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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威廉·福克纳，读者们首先想起的是《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以及《押沙龙，押沙龙！》等，而荣膺普利策小说奖和国家图书奖，作者倾注了十年心血的《寓言》一书却存在颇多的争议，在国内鲜为人知。小说甫一问世，立即引起了评论界的热议，对这本小说，各方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杰作，连格兰维尔·希克斯和马克斯韦尔·盖斯马等一向对福克纳持批评态度的评论家也一反常态，对小说推崇备至，前者认为小说的“描写有助于人类生存繁衍”，后者则认为《寓言》是“福克纳过去十年中创作的一部最好的作品”。然而，持批评态度的人士却认为《寓言》是福克纳晚年的昏聩之作，詹姆斯·阿斯维尔便毫不客气地指出，《寓言》是一个“令人费解、自命不凡的骗局，是一个文学圈内的江湖骗子或疯子的作品”。 《纽约时报》评论家奥维尔·普雷斯科特认为《寓言》读来“枯燥乏味，拐弯抹角，令人昏昏欲睡”。更有甚者，罗伯特·佩恩·沃伦说《寓言》“是一大败笔，是一部啰唆乏味、令人生厌的作品”。
《寓言》故事背景定在一战后期的凡尔登，时间跨度为一个星期，法军的一个团发动兵变，公然违抗进攻德军的命令。同一时间，德军士兵也停止了进攻，喧嚣了四年的战场暂时归于平静。法、英、美三国联军统帅大为震惊，他们容不得这种平静，下令将该团3000名士兵押往联军总部所在地，判处他们死刑……
《寓言》缘起二战正酣的1943年，福克纳、好莱坞制片人威廉·贝奇和导演亨利·哈撒韦商量拍摄一部反映无名战士的影片。他们提出，不妨将这位无名战士定为耶稣基督转世，旨在给人类最后一次机会。在《寓言》一书中，福克纳将这位无名战士的角色定为下士，率领12名追随者活动在前线两边，到下级军官和士兵中传播和平与反战思想。当双方下达进攻命令，尤其是法军断了该团的退路的时候，全线下士以下的士兵拒不从命，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缔造了暂时的平静。
小说借耶稣的故事，成功地塑造了《寓言》中的人物，赋予了作品神话色彩和寓意。下士是私生子，生父是联军最高统帅老将军，他于圣诞节那天出生在一间牲口棚，他的追随者恰好是12名，背叛他的“犹大”得到的同样是30个银币，下士星期三被捕，星期五和两个盗窃犯一同被处死，星期天在一阵炮火后，从坟墓里突然消失。小说无异于耶稣生平的重现，即前文中提到的耶稣转世。福克纳借下士（耶稣）这个人物，抨击、讽刺了人类道德的沦落和对基督精神的背叛。但不同的是，耶稣救赎了人类，下士却以失败告终。福克纳借此暗示，人类的救赎与和平不能寄希望于救世主，只有自我反省，人类才能自救。
但纵观小说，下士出现的场次并不多，算不上书中的主人公。下士是引发变革的人物，他最初领导的兵变，铺垫了小说中其他一系列的行动。纵使是一活跃的角色，这个人物依然朦朦胧胧，让人无从捉摸。拒不发动进攻的那天早晨，读者无缘见到他的身影，也没见过他率领12名追随者在敌我双方的战争地带传播和平。连他的名字也只是到了最后，才想起来应该叫司提反。
小说的代表人物应为莱文、老将军和通信兵。莱文是一名英军飞行员，年幼丧父，是家中的独子，他怀揣国王亲笔题词的委任状到皇家空军报到，孰料“皇家陆军航空队在四月一日愚人节这天被撤销”，“荣耀对他关上了大门”，无缘建立“阿尔伯特·鲍尔、毕晓普、曼诺克、麦卡顿”等人那样名垂千古的功勋。莱文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面对理想破灭，他才明白，自己无非是被国家利用的一枚棋子，继而以自杀这一悲剧形式消极抗争，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老将军是邪恶的代表，为了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不惜勾结德国将军屠杀手下的士兵，甚至不惜牺牲私生子的性命。
纵观全文，通信兵才是《寓言》中的核心人物。他战前是一位优秀的建筑师，事业有成，因在洛奥和帕斯尚尔立下的战功，被选拔到军校深造，但战争的经历改变了他，晋升中尉五个月后，他主动提出辞职，成了一名通信兵，这不在于他“爱兵，非得与他们同甘共苦、睡一条战壕”，而是他讨厌兵：“一旦明白了过去、现在和今后仍要过这种日子——当然认为我应该感谢上苍的恩典，继续与大家为伍，我兴许应该，有些人分明是迫不得已，别问我为什么——仅仅因为我衣服上恰好戴了这枚小小的勋章，有全民皆兵的政府替我撑腰，不仅有权对一群士兵发号施令，而且还有人家胆敢不从、亲手将他处死的大权，后来我才体会到他（下士）担得起我的担忧、嫌弃和憎恨。”
恰如无数经历过一战的血雨腥风，尤其是1916年索姆河反攻的其他士兵，他幡然醒悟。请求降职被拒后，他想出了与人通奸当众被捉这一妙计，如愿成了一名营级通信兵。
在一名哨兵和一位黑人牧师的协助下，通信兵让敌我双方士兵爬出战壕，在无人地带相会。相比下士早前拒不发动进攻，这一举动实属冒军规之大不韪，并且立即招致报复——一阵如雨的炮火落向渴求和平的战士。
虽说功亏一篑，此举却让人释怀，因为这代表了个人的选择，以及全体士兵后来的共同选择。通信兵让哨兵选择是否冲出战壕，说出鼓动其他士兵走出战壕的共济会暗号。哨兵虽说有些勉强，但依然选择了通向和平的道路。他之前虽然“断然回绝”过，但一旦翻出战壕，穿过铁丝网，无所畏惧地站在无人地带，便有可能带来长久的和平：
“你瞧瞧他们！”他依言看着他们、仔细打量着他们，他们手脚并用、越狱似的爬出铁丝网上的缺口，他们的脸、手、衣服、浑身上下沾着同一种单调、说之不出，但不同于他们像牲口一样摸爬滚打了四年的泥泞的颜色，紧跟着，他们站起身，仿佛这四年中他们不曾踏过地面，但这一刻却形同鬼魂、从炼狱重返人间，沾着地狱洗涤不尽、说不出名来的味道。
四年的战争，哨兵暂时撇下了玩世不恭和失望，心中唯有暂时的和平。被他鼓动走出战壕的士兵虽然“带着战场上的硝烟”，却是“同一种单调、说之不出”的颜色，他们虽各有各的心思，但大家团结一心，追求和平。双方的将军对他们痛下杀手的时候，哨兵意识到这一刻即将结束，象征性地团结了士兵们的同志友情：
不等德英两方铁丝网后的火箭腾空而起，他又明白了一个道理。
“别！”他喊道，“别！别朝我们开火！”他甚至没意识到兴许是平生、肯定是四年来第一次说“我们”而不是“我”。
哨兵身亡，通信兵死里逃生。在小说结尾时，即停战十年后的老将军的葬礼上，通信兵最后一次出场，维护了一个人的信念。通信兵这个“行走的疤痕”在最后一幕说：“这就对了。”他说：“怕了吧。我死不了。绝对死不了。”通信兵虽然未能结束这场战争，但他不仅努力过，而且十年后还在努力。
福克纳写《寓言》的这十年中，目睹了自己人生和身边世界的许多变化。1950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他一语概括了冷战：“我何时被炸得粉身碎骨？”尽管这话打消了他的恐惧，但福克纳却不愿认命：“我绝不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
福克纳是意识流文学在美国的代表人物，在创作《寓言》这本小说时，福克纳毫不例外地采用了这一手法。有人说，海明威和福克纳是一对至繁至简的代表，但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译者却发现，福克纳可以说集至繁至简于一身，尤其是一些对话，论简洁，福克纳不输海明威。如：
“你说我们？”师长追问道。
“我们！”军长说。
“这么说我败了，不是今早六点败在前线，而是前天败在你的军部——要不，是十年前，或者四十七年前。”
“此言差矣。”军长说。
“ 我损失了一个团。没死在敌人的进攻之下，却死在宪兵司令的行刑队之手。”
“他们怎么死要紧吗？”
“我认为要紧。他们死得其所，那才是我的战绩。”
“呸。”军长啐了一口。
“我损失的不过是区区一个查尔斯·格拉尼翁的名声，保全的却是法国——”
“你保全了我们。”军长说。
“我们？”师长又追问了一句。
但说到繁复，并非如罗伯特·佩恩·沃伦说的那样啰唆乏味、令人生厌，原文信马由缰的叙述，反而给人一段新奇的阅读体验，让人憋着一口气，欲罢不能。如：
车是敞篷，好像运牛车，架着高高的栏板，车厢内挤满了一个个光着脑袋、被缴了械、浑身带着前线硝烟的兵，他们胡子拉碴、满面倦容的脸上露出一副义无反顾和目空一切的神色，从没见过人，或者看不懂这些人，至少认不出他们是人似的愣愣地望着眼前的民众。他们如同回想梦魇的梦游者，认不出人和熟悉的事物，瞧着眼前飞逝、留不住的瞬间，仿佛赶去赴死，一个接一个匆匆地一闪而过，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分别，并非无视他们各有各的身份和姓名，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和姓名；看不出分别并不在于相同的命运，而在于他们都以一个名字和身份归于同一种命运，归于最清净之地：忍得了人之将死的孤独——他们一闪而过，好像不关心，或者不在乎，甚至看不懂他们身处的乱哄哄的场面，以及隆隆挺进的速度，仿佛一个个幽灵鬼怪，也兴许是铁皮或纸板上刻得模糊的人物，在上演一幕悲情哑剧的舞台上一再被生生地绑走……
奈于本人水平有限，虽尽量贴近作者的表达方式，但恐难以用中文还原作者的意识流手法，敬请各位读者见谅并指正。
承蒙顾奎老师的引荐，沈东子老师的不弃，让我有幸接触并翻译到这本杰作。另外对沈老师在我翻译过程中给予的鼓励和宽容，在此一并谢过。
最后，对责任编辑的细致和耐心，谨致以我最诚挚的谢意。
谨以本书献给我的女儿吉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