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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是航天城有史以来最激动、最振奋、最繁忙、最紧张，也是最艰难的日子。
一进山沟，我就发现，这儿所有的人都很忙，所有的人都很累。无论是“城里人”还是“沟里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无论是大专家还是操作手，不管是指挥官还是炊事员；无论是政工干部还是科技人员，不管是高级领导还是普通士兵，个个行色匆匆，满脸疲惫。不管你走到哪里，都有一股热浪在撞击，仿佛每个人的心里，都燃着一团火。
尤其是到了发射场，当你站在通向宇宙的门前，望着那伸向云天的发射塔，望着那一个个匆匆忙忙的身影以及那一双双渴望腾飞的眼睛，一下便能感到一种决战前的气氛，一种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一种勇于开拓的创世纪精神。好像这个神秘的山谷二十年来的全部奋斗与所有等待，都是为了这一天。
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政治部副主任武丰起告诉我说，这儿的每一项工作，都像是在打仗。
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作战试验处参谋何宇光告诉我说，从去秋到今春，大伙一直拼着命在干！
事实的确如此。西昌卫星发射基地自1989年起，便同时面临三大任务：一是要抢建一座新的发射场；二是要发射中国第五颗同步通信卫星；三是要准备“亚洲一号”卫星的发射。这三项重大任务，有人开玩笑说，简直就像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
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正当基地全体将士为着这三大任务拼命苦干时，无情的大自然偏偏又发了脾气——
1989年9月3日凌晨，当劳累了一天的通信总站的官兵们刚刚进入梦乡时，一场百年不遇的泥石流突然暴发了！霎时间，滔滔滚滚的泥石流沿着山谷海啸般倾泻而下。仅半小时，房屋倒塌了，铁路冲垮了，桥梁摧毁了，公路崩溃了，通往发射场的公路、铁路、小路以及所有有线通信线路，全被切断了！人员伤的伤、残的残、死的死。等发射基地的人们从睡梦中爬起时，往日干涸的山沟已变成了一片汪洋。
泥石流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
在这一个星期里，“亚洲一号”卫星的准备工作被迫中断。
在一个星期里，通信总站全体官兵的生存处在极大的困难与危险之中。二十立方米的石头横卧路中，大卡车小汽车浮在水面，铁轨横七竖八躺满一地，两百多间房屋淹于水中；还有成百上千的官兵和家属们，要穿没衣服穿，要吃没东西吃，要睡没地方睡，甚至连想喝一口水都很困难。
面对大自然的挑战，基地全体将士并未退缩半步。在基地领导的得力组织下，从司令、政委，到战士、家属，甚至几岁的小孩，全都行动起来。他们挽起裤腿，卷起袖子，踩着泥水，踏着泥坑，不顾狂风暴雨，不管千辛万苦，白天夜晚，齐心协力，同大自然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搏斗！
本来，基地官兵们那一双双充满智慧的手，是用来按动电钮的，是用来构筑现代文明大厦的，是用来托举火箭卫星的，是用来开辟通向宇宙道路的。然而，面对大自然的凶猛袭击，他们的双手又不得不去从事最原始的劳作：扒稀泥，拾砖块，推石头，垒锅灶，甚至还不得不忍着干渴、饿着肚子、顶着寒冷、冒着危险，用一种近似原始的生存方式苦度灾日！
比如，泥石流降临后，通信总站的全体官兵从泥水中很快爬起，含泪掩埋了战友的尸体，又火速投入到通信线路的抢修之中。他们重新铺设了七十九公里的地下电缆线、五十二公里的地下光纤电缆线，完成了三十五公里的明线架设和一百零四公里的线路整修，同时还按时完成了新型卫星地面站的抢建工作。结果，本需半年才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只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正是靠着这种顽强不屈的精神，西昌卫星基地全体将士最终顶住了泥石流的巨大压力，渡过难关，迅速恢复了“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的准备工作，为“亚洲一号”卫星的发射按时开了“绿灯”。
先进与落后并存，原始与现代同在，是西昌卫星发射场的又一特色。
当你踏进发射场，你既会被标志着现代文明的七十多米高的“通天塔”所震慑与感动，又会为发射场四周那刀耕火种般的劳作方式和田园牧歌式的美丽风情所困惑与吸引。
站在发射场上，你能看到一条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一端伸向遥远的荒山野岭，一端连着通向宇宙的大门。而盘山公路则像一根坚实的扁担，一头挑着现代文明，一头挑着愚昧贫困。公路上，“解放牌”与老水牛互不让路，“桑塔纳”与毛驴车比肩同行；既有手持钢枪的解放军，又有身披“查尔瓦”的老彝族；既有戴着眼镜的工程师，又有露着屁股的放羊娃；既有坐着“奔驰”的“洋专家”，还有赶着牛车的山里人。
站在发射场上，你还能看到远处彝家山寨里升起的缕缕炊烟，近旁荒坡上一堆堆冒着热气的新鲜牛粪，以及发射架附近一个个农夫扶犁耕地的身影。望着那锈迹斑斑的犁铧，也许你会想到，贫困与愚昧曾经怎样在这片生长着野草和五谷的土地上一页一页地翻动着历史，现代高科技如何在这原始的大山沟里嘲笑着古老的文明。
然而，站在发射场上，当你望着那威武雄壮、高耸云端的“通天塔”，幻想着火箭一声令下、冲天而起那伟大的一瞬间，你绝对想不到，这些即将把“长征三号”火箭和“亚洲一号”卫星托举上天的发射官兵们，竟会屈居在“水帘洞”里。
所谓“水帘洞”，即指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一栋“协作楼”；而所谓“协作楼”，就是专门为外来协助参加发射任务的专家技术人员新盖的一栋楼。由于“协作楼”尚未交付使用，正在兴建过程之中，所以楼上楼下，屋里屋外，一片混乱不堪；水泥、污水，满地都是；厕所、水房，一概不通。
但是，发射“亚星”在即，外协科技人员和抢建新发射场的工程人员等数千人一下全都涌进了发射场，造成小小山沟人满为患，住房成了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一个突出的大难题！
怎么办？
西昌卫星基地的头头脑脑们思来想去，别无他法，最后只好被迫决定：把基地发射官兵原来住的房子倒腾出来，让外来的专家技术人员住进去，而基地官兵们则搬进了“协作楼”。
由于“协作楼”正在抢建之中，从早到晚，拌水泥、和沙子、装窗户、刷墙壁，噼里哐啷，叮叮咚咚，每天响个不停。所以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都无法睡觉。
更为严重的是，“协作楼”的大梁上、墙角边，一天到晚，总是“滴答”“滴答”不停地滴着污水；加上时值冬季，山沟里本来就冷，新房又很潮湿，所以屋里寒气浸骨，衣服、被子拧上一把，仿佛都能拧出水来；有时遇上某个水管突然爆裂，房里便会一片汪洋，满屋子都是一只只漂浮着的拖鞋。
于是，大伙把“协作楼”戏称为“水帘洞”。
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基地指挥官们，便住在这样的“水帘洞”里：每人一张单人床，外加一张办公桌。桌上放着一部电话、一台电视机以及一堆文件、资料，剩下的四分之一地盘，便是运筹帷幄、发号施令的地方了。
假若不是我亲眼所见，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中国的火箭发射指挥官们，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组织指挥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
而且，住在“水帘洞”里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发射指挥官们，每晚都要加班至深夜，有时甚至还要干通宵。但他们每晚领到的夜餐，就是两包大多数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方便面。
这就是中国放卫星的人。他们一方面从事着这个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技术，一方面又不得不在偏僻荒凉的环境和很差的物质条件下艰难生存；尽管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秘密的面纱遮掩下苦熬着一个个春夏秋冬，但他们用心血和智慧播种的却是光芒四射的现代文明！
在西昌卫星发射场，还能见到另一类放卫星的人。
每天傍晚，他们三人一伙，五人一群，或者沿着山道，或者顺着公路，或者围着发射架，一边散步，一边聊天。他们当中，有男性有女士，有老人有青年，有专家有工人。劳累了一天之后，他们借助散步，作一次短暂的喘息。
这群发射架下的散步者，便是航空航天部组织的参加“亚洲一号”卫星发射的工作队。他们来自北京、上海或别的某个城市，都是中国优秀的火箭专家和技术人员。
正是这支队伍，把设计、研制、测试好的“长征三号”火箭，先从北京用专列护送到西昌发射场，而后与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官兵们一起，再对火箭进行一系列的测试检查，直到负责把火箭卫星安全发射上天。
这支队伍长年奔波在外，走南闯北，风餐露宿。大漠、荒原、高山、峡谷，到处都留有他们艰辛的足迹。每一次发射，短则两月，长则半年，有人甚至是一年。于是他们的家人常常开玩笑说，他们是一群浪迹天涯的“野外人”！
他们来西昌基地，这次已经是第七次了，不少人都成了“老山沟”。西昌基地发射了六颗卫星，其中有五颗都在春节期间——因为这期间是发射通信卫星的最好季节。所以，他们中大多数人已在这穷山沟里熬过了五个春节。
倘若稍加留意，便会发现，在这群散步者的队伍中，一些往日大家熟悉的身影，此刻已不复存在了。仅以上海航天试验队为例，曾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参加过发射任务的，就有四名航天专家已经先后离开了人世。
还有那位从北京来的姑娘，1984年前，她兴冲冲来到这里参加发射卫星。每天傍晚，她喜欢迎着夕阳、伴着晚风、踏着山路，独自散步。她热爱航天，喜欢发射场，还极富幻想，发射架附近那弯弯的山道上常常洒下她一串串泉水叮咚般的笑；尤其每当山风拂起，她那一头柔美漂亮的披肩发，在晚风中夕阳下轻轻地飘荡着，显得分外动人。
但今天，在这群散步者的队伍中，再也见不到她那一头漂亮的披肩发了。由于发射场一次偶然的事故，她身遭不幸，卫星上天后，她二十二岁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发射场。
“长征三号”火箭副总设计师龚德泉，已经连续七次来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参加发射卫星了。我与他一起散步时，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叫余福良的火箭专家，妻子在苏州，家在上海。他有一个十五岁的女儿，患了一种怪病：脊椎骨猛长，使肺部受到压缩。后来女儿动了手术，脊椎骨取掉一截，再用两块薄体钢拉上。余福良每天一早骑车去上班，中午骑车回家替女儿翻身，下午再骑车去上班。
几年前，余福良要来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参加发射卫星，躺在床上的女儿哭喊着从床上爬起来，紧紧拖住他的双腿，死活不让他走。女儿从小跟着他长大，感情极深。但他是火箭平台系统的主任设计师，而平台是火箭的核心部位，一旦出现问题，火箭便会失去平衡，在空中乱飞。当他向女儿讲明这一切后，女儿的双手慢慢松开了。
去年，为了保证“亚星”的发射成功，余福良白天黑夜连续攻关。他早就感到肚子疼痛，却一直顾不上去医院。等后来实在不行了，到医院一检查，已是直肠癌晚期。
……
是的，发射场不是战场，却同样有着看不见的牺牲与死亡。从去冬到今春，航空航天部工作队的专家技术人员已在这荒凉而孤寂的大山沟里闷了近半年。从现代化的大都市到原始般的荒山沟，吃饭、住宿，还有身体等，各个方面都面临着诸多的不便与困难。特别是不少专家已届中年、老年，甚至有的已年过七旬，来到山沟后，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加之远离家门无人照顾，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实在不易。
由于他们长时间离开家里，后顾之忧自然也有不少。比如：有的年迈的父母必须照料；有的幼小的孩子急着入托；有的年轻的恋人等着结婚；有的孤单的妻子就要分娩；有的大白菜需要买好贮存过冬；有的煤气罐等着从一楼扛到六楼……
但，为了“亚洲一号”，这一切的一切，都被他们自己悄悄省略了。
前不久的一个晚上，还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航空航天部工作队的爸爸、妈妈们，围在电视机前，激动地看着一部录像。这部录像既不是武打片，也不是喜剧片，而是单位的领导把他们家里的孩子召集一起开了个茶话会，让孩子们给远方的爸爸妈妈讲几句最想说的话——
一个七岁的男孩说：“妈妈，昨天我已把家里的卫生全部打扫了，就是不小心把裤子刮破了个洞，同学们老笑我的屁股。爸爸是个大笨蛋，怎么也补不好，后来还是老师替我补好的。妈妈，发射时你给我打个电话好吗？我好趴在家里的阳台上看卫星！”
一个八岁的女孩说：“爸爸，妈妈的病已经好多了，请爸爸一定放心地打卫星，我保证每天都给妈妈泡方便面！”
看着看着，爸爸们的眼圈红了，妈妈们则忍不住偷偷地抽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