：有朝一日名列我们国家的将帅榜、灵柩安放在荣军院的机会。”

“只可惜美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无‘荣军院’一说。”

“好啦，好啦，”军长说，“单单为了换取耿耿忠心，承担一点小小的风险，谈不上什么荣誉，小赌一把，与呆头呆脑、因为必输无疑就活该被埋没又有何异。败了。”他说。“败了。查尔斯·格拉尼翁，你不到四十五就平步青云，从中士做到了师长，换句话说，四十七岁——”

“然后丢了官。”

“两个月前指挥庇卡底 的那位英国中将不也是吗？”

“三年前在比利时失之交臂或指挥失当的反正是那个德国佬。”师长说。“他自认为在凡尔登能大获全胜。他自以为贵妇小径这个起了一个女里女气的名字的地方一攻就破。”他说，“所以说不能说我们打败了对方，因为我们都没交过火。造成官兵大批伤亡的纯粹是因为明争暗斗。我们大家：上尉和上校们，英国人、德国人和我们齐心协力，背后是光荣传统这条牢不可破的防线，给予和索取……索取吗？连四分之一都得不到——”

“鬼扯。”军长又啐了一口，“我们的敌人是人，许许多多、来势汹汹、叫人头痛、垂头丧气的一群人。他每一段不光彩的历史，都会有一位伟人从天而降，犹如一名奶场女工进了厨房，拿手中的兵权做搅棒，笼络、灌输和锤炼可塑的大众，甚至有意将他们团结在一起。但绝不是始终，或者说不会长久。好比今早在那里——”军长又做了一个简单明了的手势。

“好比在那里什么？”师长问。军长道出了恰恰是总司令一个小时内要说的话：

“你连出了什么情况都不清楚？”

“我损失了查尔斯·格拉尼翁的名声。”

“鬼扯，”军长说， “我们毫无损失。我方不过是突然面临着一场意外。我们将他们拖出了不光彩的泥潭；要不了多大工夫，说不定就能扭转全球的局面。可惜他们永远办不到。与你今早一样，他们全线溃败。他们一向如此。我们却不，也不会溃败。我方甚至能不容他们分辩，及时将他们拖出泥潭，再说他们还会溃败。但我们却不，溃败的不是我们。”

司令也在等着他；他们只好停了车。车刚一启动，师长又干脆、冷静、几乎不动声色地提了一次：“我肯定要毙了他们。”司令不置可否。但师长也无这个指望。再说军长向他汇报，提到该团的番号、人数，以及自己两翼的其他几个师的时候，两个人三言两语、话留一半，他只当卖个耳朵，最后两个人的话声仿佛全线漫长的镶嵌图，分不清彼此。

这里听不见炮声，而且从未有过耳闻，他们在公馆大门口对了口令，进了庄园，车脚踏板上站了一名向导，免得他们在迂回曲折的洛可可式入口转晕了方向，车径直绕到楼侧，驶过一个勤务兵、信差和突突的摩托车来回奔波的庭院，经过——师长既没注意，也不关心——两辆飘着另外两位军长将旗的汽车，第三辆是辆英国车，第四辆在大西洋这一岸还没见过，车上了公馆背后的一条车道，径直开进一间拥挤、简陋、比衣柜好不了多少的斗室，斗室嵌在意大利风格的公馆，就好似结婚蛋糕上插了一枚锈迹斑斑的马刺，军长就在这里处理军务。

一帮人都在。集团军下属的另外两个师的师长，两人留着大胡子，由于一日三餐有条有理、顿顿美味佳肴，把两人养得仿佛两柄大勺；要是军装显眼的位置系一件紧身褡，英方参谋长怕是早不见了百折不挠的朝气，他戴着鲜艳的绶带、金穗和鲜红的领章，留着雪白的头发和胡子，生着一双冷冰冰、充满敌意的蓝眼睛；美军上校一副波士顿航运大亨的派头（他还真是，或者至少是一个大亨的限定继承人），确切地说，是一副十八世纪的面孔：上辈或祖上二十五岁就金盆洗手、不再来往非洲贩卖黑奴，而立之年跻身上流社会。三年来，他一直是座上客，当时他的祖国尚未参战，秘密会议上他一副嘉宾那一本正经、老姑娘似的、一概不赞成的派头，说是派头，也是素质、风姿，说句实话，他简直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穿着老父亲传下来的鞋和诺森伯兰郡 车把式那种粗陋的皮绑腿（鞋和绑腿都擦得锃亮，只可惜购买于不同的时间和地方，所以颜色始终配不上，何况分明也是从两个地方买来的弹药袋，这套皮具分四种色调），朴素的马裤，一色的短夹克，从胸口到喉结高突的领口干干净净不见哪怕一枚勋章，脑后再加上一个古板的滚边亚麻领，像极了牧师的硬白领。（说到这件制服，确切地说穿这件制服的人还有一段掌故，六个月前的一天早晨，上校到各个食堂查看伙食，当时美军司令部刚刚成立不久，一名穿了一条英军军官贝德福德灯芯绒裤和一件伦敦裁缝量身定做的长摆制服的下级军官出现在他面前——他不是波士顿人，而是一个纽约人，领口一直扣到了喉咙；上校以后还会见到许多这种制服，可惜当时还不行，因为那是1917年；这个小伙子有些腼腆，也可能是胆怯，与他打的许多先锋一样，他总是让别人先上，上司冷着银行家似的眼睛，当即说道：“你以为我口下留情？款式难看，品位低下，人模狗……”上校紧跟儿又笑着改了口：“凭什么不？他们1783年输的一仗教会了我们兵法；1917年，他们不会反对借给我们服装，为他们挽回一局。”）

马马·比代、总理、戴塞斯元帅等人的众矢之的，师长沉着、余恨难消并不是要为自己讨一个公道，而是为了还他从军这些年来的一个清白，他这个司令二十五年前来到日头火辣辣的非洲不是为了打仗（这是后话），连一般人立功升官的功利心都没有，而是一心为了扣在军裤里的肚子，这个肚子陪着他（甚至先他一步）从小兵到连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司令一路平步青云，和他肩上增加的将星，以及用兵的天赋一样无人敢动，也没人能动，只不过少了当年的冷酷，这位壮实、大腹便便的小个子男人仿佛到了五十岁退休享福的蔬菜贩子，十年后不情不愿地套着一件不合身的列兵制服去参加化装舞会，制服上别说一条绶带，甚至不见一个表明军衔的肩章，而这十五年来，他本人却是军校学员学习军容军貌的榜样，同时又是战地指挥官带兵打仗、挂在嘴边四年的一句口头禅。

几位军长、司令落座的时候，他却没请这位师长坐；就这位师长所知，司令甚至都没注意到他的存在，把他一个人晾在那儿，他无意中记下了无聊乏味的各团各师，不仅记住了它们在前线的位置，还记住了它们以前的战绩、它们的发家之地、军官的名字和履历，军长说得简明扼要、语速飞快，语气中听不出惊慌和担心，不过是警惕、严格、小心。师长似乎没注意——或者说没特别注意司令，再说他什么也没看：自从进门那一刻起，他就一直定定地望着司令，或总司令方向，他回过神来，不仅不晓得什么时候眨过眼睛，而且自认为没有必要眨，总司令也在听，虽说他想必镇定、礼貌、漫不经心；师长突然意识到司令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接着其他人似乎也回过了神；军长住了口，说：

“这位是格拉尼翁。我说的就是他的师。”

“啊，是吗？”司令打了个哈哈。接着用和蔼平淡的语气吩咐师长：“谢谢。你好归队了。”说完转身对着军长：“请接着说。”接下来的半分钟是军长的声音；师长眼睛一眨不眨倔强地呆望着，眼睛一眨不眨倔强地望到军长又住了口，不等师长收回目光，就听司令又说道：“真有此事？”

师长站在那儿、姿势算不上中规中矩，两眼出神但倔强地望着总司令头顶方向，郑重其事地请求执行全团死刑。司令默默地听他说完。

“收到，同意。”他说，“归队吧。”师长没动。他兴许没听清。司令又坐回了椅子，头都没回地吩咐军长：“亨利，你陪这几位先生去小客厅，叫人拿红酒、威士忌、茶，他们想喝什么尽管差人去拿。”说完，他又操着一口差强人意的英语说：“我听说过美国的可口可乐。可惜我现在还拿不出招待诸位。但我希望很快就能替你们办到，呃？”

“谢谢你，将军。”上校操着不错的法语说，“只要是德国的条件，我们决不接受。”

说完，一行人走了出去，带上了门。师长还是没动。司令望着他。语气依旧那么和蔼，不带一丝询问的口气：“一师之长。你从非洲一路走来，立下了汗马功劳，格拉尼翁中士。”

“你不也是——”师长说，“马马·比代。”他冷冷地说，语气不阴不阳，喊出的名字也少了背人时的私密，兴许只是在能称兄道弟的情况下，他刚担任非洲团的副官、师长已然是一名中士那时候，下级觐见司令：“不容易，总理先生、未来的戴塞斯元帅先生。”司令依然不动声色，他依然语气镇定，但现在掠过了一丝阴影，一丝思索，甚至稍稍有些吃惊，尽管师长可以说，但他至少没说出口。总司令说：

“看来我的权力太大了，连我都不清楚，都不敢想。你一进门，我就觉得兴许我应该向你道歉。现在坚定了我的想法。”

“你何苦要妄自菲薄，”师长说，“一个荣立了那么多军功的人怎能怀疑自己一贯正确？一个荣立了那么多战功的军人怎能心存疑虑？”

司令盯着师长看了一会儿，说：“你难道还不明白，这三千个兵或这四个人的生死已经无关紧要。现在不是杀几个三千人就能补救或改变得了的。”

“你是狡辩。”师长说。“法国人死了何止十个三千？”他说，“你恐怕会说，是被别的法国人残杀的？”他又说了一遍，背书似的，毫无表情，措辞简洁：“福尔热公会。费罗斐公会。飞机制造业公会。比杨库尔的民众。何况还有英国人和美国人，因为他们不是法国人，至少在征服我们前还不是。他们死了，别说三千，就是十个三千又有何妨？只要我们成功了，谁杀了他们又有何妨？”

“你说的‘成功’莫不是说‘胜利’吧，”司令说，“你说‘我们’，不用说是指‘法国’。”

师长语气平淡，用简单直白的军人口吻复述了一遍康布罗纳传奇。

“这是事实，但不足以服众。”司令说。

师长又旧话重提：“对我，是明天的一条勋表，在您，是您此生的一柄权杖。既然我的勋表不过值区区一个团，对您无异于一根毫毛。”

过了一会儿，司令说：“你究竟想要我做什么，送你上军事法庭。你这是逼我做出选择，要么送你去见总司令，要么硬逼你自己走。”师长没动。他也不打算走。他们都心知肚明。“回你的师部吧，”司令说，“只要元帅愿意在绍讷蒙接见你，我立刻通知你。”

他随军长回到了军部，上了自己的车；他兴许连军长没留他吃晚饭都忘了。再说他也不在乎。就算军长留了，他也会推辞。总司令吩咐他返回自己的师部：这是一道命令。他恐怕都没发觉自己违抗了命令，上车对司机交代了一句：“去前线。”尽管为时已晚。这时候将近两点；这个团恐怕早就被撤下前线、解除了武装、换上了另一支部队；这时候来不及看它被消灭，亲眼一睹它玩完，就好像当时他站在交通壕，看看炮兵有没有停火。他好像一名隔了两三个小时才赶回厨房的大厨，这时候，锅里的菜已经烧焦、说不定锅已经爆炸，他不是去帮忙，亦非是指点如何收拾，不过是去看看收拾完残局后还剩下什么；他回到战场不是为了惋惜，因为惋惜徒劳无益，不过是去看看、核实一下，他甚至都不去想它，什么都不想，一动不动，若无其事地坐在行驶的车内，心仿佛装在保温瓶的水，执意要不惜一切代价为自己的职务讨一个公道、还自己一个清白。

起初他还不清楚是什么吓着了他、让他吃了一惊。他喝道：“停车。”接着在清晰的沉寂中坐在停下来的车内，他从未见识过这种沉寂，因为这里除了枪声就是炮声：他不再是一位在后方指挥车内坐镇法国前线的指挥官，而是一个趴在比利牛斯山村外一道石墙上的性格孤僻的孩子，据相关记载或可靠的消息，他从小失去双亲；他听着蝉在战壕外一片被柯达炸药炸得乱糟糟的芦苇丛中唧唧地鸣叫，去年冬天，一架坠毁的德军飞机形同骨架的机尾在这儿划了一条界线。接着他又听到了云雀，高得看不见，像水又不完全是水，仿佛四枚小金币不急不缓地落入一个悦耳的银杯，他和司机对望了一眼，最后他厉声吼道：“开车！”——车又开动了；一点没错，又是云雀，天空一碧如洗，接着又是一阵难以忍受、来之不易的寂静，他恨不得捂住耳朵、抱着头，最后还是云雀为他解了围。

隐蔽在偏僻处的两个炮兵阵地现在没开火，它们不仅坚守阵地，两翼还有一个排的重型榴弹炮，炮兵们默默地望着他迈着大步走了过来，他身材魁梧、年富力强，看上去体强力壮；他扛着将星、气宇轩昂，在这片目所能及的地方，一副高高在上、舍我其谁的派头，恰恰因为这几颗将星，只要他不发话，谁也不敢造次，别说究竟从哪里传来的消息，说是他下令停的火，从军这些年，他听说不必亲眼一见，就能知道战争在军人脸上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但至少他现在见到了和平在军人们脸上写下的印记。因为他现在知道，沉寂不仅蔓延到全师的前沿阵地，甚至扩展到了两翼；军长和司令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你不可能不了解现在的情况吧。”他现在总算明白了他们的意思，现在想来，就算军事法庭判我无能也实属应当。这场战争结束了，他们不必送我上军事法庭，因为谁也不会在乎，谁也不必单纯凭军规为我伸张正义。

“这儿谁负责？”他问道。不等那位上尉回答，大炮后闪出了一名少校。

“我是格拉尼翁。”师长说，“不用问，你在坚守阵地。”

“是的，将军，”少校说，“是那道命令下令撤退的。怎么了，将军？出了什么情况？”——最后一句是对着师长背影说的，因为他已经转身、昂首挺胸、迈着大步走开了，只可惜有些轻率；接着一个炮阵开了火，一阵齐发，噗啦啦地落在两公里、也兴许开外的地方；他身材魁梧、体格健壮，从容不迫地迈着健步，心中突然闪出、流出，或者说涌出吧，如果他还是当年那个放心地躲在废弃的比利牛斯山围墙内的没爹没娘的少年，涌出的恐怕是泪水，且不见得比现在清楚，不见得比现在悲伤，而是倔强。接着另一个炮阵开了火，一阵齐发，这次的落点不足一公里，师长没有却步，迈着不大不小的步子改变了方向，他没有进交通壕，而是身手敏捷地爬上了战壕，进了一片坑坑洼洼的地，他没有跑，而是走得飞快，等下一个炮阵开火，他已经走出了好远，这次开火的是他刚离开的一个炮阵，几个炮阵地轮流打出一排排炮弹，仿佛营造了这段寂静的人刻意以整齐、漫无目的猛轰引起人的注意，每一阵隐约的轰鸣都仿佛在说：“听见了没？听见了没？”

第一旅旅部设在一座沦为废墟的农舍的地下室。有几个人在场，但即便他睁大了眼睛，进去好久才认出他们。紧接着他挣脱了拽着他胳膊的副官，又走了出来。进攻失败时，副官一直在观察哨陪着他。他接过酒瓶，还带着副官体温的白兰地清汤寡味，喝在喉咙里如同变了味的水，没滋没味。在这里，他总算能独霸一方，做他的格拉尼翁将军，不必做格拉尼翁师长。“什么——”他问。

“来吧。”不等他说完，副官连忙接口说道。但师长胳膊一抖，又甩开了副官的手，没有跟着副官进地下室，而是在副官前面，几步走进了农家小院，接着停下脚步，转过身。

“你说。”他说道。

“他们连你都没说？”副官问。他没答话，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壮得像头公牛；壮得像头公牛，而且相当地镇定。副官告诉他。“他们下令停火。我们全线——不单是我们师和我们军，而是法国全线——除了空中侦察和那一角的炮阵地，中午时分全线撤退。空军并不越界，只是沿着我方前线上下巡逻，炮兵接到的命令不是瞄准德国兵，而是我方与他们之间，美国人所谓的无人地带。德国佬的炮兵和空军也和我们一样；英国人和美国人接到的命令是十五点撤回，为的是试探德国佬是否在他们之前回撤。”师长盯着他：“你说不仅仅是我们师，而是全体官兵，我们和德国佬？”副官这才看出，即便到了现在，师长也没明白过来。“是全体士兵，”副官说，“士兵。不单那个团，也不单我们师，而是我方全线的列兵，还有那德国佬，我方刚一停炮，他也立刻开始后撤，他原本可以趁机发动进攻，他想必看出我们团撤出阵地，发生了兵变；他做得更绝，甚至都没劳动炮兵，仅仅出动了空军，沿着敌方前线上下巡逻，连界都没过。但他们十五点前肯定不清楚他们面前的英国人、美国人和德国佬的想法。是士兵们干的；连中士都不清楚、没发觉、没听到一点风声。谁也不清楚他们是不是恰好事先定了一个与我方进攻巧合的日子，再不就是他们掌握了我们团事先准备的一个暗号，当时拿准了今天早上能通过——”

“你撒谎，”师长说，“你说是全体士兵？”

“对，前线中士以下的全体士兵——”

“你撒谎。”师长说。接着他又耐着好大的性子说：“你难道还不懂？你难道看不出一个乱了分寸的团的分别？——这事随时都能落到一个团的头上；这个昨天拿下一个阵地的团，仅仅因为今天临阵脱逃，明天就能攻下一座村庄，甚至一座防守森严的城市？你莫不是想告诉我这个吧（用词还是那么简洁、一副军人的口吻）。这些士兵，”他说，“元帅和将军等军官今早下的那道命令，命令只许败，不许胜；参谋和专家按失败这一标准制定了作战计划；为这次失败，我贴上了一个兵变的团，更有甚者，许多元帅、将军和军官不惜毁了我的名声，从中捞取好处。这些兵。我带了他们一辈子，和他们一道出生入死。他们死在我的手里：是可以这么说，但直到他们成就了我的前途，再也阻挡不了我的前程那一天，我一直身在战场，带领他们冲锋陷阵。不是这些兵。他们明白，哪怕你们不懂。恰恰是那个团应该能明白过来；他们明白按兵不动承担的责任。责任吗？自不必说。我原本可以袖手旁观。倒不是为了我的名声，甚或不是为了我自己或我手下这个师的荣誉，而是为了保其他各团和我们全体士兵、普通士兵将来的平安，别因为明天或明年一个团临阵脱逃、造反、拒不从命白白丢掉了性命，那时候我定斩不饶——想了想，还是那时候。我说了那时候；不是现在，是那时候。”副官瞪大眼睛，惊讶、将信将疑地望着他。

“不能吧？”副官说，“你当真以为他们停战是成心要罢免你这个师长的权力？你当真要处决他们？”

“并非为了我的名声，”师长忙说，“也不是为了我的荣誉。而是这个师的荣誉和英名。难道还有别的不成？他们难道还有别的动机——”说着，他痛心疾首地眨了眨眼睛，副官趁这工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瓶子，拧开瓶盖，硬塞进师长的手中。“这些兵。”师长说。

“拿着。”副官说。师长接过了酒瓶。

“谢谢。”他说着，将瓶递到了唇边。“这些兵，”他说，“这些部队。都一个心思。他们藐视、对抗的不是敌人，他们藐视、反感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我们这些不仅与他们一同出生入死，而且身先士卒，唯愿他们建立功勋，只要他们鼓起勇气的军官……”

“喝吧，将军，”副官说，“别急！”

“好。”师长说。他喝完，把酒瓶递了过去。“谢谢。”说着，他使了个眼色，不等说完，自从他荣获第一颗星那天就在他帐下听差的副官立刻掏出了一块洗得洁白、叠得跟熨过似的手帕。“谢谢。”师长又道了一声谢，接过手帕，揩了揩胡子，擒着抖开的手帕站定，痛心疾首地眨了眨眼睛。坦率明白地说了一句：“算了，不说也罢。”

“是吗？将军！”副官应了一句。

“呃？你说什么？”师长问。接着又接连眨了几下眼睛，只是少了些痛苦，也不是很快。“唉——”他叹了口气，转过身。

“我陪你去？”副官问。

“不，不必了，”师长说着，迈开了脚步，“你留在这儿吧。他们恐怕需要你。说不定还有别的师……”他突然收住话头，又迈起了健硕的步伐，炮兵们站在对面的战壕沿上望着他拿着一块抖开了的手帕走了过来，仿佛奉命打着一面他羞于、为之痛心的休战旗。少校向他敬了一个礼。他还了礼，钻进了小车。司机早就将车掉好了头，载着他疾驰而去。德国佬坠毁的飞机离这儿不远，他们很快就到了。“就停这。”说着，他下了车，“你往前开，我过会儿去追你。”不等汽车开走，他就翻过了堤岸，拿着那块手帕进了那片被柯达炸药炸毁的芦苇丛。就是这个地方；他做过记号，不必说，他不期而至想必惊到了这头小小的野兽。但它应该还在这里；他耐着性子，蹲下身，轻手轻脚地拨开芦苇秆找着，他兴许能看见它淡定地伏在比利牛斯山的草丛中，只等他静下心来，恢复他的出身、门第和与生俱来的幽静，修女们——神父届时将亲临这里，他殚精竭虑的眼睛，轻柔的手，只可惜没有子嗣，这双手从未爱恨交加、喜忧参半地爱抚或打过传承了他的血脉，承载着他偏爱、希望和骄傲的孩子一巴掌，他兴许比修女们聪明，却不如她们体贴，但绝不缺乏怜悯心，他不像修女们那样无知——修女们说：“众生的母亲圣母就是你的母亲。”不行，他不要众生的母亲，也不要圣母，他只要自己的母亲，只要静下心来，等到那个小小的生灵习惯了他不期而至，继而试探着轻轻地发出第一声蝉鸣——一声悠长婉转、将信将疑的鸣叫，又好似试探他是否当真来了，是否当真做好了准备；接着，他轻声对着面前被正午的日头晒得滚烫的石头，他当初没错，这哪里是比利牛斯山的知了，但准定是它们北方来的姐妹，在一堆锈迹斑斑的机器、大炮，发黑的电线和烧焦的树枝间的什么地方细声细气、悄悄地叫个不休——不出他所料，叽里咕噜，仿佛出自沉睡的火门附近沉睡、紧闭的炮口。

师部设在原先的主人口口声声说的我的乡间别墅，他在巴黎证券交易所赚了几百万，回家乡建了这座宅子安置一名阿根廷情妇，他不仅要建成一座地标，还要让长辈、市长、医生、检察官和法官瞧瞧，当年他们说一辈子不会有出息的那个孩子和小伙如今衣锦还乡了。军方一提出征用这座宅子，他当即凭着一腔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满口答应，因为那个阿根廷情妇受不了人家在背后指指点点，早就离开了巴黎。

军部发来一封电报 。要他， 明天十五点，务必赶到绍讷蒙。摩托 车来接你前，不得擅离师部。 他将电报揉作一团，连同副官的手帕一块儿塞进了制服口袋；又回到了家（自从十八岁那年他第一次穿上军装起，他所谓的家就好比海龟的龟壳，走到哪儿哪儿就是家），还有漫漫、空虚的五六个小时天才黑。他想到了酒。他算不得一个酒徒；见到酒之前，他不仅从未想过，人家像副官那样把酒塞在他的手上之前，他好像都忘了世上竟然还有酒这玩意儿。他当即毅然决然地打消了这个念头，好像他当真是个酒鬼似的：虽说接到军部的逮捕令那一刻，他已不再是格拉尼翁师长，但格拉尼翁师长还得继续存在五六个小时，兴许还要一两天。

他突然明白了自己的本分，离开营房，退隐自己的一方小天地，他经过自己的卧室，这是一间蒙了板的斗室，那位百万富翁所谓的军械库，藏着他那把一发子弹没打过的猎枪，一个购自同一家商店、放在架子上的雄鹿头（品相算不上好）和一只鳟鱼标本，他走进三名副官的卧室，这其实是那位百万富翁和情人幽会的爱巢，似乎还留着那位阿根廷女人的气息，只可惜没人说得清，因为这里早不见了她的踪迹，除非她是北方人杜撰、深信不疑和痴迷的那个伤心欲绝的女鬼。他在一个旧箱子里找到了那本书。书是司令部人员的私财，由一位副官负责随身携带。这本书早不在人世的主人仿佛又出现在眼前：他是他昔日手下的一名参谋，瘦瘦高高，文质彬彬，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师长不晓得怎么一度怀疑（很可能是错的）他的性取向，他接手这个师前不久，这名部下才进入这个（当时的）旅的大家庭，将军发现，他一样出自一家孤儿院，无名无姓，师长私下里不由得有些自卑，这一事实，不是这本书，而是阅读本身才让他明白，人家并非细细地咂摸，也并非一目十行，肯定也不是埋头苦读，因为他是一名合格的副官，终于有一天，在师长眼中，那本卷了角的旧书就是那名副官、副官手下的勤务兵：一天夜里，他们正等着通信员从前线带回一份旅长没顾得上签字的报告（副官是他们师的美洲豹牌小汽车），他问过了情况之后，冷冷、漫不经心、之后吃惊地听着他的回答：

“我是一名女性服装设计师，在巴黎——”

“你是什么来着？”师长问。

“我为女性设计服装。我喜欢这一行。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但我志不在此。我想做一名勇士。”

“做什么来着？”师长又没听清。

“我说一名勇士。可惜造化弄人，我却为女人做衣服。所以我想做演员，演亨利五世，就是演塔图夫 也好，连西哈诺 也成。可惜那不过是演戏，演的是别人家，不是我自己。接着我悟出了一个办法。我自己写。”

“你自己写？”

“对。写剧本。我自己写剧本，不仅仅是按人家的意思演绎英雄们的事迹。我为自己虚构光辉的业绩和场面，将自己塑造成一位英勇无畏、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建功立业的英雄。”

“那不也是假扮别人吗？”将军问。

“我写了他们、创作了他们、塑造了他们，但那就是我。”连将军也分辨不出算不算谦虚：就算是盲从，但也算是固执和谦虚的品质。“我至少做到了。”

“哦，”将军若有所悟地说，“就是这本书。”

“不，不是这本，”副官连忙说，“这本是人家写的。我自己的还没动笔呢。”

“至今还没动笔？你在这儿有的是时间。”不晓得是不屑，抑或是刻意掩饰，或者说他兴许刻意掩饰了。副官现在并不谦虚，但也不固执；将军从他脸上看不出失望，尽管他并不气馁。

“我了解得还不够充分，只好搁笔去查资料——”

“查资料？书里有什么？”

“论勇敢的文章。论荣誉的文章，了解一个人如何赢得荣誉，之后又如何保住这份荣誉，了解人家赢得了荣誉后、怎样才能不辜负这份荣誉；荣誉和牺牲，你的怜悯和同情势必要对得起这份荣誉和牺牲，怜悯需要胆量，无愧于这份胆量的傲气——”

“胆量，怜悯的勇气？”将军不解地问。

“是的，胆量。你放下一切，怜悯别人的时候，世人却要坑害你。那份胆量要的是傲气。”

“凭什么傲气？”将军问。

“我现在还说不好。那恰恰是我想找的答案。”当时连将军也没看出这份淡定，兴许他另有叫法。“我会找到答案的。它就在书里面。”

“在书里面？”将军不解。

“对。”副官答道，可惜他死了，确切地说，一天早上，将军不见他的踪影，或者说整个上午都找不着他人。两个小时后他才找到了副官，又过了三四个小时他才弄清楚副官到底干了些什么，但他怕是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怎么去的那儿，上了前线，师长手下的一个军法处处长助理管不着，也不相干的地方，按通信员的说法，他挨着团通信员坐在一堵墙后，旁边的一个角落停了好几辆指挥车，通信员说他汇报过副官，敌人当天早上才将一门大炮瞄准了这里。大家都接到了通知，但这辆车还是开了过来，即便是副官跳起身、挥着胳膊去拦，车也没停。车不肯停，哪怕副官冲出掩体，跑上公路、挥着手要车掉头回去，哪怕通信员说他能听见炮弹呼啸而来，副官自己想必也听见了；他不会不知道车上坐的不仅是一位有钱的美国侨民，一位家中的独子就在几公里外一个法国空军中队服役、赞助巴黎郊外一个战争孤儿院的寡妇，而且还有巴黎一位身世显赫的少校参谋。获得了这枚勋章却不知别在谁的胸口，也不晓得陪谁下葬，所以干脆将它放在那个旧匣子里，由副官一个个继任代为保管；师长从匣子里拿出这本书，看了一眼标题，接着又越看越气地念了一遍，对，大声地念，差不多是大声地说。作者是布拉斯。这本书究竟叫什么？最后他才意识到他望着的一行字就是书名，这本书写的想必是一个人，想想的确如此，再回想两年前那晚的一个个片段、后果，他大声地念出了书名：“《吉尔·布拉斯》 。”然后又凝神静气地听了听，仿佛它发自这本合起来的书，从封面汇成一个简单的名字，好似滚滚的惊雷，轰隆的炸响，嘹亮的喇叭和号角，还有……叫什么来着？他想了想。荣誉，是荣誉、胆量和傲气——

他拿着书回到了卧室。除了行军床、箱子和书桌，屋内都是房东和那个阿根廷女人的家具。看家具的款式，无疑购自同一家店铺，兴许是打个电话，人家送的货。他从晾着酿馅鱼的窗前将那把单人椅挪到了亮处，坐下来慢慢翻开了书，他紧闭双唇、神情严肃，仿佛五十年前为画自己的肖像忍着浑身的不自在坚持坐在那里。一会儿工夫，天色已是黄昏。门迟迟疑疑地开了，接着又悄无声息地推开了一点，进来一名勤务兵，他走到桌前，准备点桌上的油灯。勤务兵点上灯，柔和的火苗噗地一闪，不声不响地将灿烂的光线洒满翻开的书页，勤务兵端来一个盘子放在灯旁，又带上门出去了，师长始终捧着书，甚至都没抬头说声“行”。过后他轻轻地放下书，扭头望着盘子，又一动不动地愣了一阵，如同他翻开书之前打量着书，打量了一眼扣着鱼、面包、盘子、刀叉和放酒杯的托盘，以及托盘上见了三年的一瓶红酒、一瓶朗姆酒和一瓶黑醋栗酒，酒还是那几瓶酒，他从没动过，几个瓶塞每天都要打开，然后再塞上，哪怕刚抹过灰尘，但每个瓶中的酒还是当初酒商和酿酒师罐装的酒，分毫不少。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他不用刀叉，说不上狼吞虎咽，也不是草草对付：他不过是拿面包蘸一蘸牛奶，麻利地塞进自己的嘴。接着稍稍停一停，倒不是犹豫不决，不过是想想从哪只口袋，掏出副官给他的手帕，仔细地抹一把胡子、手指，然后将手帕往托盘上一丢，从桌前推开椅子，拿起书，半举在空中，又一动不动地停在那儿，谁也说不清他是在看翻开的书，还是望着面前敞开的窗外，看或听春意浓浓的夜色，一片祥和的寂静。接着，他捧着书，好像一名患者结账前去牙医诊所最后再矫正一次牙似的，进入、迈进这本书，耐着性子一字不落地读起他先前错过、跳过、忽略的缓慢的铺垫，故事初读索然寡味、继而令人怀疑、最后啧啧称奇，他奇怪的不是人的阴暗面，那都是杜撰的角色，他自然不会相信，再说是发生在别的国家、年深月久，就算是真的，它们也妨碍不了他的前程，他是佩服将这记在心中、写在纸上的人的才智、勤奋和（他认同）能力。

纯粹出于先见，他立即醒了过来。他捡起掉在地上的书，才看了眼手表；他没有吓得一惊，也不垂头丧气，像是他事先就晓得拂晓前有充足的时间赶到那座公馆。也不是说有什么分别；他不过是打算今晚见见司令，没打算睡，也不想要人叫醒，至少从理论上说，现在还是今晚，还有充裕的时间见见司令。

传达室的哨兵放他进了门，他驱车（车上只有他一个人）在早起的夜莺唤醒春夜的歌声中隆隆驶上了直通公馆、现在看似拱得厉害的车道，天还没放亮。一名得了势的拦路强盗相中了这个地方，建了一座庄园；法国王后的一房远亲又将它改成了家乡的意大利风格；传给了承袭他爵位的子孙；后又被收归共和国；继而归拿破仑元帅；之后又落到了黎凡特一位百万富翁的手里；最近四年，这座公馆实际归法军总指挥部。师长进了庄园才注意到夜莺，兴许这时候他才体会到军权、公馆、夜莺一样都不属于他这个倒霉、把过去和将来交由总司令发落的师长。他在比佛罗伦斯画派少了几分路易情调、较二者又多了几分巴洛克风格、黑魆魆的建筑前勒住累垮了的马似的猛地刹住车，下了车、甩手关上身后的车门，砰的一声打破了夜晚的寂静，就好像将缰绳丢给马夫、连看都不看一眼马是否拴牢，然后上了通向雕花栏杆和雕花柱头的石露台那道宽敞的浅台阶，天仍没放亮。这里现在连旧式的哥特风格都荡然无存：靠门口堆着一堆两三天没人过问的马粪，就像那位威风凛凛的老劫匪昨天刚刚回来过，师长经过的时候瞥了一眼，想着北方这种白垩土种出的草料只能将马喂成一副空架子，硬是将它撑成了一个无甚用处、行走的皮囊：论速度和耐力，远不如在沙漠养大、结实、瘦小、轻巧的马，这种养尊处优的马吃不了苦，也不屑吃苦。不仅是马，人也一个德行，想想再见到法国前，我所向披靡；想想一个人长寿不过是多活了几年、几十年，我们无非是自己心中的穷人，被自己抛弃；与前人想过、说过的一样，再想想第一次冒着炮火上阵，士兵不得生还，之后他也想不了那么许多，迈着大步走向门口，沉着、果断、大声地敲了敲门。

他看到了烛光、听到了脚步声。门开了，开门的不是圣日耳曼城区那位邋里邋遢的副官，而是一名列兵，一名中年男子，套着一双没系鞋带的步兵靴、拖着背带，一只手端着蜡烛一只手提着裤子，上身穿了一件邋里邋遢的紫色衬衫，无领领圈扣着一枚模样和大小与狼牙无异的生了锈的铜纽扣。连这名男子也看不出什么异样；何况衬衫；他（师长）十五年前就见惯了这一幕，那时候比代好容易升任上尉，到巴黎军事学院担任讲师，终于又能夜夜与妻子同床共枕，妻子当年随军到了非洲、在奥兰市寻了一处阁楼，这位军人在邋里邋遢的紫色衬衫外套了一件粗呢围裙，在妻子严厉地监督下，擦洗门前的露台或台阶，妻子腰上别了一大串钥匙，每逢她对他嘀咕几句，随着他一惊，妻子腰间的钥匙叮当作响；他套着那件粗呢围裙，在餐桌上侍奉左右；显然还是当年那名军人（至少气度不凡），但肯定是八年后比代升任上校、拿的薪水能养得起一匹马时穿的衬衫，那时候，他在无领衬衫上套一件雪白的围裙，每每一惊，一大串叮当作响的钥匙下是真丝，或真绸缎衬衫，围裙下当年那双厚实的靴子如今却沾着马粪味，但插在汤碗里的还是当年的大拇指。

他跟着烛光进了那位豪侠仗义的大盗下榻过，还留着些许帝国元帅遗迹的卧室；那位元帅想必又是轻蔑又是怀疑地瞧着佛罗伦萨侯爵子孙兴许住过，也兴许没住过的这间卧室，但黎凡特人肯定住过，再看其他摆设，他才意识到，他不指望发现什么变化，尽管穿那件衬衫的人已今非昔比。他站在床头，磨损的雕花油漆踏板对面坐着司令，他靠着一摞枕头，穿的还是他二十五年前带到非洲的法兰绒睡帽和长睡衣，那时候，他手头并不宽裕，只能将妻子安顿在奥兰当地闹哄哄的人家。（他是家中的独子，外祖父是一位退休海军上士，生了六个女儿，他母亲后来嫁给一位萨伏依教师，谁知年纪轻轻就守了寡，一个人靠丈夫的抚恤金拉扯一个孩子。）丈夫第一次到前线出任副官，她一个人独守了两年空房；——面前的这个人至今不像一名法国军人，好像二十五年前的第一天就被全然，甚至愚蠢地安排错了职务，他当时的模样，就像患了痨病的小学教师，注定不是破产，就是穷困潦倒、走上绝路，他当时还不到一百磅（现在壮了些，其实是胖了，他的军旅生涯中，有一段时间仿佛一枚慢性子的爆竹，眼镜也不戴了），戴着度数这么深的眼镜，少了眼镜他无异于瞎子，就算戴了眼镜，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镜片蒙上了一层雾气，他还要花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斗篷角擦干，在又蒙上一层雾气前才能看得清；他给那个沙漠骑兵团的战地生活融入了寺庙的成分，类似午夜在专用无菌诊所或实验室发出的冰冷、微弱、令人难以忍受的光芒，冷冷地盯着人，他眼前的不是一个御用工具，更不是一个勇敢的小个子，以羸弱的血肉之躯凛然扛起他令人费解的长久传统和漫长的历程这副重任，就好比蚯蚓，他其实都不算一个活物，而是一台活机器；它自己其实没动，活着不过是为了输送身体那段它赖以为生的介质，如果给它时间，它能一点点地给地球挪个窝，至少让它那张贪得无厌的嘴对着无底的深渊空咂着嘴巴。冷冷、轻蔑地盯着它的嘴、肛门和黏膜，跟他自己没有似的，他说过，军队还不如蚯蚓的肛门，即使没有脚，它还能向前爬，向前冲，由于坚信这一条，他得了一个外号——最初提起来是个侮辱和嘲讽的外号，接着是惊恐和气愤，继而是愤怒，再后来是关切和干着急，因为他锲而不舍地证明的原则，不久就从自己的排推广到各个部队，那时候，他不过是骑兵连的一个不起眼的小中尉，连军医都算不上，无权无责；再后来，提起这个外号，人家不再嘲笑、轻慢和愤怒，因为当时全非洲军团都知道他坐在一顶帐篷里，向团长讲解如何解救两名在一天夜里被一帮土著骑马掳走的侦察兵，他们得手后又像羚羊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解救一举成功，此后，他又坐在一顶帐篷内，向将军本人讲解如何向一个至今缺水的哨所源源不断地供应饮用水，同样大获成功；1914年从充作营部的校舍搬到一个野战师指挥部，仅仅三年时间，不满五十五岁的他已是一位战功赫赫的集团军司令，背地里仅居元帅一人之下。他戴着法兰绒睡帽、身穿法兰绒长睡衣坐在洛可可式的房间内的一张华丽而俗气的床上，勤务兵又在床头的锡蜡台上插上一支廉价的蜡烛，就好像一名当选了市议员的杂货店老板进了一家高级妓院，喜出望外，但绝不是惶恐和担心。

“你说得对。”师长说，“我不会去绍讷蒙。”

“你奋战了一夜吧，”司令说，“跟哪个妞儿？”

“不明白你说什么。”师长说完，眨了眨眼睛，接着跟凛然赴死似的，从制服口袋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上前丢在司令盖着被子的膝头，坦然、一本正经地说：“用不着那么久。”

司令只是看了一眼，碰都没碰那张纸，和颜悦色地说：“是吗？”

“这是我的辞呈。”师长说。

“这么说，你认为一切都过去了？”

“你说的是？”师长不解，“哦，你说战争。不，远未结束。脱了军装，我照样也能做出贡献。以前我是一名优秀的兽医。甚至在一家军工厂管理过一条生产线。（人家都这么叫，我没说错吧？）”

“然后呢？”司令问。

师长看了他一眼。“哦。你是说等战争结束。到时候我就离开法国。兴许去南太平洋。一座小岛……”

“就像高更。”司令和蔼地说。

“高更是谁？”

“他有一天受够了法国，去了南太平洋，成了一名画家。”

“这是另一个地方，”师长显然会错了意思，连忙说，“岛上人不多，用不着人替他们油漆房子。”

司令伸手拿起那张叠着的纸，掉了个头，捏着一角对着烛火，纸逮着了火，烧了起来，司令擒了一会儿，才嘶的一声丢进床头的夜壶，接着以同样的姿势溜下枕头，躺在床上，扯上了被子。“绍讷蒙，”他说，“明天下午三点……妈的，已经是明天了。”师长紧跟着也明白了过来：日夜交替，挡不住的明天往往不经意间接踵而至，你赖不掉，也躲不过；不久前的昨天，他还义愤填膺，刚到明天，他就忘得一干二净。他稍稍愣了愣，才明白司令在跟他说话：“——如果世人希望停战二三十年，那就停吧。但不是以这种方式。这又不是一帮农民，地里的草割了一半突然扛起镰刀、背起午餐盒，说走就走。今天下午绍讷蒙见。”

“因为还有规章制度，”师长严肃地说，“我们的规章制度。我们要么实施，要么死路一条，尉官和校官，不论多大的代价——”

“不是我们发明了战争，”司令说，“是战争造就了我们。人根深蒂固的贪婪生出了尉官和校官，势在必然。我们要对他负责，他不应该逃避。”

“但不包括我。”师长接口说道。

“你，”司令说，“我们允许手下的兵偶尔将我们一军；那是作为兵舍身赴死的一个先决条件。他们从前、将来都能阻止战争；我们不过是要提防着他们，不让他们知道其实是他们实现了这一目的。只要他们愿意，他们能排除分歧团结一心，阻止战争，关键是我们不让他们知道有这一先例。你刚才说我们必须执行规章制度，否则死路一条。毁了我们的其实不是废除一项规章制度。用不着大张旗鼓。只要从一个人的记忆中抹去一个词就够了。但我们要谨慎从事。你知道是哪个词吗？”

师长呆呆地望着他，说：“什么词？”

“祖国，”司令说着，撑起被子，准备拖过来盖住自己的头和脸，“对，你就让他们自信能阻止战争，只要他们不怀疑自己阻止过就行。” 总司令说着拽过被子遮住脸，只露出鼻子、眼睛和睡帽。“叫他们相信明天能结束战争；他们就不会想今天能不能。明天。依然是明天。还是明天。只有这样，你才能坐收渔利。格拉尼翁中士凭自己的本事，以及借部下之力赢得了三枚勋章，靠的不是上帝，上帝坑了你，将军。你自认为世人受苦受难，你拯救了这个世界。今天下午绍讷蒙见。”

师长这回不再是一位将军，甚至都不如二十五年前的那位傲视一切、谁都不服的中士。“但对我，”他问，“你打算怎么处置？”

这下连睡帽都看不见了，从被窝里传来闷声闷气的一句。“说不好，”他说，“是好事。” CNdRfAEDNpaR8UOjzViRGx3dA2qTLJ0oUX/oMkCpSWPpaI/QXds5+EL1aHMlAVz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