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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我离开乔尔蓬阿塔，向卡拉科尔进发。
油腻腻的小巴超载严重，司机六十多岁，戴着白色毡帽，长着一张吉尔吉斯牧民的脸——他骑马的岁月很可能比开车的更长。我身边是一个年纪轻轻的男子，抱着一个花花绿绿的小包裹。直到小包裹里发出一声微弱的呜咽，我才发现里面是个婴儿，可能刚刚出生，甚至还无法睁眼。男子轻轻拍打着小包裹，但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窗外是低矮的村子，比乔尔蓬阿塔更荒凉。在村与村之间的过渡地带，可以看到伊塞克湖在空气中闪着蓝光。小巴经过哥萨克村庄阿纳耶沃，它以一位苏联烈士的名字命名。在一场与德国人的惨烈战役中，这位烈士和七百名来自伊塞克湖地区的哥萨克士兵全部阵亡。阿纳耶沃村因此失去了所有的男性人口。小巴掠过一座战争纪念碑，一座古朴的东正教堂，村子寂静得如同一潭死水。我身边的男子在这儿下了车，紧抱着小包裹，里面是阿纳耶沃村未来的希望。
“哥萨克”一词来源于突厥语，意为“自由人”，指那些逃亡的农奴和不愿忍受苛捐杂税的人。他们逃往边疆地区，过起游牧生活。大部分哥萨克人信仰东正教，但其生活方式与当地的游牧民族已经难以区分。沙皇俄国的扩张离不开这些不怕死的匪徒。
在《天山游记》里，谢苗诺夫描写过与他随行的哥萨克人。在天山地区考察时，谢苗诺夫无法点燃从瓶子里倒出来的酒精。他发现，原来是哥萨克人偷喝了一半，又掺了一半水，冲淡了酒精。谢苗诺夫写道，为了防止哥萨克人偷喝，必须当着他们的面，把最剧烈的毒药掺入酒精，然后给一只狗喝一点，狗立刻死了。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确保哥萨克人不敢偷喝珍贵的科考材料。
谢苗诺夫主管俄国地理学会长达四十余年。他鼓励人们探索亚洲内陆，受其影响的后辈就包括普尔热瓦尔斯基。三个小时后，小巴抵达了昔日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如今的卡拉科尔。我意外地发现，这竟是一座规划整齐的小镇，遍植着杨树和云杉。
卡拉科尔位于伊塞克湖的最东侧。近在咫尺的天山，宛如一道雄伟的屏障，将吉尔吉斯与新疆的阿克苏地区隔开，也让卡拉科尔成为徒步天山的大本营。相比乔尔蓬阿塔，这里的西方旅行者明显多了，因此也出现了不少面向外国登山者的旅馆和旅行社。你可以在这里雇用向导，租赁设备。如果付出足够的金钱，甚至可以雇用一架直升飞机，将你直接送到天山最高峰——汗腾格里峰的脚下。在那儿的蒙古包里，你将度过昂贵而难忘的一夜。
我住进一家舒适的旅馆，弄到一个梵高“阿尔勒卧室”似的小单间。房间的窗子正对天山，旅馆院子里拴着一只羊，院外传来鸡鸣声。一阵狂风从山口的缝隙中吹来，杨树叶哗哗作响。天空变成蓝宝石颜色，我随即闻到雨的气息。天山如同阴沉着脸的巨人，耸立在那里，覆盖着积雪。我开始担心它反复多变的天气，因为我正打算在天山深处徒步几日。
CBT的办公室位于一栋苏联时代的居民楼的一层。房间的墙上挂满地图，桌上杂乱地堆放着书本和文件夹。CBT意为“社区旅行”（Community Based Tourism），创办的初衷是为了让旅游业带动当地居民的收入，因此受到推崇。我走进办公室时，正有一对比利时情侣咨询骑行天山的补给问题。他们是从布鲁塞尔一路骑到这里的。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办公桌后的男人连说三遍。
等比利时情侣走了，我就向他咨询雇用向导的事。
他说了一个价格，相当于每天一千多块——我还没见过这么贵的向导。显而易见，这里的CBT已经偏离了社区旅行的初衷，成为一个骗人的噱头。我出门朝瓦伦蒂诺家走去。瓦伦蒂诺是本地俄罗斯人，是不到两千个俄罗斯人中的一个。他很早就从事天山向导的工作。最初带着苏联人，现在则是外国人。
瓦伦蒂诺家有个大院子，但院门紧闭，也没有任何标志。我刚敲几下，里面就传来凶悍的狗吠声。我又敲几下，狗叫得更厉害了。
大门开了，一个穿着毛背心的老人站在门口，应该不是瓦伦蒂诺。老人严厉地喝退恶犬。院子里种满花花草草，不过更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到处堆放的报废汽车和摩托车零件，仿佛一座钢铁机器的屠宰场。车库门敞开着，里面停着一辆组装的汽车和几辆组装的摩托车。我应该没找错地方。我听人说过，瓦伦蒂诺以前是苏联军队的汽修专家。
我问瓦伦蒂诺在不在家。
“我是他的老丈人，”老人说，“瓦伦蒂诺去山里了。”
因为一颗牙都没有，老人说话的声音有点奇怪，仿佛是一种独特的“无牙国”语言。
我指着那些组装车，竖起大拇指。
“都是垃圾。”老人平淡地一挥手。
我说，冒昧打扰，我是来咨询徒步线路的。既然瓦伦蒂诺不在家，我只有先行告辞。
老人让我等一下。他转身走回房间，然后又拿着一张快散架的地图走出来。这是苏联时代的军用地图，标注着附近的徒步线路。老人用被香烟熏黄的手指，指着其中一条线路：
从卡拉科尔到附近的小村阿克苏，再沿着阿克苏山谷挺进（大约六小时），直抵天山深处的阿尔金-阿拉善——那里有吉尔吉斯人的大帐，还有美妙的硫磺温泉。
我把大件行李寄存在旅馆，告诉老板我几天后回来。我随身只带了一个背包，里面有简单的洗漱用品、雨伞、瑞士军刀、一小瓶吉尔吉斯斯坦牌白兰地，还有一本谢苗诺夫的《天山游记》。
出发的清晨下着小雨，天山笼罩在一片云雾中。我坐着乡村小巴来到阿克苏，穿过寂静的村子，向着山谷深处走去。山间飞起漫天的乌鸦，仿佛一场大火后被风吹起的灰烬。它们怪叫着掠过灰色的天空，纷纷扬扬地落在一片草坪上，然后雕塑般定格在那里。
山谷中是急促的卡拉科尔河，泛着白色浪花，像鼓声一样响动。山谷本身则是美妙的：到处是云杉、圆柏和花楸树；草地上开满紫色的薰衣草和白色的忍冬花。
开始时，道路较为平坦，但很快就变成难以下脚的卵石路。那些被河水冲刷的卵石有大有小，很多时候甚至需要手脚并用，才能爬过一段险坡。
最初的一个小时，我没遇到一个人，只有我独自走在大山深处，周围是还没有被征服的风景。不久，天色变得越来越暗，山谷里阴云密布，隐隐传来滚动的雷声。
第一滴雨点落下来的时候，我抬头看了一眼天空。阴云在头顶缭绕，空气中饱含着水汽。雨水像游牧民族的大军，成批地落下来。气温顿时骤降，即便穿着外套，依然寒气逼人。山间的树林变得更加幽暗，河水翻滚着冲击石头，掀起巨大的浪花，声音也似乎更响。
雨很快呈瓢泼之势，山消溶在远处，一度甚至看不清眼前的道路。即便我撑着雨伞，也无法阻挡被寒风裹挟的雨水，从伞下面钻进来。我加快脚步，希望身子能暖和起来，更希望尽快到达落脚之处。我始终留意着路上有没有马粪，有马粪就说明我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前面——虽然不知道还有多远——有吉尔吉斯牧民，有住处，有食物。
一个徒步的外国人迎面而来。直到十米之内，我们才在大雨中互相看到对方。他是专业徒步者，装备齐全，背着大行李，穿着防水夹克。雨水顺着他的大胡子滴滴答答往下淌。长时间的艰难行走，让他的面容变得严肃而沉默：他瞪着眼睛，紧闭着嘴唇，仿佛一个宗教受难者。我们点了一下头，然后在山路上错身而过。
我转过头喊：“到阿尔金-阿拉善还有多远？”
他也只是喊了一声：“很远，至少还有五个小时。”
我已经走了三个小时。这只能说明，在大雨中徒步，让我丧失了时间观念，也大大降低了速度。晴天时，这条路需要六个小时，但在雨中变得无法估测。
渐渐地，走路变成一种机械运动。我甚至感受不到冷，也无所谓雨水的肆无忌惮。我的鞋和衣服早就湿透，这让打伞的行为多少显得有些滑稽可笑。我一直在向上走，不时绕过山丘。我时常幻想，下一座山丘背后就是开阔的阿尔金-阿拉善山谷。正是这样的幻想，维持着我的机械运动。我也幻想着一顿热乎乎的午餐：大量的碳水化合物、热茶、我的白兰地。在《天山游记》里，谢苗诺夫写过他的晚餐——羊尾油煎泡软了的黑面包干——听起来真好。
五个多小时后，一片绿色的山谷终于在我面前打开。远处有一片白色的蒙古包，宛如海市蜃楼。一个牧民家的男孩骑马跑过来，见我一身狼狈就邀我上马。草地已经吸足雨水，成了一片小沼泽，马蹄踏上去噗嗤噗嗤响。男孩把我送到河边的定居点前，只见河岸高处的空地上，散落着几座蒙古包，还有一栋冒着炊烟的木屋。
听到马声，一个吉尔吉斯男人从木屋里走了出来。他穿着夹克，戴着帽子，脚下是一双沾了泥的登山鞋。他把我迎进木屋旁边的“餐厅”——那是一个用防水塑料布围起来的空间，里面摆着木桌和长条凳。他说他叫穆萨，是这家客栈的老板。他手下还有一个帮工，兼做厨师。厨师好像是东干人，戴着穆斯林小帽。他为我送上一壶热茶，又端上一盘抓饭。雨已经停了，空气依旧湿冷，山谷内升起一团白雾。
见我一副很冷的样子，穆萨指着河对岸的一个小木屋告诉我，那就是泡温泉的地方。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后，我拿着穆萨给的钥匙，跨过一座小桥，走到木屋前。所谓温泉，就是在泉眼附近挖了一个蓄水池。泉水不停注入池中，溢出的水则通过排水管流进河里。温泉有股硫磺味，冒着轻微的气泡，我半躺在池里闭上眼睛，耳边只有卡拉科尔河的流水声。经过八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温泉如同上天的馈赠。
等我回到穆萨那里，他正坐在餐厅的长凳上，拿着望远镜窥视对岸的人。原来，几个欧洲女人刚从温泉出来，穿着比基尼。穆萨不好意思地放下望远镜，嘿嘿笑了一声，说带我去蒙古包。他把铺在蒙古包穹顶上的羊毡扯掉，让光线从上面洒进来。他又抱来一捆木柴，在炉膛里升起火。炉子很快热了，我把湿鞋放在旁边烘烤。一串白色的水汽瞬间腾起，鞋子发出呲呲的响声。
蒙古包里暖和起来，我一边小口喝白兰地，一边阅读《天山游记》。1857年第二次天山旅行时，谢苗诺夫也到过阿尔金-阿拉善，也在靠近温泉的地方安营。
当时温泉的木门上有保存完整的藏文题词。泉水同样流入一个长二米、宽一米、深一米的水池，池子的四周由花岗岩围着。他测量出的水温是四十摄氏度，而营地的绝对高度是一千八百一十米。他写到自己的兴奋，因为这是他“深入天山中心遇到的第一条山谷”。在一盏油灯下（“把干粪块插在一大块羊尾油上”），他开始写日记，把当天采集到的珍宝——外伊犁高山植物群的稀有植物——夹在吸墨纸里。
傍晚时分，我合上《天山游记》，走到蒙古包外。那位东干厨师正跪在空地上，向着麦加的方向祈祷。他还能说简单的汉语，带着甘肃口音。他告诉我，他的祖上是陕甘地区的回民。同治年间，陕甘回变，一批回族迁徙到中亚，很多就定居在伊塞克湖地区。他夏天来这里帮工，冬天回到卡拉科尔。他的老婆孩子都在那里。
“你想过回中国吗？”我唐突地问。
“我是吉尔吉斯人，”厨师说，“中国离我太远了。”
中国就在天山的另一侧，可不知为什么，我也感到自己身在一个遥远的地方。
说话间，我的蒙古包里又住进两个从卡拉科尔徒步过来的旅行者。他们是瑞士大学生，女孩叫莫妮卡，男孩叫尼古拉。他们似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情侣。短发的莫妮卡似乎在关系中扮演着男性角色，尼古拉的举手投足则有些女性化。
他们洗完温泉回来，一边晾着头发，一边商量第二天的行动。他们问我是否有兴趣去附近的高山湖。他们听说，徒步到那里只需要三个小时。
“应该是一场轻松愉快的散步，”尼古拉说，“你可以和我们一起。”
睡觉前，我从外面抱回一捆木柴，手上全是松木的清香。我把炉火烧旺，除了门口附近的烂泥，别的地方都开始变得干燥。尼古拉脱掉外套，只剩一件松松垮垮的内衣。他把眼镜折起来，放进眼镜盒，塞在枕头下，把身子陷在褥子和毯子的坑里。睡在旁边的莫妮卡穿着一件男士背心，翻着一本瑞士人写的旅行文学——《世界之道》。
炉火噼啪作响，但红光会渐渐暗下去，越来越暗，直到我们被黎明的轻寒冻醒。
第二天早上，我走出蒙古包，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迷人的山谷。雾气已经消散，到处是鲜亮的绿色。云影投射在白雪皑皑的山峰上，阳光下的卡拉科尔河跳跃着。马群像碎芝麻一样，散落在起伏的山水间。
我和尼古拉、莫妮卡结伴而行，沿着卡拉科尔河的一条支流溯流而上。山路时而陡峭，时而平缓。有的地方滚动着落石，有的地方被河水截断。然而风景始终美好，视线所及处皆是幽绿的森林。我们聊着天。我好奇，作为瑞士人，他们为什么会来“中亚的瑞士”旅行？
尼古拉说，来中亚是他们一直以来的心愿。他和莫妮卡从中学开始就是同学。当时他们问过彼此，如果有一笔钱，最想去哪里旅行，两人都觉得是中亚。他们的旅行从哈萨克斯坦开始，吉尔吉斯斯坦之后还要去乌兹别克斯坦。他们不是专为登山而来，更期待一场“文化之旅”。
“不过，既然来了吉尔吉斯，我们决定不浪费机会，顺道来天山看看。”莫妮卡说。
我问他们觉得天山和阿尔卑斯山相比如何。
“有些地方确实很像，但天山更野性。”莫妮卡说，“在阿尔卑斯山，你总能看到房子，知道里面有一整套现代化的舒适设备。但这里，什么都没有。”
不过，也正是“什么都没有”让他们感到满足。尼古拉说：“在天山，你能想象出阿尔卑斯山几百年前的样子。”
一个吉尔吉斯牧民骑马赶着一群山羊下山。与我们擦肩而过时，他好奇地打量着我们，面孔黑亮。他走了一条更近也更陡峭的小路。途中，马蹄滑了一下，马打着颤，眼珠一个劲儿地转动。吉尔吉斯人从容地勒住缰绳，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就靠这点力道和嗓音，让马重新镇定下来。我们看着他消失在山谷的远方。
“住在这里的是‘喀喇吉尔吉斯人’，”我说，“在突厥语里，‘喀喇’是‘黑色’的意思。”
莫妮卡微笑着说：“他确实很黑。”
“天啊！快看这是什么？”尼古拉突然喊起来。
我们走过去，发现地上有一朵白色的小花。
“这是瑞士的国花——雪绒花，”莫妮卡说，“在阿尔卑斯海拔三千米以上才能看到。”
“我们现在的海拔是多少？”
“应该有三千米了。”
我们已经走了三个小时，传说中的高山湖泊不见踪影，眼前依旧是一成不变的山谷。莫妮卡说，她是在卡拉科尔的CBT办公室听说的高山湖泊。她在手机地图上标出了湖泊的位置，然而这里没有信号，她只能通过离线地图看到当初的标记。至于离这个标记还有多远，却无从知晓。
我们爬到一个山坡上眺望。一片宽阔而平坦的山谷，像沙盘一样展现在眼前。我们没有看到湖泊，但看到一个白色的帐篷，孤独地扎在山谷中。我们决定先走到帐篷处。
帐篷看似不远，可实际又用了半个小时才走到近前。一个穿着红色棉坎肩的吉尔吉斯女人正在外面生火。看到我们，她放下手中的柴火，嗓子眼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她不能说话，得过小儿麻痹症，走起路来一跛一跛。她的脸又黑又红，布满风吹的裂痕。
哑女人嘶哑着嗓子，请我们进去坐坐。帐篷里的陈设极为简单：一个火炉，一块地毯，一堆被褥。除了一把手电筒，看不到任何现代生活的痕迹。帐篷里有两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正在地上拍洋画。尼古拉试着跟他们说话——用英语——但似乎把他们吓到了。他们扔下洋画，躲到角落里。透过堆成小山的被褥，看着我们这群不速之客。
哑女人为我们端来三碗发酵的马奶酒。尼古拉和莫妮卡犹豫着，我一口气喝完。
“她难道就一个人生活在这里？”尼古拉小声问我和莫妮卡。
莫妮卡耸耸肩。
“她的家人可能在山上放牧，”我说，“你看，这里有很多条被褥。”
几百年来，这些喀喇吉尔吉斯人就在高山高寒地带过着艰苦的游牧生活。在这里，时间仿佛凝固了。
莫妮卡问哑女人湖泊在哪儿。她听不懂。后来她指着前面，但说不出多远。
我们决定继续往前走。莫妮卡很自信地表示，只要一直沿着河水走，最终就能到达湖泊。
“可我们已经走了四个小时，还没看到湖的影子。”我说。
尼古拉说：“也许是因为我们走得太慢了。”
我们和哑女人告辞，继续上路。河谷很宽，也很平坦，但我们已经爬到了海拔很高的地方。两侧的山峰上可以看到还未融化的积雪。马群散落在这片高山牧场上，静静地吃草。除了隐约传来的水声、风声和我们的喘息声，周围没有一点声音。
我们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河水在前方拐了一个弯，从两座山的缝隙间钻过去，山间弥漫着雾气。此时，离我们出发已经有六个多小时。我们依然没有看到湖泊。每个人都感到绝望。这本是一场“轻松愉快的漫步”，结果变成了一次长征。
“大概还有一公里，可能翻过前面那座山就是。”莫妮卡看着手机说，口气已经没那么自信。
“你是说那座山吗？”尼古拉指着前面问。
“对。”
那是一座雪山，雪线在山体一半的高度。
“我觉得湖就在山那边，”莫妮卡说，“看上去像。”
然而，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上的非专业装备不足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状况。这让我们沉默下来，感到进退维谷。
“听着，湖并不重要。我们已经走了六个小时，回去还要再走六个小时。我们一路上已经看到了美景，也见识了真正的吉尔吉斯人的生活。我们用不着非走到湖才觉得完美。”我说。
莫妮卡和尼古拉看上去松动了。我们准备往回走，却发现回去的路上一片漆黑，一场山区常见的暴风雨正在酝酿。远处的天空已经变成青黑色，云层迅疾翻滚着，而我们即将进入青黑色的边缘。
“如果我们现在往回走，肯定会赶上暴风雨。”尼古拉说。
“如果我们往山上走，可能会碰到更危险的东西。”我说。
“我们翻过这座山，如果看到湖，就在湖边吃饭。如果没有，我们就返回。”
“我不想一个人，”尼古拉对莫妮卡说，“我跟着你。”
“那我们走吧。”莫妮卡说。
我试图劝阻他们，但他们不听。最后我们商定，我先回去，在哑女人的帐篷处与他们汇合。
我看着他们向雪线处走去，仿佛长征电影中悲怆的长镜头。过了一会儿，他们进入了云雾区，从视线中彻底消失。
此时，天空阴沉得如同密封的罐子。一阵狂风袭来，夹杂着第一批冰雹。大自然好像震怒了，看上去面目狰狞。我浑身发抖地往回走，实在有点不知所措。这时，我看到远处有三个吉尔吉斯牧民。他们正迎着风雨，驱赶马群回家。我大声呼喊，声音瞬间被风卷走，变成无力的哀鸣。我尽量大幅度地挥手，终于被牧民看到。他们甩着鞭子，骑马向我跑过来，三只牧羊犬跟在身后。
年纪大的牧民戴着白色毡帽，穿着雨衣，骑着白马；两个骑枣红马的年轻牧民穿着短大衣，把帽子拉起来。三匹马把我围在中间，喷着响鼻，唾沫和雨点夹杂在一起，牧羊犬躁动不安地在马蹄间打转。
我用破碎的俄语加手势告诉他们，我想返回前面的帐篷。那个年纪大的牧民听懂了。他点点头，拍了拍身后的马屁股。我爬上去，坐在他的身后。
我们在暴风雨中转场。年轻的牧民不时大声吆喝着，招呼散落在山谷中的马匹加入队伍。在灰色的世界里，马群向前奔驰，牧羊犬跟在侧翼。我们的队伍越来越浩荡，如同一支威风凛凛的大军。一匹枣红马不听口令，兀自在远处吃草。年轻牧民咒骂了一句，挥鞭朝那里奔去，嘴里发出威胁性的呼喊，直到枣红马乖乖地向我们跑来。
马背上，三个吉尔吉斯牧民神色自若。在这片荒凉的高山牧场，他们才是真正的主人。他们熟悉这里的每一个地方——小河、山脊、可以充当标志的树木。我在现代社会赖以生存的智慧，在这里毫无用处。
我们回到白色帐篷，结果这就是三个牧民的家。他们是父子三人，而哑女人是大儿子的老婆。看到男人们回来，哑女人咯咯笑起来。她立马生起炉子，趴在地上用嘴吹着火苗，然后向炉膛里添进柴火。她把一个早已熏黑的大水壶放在炉子上，开始烧水沏茶。
一缕光线飘进帐篷，带来外面世界暴怒的回响，三个牧民鱼贯而入，雨滴顺着帽子往下落。等门帘垂下，世界又被关在了外面。牧民父子脱掉鞋子，把湿外套挂在炉子上方。水滴滴答答落在炉子和水壶上，呲呲地响着。
在地毯中间，哑女人摆上自制的面包、一碗蜜饯和大块黄油，然后为我们倒上热茶。老牧民的大儿子掰下一块面包，挖起一勺黄油，抹在上面，又涂上蜜饯汁，大口吃着。小儿子若有所思地吸溜着碗里的热茶。那两个五六岁的男孩，坐在旁边，看着大人们。
我告诉老牧民，我在等我的朋友回来，但他们似乎听不太懂。我拿出手机，给他看里面的照片。他一张一张地翻着，眼睛瞪得很大。我不时告诉他，照片拍摄的地点。可是那些城市的名字，就像扔进河里的小石头，激不起什么反应。只有提到“莫斯科”时，老牧民才恍然大悟地点点头——“莫斯科”也曾经是他的国家的首都。
喝完茶，吃完面包，暴风雨也过去了。我跟着两个小男孩走到帐篷外面，看雨后的山谷。太阳把山谷照得金光闪闪的，河水欢快地奔涌着，马群在不远处弯腰吃草。
牧民的大儿子走出来，伸了个懒腰，然后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去捕兔子。他拿出生锈的铁夹子，敲敲打打一番，然后用锤子试验效果。啪的一声，铁夹子合上了，两个小男孩笑着拍手。
我跟在他们身后，去找兔子洞。我们爬上一个小山坡，很快发现一个洞口。牧羊犬激动不安地跑过去，把半个身子探进洞里，一个劲儿地刨土，因为钻不进去而懊恼地叫唤着。大儿子呵斥了一声，它乖乖地退出来，摇着尾巴走了。
大儿子把铁夹子放在洞口，把固定用的铁钉深深钉进旁边的土里。他让两个儿子去拔草，然后用草叶小心翼翼地覆盖住铁夹子的机关。他把最诱人的一团草故意放在会触动机关的位置上，只要兔子忍不住凑过来，就会被当场夹住。设置完机关后，我们回到帐篷处。老牧民招呼两个儿子继续放牧。他们懒洋洋地骑上马，呼唤着牧羊犬，又像带兵的将军一样，赶着马群走了。
在帐篷外，哑女人准备烤馕。她升起火，把一口大黑锅架在火上，烤得滚烫。她拿出一个生面团，揉成馕的形状，然后把它平铺在铁锅里。她盖上锅盖，烤了一会儿，又把炉子底下的炭火拨出来，用铁铲铲到锅盖上。这样大铁锅就变成了两面加热的烤箱。十分钟后，她揭下锅盖，里面已是一个烤得焦香松软的大馕。她把馕拿进帐篷里，用布盖上，留作晚餐。
我在帐篷里等到黄昏，尼古拉和莫妮卡依然没有回来。我爬到高处眺望，一路上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我给他们留了个字条，决定趁天亮赶回阿尔金-阿拉善。我向哑女人和两个小男孩告别，他们一直朝我挥着手，直到看不见为止。
等我回到阿尔金-阿拉善，最后一抹天光已经不见，只在河面留下几处极淡的微光。我找到穆萨，向他说明事情的经过。穆萨听完后，摇了摇头，表示现在没有办法，只能等天亮以后再说。
那晚，我独自睡在蒙古包里。我蹲在炉火边，把木柴扔进炉膛，看着火苗舔舐着木头的边缘，明亮地蹿跳，然后渐渐蔓延。我想着尼古拉和莫妮卡，不知道他们此时身在何方。
等我醒过来时，蒙古包里仍然一片昏暗，但我听到了身边低沉的呼噜声。我以为自己听错了，转头去看，只见尼古拉和莫妮卡正睡在各自的铺位上，连外衣都没脱，尼古拉甚至还戴着眼镜。
吃过早饭，我回到蒙古包，他们已经醒过来。
“能活着真好。”尼古拉看到我说。
“我也这么想。发生什么了？”
原来，与我分手后不久，他们就遭遇暴风雪。他们一度打算回撤，但山体陡峭，下山困难。他们只好咬牙前行。到了雪线的地方，脚下全是厚厚的积雪，而他们只穿着普通运动鞋。最后，他们用了一个小时才翻过那座山。
没有湖泊，前面是另一座荒凉的山谷，淹没在一片雾气中。
他们休息片刻，因为太冷，开始往回走。雪已经覆盖石头，看不到上山走的那条路了。他们在接近冰点的温度里，小心试探着，结果还是一脚踏空，失足滚了下去。他们记得自己一路翻滚，最后卡在一块石头上。所幸，两人都只是轻微擦伤。
回到山下，暴风雨已经过去，但草地上全是积水。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跋涉，终于在天黑以后回到哑女人的帐篷。此时，他们都已经精疲力尽。他们在帐篷里吃了烤馕，喝了热茶。最后，老牧民的两个儿子骑马把他们送回来。那时已是深夜，他们累得顾不上脱衣服，就倒在了铺位上。
“我们打算在这里好好休息一天。”莫妮卡说，“你呢？”
“我打算回卡拉科尔。”
“真高兴认识你。”莫妮卡走过来，抱了抱我，然后是尼古拉。他比莫妮卡瘦得多。
我找到穆萨，准备雇马下山。穆萨告诉我，瓦伦蒂诺在这里，他有一辆自己改装的苏联吉普，还剩一个座位。我想象了一下吉普车开在山路上的情形，那应该和钻进滚筒洗衣机差不多。
“我还是骑马吧。”我说。
我雇了一匹马，和一个吉尔吉斯向导一起，用了三个小时，回到卡拉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