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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
2010年夏天，我以记者的身份去了一次霍尔果斯。那是中国通往哈萨克斯坦的口岸城市，有一种边境地带特有的繁忙和混杂。在国门附近，我看到等待通关的货运卡车排起长龙，远方横亘着冰雪覆盖的天山。
我问一个正在抽烟的中国司机，他的目的地是哪里。他说，阿拉木图。他的口气让我感到阿拉木图是一个遥远的地方，一个必须长途跋涉才能抵达的地方。有那么一瞬间，我很想跳上卡车，随他一起穿越边境，前往阿拉木图——眼前的雪山变成一种致命的诱惑。
司机告诉我，阿拉木图又叫“苹果城”。我的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一座遍植苹果树的城市：在金色的阳光下，苹果泛着清新的光泽，好像少女的脸庞。这几乎成为一种明信片般的印象，以至于六年后，当我走出阿拉木图机场，立刻开始下意识地寻找苹果树。
没有苹果树。
我只看到一排排白杨，掩映着苏联时代的建筑。我打了一辆出租车，进入规划整齐的市区。司机是鞑靼人，只会讲俄语，不会讲哈萨克语。尽管后者是哈萨克斯坦的官方语言，但是能讲的人非常之少。即便是哈萨克人，熟练掌握本族语言的也不到人口的一半。
苏联解体后，中亚诸国大都推行“去俄化”教育，尤以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为甚。但是哈萨克斯坦选择了并不激进的道路，因为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本人并不是强硬的民族主义者。
在苏联时代，纳扎尔巴耶夫从钢铁厂的技术人员一路攀升，一度有望接任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的总书记。在所有的加盟共和国中，他态度最为强烈地反对苏联解体。然而，正是在阿拉木图，1991年冬天的一场会议，决定了苏联的命运：曾经庞大的帝国，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在阿拉木图，街道是横平竖直的。壮丽的外伊犁阿拉套天山就在城市的边缘。夏日的阳光下，山体呈现墨色，沟壑清晰可见，只有山尖还保留着一丝积雪。1854年，哥萨克骑兵在这里建立堡垒，开启了阿拉木图的历史。1911年，一场大地震抹平了城市。眼前的一切几乎都是此后重建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苏联的印记。
一辆老式公交车缓缓驶过，上面坐着哈萨克人、鞑靼人、俄罗斯人，还有被斯大林迁徙至中亚的朝鲜人。他们都说俄语，他们都面无表情，就像外面相当空旷的街道。
1997年，纳扎尔巴耶夫将首都从阿拉木图迁至中部的阿斯塔纳，如今的努尔苏丹。从此，阿拉木图稍稍远离了能源经济带来的喧嚣。这座城市当然也在发展，只不过步调缓和了许多，街上看不到太多扎眼的豪车。或许正因如此，我对阿拉木图的喜爱远超过阿斯塔纳。
绿色大巴扎曾经是这座城市的中心，现在仍然保留着一个游牧国家的灵魂。走过一个个贩卖水果和干果的摊贩，我看到堆积如山的物产，其中也包括哈萨克斯坦引以为傲的苹果。一个哈萨克小贩削了一块苹果给我，我并不意外地发现，味道和阿克苏糖心苹果差不多——这两个地方相距并不遥远，共享着类似的土壤和光照。
另一块区域全是卖鲜肉的，从牛羊肉到马肉、猪肉，无所不有。这也表明，阿拉木图依然是一个信仰和习俗混杂的地方。哈萨克人是温和的穆斯林，自然吃牛羊肉。但他们也是草原游牧民、突厥化的蒙古人，所以也爱吃马肉。钩子上挂着整条马腿，肉案上摆着粗大的马脊骨。一个戴着帽子的哈萨克少女，正用尖锐的剔刀，剔下脊骨上的瘦肉。
在这里，卖肉的摊贩有着清晰的族群区分：卖牛羊肉的是哈萨克人或者鞑靼人，卖马肉的是哈萨克人，只有俄罗斯人才会卖猪肉——他们的祖先是顿河流域的哥萨克、探险家、匪徒、逃跑的农奴，或是被发配至此的囚犯。一个小贩的脸上带着一丝德国人的傲慢神色，他的祖先大概来自伏尔加河中游——叶卡捷琳娜大帝开发那里时，将他们从德国黑森地区招募而来。我还看到了仍然在卖泡菜的朝鲜女人，尽管她们早就忘记了母语。
在奶制品区，除了奶酪，自然少不了“库米思”，又称“马奶酒”。作为哈萨克的国民饮料，库米思一度风靡整个沙俄——那是帝国征服中亚后，随着鞑靼商人传入的。当时，这种异域饮料被认为拥有近乎神奇的疗效。
1901年，身患结核病的契诃夫在伏尔加河上蜜月旅行，医生开出的药方正是库米思。于是，在蒸汽轮船上，大作家一边为他的小说做笔记，一边啜饮着发酵的马奶饮料。
马奶酒很酸，带有轻微的酒精度。我喝不太惯，而且喝酒也为时尚早。在大巴扎门口，我买了一杯格瓦斯，感到自己的确置身中亚。走出绿色大巴扎，经过巨大的中央清真寺，我踏上高尔基大街。街边种着梧桐树，停着苏联时代的小汽车，看上去平淡无奇。我试图寻找的七河旅馆早已荡然无存，甚至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很少有人知道，在这条街上曾经住过苏联历史上最危险的流放者——托洛茨基。
1928年1月，一个寒冷的清晨，在党内斗争中落败的托洛茨基被人从莫斯科的公寓中揪出来，发配至阿拉木图。那时，阿拉木图不过是帝国疆域上的一个遥远的小点——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柏油路。
城市破败不堪，房子形同废墟。街上没有汽车，也很少有人行走。整个冬天，积雪都不会融化，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托洛茨基的妻子娜塔莉亚去了一趟大巴扎，她在日记中写道：“哈萨克人坐在摊位前，一边晒着太阳，一边抓着身上的跳蚤。”
苏联的生活原本严苛，莫斯科之外更是如此。托洛茨基很快发现，在阿拉木图很难买到蔬菜和肉，面包也越来越稀有。正是他本人提出了“消灭富农”的政策，如今只好自食其果。在随后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哈萨克人被迫放弃游牧生活，一百多万人最终死于饥饿。
对托洛茨基来说，阿拉木图唯一的好处是远离权力斗争。春天到来时，草原上开满红色的罂粟花。托洛茨基会带上他的狗，进行长达十天的狩猎旅行。他称这样的旅行是“重返蒙昧”之旅。不旅行的时候，他会坐在书桌前，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十点。为了糊口，他为莫斯科的出版社翻译马克思的著作，同时开始撰写自传《我的生平》。
邮差是个瘸腿。每周三次，他骑着马，送来成捆的信件、书籍和报纸。信件大多来自苏联各地的支持者，经过当局审查后，才获准送达。随着斯大林权力的稳固，信件变得越来越少。最终，托洛茨基与外界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他在阿拉木图生活了一年，随后被当局驱逐出境，此后再也没能踏上苏联的土地。
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位于一片怡人的绿荫中，然而参观者稀少。博物馆的馆藏还算丰富，从远古时代的文物到国家独立后的成就，所有解说词似乎都指向同一个内容：这就是哈萨克斯坦；这就是哈萨克民族。
然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哈萨克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才产生的概念。当时，苏联把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应用到中亚这片民族观念尚处于前现代状态的土地上。哈萨克斯坦，连同其他四个斯坦国一起，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下。
长久以来，这片土地就是游牧民族的牧场，并没有所谓的“领土”观念。领土，不过是联系牧民们各个季节性牧场的一条“道路”。对游牧民族来说，占有领土没有意义，因为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在一年当中的固定时间行走这条道路的权利——只有当通行权遭到剥夺时，战争才会发生。
17世纪中叶，蒙古准噶尔汗国剥夺了哈萨克草原上三个小国的通行权。其中，小玉兹向俄国请求保护，大玉兹和中玉兹则求助于清帝国。18世纪时，乾隆皇帝出兵剿灭了准噶尔汗国，顺势将今天的新疆地区纳入版图。大玉兹所在的“七河地区”成为清廷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其中就包括今天的阿拉木图。鸦片战争后，清王朝逐渐衰落，俄国势力取而代之，最终将整个哈萨克斯坦收入囊中。
对俄国人来说，征服中亚的真正意义在于开辟一条进军英属印度的通路。19世纪初，印度和沙皇俄国之间相距三千公里；征服中亚后，两国仅距三十公里。
与其他斯坦国相比，哈萨克斯坦距离印度最远，其战略重要性最弱。然而，这里环境严酷，不亚于西伯利亚，因此成为沙皇发配重刑犯的理想场所。
185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发配至哈萨克斯坦东部的塞米伊。他刚在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服刑四年，因此即便是这样闭塞的边疆小镇，也令他欣喜。因为他终于可以摘掉镣铐，同时获准阅读《圣经》之外的书籍。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兄弟从莫斯科寄来最新的文学作品，其中一本叫作《童年》的小说引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注意。他写信询问作者的情况，想知道这位署名“L. T.”的作家究竟是不是昙花一现。
“我想他一定写得非常少，”他在信中说，“但也许我错了。”
多年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知道自己确实错了。这位L.T. 就是列夫·托尔斯泰。
哈萨克斯坦的流放生活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日后写作的诸多经验。也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体验到爱的激情和折磨。那位醉酒军官的妻子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后来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任妻子，也是《罪与罚》中索尼娅后妈的原型。
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结识了地理学家彼得·谢苗诺夫——俄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天山研究第一人。他写出《天山游记》，成为了解哈萨克斯坦的重要文献。在地理学界，这本书是如此重要，以至人们更习惯将谢苗诺夫称为“天山斯基”。
很多年后，当托洛茨基流放阿拉木图时，他的随身行囊中就有这本《天山游记》。
塔季扬娜的公寓位于阿拉木图南郊，紧邻总统公园，窗外就是高耸起伏的天山。公寓楼是赫鲁晓夫时代的遗产，像一个巨大的蜂巢，能容纳近千户家庭。在这里，你很容易感到自己的渺小。
我是通过网络认识塔季扬娜的。在广告中，塔季扬娜写道，她是一套两卧室公寓的房东，其中一间卧室对外出租。
公寓楼沉重、昏暗，开门的塔季扬娜穿着一件同样昏暗的灰色外套。她有一头淡黄色的头发，留到齐肩长度，衬托出白皙的面颊。她说一口夹杂俄文的英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口音也越来越重，就像一条路况越来越差的公路。她有俄罗斯、波兰、乌克兰血统，但她看起来完全是一个苏联人。
房间的布置同样属于那个已逝的年代：干净却廉价的地板、实用而笨重的家具。窗台上摆着一只玻璃花瓶，里面插着一朵红色的塑料玫瑰花。餐桌上放着三只绿苹果。塔季扬娜告诉我，那是给我吃的。
我们坐下来喝茶。塔季扬娜拿出晒干的紫色花瓣，掺进红茶里。烧水壶冒出白色的蒸汽，汽车呼啸而过的声音从窗外传入，好像山谷中遥远的回音。
塔季扬娜出生在阿拉木图，父母是俄罗斯人。年轻时，她在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完成学业，随后回到阿拉木图，从事矿业勘探。她离过两次婚。第一任丈夫是俄罗斯人，喜欢喝酒。第二任丈夫是鞑靼人，早先是一名新闻记者，后来逐渐升为哈萨克宣传部的官员。凭借丈夫的资历，他们分到了这套公寓。不过几年后，鞑靼丈夫另觅新欢，成立了新的家庭。
到了90年代，塔季扬娜对矿业勘探工作感到厌倦，那时她已经四十岁。国家和婚姻的双重解体，让生活充满了不确定。她开始自学英语，作为一种对抗。
每天晚上，她一杯又一杯地喝着红茶，背诵着那些陌生的语法和单词。像她那一代的苏联人，能说英语的少之又少，可她竟然凭借自学掌握了这门语言。如今，她独自一人生活，养了一条狗。她把一间卧室拿出来日租，只是为了认识几个新朋友。她早已放弃对长久关系的奢望，而满足于和我这样的匆匆过客，进行不深不浅的交谈。
塔季扬娜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晚饭几乎都在小餐馆解决。每天早晚，她牵着狗去总统公园散步。公园里绿树成荫，天山近在眼前，如同话剧舞台的背景。她问我在阿拉木图有何打算。我告诉她，我想去天山-阿拉套国家公园。出乎我的意料，这座离阿拉木图驱车半小时的山脉，她已经快十年没有去过了。她问我能否同行。当我点头答应时，她几乎雀跃得像个小姑娘。
塔季扬娜立刻开始准备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她打电话给司机，商定了包车的价格。她去附近的超市买来面包、火腿、黄瓜和奶酪。第二天清晨，我被厨房飘出来的焦糊味熏醒。我走到门口，发现塔季扬娜正在制作我们野餐要吃的三明治。她已经切好了火腿和奶酪，正在切黄瓜，而糊味来自煎锅里烘烤的面包。
她徒手把烤好的面包片抓起来，被烫到，赶紧扔到旁边的盘子里。等面包片凉了一些，她就开始制作三明治：一片厚火腿、两片奶酪，摆上四片黄瓜，再盖上另一片面包。她抽出水果刀，想把三明治斜切成两块——桌上到处是面包屑，黄瓜片不听话地跳出来，她又把它们塞回去。三明治做完后，她得意地看着我。我告诉她，这是我第一次目睹“苏联料理”的制作过程。
司机是一个有着浓浓黑眼圈的年轻人，开一辆旧的丰田四驱越野。我们离开塔季扬娜的公寓，穿过洒满阳光的街道，很快就进入山区。
路边开始出现苹果树，其间夹杂着乡村住宅、家庭餐厅和旅店。阿拉木图人喜欢来这些餐厅举行婚礼，中产家庭常常开着私家车来这里共度周末。有时，也有政商界的大人物过来放松，身边带着漂亮的俄罗斯女伴。
山脚下有一座猎鹰农场，铁笼里拴着数只巨鸟，缩着脖子，爪子上戴着铁链。它们原本应该翱翔于天空，或者成为草原上哈萨克猎人的好帮手。不过此刻，它们无精打采地注视着我们，地上是一片片缓缓飞旋的鸟毛。
一个亚洲脸的女人抱着孩子走过来，用俄语告诉我们，这些猎鹰用于参观和展示，傍晚还会有表演。
“她是吉尔吉斯人，”塔季扬娜小声对我说，“吉尔吉斯人的俄语完全没有口音，可是你看他们的脸上，全都有一种野性。”
我想到在中国的史书里，吉尔吉斯叫作“黠戛斯”；中国的吉尔吉斯人叫作“柯尔克孜族”；李白据说生于碎叶城，就位于今天吉尔吉斯境内的托克马克。
公路沿着溪水蜿蜒而上，路边长满针茅和紫色苜蓿。在海拔更高的地方，松柏绿幽幽地覆盖着山脊，直至褪变成干枯的荒原。溪边的空地上，可以看到哈萨克人的蒙古包。男主人已经架起烤炉，正把大块羊肉穿到铁扦子上。用不了多久，烤肉的香气就会从那里升起。
塔季扬娜的兴致很好，她频频要求司机停车，好去采摘黄色的树莓。那些树莓有刺，果实很小，味道也酸，不过塔季扬娜说，她喜欢把树莓晒干，用来泡茶。
我们抵达山间的一片丘陵。在一块巨大的碗状岩石上，绿松石色的大阿拉木图湖出现在眼前。湖水被山峦环绕，有一种高原湖泊所特有的静谧。
我们打算向下走到湖边，但很快被一个荷枪实弹的哈萨克士兵拦住。他的脸蛋红扑扑的，有着乡村少年的淳朴，但硬邦邦的制服赋予他一种截然相反的气质。他告诉我们，这里是水源保护地，任何人不准下去。我们只好绕到湖的另一侧，在一片向阳的草地上坐下来。
塔季扬娜从背包里拿出三明治。面包片吸收了黄瓜的水分，变得软塌塌。我咬了一大口，然后赶紧喝一口水吞下去。塔季扬娜满脸期待，问我好吃不好吃，我就说好吃。阳光很暖，草地上泛着植物的清香。湖水好像静止不动，连一片涟漪都无。远处的雪山，笼罩在一片乌云里。
塔季扬娜突然向我讲起家庭琐事。她和两个丈夫各有一个儿子，现在都已成家。大儿子娶了俄罗斯人，生了一个女儿，工作是电脑编程，不过他并不喜欢。他正打算辞职，去吉尔吉斯承包金矿。他说那能挣到很多钱。塔季扬娜劝他别去，因为“吉尔吉斯到处是黑帮，金矿上更是如此”。不过儿子已经下定决心，马上就要启程。
“翻过这座山就是吉尔吉斯斯坦，”塔季扬娜说，“山那边是伊塞克湖，中亚最美的湖，你听说过吗？”
我点点头。
“小儿子六岁时，他的父亲就带着他，从阿拉木图徒步去伊塞克湖。有三个晚上要在山里过夜。”她回忆着往事，“当时，我也给他们做了三明治。”
我紧张地看了一眼手上的三明治：“那时哈萨克和吉尔吉斯还属于同一个国家吧？”
“是的，”塔季扬娜点点头，“苏联解体后，这样的旅行已经不可能了。”
吃完三明治，我们回到车上，途经一座苏联时期的天文台。天山天文台曾经是苏联第二大的天文观测点，拥有放大率高达六百倍的天文望远镜。只是从苏联解体后，由于缺乏经费，就渐渐趋于荒废。如今，天文台的大门紧闭，只能透过铁丝网看到一面巨大的雷达反射镜。
“晚上这里能看到很多很多星星。”塔季扬娜说。
我想起上一次看到数不胜数的星星，还是在盛夏的那拉提草原——那也是天山的支脉。
吉尔吉斯斯坦几乎近在咫尺，我们不久就遇到哈萨克斯坦的边防哨所。士兵检查了我们的证件，经过交涉，允许我们再翻过下一座隘口，前往位于天文台西南六公里处的科研站。
这是一片破败的建筑群，在山间的薄雾中就像电影《寂静岭》的外景。我推开一扇虚掩的门，发现竟是当年科研人员的台球室。台球案上盖着塑料布，球杆整齐地挂在墙上，还是当年离去时的样子。
塔季扬娜说她从没来过这儿，不过有一种感觉告诉她，这里还有人居住。我们四处察看，最后在一个小木屋外碰到一个老人。他七十多岁，穿着粗线毛衣，正在修理一辆手推车。一只黑猫从屋里溜出来，诧异地盯着我们，然后转身离去。
老人叫谢尔盖，退休前曾是科研站的工作人员。他厌倦了阿拉木图的喧嚣，宁愿在这里独自生活。他开着一辆破拉达轿车，从阿拉木图买来成袋的土豆、洋葱，带到山上。直到这里被大雪覆盖，他才驾车返回城市。
“有时候，我渴望交流，但更多的时候，我愿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谢尔盖说，“这里很安静，能让我回忆起很多往事。当年我们都住在这儿，现在只剩下我了。登山的人偶尔会经过这里。”
顺着谢尔盖手指的方向，我隐约看到一条小路通向山顶，仿佛是刀在山体上刻出的一条淡痕。山上布满碎石，最终吞噬了小路。峰顶仍然处在一团黑色的雾气中。
“你们要上去吗？”谢尔盖问。
“我们可以试试，”塔季扬娜回答，“直到无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