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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踏上西昌的土地，便有一种热乎乎的感觉。
卫星、卫星、卫星。车站上，公路边，饭馆里，小摊旁，人们都神神秘秘地谈论着卫星、卫星、卫星。
一对青年夫妇，领着一个大约五岁的小女孩，急匆匆地朝我走来。
“同志，请问去卫星发射基地咋走？”
“问这干什么？”
“听说要发射美国的卫星，孩子和我们都想来看看。”
“你们从哪儿来？”
“遵义。”
“是国防工厂的吗？”
“不是，我们是个……个体户。”
“叔叔，”小女孩突然拉住了我的手，“发射卫星，能让小孩看吗？”
“能，肯定能。”我忙蹲下去，双手捧起小女孩的脸，在她的额头轻轻留下一吻。
西昌，我的第二故乡。
十六年前，当命运的列车轻轻一颠，便将我抛在了这块荒凉的土地上时，我的心远比严冬的大凉山还要凉。我仿佛一下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爱情，甚至失去了生命，失去了一个人应该得到的一切。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在这片被上帝遗弃的土地上，日后还会升起什么“亚洲一号”卫星。
然而今天，当我踏上这片亲切而又陌生的土地时，一下子便深切地感到，有一股无形的冲动和热能，有一种大树的根须抓住了泥土样的恋情，在反复折磨着我的心。眼前沸沸腾腾的情景，似乎在向苍天昭示着什么。我不知道也无法知道，这次发射是幸运还是倒霉，是成功还是失败。但我却分明看见，过去的一切正在逝去。在原始与现代、文明与愚昧、东方与西方美好而残酷的碰撞中，一个红扑扑的如同朝阳般的希望正在悄然跃起。我仿佛不是回来采访，而是回来寻找——寻找我的青春曾经留下的脚印，寻找我的日子曾经苦恋过的梦想，寻找我的热情曾经燃烧过的希冀，寻找我的生命曾经拥有过的月亮和太阳！
西昌位于四川的南部，地处成昆铁路中段，扼成都昆明两大旅游区之要冲。北上成都五百七十七公里，南下昆明五百四十三公里。从成都搭乘去昆明或金江的列车，十二小时便可到达；若乘坐西南航空公司的飞机，只需四十五分钟。
西昌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为全州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这里具有亚热带高原气候特征，全年日照时间长达三百二十天。年温差小，日温差大，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最冷的一月，平均气温九点四摄氏度；最热的七月，平均气温二十二点五摄氏度；而年平均气温，则只有十七摄氏度。故“万紫千红花不谢，冬暖夏凉四季春”，享有“小春城”之美称。而且这儿空气透明度特别好，一年四季，绝大部分时间都可见到月亮。尤其是在晴朗的夏夜，当静静地置身于星空之下时，便会看到一轮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更为硕大明亮、圆润清澈的月亮。故西昌又被称为美丽的“月亮城”。
西昌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除汉族外，这儿还有藏族、回族、蒙古族、苗族、壮族、傣族、傈僳族、布依族、纳西族等十余个民族。彝族历史悠久，民风淳朴，待人热忱，十分好客。假如你有机会走进彝家山寨，主人定会十分高兴地留你做客，并为你奉上颇具彝家风味的“坛坛酒”和“坨坨肉”。
“坛坛酒”是用玉米、高粱和荞麦等杂粮为原料，再配以十余种草药装进瓦罐里酿制而成。这种酒喝起来香甜爽口，却并不醉人。“坨坨肉”一般是用一种叫“仔猪”的肉烹制而成。由于这种猪长年敞放于山坡野林之中，活动自由，觅食丰富，能长就一身紧肉，故吃起来细嫩糯软，香而不腻。待你吃饱道别时，主人还会将一条猪腿或半个猪脸送你带走，以示对客人的尊重。
两年前，我曾陪同北京一位老作家钻进深山老林，在一个彝家山寨的草地上美美地吃了一顿“坨坨肉”，喝了一罐“坛坛酒”。尽管“坨坨肉”和“坛坛酒”把我的肚子早已撑了个饱，离去时我却依然恋恋不舍。我听说，这次有几位参加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美国人刚到不几天，就吵嚷着要去彝家吃“坨坨肉”，喝“坛坛酒”。
彝族的重大节日是火把节。西昌的彝族火把节被称为“彝乡眼睛的节日”，远在汉、唐时代便有文献记载。火把节除了在白天举行斗牛、斗羊、斗鸡、赛马和姑娘舞蹈、小伙摔跤等活动外，晚上村民们还要成群结队，手持火把，遍游于山冈丛林之间。点点灯火，闪烁四野，如天女散花，似繁星落地，其景象奇特而又壮观。更有意思的是，节日期间还要举行传统的姑娘选美活动。男女双双，可以随便谈情说爱。倘若你是一位未婚而又有艳福的男子，躲在伞下的彝家姑娘，也许还会为你张开爱的风帆。
西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早在石器时代，这片土地上便开始了人类的繁衍生息。据载，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的人物都曾涉足此地，譬如：司马迁“西征巴蜀”，诸葛亮“五月渡泸”，忽必烈南征会理，杨升庵“夜宿泸山”，石达开兵败大渡河，蒋介石坐镇“西康”，等等。
西昌是西方学者和旅行家探险的乐园。1275年，意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来到西昌，成为到西昌的第一个外国人。此后，从1868年至1909年四十一年间，法国旅行家安邺、英国旅行家巴伯、法国亲王奥尔良、法国人凡尔赛、法国殖民军一等军医吕真、英国人布洛克，以及法国人多龙率领的考察团，也都先后来过西昌。
西昌是五十五年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途经之地。脍炙人口的刘伯承将军和彝族首领小叶丹“彝海结盟”的故事，便发生于此。
当然，让西昌一举成名的，还是1984年4月8日那个辉煌的夜晚。这个夜晚，中国第一颗同步通信卫星在西昌成功发射，于是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有个西昌，西昌有个卫星发射场。
西昌卫星发射场位于西昌市以北约六十公里处的一条大山沟里。美国人把这条山沟称为“神秘的峡谷”，而当地彝族老人则说：“什么神秘不神秘，这山沟就是我们过去放羊的地方！”故此，当地人称“赶羊沟”。
这是一条无知的大山沟。宽二三公里，长约十公里。或许是在亿万年前的某一时刻，当两个漂移的大陆板块在这里猛然相撞时，海底就裂开了一道缝；等洪水消失、泥块长大后，便留下了这么一个大山沟。
这是一片蛮荒的土地。荒凉的大山，空寂的野林，潮湿的云雾，发霉的礓土，历史在这里留下的是一片空白。千百年来，它如同一个昏昏沉睡的梦，连上帝似乎也忘了将它唤醒。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一支身穿绿色军装的神秘队伍，才从茫茫大戈壁浩浩荡荡而又小心翼翼地来到了这里。他们头顶云天，脚踏青山，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这默默无声的大山沟里，用一双双长满老茧的大手支起了第一顶绿色的帐篷，点燃了第一团现代科技文明的圣火！于是，古老蛮荒的山谷震颤了，野草丛中的小生物惊呆了，原本无欲无望、平平静静的山民们的日子也开始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渐渐有了生气与活力、企盼与梦想，同时也有了哭泣与悲伤、惊恐与焦虑。
发射场定点于20世纪60年代末，始建于20世纪70年代初。当年，为了选定一个理想中的发射场，国防科委组织了数十名专家，对四个省的三十一个县进行了空中和地面的立体勘测。最后经过分析、比较、论证，认为这儿地处横断山脉南段的西缘，纬度较低，离赤道较近，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发射卫星时，可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提高火箭的运载能力，有利于把同步通信卫星送入三万六千公里高的赤道上空。此外，火箭从这儿发射起飞后，按设计的航向飞行，整个航程可以避开大中城市，不会危及沿途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加上这里气候宜人，空气洁净，为火箭、卫星的测试工作提供了非常理想的温度、湿度和空气洁净度，所以是发射地球同步卫星的好地方。
当然了，专家们当年在论证、选定这个靶场时，怎么也不会想到二十年后这个原始的大山沟居然会发射美国的卫星。倘若当初想到了的话，或许这个发射场今天就不在西昌，而在“南昌”或者别的什么“昌”了。
二十年来，这支队伍在这荒山沟里默默地生活着，默默地创造着，也默默地期待着。他们用青春和爱情、热血与生命，铸起了一座举世瞩目的航天港，同时也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苦难历程。
一切都是在无声中存在，一切都是在秘密中进行。这支队伍开创着人类最神圣也是最艰难的事业——空间文明，却被置身于一个近似原始的生存环境之中，甚至他们所从事的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也只用了一个简单得再简单不过的代号：“331工程”。
然而，自1984年1月29日第一颗卫星从这里升起，到1990年3月，已经有六颗卫星从这里飞向太空，其中有五颗都是同步通信卫星，而且发射成功率高达百分之百。这在世界航天发射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所以，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不得不承认，这里拥有一支坚韧不拔而又特点鲜明的发射队伍；大山沟的一草一木，自然也会记得这支发射队伍中的每一个人；而历史更不会忘记那一个个惊天动地的辉煌时刻。
不过，当一颗又一颗的卫星从他们的手中飞向太空时，或许恰恰最容易被忽略甚至埋没的，就是他们这群被“保密”的外衣紧紧包裹着的活生生的人！
1986年，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宣布对外开放，承揽外星发射业务。此后，西昌发射场开始了从封闭型的试验基地，向开放型的发射中心转变。
于是，数以万计的中国公民和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纷纷来此观光旅游。他们像是来寻找一种精神寄托，又像是来朝拜一方圣地。
一位六十五岁的华侨老人，远涉重洋来到西昌发射场。望着那十一层楼高的发射架，他激动得久久说不出一句话。临别时，他面对发射架，深深鞠了三个躬，然后才站在发射架下，让摄影师为他留下了一个苍老而满足的笑。
此外，还有二十多个国家、五十多个卫星组织的外宾，也先后来过这里。其中有来自第一世界的美国和苏联，有来自第二世界的法国和英国，也有来自第三世界的朝鲜、赞比亚、尼泊尔和巴基斯坦。
1988年10月，外交部新闻司组织了十八个国家四十八名外国驻京记者和夫人来到这里参观访问，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同样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美联社驻京首席记者艾博伦在报道中说：“世界各国的航天组织再也不能无视中国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和它那十一层高的发射架了，它们标志着中国已进入国际卫星发射市场。”
路透社记者耿必儒在报道中说：“中国乘1986年美国航天飞机发生惨剧和‘阿里亚娜’火箭卫星发射计划连续受挫之机，加快发展其商业卫星发射业务。中国的官员已使华盛顿确信，他们不会使用发射商业卫星的手段来窃取由于政治原因向中国禁运的技术。”
法新社记者莱斯科在报道中说：“征服空间是中国军队和科学家们为之奋斗的事业。西昌是中国为实现其成为仅次于西欧世界的第四个卫星强国的夙愿之希望。中国军人和科学家已把目光盯在2000年上，中国将参加卫星发射的贸易战，因为发射一次卫星，至少使中国获得一亿美元。”
难怪，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外事处的戚处长向我介绍情况时，一开始便非常自豪地说：“‘三个世界’的外宾和记者参观了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之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这个印象概括成一句话，那就是‘中国了不起’！”
我问戚处长，“了不起”这三个字，具体怎么讲。
戚处长说：“第一世界说中国了不起，是想不到中国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如此短的时间内，能把航天事业搞到这个水平；第二世界说中国了不起，是想不到中国一下子竟成了他们的竞争对手；第三世界说中国了不起，是想不到中国的航天事业完全依靠的是自己本国的力量。”
更出乎意料的是，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不仅吸引了一般的外国友人和外国记者，而且还引起了美国高层人物的关注。
1986年10月8日，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访华。两天后，温伯格在北京突然神秘“失踪”。正当外界纷纷猜测温伯格究竟去了哪里时，温伯格乘坐的专机在大凉山温暖的阳光照耀下，悄悄降落在了西昌青山机场。原来，邓小平在会见温伯格时，特意谈到了中国对外发射卫星这件事，并邀请温伯格参观中国西昌卫星发射基地。所以，温伯格专程飞到西昌，一下飞机，便赶往西昌卫星发射基地。
基地副司令员佟连捷在指挥控制大厅接待了温伯格。佟连捷向温伯格介绍完情况后，特意说了一句：“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可以把一点四吨重的卫星，送入离地面三万六千公里的赤道上空。”温伯格听后很高兴，而后坐在大厅最前排中间的椅子上，静静地观看了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从运输、测试、组装到成功发射的全过程的录像。看罢，佟连捷对身边的温伯格说：“今年2月，这里发射卫星时，我们国家的总理赵紫阳，就是坐在您坐的这把椅子上观看了发射全过程的。”温伯格抚摸着椅子的扶手，高兴地说：“好，看来这是个好兆头！”
接着，温伯格一行又来到“长征三号”火箭测试厂房。厂房负责人指着躺在大厅中央的长四十四点五六米的乳白色的“长征三号”火箭，对温伯格说：“我们就是用这枚火箭，把我们的同步通信卫星送入离地面三万六千公里高的赤道上空的。”温伯格立即对眼前这个庞然大物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他谢绝了中方陪同人员请他坐下来边看边听介绍的好意，而是自己径直走到“长征三号”火箭旁，从头至尾，仔细观看了一番；同时还询问了“长征三号”火箭连接部位的有关情况。
最后，温伯格一行驱车来到面对山谷、背靠青山的卫星发射场。他站在发射场的中央，看了看雄伟的发射架，又望了望清澈的蓝天，这才用一个国防部长的口吻，对随行的记者们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确实已经具备了发射卫星的条件，而且还有很大的潜力，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个发射中心目前正在进一步改善设施，以便执行中国人自己的太空计划，并且准备发射外国的商业卫星。这个中心的发射能力，显然是可以令人信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