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我对教育始终有浓厚的兴趣。

教育这个领域，世界上有许多流派，各有各的侧重，各有各的视角，所以各有各的说法，这导致了各个国家的教育历史和现状都是有区别的，有些方面，区别还挺大。

但是，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改造，始终没能够完成。中国虽然在知识的传授和一些教育方法上有了现代教育的形式，但并没有完成从私塾科举到现代教育的彻底转型。

中国的教育现代化进程也有一百多年时间了。因为有一个风雨飘摇的晚清和当时刚刚建立的民国的窗口期，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才得以有了一些根基。到了民国，政权相对稳定的时候，中国教育现代化获得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之所以能够让中国教育取得辉煌的成就，与蒋介石这个浙江人是分不开的。浙江人，既有崇文的传统，又有闯荡江湖的胆略，甚至还有尚武的精神和与之相应的义气。这就使得作为民国政府最高决策者的蒋介石，对教育有一种情怀——发自内心对教育专家和学者的尊重与包容。“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中国教育在20世纪20—40年代，经历了一段飞速发展的时期。

新文化运动始终是一场有争议的运动，各类学者在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新文化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和“白话文运动”，应该得到完全的肯定。打倒孔家店，其本质，一是要把读书人从对当官的痴迷中解放出来，二是让没有读过书的人也获得应有的尊严。白话文运动，力求并且做到了“书面语同口语基本相一致”，使语言这样一个重要工具更容易被掌握，得到了更大规模的普及，全面提高了平民的语言驾驭能力。

打倒孔家店和白话文运动，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是极其重要的，让中华民族直接拿到了通向现代社会之门的钥匙，而掌握这把钥匙的，就是中国教育。那段时期，可以说除了一些遗老遗少，中国几乎全体官民都行动了起来，用教育来推动这两项重大的文化变革。

打倒孔家店，意味着要做新时代的新人，不再啃四书五经，而是要学习科学，要讲民主。那个时期，中国就像青春期的少年一样亢奋——原来这个世界可以是这样的，原来还有科学，原来每个人对这个社会都有表达自己态度的权利，原来这、原来那，中国人几乎都在一片对“原来”的惊叹和恍然大悟中度过每一天。

打倒孔家店就意味着，读书不一定为了做官，“学而优则仕”也渐渐地失去了号召力。以前的穷人子弟，从小就有学会养活自己的意识，而在读书人打倒孔家店的思潮中，这一思想意识得以推广。读书并不一定为了做官，读书是为了服务社会。要改变农业的落后，就学桑农；要改变医学仅靠号脉和汤剂的局面，就要学西医；学机械；学造船；学铁路……中国社会千余年来千篇一律的“官僚、农民、手工业者、三姑六婆”的单一农耕社会结构变得丰富起来，就连打官司也不到衙门了，而是由专门的法院和律师来办理。社会形成了多层面，行行业业都需要人才，而这些人才，只有新学堂才能培养出来。

打倒孔家店和白话文运动，表面上看是两个运动，本质上是一个运动的两个方面，那就是中华民族要告别愚昧的昨天，走向现代化的明天。不打倒孔家店就不能推广白话文，就撼动不了靠四书五经支撑的官僚路径；没有白话文运动，人民得不到启蒙，不能轻松灵活地掌握语言工具，就没有足够的知识支撑打倒孔家店的勇气。这是一种良性的互动，谁也离不开谁。

要实现这些目的，就要启蒙；要启蒙，就要办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新学。其实，在洋务运动以后，中国新文化的雏形就已渐显了，只不过到了1919年，时机才完全成熟。就像一锅早就上屉的馒头，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正好“蒸汽冲顶”，可以揭锅了！

胡适、陈独秀和陶行知，就是揭开锅盖的人。

陶行知和胡适，真是有趣的两位先贤。他们不仅是同乡，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两人虽然性格迥异，但人品都极佳。历史学家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其实新文化运动逐渐演变为两个主要战场，由两位杰出的干将来统领：打倒孔家店，主要靠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的教育大改革来一步步实现；白话文运动，主要靠胡适等人的呐喊以正视听。

陶行知的新教育，非常仰赖白话文来普及，新教育的推广，也让白话文运动更加深入人心。

白话文运动和打倒孔家店，胡适、陈独秀和陶行知，为中国的平民教育现代化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平民教育的现代化改造，需要更多人的理解和响应，陶行知深知这一点，白话文就是他的有效武器。人有两样宝，双手和大脑。双手会做工，大脑会思考。用手又用脑，才能有创造。这是陶行知新教育的核心。他竭尽全力，把教育和读书区分开来，力图让中国人明白，教育不是摇头晃脑地背诵经典，更重要的是动手、用脑，学会本领，服务社会，改造现实。

20世纪20—40年代，识字的人不多。陶行知深知，要普及他的新教育理念，不教人识字不行，但在那个时候，识字是十分奢侈的训练，所以他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理念，争取让广大平民百姓在平常的劳作和生活中学会识字，然后再学各种生存的本领。这个顺序，在那个时代是正确的。

陶行知的努力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他的生活教育在码头、田野、工厂车间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因为受教育者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没有条件挑三拣四，那些光着脚的孩子只要有口饭吃，都愿意跟着陶行知走。陶行知用生活教育的思想培养出来的学生，无论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还是身居要职，基本都奉行了陶行知“教人求真，学做真人”的价值观——做平民热爱工作，内心光亮；为高官谦虚谨慎，处处为民。

但是，时代发生了变化。现代社会，中国人识字已不成问题，许多孩子的父母都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家庭条件改善了，中国教育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而且，问题相当严重。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碰上历来注重家庭血缘的中国传统，让很多家庭的教育走上了一条前所未有的歧途。这条歧途，堪称“天时地利人和”的副产品，更是中国教育没有彻底实现现代化而导致的一次恶性病变。沉渣泛起，几乎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

“六一”家庭成了普遍现象，即，孩子的父母，加上父母双方的父母，六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转，形成“六一”结构家庭。望子成龙的价值观和争做“人上人”的追求，促成六个大人集体行动，一切为确保孩子的考试成绩，一切为确保孩子考上名牌大学。绝大部分孩子唯一的生活就是刷题、提高考分，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人，到了孩子二十来岁，一事无成，只会在家玩网络游戏的时候，家长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因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除了不断地背书和做题外，并没有为如何在社会上生存受过任何教育和训练。一个完全不能自立的青年，让家庭失望还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社会上又多了一个包袱和累赘。大批啃老族形成了，他们蜗居在家，无所事事，坐吃山空，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上述现状，是陶行知先生做梦也想不到的。国家太平了，经济发展了，人民识字了，很多家庭的教育却偏离了正确方向，走到了严峻的时刻。

血脉传承与望子成龙，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这种价值观一直被坚定地继承下来，做“人上人”是很多中国人的理想。但是，站在个人幸福和民族复兴的角度，这种价值观祸害无穷。

“人上人”的幸福观，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靠别人的悲惨来衬托自己的“风光”，这种观念是极其自私、不人道的。陶行知当时就到处呼吁，中国人应该把对“人上人”的追求，改为对“人中人”的期盼。“人中人”的幸福观，就是让一个幸福和另一个幸福产生共鸣，让幸福与幸福相互温暖——本质上，就是在意别人的存在。“人中人”的幸福，是人类社会一种永恒的幸福，是一种健康稳定的幸福。

学会自立，让自己的一生和别人的一生都能幸福，这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变得十分艰难，甚至导致社会发展都碰到了壁垒。要建立立体化的社会人力资源结构，要构建社会和谐，首先要解决教育问题，但解决教育问题，首先要解决教育的价值观问题，即教育思想问题。养活教育思想就是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不能说养活教育思想是万能的，但我们可以说，一个民族的教育如果没有养活教育作为根基，是万万不能的，也必将走向绝路。

本书简明地阐述了养活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配以若干个真实案例，以佐证养活教育思想对个人、家庭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及重要意义。

书中的论述及实例，都力求让读者了解和达成一个共识：养活自己，是一个人必须学会的本领；只有能养活自己，才能立足社会，然后才有自由；有了自由，才有条件去追求诗和远方，才有闲情逸致去仰望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