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或许，中华民族天生就是一个不断遭受磨难的民族。不然，在数千年文明史的进程中，为何每走一步，总是步履维艰？
1986年夏，国际空间商务会议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中国代表团怀着多少有点忐忑的心情，第一次迈进了这个会场。
就在这次会上，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一次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数十个国家的代表面前正式亮相；并经受了对方各种各样的考验，当然也包括某些刁难。
此后几个月里，美国、加拿大的四家保险公司和十七家空间公司先后与中国开展了业务联系，二十多颗不同类型的卫星开始微笑着向中国靠拢。
1986年底，中国与美国西联卫星公司签订了用“长征三号”火箭发射“西联六号”卫星的发射订座协议。
此外，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加拿大、联邦德国和泰国等，则与中国在洽谈之中；而其他一些公司，也表示了要让中国发射卫星的意向。
中国对外发射，可谓形势大好，前景喜人。
然而，竞争激烈的国际航天发射市场毕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出入的，更不是任凭中国随意运作的。正当中国在通向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的路上春风得意并憋足了劲儿拼命往里挤时，一场似乎早已注定的商业危机却悄然降临了。
由于国际商业市场中某种微妙的原因，一双双神秘的大手最早伸向的是已经和中国签订了发射订座协议的美国西联卫星公司：不仅银行纷纷拒绝为它提供贷款，所有“绿灯”也突然统统对它关闭。最后，在残酷的商业竞争和无形的外力挤压下，西联卫星公司中“弹”身亡，被迫倒闭！
西联卫星公司倒闭后，美国特雷卫星公司的总裁施瓦兹先生却接过西联卫星公司的六号卫星订座协议，亲自率领几名专家来到中国，坚持继续用中国的火箭为其发射卫星。
施瓦兹先生是位美籍华人，对中国感情极深。他之所以要前赴后继，知难而上，一方面出于某种商业道德的考虑，另一方面则出于对祖国的赤胆忠诚。当他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时，中方代表曾提醒他说：“美国西联卫星公司已经倒闭，请您务必慎重行事。”但他却表示说：“正因为西联卫星公司失败了，我才要接着干下去。我这一生最后的愿望，就是要在亚洲地区建立一个庞大的专业卫星通信网络，让亚洲地区的人民充分享受到中国火箭带给他们的欢乐与幸福。我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向世界证明，中国的火箭完全能够发射美国的卫星，中国的火箭能够打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
于是在取得本公司的大力支持后，施瓦兹先生开始周游列国、八方游说，最后终于获得了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财团的资助，很快与中国草签了协议书，并预付了第一笔定金。之后不久，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施瓦兹先生坐在一个月前西联卫星公司总裁签字的同一位置上，挥笔与中国签订了正式合同。
这是中国发射外国卫星的第一个正式合同。
可惜，特雷卫星公司最终还是和西联公司一样，没有逃脱破产的命运。据说，当施瓦兹先生收到中止合同的法律文书时，这位六十岁的总裁竟流下了满脸的热泪。
至此，中国好不容易签订的两份正式发射合同，全部化为乌有。
更惨的是，最后除瑞典一家外，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外所有公司与中国签订的发射合同与订座协议，通通退得一干二净。甚至某些过去曾向中国大献殷勤的外商，也纷纷退避三舍，敬而远之。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中国政府自宣布对外承揽卫星发射业务后，世界各国的卫星公司先后来到中国，在北京万源公司、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和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参观、访问和洽谈活动。尽管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无论是火箭的设计、研制水平，还是火箭的发射、测控技术，都还不错。但国外的专家和老板们不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拒绝空谈，只认事实，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把一个公司的命运随随便便系在中国的裤腰带上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中国陷入如此难堪呢？
第一，中国火箭发射次数太少。“长征号”火箭尽管已经成功地发射了几颗卫星，但与国外相比，发射的次数太少——只有二三次。由于发射次数少，所以火箭技术缺乏令人充分信服的根据。其可靠程度就难说，也不好预料。
第二，中国西昌发射场尚未达到国际标准。虽然西昌发射场在中国算是一个最现代化的发射场了，但当年筹建这个发射场时，可能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今后有一天中国的火箭会发射外国的卫星。因此，尽管外国人承认中国的发射场具有发射外国卫星的能力，但从现有实际情况来看，在设施、交通、通信、生活等方面，目前尚未达到国际标准。比如，没有符合国际标准的卫星测试厂房；没有从美国直达西昌的航班——这一点对讲究时间效率的美国人来说非常重要；甚至连一个像样的宾馆也没有。虽说老外们也亲眼看到，西昌发射场确实正在抢建之中，但他们无法相信，如此复杂庞大的工程，中国能在一年时间内抢建出来。
第三，国际保险界对中国火箭缺乏信任。发射商业卫星，属于高投资、高难度、高风险的行业，无论是火箭飞行阶段，还是卫星与火箭分离后从同步轨道到定点静止轨道，每个阶段随时都存在失败的可能，所以国际上都有专门的保险公司出面为其保险。但美国、法国近期几次发射失败后，世界不少保险公司严重亏损，最后被迫退出空间保险市场，有的甚至彻底破产。在此情况下，一方面，国际空间发射保险率急剧上涨，由原来的百分之十五上涨到近百分之四十——即便如此，保险商仍然不愿出面保险；另一方面，国际保险公司对中国火箭的可靠性本来就缺乏认识，再遇上美国、法国的连连失败，就更不愿出面为中国火箭保险了。而中国的保险公司又从未担任过空间保险，再加上中国尚无一个完善的保险机构，保险问题便成了一大难题。而只要发射商业卫星，就必须有保险公司保险；没有保险公司保险，万一发射失败，谁来赔钱？
第四，金融界不愿贷款。中国人办事，是钱多多办事，钱少少办事，没钱就不办事。外国人则不同，有钱要办事，没钱也要办事，而且还要办大事。这就是靠贷款。外国商家要购买一颗卫星请人发射，至少需要上亿美元。如此一笔巨款，别无选择，只能靠贷款。但是，当时国际金融界对中国的火箭缺乏了解，或者说并不信任，所以不愿轻易为其贷款。没人愿意贷款，这笔买卖，傻瓜也不会做。
第五，美国卫星出境困难。在美国，卫星属于高技术产品，而高技术产品的出境，必须经美国国务院、国防部、武器出口控制委员会等有关部门批准；此外，还要受到国际巴黎统筹委员会的限制。而巴黎统筹委员会是由英、美、法、德、日等多国组成的一个专管高技术出口的国际性组织，全世界所有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都要在它那里注册备案；凡是未经批准者，一律不许出境。所以，外商们对中国到底有没有本事打通这一系列的关口，最后搞到卫星出境许可证，持怀疑、观望的态度。
第六，西欧某些国家在暗中进行抵制、阻挠。客观地说，不是所有西方国家都欢迎中国进入国际商业市场，甚至有的国家一开始就对中国进行抵制。所以在谈判过程中，他们在一些条款、技术、价格等问题上，总是想方设法出难题；有的还在背后散布一些对中国火箭很不利的言论，甚至不时搞点小动作什么的。
基于上述六点，外商们纷纷离去，也就成为自然。
对此，中国火箭研究院院长沈辛荪深有体会，他说：“外国公司并不希望我们中国的火箭进入国际市场，成为他们竞争的对手。记得1988年我去法国库鲁发射场参观‘阿里亚娜’火箭的第二十五次发射，临走前领导对我说，去了法国要多做工作，多向外商说明，我们一年只提供两枚火箭来发射外国卫星，目的主要是满足国内的卫星发射，只作为国际商业市场的一个补充。带着这个任务，我见到他们就宣传，可得到的反应却非常强烈，也很一致，他们激动地说：‘你说得很轻松，中国一年才两枚火箭，我们一年才八枚火箭呢！’这次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我们要进入国际市场，他们不欢迎，绝对不欢迎！”
现在的问题是，面对如此困境，中国怎么办？
满世界都知道，中国要发射美国卫星。不仅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翘首以盼，亿万中国人民也望眼欲穿。而今如此狼狈不堪，如何向中央汇报？怎么向国人交代？
更为严峻的是，动用了成千上亿元的专款来抢建的发射外星的工程，正处在争时间、抢速度、大干快干拼命干的热烈气氛之中。但现在，生意突然做不成了，这工程是继续上马，还是悬崖勒马？
“这是一段最叫人伤心而又难受的日子！”有人后来回忆说，“在这段日子里，我们顿顿吃不好饭，夜夜睡不着觉。”
发射测控系统部和长城公司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问：
“怎么？听说全砸啦？”
“你们是怎么搞的，没有吃准，咋就乱签合同呢？”
“下一步怎么办？是进，还是退？是上马，还是下马？”
办公室，发射场，饭桌上，电梯里，到处议论纷纷：
“我早就说了，这事办不成！”
“花了那么多钱，现在又搞砸了，这不是犯罪吗？”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老老实实待着，不比啥强？我看都是吃饱了撑的！”
有人询问，有人感叹，有人抱怨，有人指责，甚至还有人指着鼻子骂娘：
“咳！！中国人打仗一个比一个厉害，可要同外国人谈生意呀，有点傻！”
……
是的，用中国的火箭发射外国卫星，是中国人的一件大事。身为火箭故乡的子孙，谁不关心？谁不着急？发点牢骚，讲点怪话，可以理解，也很正常。
问题是，面对善良的人们，有苦难言的航天专家们，能说什么呢？
1985年初，欧洲航天界一位权威人士就说过：中国的火箭进入国际商业市场，至少需要五年。
说这话的人，叫吉普森仁。
吉普森仁是欧洲空间局第一任局长，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欧洲空间联合共同体，就是在他的倡导下搞起来的。这是一位对中国的航天事业有过积极贡献的英国人。1984年春天，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宇航联合会上，中国也是在他的支持下迫使台湾退出，才正式加入国际宇航联合会的。
1985年初，孙家栋副部长和乌可力到欧洲各国进行卫星发射市场的调研时，首先对他进行了私访。
那是巴黎一个很美的夜晚，吉普森仁将孙家栋和乌可力引进他的小别墅。几句寒暄后，他便从地窖里拿出十几种世界名酒，请两位中国老朋友入席。
吉普森仁的夫人是位钢琴家，为了助兴，特意为两位中国朋友弹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吉普森仁酒量过人，且有收藏名酒的嗜好，地窖里存有几千瓶世界名酒。孙家栋喝酒不怎么样，但乌可力是海量，因此彼此喝得很是痛快。
席间，孙家栋谈起中国火箭打入国际市场一事，吉普森仁听后很激动，说：“中国火箭若能打入国际市场，当然是好事。不过我要提醒你们的是，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火箭发射是高保险、高投资，用户选择的条件是十分苛刻的。”
孙家栋说：“我们对这方面确实还缺乏了解。”
吉普森仁说：“我们的‘阿里亚娜’火箭当初面临的是美国航天飞机的竞争，所以一开始采用的是免费发射的办法，接着又用低价格为对方发射了两发，最后才打入国际市场的。这就像卖东西，让你先尝尝味道怎么样，然后再谈价格，再说交易。”
乌可力说：“您认为中国的火箭打入国际市场，有希望吗？”
吉普森仁说：“中国的火箭要打入国际市场，我相信可以办到；但是，现在你们的问题是没有经验，而且面临的又是美国和法国这两个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因此要有长期的打算。”
“大概需要多少年啊？”乌可力举起酒杯，急不可耐地问了一句。
吉普森仁也举起酒杯，却停了停，说：“依我之见，恐怕至少需要五年！”
后来的事实证明，吉普森仁的预测是正确的。
是的，发射外国卫星，并非易事。
截至1990年，能进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的，全世界只有美国和法国，而法国还是靠十一个国家的力量才进入的。它的“阿里亚娜”火箭打入国际市场，前后用了八年时间。甚至连苏联那样的航天大国，至今还板着委屈的面孔，被冷落场外。
再说，商业卫星发射市场，已被美国等航天大国垄断了二十多年，其甜头妙不可言，他们当然还想继续垄断下去，绝不希望有第三者来抢饭碗。所以在通向西方人把守的国际商业市场的道路上，暗藏着温柔的利剑和美丽的陷阱，中国简直防不胜防。
此外，中国是第一次踏进西方人统领的禁区，别说经验，连教训都没有；加上国门封闭太久，刚一打开，就急于想挤进国际商业发射市场。这一急，当然就会摔跟斗。
所以说，中国想一下子就挤进国际市场，是不现实的。
但是，面对如此厄运，中国航天决策者们一致认为，发射外星的工程绝不能下马，不管有多大的困难和阻力，一定要坚持下去！
因为中国正面临着一个开放的世界。发射外星，既是改革、开放的一个伟大壮举，也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而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机会是非常重要的，如同维纳斯的断臂，一旦失去，便永远无法续接。像十六七世纪开始的技术革命，不仅直接提高了生产力，而且由技术革命引爆的工业革命，还震撼了世界，摧毁了古老的社会，创立了人类崭新的文明。
所以，在科学技术发生重大变革的转折关头，一个国家只有利用科学技术的先进成果，抓住时机，才能实现腾飞。中国近几百年之所以落在了世界的后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是在科学技术上错过了几次腾飞的机会。例如：
——明末清初之际，中国历史上兴起了第一次科技革命。当时，江南一带商品经济勃勃兴起，在手工业中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与欧洲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同时起步。就在这时，以意大利人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开始来到中国，带来了天文学、地理学和火器等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于是，中西方两种科学技术产生了巨大的接触与碰撞，使中国长期以来死气沉沉的科学技术第一次出现了复苏的景象。遗憾的是，由于封建社会的重压，中国科技的翅膀最终还是没有展开。而远在欧洲的英国，这时却抓住了历史赐予的大好时机，迅速赶超了意大利和荷兰，一跃而成为世界的头号工业大国。
——19世纪60年代，中国兴起洋务运动之时，正是世界第二次技术革命爆发之际。当时，中国的科技在沉沦了一百多年之后，开始爆发了新的活力。但终因内外交困，国力贫弱，腾飞的翅膀最终还是无力起飞。
——19世纪末，西方爆发了以相对论和力学为标志的科学革命，继而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又兴起了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本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这时已有一定的发展，可惜终因战火纷飞的社会环境和贫困落后的经济，大好时机也只有付之东流。
——1949年之后，本来1956年至1966年是中国科学技术的“黄金时代”。那时，单就航天技术而言，中国与西方相距并不遥远；而日本在某些方面还落在中国的后面。但“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竟长达十年！等中国从噩梦中醒来，世界科技的车轮早已滚滚向前。甚至与中国一衣带水、几乎处于同一起点的日本，也一跃而起，抢先中国一个月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那么今天，当世界科技革命的大潮再次将中国推到时代的十字路口时，中国能否背水一战，抓住这一大好时机呢？
历史是个魔幻大师，总让人难以捉摸。
当岁月的日历翻到1988年时，世界航天的局势又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这一年，世界航天东山再起，重振雄风，全世界一下就发射了不同的卫星一百二十五颗。其中，苏联一百颗，美国十一颗，欧洲空间局七颗，中国四颗，日本两颗，以色列一颗。
此外，美国航天飞机恢复了发射；苏联“暴风雪号”航天飞机首次发射成功；法国“阿里亚娜”火箭死灰复燃并连续进行了七次发射，将十四颗不同国家的通信卫星送入了太空。而且，在1988年6月15日，“阿里亚娜-4”型火箭首次发射成功，为法国争夺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又提供了一种新的运载工具。
更严重的是，在欧洲空间局频繁的活动下，截至1990年，“阿里亚娜”火箭已夺取百分之五十的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各国的发射订座已排到了1991年，并已获利一百五十亿法郎。而且，为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法国还忍痛割爱，压低了“阿里亚娜”火箭的发射价格。
这种咄咄逼人的世界航天局势，对中国不仅是挑战，简直就是威胁！
然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外国公司纷纷退出，虽然对中国是当头一击，但中国航天人却认真反省，吸取教训，不断改进。比如，外国专家看了中国发射场，提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外商谈判，对发射场提了这样那样的要求；而中国通过到国外参观学习，也长了不少见识。这样一来，中国航天人也就渐渐明白：中国的火箭要想打入国际商业发射市场，在技术、生活设施等各方面必须具备哪些符合国际标准的条件。于是中国一边继续加紧同国外有关厂商的业务联系，一边狠抓发射场的技术和生活设施的抢建。
而与此同时，有关部门也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譬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愿冒着风险，以国际市场优惠价格为外商提供经济保险；中国海关决定对入境的外星实行免检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对发射外星所需的贷款，表示尽力给予保证；负责发射设施改造和工程兴建的设计部门以及施工单位，也愿意通力合作，拼命苦干，确保按期完成任务，等等。
1988年3月7日，“长征三号”火箭又将一颗通信卫星成功地送入太空。世界的目光，再次转向中国。
据说，一年前，当外商纷纷退出中国时，西方一位记者曾打了一个比喻，说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就像一只又大又肥的螃蟹，刚刚摆上国际餐桌时，各国卫星公司的老板们纷纷伸长了鼻子，抢着去闻香味，尽管个个垂涎三尺，却又谁都不敢先尝第一口。
不承想，一年后，终于走来一个敢尝第一口“螃蟹”的人。
这个敢尝第一口“螃蟹”的人，便是而今誉满全球的亚洲卫星公司。
亚洲卫星公司是在香港注册的一家卫星公司，它由英国大东电报局、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香港和记黄埔公司三家共同投资，并各具相等股份。由于三家股东公司均有雄厚的资金和技术专长，所以不惜巨款，敢冒着极大的风险，购买了美国休斯公司的“亚洲一号”卫星，第一个让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将其送入太空。
1988年9月9日，通过中国多方面的努力，美国国务院正式宣布：批准一项用中国火箭发射三颗美国通信卫星的计划。
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政府第一次批准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射美国卫星的计划。
为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的卫星运到中国发射，安全是有保证的。”并在答记者问时，再次表示：“中国对美国政府支持中国为外国提供卫星发射服务表示赞赏。”
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