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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进入镜头的是一只脚，慢慢地踢打着课桌的铝制桌腿，然后是一只敲打课本的铅笔，最后出现了一张女孩的脸，她用手半撑着脸，无聊地等待着，等着表针指向三点钟。
时钟指针一秒一秒地往前挪：2点59分57秒……2点59分58秒，表针走动的声音夹杂着铅笔敲打课本的声音。镜头慢慢转向盯着表针看的学生，什么时候才能下课呢？连老师都迫不及待了。
最终，下课铃打破了这个僵局。学生们抓起书包，跳出座位，涌出教室。
然后是四节拍打击乐，歌曲开始，“噢，宝贝，宝贝……”，一个有磁性的声音响起。之后又是打击乐，“邦、邦、邦、邦、邦”，“噢，宝贝，宝贝……”
镜头聚焦在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身上，深色的金发扎成小辫，末端是粉色蝴蝶结。她身穿的天主教学校女生制服，更像是万圣节的服装而不是现实中常见的那种，平整的白衬衫在腹部打了个结，黑色的短上衣，高高的黑丝袜。学生如潮水般涌入走廊，她扭动腰胯，突然和同伴一起开始跳舞。
“噢，宝贝，宝贝！我怎么会知道……？”
1998年初秋，通过这首歌，全世界认识了一个名叫布兰妮·简恩·斯皮尔斯（Britney Jean Spears）的女孩。
<爱的初告白>(。。。 Baby One More Time) 仅仅是个开始，此后她一炮而红。这首歌当时打破了世界销售纪录，成为最畅销的单曲。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将其评为20世纪90年代最佳音乐视频，并在流行音乐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音乐视频投票中名列第三。布兰妮的同名专辑荣登美国白金唱片排行榜14次，全球销量超过3000万张。这是年龄不满二十岁的青年歌手最畅销的专辑，也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唱片之一。
总而言之，布兰妮一炮而红。
但《爱的初告白》只是一个先兆，她的第二张专辑《爱的再告白》（ Oops！。。。I Did It Again ）是有史以来女歌手中销售速度最快的专辑。她的第三张专辑首次推出即在《公告牌》200强专辑榜中名列第一。
无论你是否喜欢她的歌，布兰妮都是20世纪初最著名的流行音乐偶像之一。除了格莱美奖（Grammy）外，布兰妮还赢得过九次公告牌音乐奖、六次MTV音乐录影大奖，并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的一颗星星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她的巡演收入累计超过4亿美元，是史上唯一一位在30年从业生涯中每个十年都有一张专辑和一首单曲排名首位的歌手。
这些成绩非常不错。
稍等，让我们回到这一切都未发生的那一刻，回到还没有这些巡演、没有这数百万张唱片，她的人生还没有发生转变的时候。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能够让世界重新来过，布兰妮还会如此受欢迎吗？这位流行公主还会一炮而红吗？
成王败寇，布兰妮毕竟不是昙花一现，她的唱片销量超过1亿张，是有史以来唱片最畅销的歌手，她的身上必然有令其如此成功的某种特质。
布兰妮很早就展现出了有朝一日会成为巨星的迹象。她三岁开始跳舞，当她在选秀节目中获胜、参演商业广告时，同龄的我们绝大多数还在学习基础数学知识。她甚至参演了《新米老鼠俱乐部》（ The All New Mickey Mouse Club ），这是青少年明星集中营，贾斯汀·汀布莱克（Justin Timberlake）和克里斯蒂娜·阿奎莱拉（Christina Aguilera）等都是从这部电视节目出道的。
当我们研究布兰妮等超级巨星时，都会认为他们完完全全异于常人，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才华或某种内在的品质，这让他们大红大紫。
如果你问业内人士布兰妮为何如此成功，他们会给出相似的回答：布兰妮嗓音独特；她也许不是有史以来唱功最好的歌星，但她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纯真与性感的完美融合，加上高超的舞技，这让她成为一个完美的流行音乐巨星。正是这些特质让她如此成功，如果重新来过，这些特质依然会让她一炮而红。
她的成功是必然的。
我们会对大片、畅销书和其他热门事物做类似的假设。为何《哈利·波特》（ Harry Potter ）销量超过4.5亿册？这本书肯定很好看。有些报纸评论说，“它具有成为经典所需的一切要素”。另一些媒体称，“对引人入胜的故事做出响应是我们的天性”。销量如此之高的书应该比其他书的品质更高、更有意思、写得更好、更吸引人。
但他们成功的必然性，会不会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呢？
如果布兰妮等艺人只是在某些方面超越他人的话，业内专家应该能够看出来。是的，布兰妮的唱功可能不是最好的，但也许她的音色正适合流行音乐，所以才红遍全球。因此，批评家可能会贬低她，但业内专家一听就应该知道她会红，应该能够预计到她会成为巨星。
《哈利·波特》同样如此。它的作者J.K.罗琳（J.K.Rowling）不是乔叟（Chaucer），但当罗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四处向出版商推销《哈利·波特与魔法石》时，这些出版商应该立即从座位上跳起来将其出版。品酒行家能够分辨出普通的葡萄酒与上等葡萄酒的区别，在出版业摸爬滚打十年的人也应该能够分清良莠。普通人无法分辨的，专家应该可以。
但事实并非如此。
有十二家出版社在看过罗琳的手稿后拒绝了她。他们说这书太长了，且儿童读物不挣钱，他们还劝她“不要丢了正业”。
并且不止罗琳有过这种遭遇。《飘》在正式出版前曾经被出版社拒绝了38次。“猫王”埃尔维斯（Elvis）曾经被人告知应该回去继续当卡车司机。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早年曾因“缺乏想象力和没有创意”而遭到解雇。
《哈利·波特》也是勉强才被出版的。某个出版商无意中将手稿给了自己的女儿，这才改变了《哈利·波特》和罗琳的命运。这个女孩一直缠着自己的父亲说这本书有多好，最后他才给了罗琳一纸合约，并让她逐渐成为千万富翁。
如果热门事物有其内在的品质能够让其脱颖而出的话，人们应该能预见到其成功。
但如果专家都会搞错的话，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家马修·萨尔加尼克（Matthew Salganik）。畅销书、热门歌曲和电影要远比其他同类事物更成功，以致我们通常认为它们与其他同类事物有着本质的区别。
但如果最好的事物远比其他同类好的话，为何专家在发现它们时会遇到这么多困难呢？为何如此多的出版商错过了与罗琳签约的机会呢？
为了找出背后的原因，萨尔加尼克和同事设计了一个简单的试验。他们设计了一个网站，人们可以在该网站上试听歌曲并免费下载。这些歌曲并不是什么知名歌曲或者知名乐队的作品，只是一些不知名歌手的不知名作品，或者是首次亮相的组合，一些名叫“末底改加油”（Go Mordecai）
、“沉船联盟”（Shipwreck Union）和“52号地铁”（52 Metro）的乐队。
这些歌曲被列成了清单，人们可以点击任何歌曲试听，喜欢哪首歌就将其下载下来。每个试听者获得的歌曲排行顺序都是随机的，以便让每首歌都能获得同等的关注度。参加试验的人数超过了1.4万人。
除了乐队名字和歌曲名字外，其中一些被试者还可以知道其他听众喜欢哪些歌曲，因为他们能看到每首歌的下载次数。例如，如果有150人下载了“52号地铁”的《禁闭》（ Lockdown ），歌曲后面就会出现数字150。
就像畅销排行榜一样，对于这些“社会影响”试验参与者而言，歌曲是按照人们的认可度排序的。下载次数最多的歌曲排在第一位，次数第二多的排第二，以此类推。每当有人新下载歌曲时，歌曲的下载次数和排行榜会自动更新。萨尔加尼克对人们下载哪些歌曲进行了测试。
只是提供他人的选择信息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突然间，人们开始更倾向于跟随他人的选择，就像在漆黑的屋子中盯着光点看一样，人们会选择试听和下载别人喜欢的歌曲。
其中一些歌曲开始变得更受欢迎，最受欢迎的歌曲与最受冷落的歌曲之间的差距被拉大。受欢迎的歌曲变得更受欢迎，受冷落的歌曲的关注度则进一步降低。歌还是那些歌，但社会影响的存在使好的更好、差的更差。
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类模仿他人的天性如何影响到事物的流行度，但萨尔加尼克的试验还没完，因为到此为止还未解决前面的谜题。某些歌或者某些书会比其他同类更流行，但为何掌握市场调研信息的专家无法提前预见到其成功呢？
为此，萨尔加尼克又增加了一个实验细节。
现实世界无法重新来过，没有人能够让时间停止并回到过去。那么如果想知道一切重来会有怎样的结果该怎么办呢？萨尔加尼克的办法是创造了8个不同的世界。这8个独立的世界，或者叫完全独立的小组，看上去一模一样，至少最初状态如此。
这是非常关键的。
好实验的魅力就在于施加控制。本次实验中，这8个世界起初是完全一样的，每个人得到的信息都是相同的。开始时，所有歌曲的下载次数都是零，并且，由于人们是随机分配到各个世界中去的，不同世界中的被试者也没有差别。因此，虽然有些人可能喜欢朋克音乐（punk music）而另一些人可能喜欢说唱音乐（rap），平均下来，各个世界中两种喜好的人数应该是均等的。这样，在所有可能的维度上，这些世界起初都是一样的。
虽然起初是一样的，但每个世界都独立向前发展，就像是8个不同的地球，彼此相邻但又独立旋转。
如果成功与否仅仅取决于品质的话，最终各个世界中出现的结果应该是相同的。好听的歌曲应该更受欢迎，不好听的歌曲应该不受欢迎，且在一个世界中受欢迎的歌曲，在其他所有世界中也应该备受瞩目。比如说，如果“52号地铁”的《禁闭》在一个世界中的下载次数是最多的，那么它在其他世界中也应该名列前茅。平均算下来，不同试验组中的人的偏好应该是一样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
不同世界中的歌曲流行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某个世界中，“52号地铁”的《禁闭》最为流行，而在另一个世界中，则变成了最不受欢迎的歌曲，在48首歌中排名第40。
同样的歌曲，被试者没有差别，但歌曲的成功度却有天壤之别。也就是说，初始条件相同，最终结果却完全不同。
为何成功度的差别会如此之大呢？
原因就在于社会影响。在“52号地铁”乐队更为流行的那个世界中，并非其中喜欢朋克音乐的人更多。但由于人们往往会模仿他人的选择，起初并不起眼的随机性差别就会像滚雪球一样愈演愈烈。
为了理解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乡村集市上停车的场景。本来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停车场，甚至也没有人指挥交通，只有一大片可以停车的场地。人们通常并不在意把车放在哪里，人们只想去吃棉花糖或者去玩摩天轮。地上也没有白色的行车指示线，因此，第一个开过来的人可以随意停放车辆。
如果第一个开过来的恰好是来自西部的某个家庭，他们停车时更喜欢让车头朝西，因此，你可以看到，他们开进空地、右转、停车，车头朝西。
然后第二个家庭出现了，他们来自南部，更喜欢让车头朝南而不是朝西，但倾向性不是很强。考虑到第一辆车车头朝西，他们将车停在一旁，车头同样朝西。
很快，越来越多的车辆出现了，虽然各地的人们会有各种不同的偏好，但他们都会模仿之前的车辆，最终停车场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完全说得通。
但是，如果第一个进入停车场的家庭不是来自西部而是来自南部的话又会怎样呢？
考虑到南部的人停车时喜欢让车头朝南，他们会这样停车：
第二个出现的家庭来自西部。他们喜欢让车头冲西，但考虑到已经有辆车车头朝南停着，他们也会这样做。然后，越来越多的车辆出现了，所有人都会模仿之前的车辆，最终停车场变成了这个样子：
同样的8辆车，人们的停车偏好也完全相同，但结果却完全不同，最终每辆车的车头都朝南而不是朝西，这一切只是因为第一个停车人的偏好。
这一过程与之前我们看到的歌曲偏好实验研究殊途同归。想象一下，实验开始时用于研究社会影响的两个世界基本上是相同的，所有歌曲的下载次数都是零；平均来说，所有的实验参与者也是相同的。
但就像停车场中来自西部和南部的人一样，不同人的偏好可能略有差异，一个人可能更喜欢朋克音乐，另一个人可能更喜欢说唱音乐。
而且，这两个人说出其个人喜好的顺序也不同。在其中一个世界中，碰巧是喜欢朋克音乐的那个人先行选择，他试听了几首歌，发现了自己喜欢的一首朋克音乐，然后将其下载下来。朋克音乐得1分，而说唱歌曲得分为0。之后来了第二个人，他拿第一个人的选择作参考，发现朋克音乐的下载次数更多，也更受关注。虽然第二个人有点偏好说唱音乐，但也喜欢朋克音乐，而且这首朋克歌曲貌似也还不错，因此他也下载了这首歌。这时，朋克音乐得2分，说唱歌曲得分还是0。
在另一个世界中，碰巧是喜欢说唱音乐的那个人先行选择。过程基本上是一样的，但结果却不同。他试听了几首歌，发现了自己喜欢的一首说唱歌曲，然后将其下载下来。并不是因为他不喜欢朋克歌曲，只是对说唱歌曲更偏好一点。这时，朋克音乐为0分，说唱歌曲得1分。第二个人喜欢朋克歌曲，但这次他是第二个进行选择的，因此，受他人影响，他可能同样会选择下载说唱音乐，而忽略自己轻微的偏好。这时，朋克音乐得0分，而说唱歌曲得2分。
很快，这两个曾经完全相同的世界开始看上去有所不同了。一个世界中排名榜首的是一首朋克摇滚歌曲，而另一个世界中排名榜首的则是一首说唱歌曲。
同样，某人对某首歌的喜爱不足以完全改变其他人的偏好，但足以让天平发生倾斜。名列榜首的歌曲受关注程度更高，更有可能被人们试听，被下载的概率也更高。因此，第一个世界中朋克摇滚歌曲被下载的可能性更高，而第二个世界中说唱歌曲被下载的可能性也更高。类似的选择过程会重复出现在下一个人身上。
过程虽然缓慢，但毫无疑问，社会影响的存在会推动曾经完全相同的两个世界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当数以千计的人做出选择之后，会使结果相差甚远。
其背后的含义既简单又令人震惊，那就是热门事物的出现有时在于运气和群体效应，而不在于其品质有多高。如果让世界重新来过，布兰妮或《哈利·波特》可能不会走红。布兰妮的音乐视频恰好出现在了合适的时间，得到了某些人的喜爱，其他人因此而跟风，但她可能并不比我们从未听说过的那些优秀的歌手更好。
这是不是意味着任何事物都能一炮而红呢？差书和烂电影也能像那些好书和好电影一样流行吗？
不尽然。即使是在萨尔加尼克的实验中，成功依旧与品质有关。在各个世界中下载次数更多的那些“好歌”，通常在现实中也会得到更多的下载次数，而“烂歌”在现实中的下载次数通常也会很少。最好的歌曲从来不会表现得特别糟糕，而最差的歌曲也从来不会有特别好的表现。
但现实中仍有许多变数。这就说明，品质本身并不总是足以决定一切。
有数不清的图书、电影和歌曲想要赢得人们的关注，并且任何人都不可能有时间浏览所有的图书封面或者试听所有的样片，绝大多数的人甚至都没有精力仔细查看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会利用他人作为一种捷径，一种过滤器。如果一本书被列为畅销书，我们浏览这本书详细信息的可能性会更高；如果一首歌已经很流行了，我们试听一下的可能性也会更高。跟随他人能够节省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并且更可能帮助我们找到自己喜欢的事物。这是不是说我们会喜欢所有这些畅销书或流行歌曲呢？不尽然。但我们去检查和尝试的概率会更高，并且因为可供选择的基数实在太大，某些事物获得的关注度的增加足以推动这些事物变得更流行。
知道别人喜欢某种事物也会让人们对其做出无理由的假定。登上畅销榜会让人们对其产生一种信任感，因为人们会想，既然那么多人选择了它，它一定很好。
罗琳就在无意中印证了这些道理。在《哈利·波特》大获成功之后，罗琳决定写一部名为《布谷鸟的呼唤》（ The Cuckoo ’ sCalling ）的侦探小说。然而在《哈利·波特》为其带来巨大名声的同时，评论家对其后续系列图书也越来越挑剔。罗琳担心自己的名声会影响读者对这部新小说的反应，而她想用作品本身来说话，因此，她用假名罗伯特·加尔布雷斯（Robert Galbraith）出版了《布谷鸟的呼唤》。这个假名是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Kennedy）和她童年时幻想出来的一个名字艾拉·加尔布雷斯（Ella Galbraith）的结合体。
罗伯特·加尔布雷斯的小说毁誉参半。几乎每个读过《布谷鸟的呼唤》的人都喜欢这本书，说它“富有创造力”、“引人入胜”。
但遗憾的是，读过这本书的人并不多，读者寥寥无几。《布谷鸟的呼唤》的发行非常低调，上架后前三个月只卖了1500册。
之后的某一天，这本书突然从亚马逊销售榜第4709位蹿升至榜首，并很快售出数十万册。
难道是人们认识到了罗伯特·加尔布雷斯的才华吗？非也。是读者仔细研读过《布谷鸟的呼唤》，发现这是一本文学巨著吗？也不是。
只是有人透露，这本书的作者实际上就是罗琳。
如果不是因为罗琳这个名字的话，《布谷鸟的呼唤》只是那些写得很好、希望赢得人们关注的诸多侦探小说之一。因为罗琳，它才得到了4.5亿人的认可，使得其他潜在的读者愿意阅读这本书。毕竟，世人同时出错的概率会有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