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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教室里上自习，校长忽然就进来了，后面跟着一名还没穿校服的“新生”和一名搬着一张大课桌的年轻校工。睡觉的同学都被惊醒了，唰地站了起来，就好似埋头学习时冷不丁被老师点到了名字一样。
校长示意大伙儿坐下，然后转向校监，压低声音说道：
“罗歇先生，我把这名学生交给您了，让他读五年级
。要是他的功课和操行成绩过得去的话，就让他升入‘高年级’，他已经到年龄了。”
“新生”是从乡下来的，十五来岁的年纪，个子比我们所有的人都高出一截，他躲在门后的角落里，我们几乎看不到他。他的头发顺着额头剪平，恰似乡下唱诗班的孩子，显得既明白事理，又十分拘谨。他虽然肩膀不宽，但那件缝着黑纽扣、袖笼紧窄的绿呢短燕尾礼服肯定箍得他很不舒服，从袖口那里可以看见那一截经常裸露在外的红手腕。他穿着一条浅黄色的裤子，裤子被背带高高地吊起来，把套着蓝色长袜的小腿露在了外面。脚上穿的是一双擦得不怎么油亮、钉了鞋掌的结实皮鞋。
大伙开始背书了。他倾耳细听，全神贯注，如同在教堂里听讲道，连腿都不敢翘，也不敢把手肘支在课桌上，以至于到了两点钟，下课铃响的时候，学监不得不提醒他，让他加入到我们的队列之中。
我们有个惯例，进教室的时候，都把帽子撂地上，省得它碍手碍脚，而且还得一进教室门就扔，叫它从凳子底下飞过，撞到墙上，砸出一团飞扬的尘土来。这么做很“牛掰”。
可是，搞不懂这名“新生”是没注意到我们的这套把戏，还是不敢效仿，祷告结束了，他依然把帽子搁在双膝上。这是一顶混合型帽子，能看到毛皮高帽、波兰式军帽、圆帽、水獭皮鸭舌帽和棉质无边软帽的影子，反正就是那种便宜货，那种不露声色的丑八怪模样有些高深莫测，仿佛白痴的脸。帽子呈椭圆形，被里面的细钢丝撑得鼓鼓囊囊的，帽口有三圈猪血肠似的镶边，往上是中间用一条红带隔开的天鹅绒和兔皮叠拼出的菱形图案，再往上便是袋子一样的帽筒了，硬纸板撑出的多边形帽顶绣上了错综复杂的饰带图案，一根特别细的长带子从那儿垂下来，带子的末端吊着一个金线编结的十字架坠子。是顶新帽子，帽舌亮光光的。
“请你站起来。”老师说道。
他站了起来，帽子掉地上了。全班大笑。
他俯身把帽子捡了起来。邻座用胳膊肘捅了一下，帽子又掉了，他于是又把它捡起来。
“你还是放过你的头盔吧。”老师是个说话很风趣的人。
同学们哈哈大笑，把这个可怜的孩子弄得手足无措，都不知道该把帽子继续拿在手里，还是让它掉在地上，或者戴在头上。他重新坐下，把帽子搁在双膝上。
“请你站起来，”老师又说道，“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新生”嘟嘟哝哝地说了一个让人费解的名字。
“再说一遍！”
从他嘴巴里传出的依然是先前那个含糊不清的嘟哝声，才说出口就被班上的哄堂大笑声淹没了。
“再大声一点！”老师喊道，“再大声一点！”
“新生”于是痛下决心，张大嘴巴，就像喊人一样，声嘶力竭地喊出了这几个字音：“夏不为利”
。
教室里顿时像炸了似的，喧闹声越来越大，如音乐“渐强”，夹杂着一阵阵大声尖叫（有人嚎叫，有人学狗叫，有人跺脚，有人一遍遍地喊：“夏不为利！夏不为利！”），然后这些尖叫声转化为零零落落的音符，好不容易平息下来，但时不时地又突然从一排座位上响起几声没能忍住的笑声，此起彼伏，就像没有彻底燃尽、随时炸响的哑鞭炮。
然而，在雨点般的“罚抄”声中，课堂秩序渐渐恢复了正常，老师要他重报自己的名字，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拼读，反反复复念了好几遍，方才弄明白新来的学生名叫“夏尔·包法利”，当即责令这个可怜鬼到讲台脚下的劣等生席就座。可怜鬼起身准备过去时，又犹豫了起来。
“你在找什么？”老师问道。
“我的帽……”“新生”一面惴惴不安地看了看周围，一面怯生生地回答道。
“全班罚抄五百行诗！”一声震天吼，如同那一声“我要”
一样，遏制了一场新的风暴爆发。“都给我放老实些！”老师怒气冲冲地说道，然后他用刚从帽子里拿出来的手帕擦着前额，“至于你嘛，‘新生’，你给我抄二十遍ridiculus sum的动词变位
。”
然后，他用更加柔和的声音对他说：
“噢，你的帽子，它不会弄丢的，没人偷它！”
一切复归平静。大伙开始埋头写作业，两个小时里，这位“新生”都是正襟危坐，尽管时不时地有人用钢笔向他发射戳在笔尖上的小纸球，把墨水溅到他脸上。他只是用手把墨水擦掉，然后垂下眼睛，纹丝不动。
晚上，在教室上晚自习的时候，他从课桌里面抽出袖套，整理好个人物品，用尺子在纸上一丝不苟地画着直线。我们看他学习很认真，每个字都要翻词典，确实很用功。可能是看上去挺有上进心吧，他没有被降级，毕竟，尽管他的语法学得差强人意，表达方面却不怎么有文采。他的拉丁语启蒙老师是村里的那位神甫，因为父母亲为了省钱，迟迟没送他进学校。
他的父亲夏尔-德尼-巴托洛梅·包法利先生，以前在部队里当军医助理，在1812年前后的征兵事件
中受到牵连，不得不卷铺盖走人，不过他利用自己的翩翩风采，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一个针织品商人家的千金搞到手了，顺便还拿到六万法郎的陪嫁。他仪表堂堂，能说会道，总是把靴子上的马刺弄得铮铮作响，脸上的颊髯连着髭须，手指上总戴着戒指，身上穿着鲜艳夺目的衣服，一副威猛军人的派头，那兴高采烈、劲头十足的神气又好似走南闯北的推销员。婚后的头两三年，他都是吃老婆喝老婆的，每天大鱼大肉，睡到自然醒，用个头很大的瓷烟斗抽烟，成天泡在咖啡馆里，晚上非要等到戏演完了才回家。岳父大人死后，没留下什么财产，他很恼火，一气之下开了一家“织布厂”，赔了一些钱，之后他回到乡下，想搞“农田经营”。可是，由于跟生产印花布相比，他的种地本领也好不到哪里去，再加上他喜欢骑上他的那些马东游西荡，而不是打发它们下地干活，喜欢一瓶接一瓶地喝掉他的苹果酒，而不是一桶接一桶地拿去卖掉，喜欢把院子里最肥美的家禽都杀来吃了，把猪身上割下来的猪油都拿去擦狩猎靴了，他很快就发现，他最好还是放弃一切投机行为。
于是，他以每年两百法郎的租金，在科奥地区
和皮卡第大区
交界处，租到了一所半农庄半私宅的住处，他郁郁寡欢，追悔莫及，埋天怨地，从四十五岁起就闭门谢客，称自己厌倦了人世间的是非纷争，要开始享享清福了。
从前，他的妻子爱他爱得神魂颠倒，对他低首下心，可她越是这样，他对她就越冷淡。从前她活泼，开朗，情意绵绵，上了岁数（就像走味变酸的酒）反而变得刻薄、饶舌和神经质了。刚开始，看见他在村里拈花惹草，晚上被人从各种藏污纳垢之地送回家时酩酊烂醉、酒气熏天，她都默默忍了，没有一句怨言，后来，她的自尊心起来反抗了。不过，她终究还是选择了沉默，那样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地过了一辈子。她忙着采购，忙着打理生意上的事，一刻也不得闲。她去找诉讼代理人，去找法庭庭长，总惦记着到期的票据，为拿到延迟付款许可而费尽口舌。回到家里，她还得管洗衣服，熨衣服，缝缝补补，监督工人，支付工钱，而家里的那位大老爷却无所事事，只顾着在炉火边一边抽烟一边往炉灰里吐痰，总是那样没精打采，昏昏欲睡，面有愠色，只有在跟她说那些最伤人的话时才会精神抖擞。
孩子出世之后，她不得不把他寄养在奶妈家。那小鬼一回到家，就被他们像王子似的宠着。他母亲喂他吃果酱，他父亲则任由他光着脚丫满地乱跑，为了显示自己是开明绅士，他甚至声称孩子一丝不挂可能更健康，就好比牲畜的幼崽一样。他的想法与妻子的那种妇人之仁大相径庭，他要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男子汉形象来努力塑造儿子，要让儿子像斯巴达人一样，在磨炼中成长，锻造出一副刚强的体魄。他让孩子睡在没有生火的房间，教他大口大口地喝朗姆酒，唆使他辱骂宗教仪式队伍。可是，这孩子生性温良，枉费了父亲的一番心血。他母亲总把他带在身边，为他剪硬纸板做小手工，给他讲故事，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地跟他说话，话语中充满快乐、哀怨和绵绵不绝的温情。在落寞的生活中，她把自己七零八落、支离破碎的梦想全都转移到了孩子身上。她羡慕身居要职的人，仿佛已经看到儿子长大成人，一表非凡，聪明能干，已经是成就斐然的路桥工程师或者法官。她教他识字，甚至弹着她的那架旧钢琴教他唱了两三首浪漫曲。对于她所做的这一切，对文学一窍不通的包法利先生却断言说她是在“枉费心机”。他们哪有钱供他上公立学校，然后再花钱给他买个闲职或者给他筹措一笔经商的本钱啊？再说了，“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大老爷们，只要够胆，总能混出一点名堂”。包法利太太只能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吞，让孩子到村子里晃荡去了。
他跟着那些耕地的农夫，不停地捡土块驱赶田里的乌鸦，把它们打得四处乱飞。他沿着田沟摘黑莓吃，手拿一根长竹竿看管火鸡，收割季节跟着翻晒草料，往树林里跑，下雨天在教堂的门廊下玩跳房子，碰到盛大节日总央求教堂执事把钟交给他敲，他敲钟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的整个身体悬吊在那根粗绳上晃来荡去，享受那种飞翔的感觉。
如此一来，他长得如橡树一般粗壮，双手结实有力，肤色煞是好看。
十二岁的时候，通过他母亲的奋力争取，他开始念书了。他们把这件事拜托给本堂神甫。可是上课时间太少，而且上得断断续续的，所以收效甚微。神甫得空的时候才会给他上课，要么是在洗礼和葬礼的间歇，站在圣器室里匆匆忙忙地教授那么点东西，要不就是在“晚祷”过后，神甫不必再出门时，差人把他的学生喊过去。两人上楼到神甫的房间，坐下来，小飞虫和蛾子在蜡烛周围飞来飞去。屋里很暖和，孩子睡着了，老先生双手捧着肚子也开始昏昏欲睡，不一会儿就张着嘴巴，鼾声大作。有几次，神甫给附近某个病人送完临终圣体，在回来的路上发现夏尔在田里野，就会把他叫过去，把他教训一顿，趁机在一棵树底下让他背动词变位。突如其来的一阵雨，或者一个熟人经过，都会把他们的课打断。不过，神甫对他的这位学生一直很满意，甚至夸赞这“后生”记性好。
夏尔老这么下去终究不是个办法。夫人态度坚决。老爷子因为内疚，或者不如说是厌倦了，二话不提就让步了，然后他们又耽搁了一年，要等小家伙行完开圣体仪式。
然后又过了半年。翌年，临近十月底，圣罗曼集市日
那会儿，夏尔终于进了鲁昂中学，是那个做爹的亲自把他送过去的。
时至今日，我们当中可能谁也想不起他当年的事情了。那时的他是个性格温和的男孩子，课间休息时会玩一会儿，自习的时候很刻苦，上课时认真听讲，在寝室里睡得好，在食堂里吃得香。在冈特利街有一个做五金批发的店主是他的监护人，每个月总有个礼拜天，在关了店门之后，会把他从学校里接出来一次，让他去码头上逛一逛，看看船舶，然后一到七点钟，就把他送回学校用晚餐。每周四晚上，他都会给母亲写一封长信，用红墨水写完，再用三个小面团把信封好，然后他开始复习历史笔记，或者读一本别人丢在自修室里、已经翻得很旧的“阿纳卡西斯”
。散步的时候，他跟那个校工聊天，因为校工跟他一样，也是从乡下来的。
由于学习总是那么用功，他在班上的成绩总能保持中等，有一次他的博物学甚至拿到了一等奖。但是，读完三年级后，他的父母亲让他从学校里退学去学医，他们坚信儿子靠自己努力能够通过高中毕业会考。
他母亲在罗贝克河边一家洗染店的五楼给他挑了一个房间，洗染店掌柜是她的熟人。商量好膳宿安排之后，她弄来了几样家具，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还让人从家里拉了一张樱桃木旧床过去，另外还买了一只小的生铁炉子，准备了一些木柴让她可怜的孩子取暖。一个礼拜之后，她走了，临行前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要堂堂正正做人，因为从今往后他要自己管束自己了。
布告栏里贴出来的课程大纲看得他晕头转向：解剖学、病理学、生理学、药剂学、化学、植物学、临床学、治疗学，还没算上卫生学和药材学，这些名称他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仿佛一座座通往圣殿的大门一样肃穆阴森。
老师讲的东西他一点都听不懂，反正听了也是白听，因为他领会不了。可他还是很用功地学，很多笔记本他都装订成册，所有的课他都去上，教学查房也是一次不落。他完成自己的那点日常任务，就像一匹拉磨马被人蒙住了眼睛在原地转圈，却不知道自己磨的到底是什么谷子。
为了节省他的开销，母亲每周让邮差给他送一块在炉子上烤过的小牛肉，这样的话他每天上午从医院回来吃午饭时可以有肉吃，他一边吃一边在墙上跺脚取暖。紧接着，他得赶去上课，赶去阶梯教室，赶去收容院，然后再穿过大街小巷，回到寄宿处。晚上，在吃完房东做的粗劣饭菜之后，他再度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重新投入学习，他那一身湿漉漉的衣服在烧红的炉子边冒着热气。
在明媚的夏日傍晚，温热的街道变得空空荡荡，女仆们在门口打羽毛球的时候，他就打开窗子，凭窗而望。罗贝克河仿佛把鲁昂的这个街区变成了一个肮脏不堪的小威尼斯，黄色、紫色或者蓝色的河水在房子下边，在他的身下流淌，穿过一座座小桥和一块块栅栏。一些工人蹲在河边，在水里清洗他们的手臂。从阁楼顶上伸出来的竿子上面晾着一绞绞面纱。对面的屋顶上，是一望无际的浩瀚碧空，一轮红日正在西沉。要是待在家里该多么惬意啊！山毛榉下面多么凉爽啊！他张开鼻孔，想吸进田野的清香，但那清香到不了他所在的地方。
他瘦了，个子高了，脸上流露出的愁容让人看了忍不住要去关心一下。
因为懈怠了，最后他自然而然就把先前下过的所有决心全都抛诸脑后。有那么一次，他没跟去查房，第二天旷了课，当他尝到了偷懒的滋味，久而久之便懒上瘾了。
他养成了泡小酒馆的习惯，迷上了骨牌。每天晚上，他把自己关在一个肮脏的赌窝里，在大理石桌面上碰着标了黑点的小羊骨，这于他而言是一种代表自由的可贵之举，让他对自己新生了几分敬意。这就好比一种入世的仪式，就好比一脚跨进肉体享乐的大门。进去的时候，他把手放在门把上时便能体会到一种肉体的快感。于是，他身上许多被抑制的东西膨胀开了，他把一些歌曲熟记在心，然后唱给喜欢的女子听，对贝朗热
如痴如醉，学会了调潘趣酒，最后也终于懂得了男欢女爱。
像这样做考前准备工作，他的行医证考试自然考得一塌糊涂。考试的当晚，他的父母亲还在家里等着庆祝他凯旋而归呢！
他是走路回去的，走到村口的时候没再往前走，而是托人把母亲叫到那里，把考试的情况全都跟她说了。母亲没有怪他，并把没考过的责任归咎到那些主考官头上，她说她会把这件事的善后工作做好，让他稍稍放下心来。过了五年后，包法利老爷才知道事情的真相，毕竟已经是陈年旧事，他认了，再说，他才不相信自己的亲儿子会是个孬种。
于是，夏尔重新投入学习，反反复复地复习考试内容，提前把所有的考试题目背得滚瓜烂熟。他考过了，还拿到了比较高的分数。对他母亲而言，那是个多么美好的日子啊！他们一家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大餐。
去哪里施展他的医术呢？去托斯泰
吧。那里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医生。包法利太太盼着他一命呜呼，盼了好久了，那个老鬼并没有告老还乡的意思，夏尔却已经在他的对门安顿好了，要做他的接班人。
可是，仅仅把儿子养大，让他学医并在托斯泰给他找了地方行医，还远远不够，还得给他讨个老婆。母亲替他物色了一个，是迪耶普
一个执达员的遗孀，四十五岁了，有一千二百利弗尔
的年金收入。
尽管杜布克的遗孀长得很丑，骨瘦如柴，一脸的疹子如同春天发芽的树木，但她并不愁嫁，可挑选的余地大着呢。包法利大妈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施展计谋把他们都排挤掉，她甚至巧妙地挫败了一个肉店老板的诡计，虽然这个肉店老板背后有神甫们做靠山。
夏尔原来满以为结了婚，条件会大为改观，以为自己会更加自由，无论是人身还是金钱都可以自作主张。但是，在这个家里，是他老婆说了算。当着别人的面他必须这么说，不能那么说，每周五都要斋戒，她要他穿什么衣服他就得那么穿，要按她的吩咐跟那些不付钱的客人讨账。她私拆他的信件，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有女病人的时候还透过隔板偷听他在诊室里看病。
她每天早上都要喝巧克力热饮，她要他百般呵护。她一刻不停地抱怨说自己神经痛，胸痛，提不起劲。脚步声弄得她心情烦躁，但人走了吧，她又寂寞难耐；而回到她身边，无疑又是想看看她是不是已经死了。晚上，夏尔回来的时候，她从毯子下面伸出又瘦又长的胳膊，搂住他的脖子，让他坐在床边，向他倒苦水：他把她忘了，有别的相好了！人家早就跟她说过，说她是个苦命的女人。说到最后，为了让自己身体好起来，她跟他要了一点糖浆，还要他多给她一点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