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诗是中国诗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座高峰。故王国维称诗为有唐“一代之文学”（《宋元戏曲史》），而鲁迅干脆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鲁迅书信集》）

长达近三个世纪的唐王朝，经历过相当长时期的经济繁荣、国家统一强盛的局面。它不仅以军事大国，而且以经济大国的姿态屹立东方。从贞观、永徽到开元、天宝，一百四十余年持续繁荣，为史所罕见。即使在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经济上也获得了相对的稳定和发展。虽然文学艺术的繁荣并不总与社会发展同步，但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使得更多的人有可能从事精神生产，这对于文学艺术的繁荣大有好处。唐代诗人作家遍及各阶层，其人数之多、分布之广空前未有，这种情况脱离了经济稳定发展的背景，是不可想象的。

隋唐以前，由于南北分裂，文学发展呈现地域性差异，“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魏徵）。国家规模的空前统一，使南北文学渗透融合，呈现了南北文化交流的汪洋浩瀚局面。中外文化交流的活跃，也给唐代文坛带来生机，产生了敢于“拿来”的气派。

政治开明、文禁松弛是唐代封建统治的重要特征。文人博览百家，思想活跃，眼界开阔，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直接而迅速，表现个性情操自由而潇洒。统治阶级提倡诗赋创作，科举以诗赋取士，进士行卷蔚为风气，形成了全社会尊重文艺尤其是诗歌创作的习俗，对唐诗的繁荣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唐代，诗歌曾经是最富于群众性的文艺部类。那是个足以使诗艺臻于不朽的黄金时代。诗歌创作对于唐人是一种需要而不是点缀。唐人离不开诗，一如今人离不开影视；唐代诗人之为人崇拜，一如今日的影星之为人崇拜。唐代印刷术应用并未普及，诗歌不靠刊物流布。当时的诗歌，咏唱于集会宴席之上，题写于山程水驿之间。从驿站的墙壁到路边的石头乃至芭蕉的阔叶，无往而非“诗刊”。平庸之作，自然淘汰，而杰作佳构，则被辗转传抄。白居易云：“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真是一个令后世诗人神往的时代！马克思对古希腊艺术的某些评价，对唐诗也适用——它们至今“仍能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些方面说，还是一件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在中国诗史上，那是一个不断创新的、集大成的时代。六朝开始的新体诗运动到唐代得到最终完成，五七言古近体诗体裁大备。

在唐初即产生了如“四杰”一类宫廷之外的优秀诗人，使诗歌从内容上突破了宫体诗的狭小天地。到陈子昂正式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打出诗歌革新的旗帜，始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唐诗发展端正了方向，扫清了道路。

到开元、天宝之间，诗歌发展呈跃进趋势，积极浪漫主义诗风成为时代主流，大批卓越诗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以岑参、高适、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诗派，争奇斗艳，共同创造了盛唐气象。安史之乱使现实主义诗歌如潮涨浪涌，伟大时代歌手杜甫，以其丰富深切的生活体验、深沉博大的思想情怀、海涵地负的艺术才力，再现了动乱时代的面貌，而成为一代“诗史”。

此后经过一段酝酿，唐诗在中晚唐再度繁荣。这时诗歌流派滋多，诗人个性突出，异彩纷呈。白居易、韩愈两大诗派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杜甫，以元、白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更形成波澜壮阔的现实主义潮流。此外，还产生了像刘禹锡、柳宗元、李贺、杜牧、李商隐等大批独树一帜的诗人。

唐诗佳作如林，选不胜选。历代著名选本如《唐诗品汇》百卷，收诗六千七百有余；《唐诗别裁》二十卷，收诗亦近两千，都是很有权威的选本。而《唐诗三百首》更是一部家喻户晓的唐诗读本，就其普及程度而言，远远超过了上述两种选本，甚至超过了同样是普及文学读本的《古文观止》。

《唐诗三百首》编成于乾隆年间，原编者为孙洙，别号“蘅塘退士”，全书共选五七言古近体诗三百一十首为八卷，或作六卷。附录有作者小传及原序。《唐诗三百首》的编选着眼普及，所选各诗皆脍炙人口的名篇。这些名篇音韵和谐，易于诵读，言近旨远，耐人寻味，文辞清丽，不难解会，特别适宜教授童蒙。自其问世以来两百余年间，成为刊布最广、发行量极大的图书之一，一向有多个注释本流行。本书以蘅塘退士本为底本，并参考他书，作品编次依旧，对每篇作品悉加注释点评，作者名下新撰诗人小传，并附作者作品索引，以飨读者。

本书之注评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周啸天主持，合作者为管遗瑞、秦岭梅。全书由周啸天规划体例；五七言古律诗部分的点评、注释，分别由管、秦二人承担；五七言绝句部分的点评、注释，由周承担；全书由周啸天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