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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觉得高尔基怎么样？这是个很有才气的人。我不是凭《福玛·高尔杰耶夫》作出这种判断，而是凭那些篇幅不大的小说，例如《草原上》《我的旅伴》等。”这是契诃夫在十九世纪末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谈到的对于高尔基的评价。是的，高尔基从短篇小说开始写作，也是以短篇小说一举成名的。短篇小说在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艺术的权威”
的整个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那众多的、内容与形式丰富多姿、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短小作品，直至今天仍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和赞赏，其中不少作品已成了举世公认的文学名著。
高尔基一生写过几百个短篇。这本《高尔基短篇小说选》只收了其中的十九篇，显然难于概括其短篇创作的全貌。不过，入选作品大都是比较重要的代表作。下面我们试以这个选集为基础，旁及其他一些作品，对高尔基早期短篇小说进行一些分析。
高尔基的短篇小说大部分写于早期，按其风格说，一般地可以分为现实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两类，其中现实主义作品占的比重最大。这些现实主义作品的特点是深刻而真实地再现了俄国底层人民生活的画面。它们不仅使我们看到了十九世纪末俄国劳动人民水深火热的悲惨处境，而且也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前夜沙皇俄国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及其一触即发的革命形势。
俄国是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挤进先进资本主义的行列，就不能不更残酷地压榨工人的血汗，因而更具有野蛮性质。沙皇俄国的工人生活是非常痛苦的：工作时间至少是十二个半小时，在一些企业中，“甚至长达十四至十五小时”，“根本没有什么劳动保护，结果造成工人大量的残废和死亡”。
在农村中，情况也是这样。地主富农残酷剥削农民，使他们处于贫困和死亡的边缘，加之经常的歉收和饥荒，大批农民破产。这样，一方面是城市工人失业大军的日益增多，另一方面是每年几百万破产农民流入城市。这些人颠沛流离，踯躅于生活的最底层，汇成了一支庞大的流氓无产者队伍。“人多得不得了！挨饿的人都赶来了……”（《切尔卡什》）
高尔基——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不仅是这个罪恶世界的目击者，而且自己就饱尝过地狱般底层生活的一切辛酸和痛苦。他熟悉底层人民的生活，同情他们的遭遇。因此，底层人民的生活就成了他创作中永不枯竭的源泉。
高尔基早期现实主义作品的基本主题是：一方面无情地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批判私有者、剥削者和市侩的卑劣灵魂；另一方面又以真挚的同情，传达出底层人民反抗的呼声。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大部分是失业工人、农民、流浪者、苦力，以及乞丐、小偷和妓女等处于最下层的人们。
《叶美良·皮里雅依》与《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是高尔基较早的作品，主人公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受害者。失业、饥饿使他们走投无路，从而在他们的心灵里激起了对罪恶社会的强烈的仇恨。叶美良四十多岁了，但生活过得“比狗的生活还不如”，不仅没有一个窝，连一块面包也没有。他长期没有工可以做，而且很明显，失业的人那么多，就算他愿干最脏最苦的活，以最贱的代价出卖劳动力，也不会有人雇用。他讥讽道：“仁慈的先生，非常可尊敬的强盗同吸血鬼，我们是来献上我们的皮请您饱餐的，您是不是高兴用一天六十戈比的代价来剥我们的皮呢？”几句话，把血淋淋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揭露得淋漓尽致。农民的遭遇更为悲惨。因农村的破产沦为乞丐的阿尔希普祖孙二人，孤苦伶仃，贫病交加，流落异乡。他们预感到了自己的可怕命运，因而痛骂旧世界是一只吃人的“野兽”。果然他们很快就被这只野兽“一口吞下”了——一场暴风雨之后，祖孙俩都惨死在草原上。
高尔基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作品从一开始就有一种独特的格调，比起同时代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来，已有了明显的新特点。如果说，托尔斯泰的作品有“撕下一切假面具”的批判深度，契诃夫具有不动声色、冷酷而带忧伤的风格，那么高尔基则是用仇恨的熊熊烈火，力图把整个旧世界烧个精光。青年高尔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对它的憎恨，无疑要比他同时代的俄国大作家们深刻得多、强烈得多。这一点在上述几个作品里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不管周围的世界是如何的黑暗，生活是如何的艰难，也不管人们在精神上变得多么畸形，高尔基始终没有丧失对人民的信心。在描写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形象时，他不是以旁观的第三者的立场出现，而是在自己的主人公身上倾注了深厚而炽热的感情，并且总是看到他们某些可贵的品质。叶美良由于环境所迫，也出于对“富人”的仇恨，决定去干掉商人奥巴依莫夫。一个夜晚，当他手持铁棒正守候在桥头时，却偏偏来了一个悲痛欲绝、想去投河的失恋的少女。叶美良竟忘却了自己原来的打算，转而去劝说这位少女，使她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在《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里，也有类似的情节。小廖恩卡在行乞途中突然遇到一个由于丢失了头巾而哭哭啼啼的小姑娘。他忘记了自己的乞丐身份，而去安慰小姑娘。又如《二十六个和一个》里的二十六个面包工人，他们尽管过着囚徒一样的生活：身上披着破烂，头上长着疥疮，但他们却真挚地爱着少女塔妮亚。这是一种纯洁的、“神圣”的爱。而那些衣冠楚楚的老板及其看家狗们却是灵魂卑鄙的家伙。在高尔基看来，一个人，不管他的处境多么坏，社会地位多么低，只要他的心灵中仍然保持着劳动者的高尚品德，他在精神上就比“富人”富有得多，高大得多。这就是高尔基肯定和赞扬叶美良、廖恩卡和面包工人的善举的基本出发点。在许多作品中，高尔基本人就是这类善举的实施者。《一个人的诞生》里那个在旅途中为产妇接生的青年，《吃人的情欲》里将一个醉妇从水洼里救出来并送她回家的那个过路客，都是作者本人。如果要谈高尔基的人道主义的话，那么这就是他的人道主义精神。高尔基所同情和怜悯的是妇幼、弱小，或者就是与自己处于同等阶级地位、同样不幸的人。
在高尔基的现实主义短篇里，写得最多的是流浪汉的题材。从叶美良、切尔卡什、玛莉娃直至二十世纪初剧本中的人物，是一长列流浪汉形象的画廊，其中主要是来自劳动阶层的人们，也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个别贵族地主阶级的飘零子弟。这些人虽然都失去了原有的阶级地位，但或多或少总还带有本阶级的烙印，他们的性格和品质是各不相同的。在许多作品里，高尔基正是从这一角度来揭示流浪汉的精神面貌的。
《草原上》《我的旅伴》等是深受契诃夫和托尔斯泰赞誉的作品，契诃夫甚至称《草原上》为“王牌小说”。在这些作品中，高尔基以真正艺术家的彩笔，真实地刻画了几个不同类型的流浪汉形象，而主要锋芒是指向剥削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卑劣行径和丑恶灵魂。《我的旅伴》中的沙克罗公爵是一个地主独生子，他是由于偶然的机会加入流浪汉行列的。作者通过旅途中种种事件、夏克洛对周围人和事的态度的描写，深刻揭露了这个地主少爷懒惰、贪生怕死、庸俗下流等寄生虫的阶级本质。在《草原上》里，作者以同样辛辣的笔触鞭挞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个大学生的阴险、狠毒的可耻行为。这个大学生在草原上过夜时，趁别人熟睡之机，勒死一个生病的细木匠，抢劫了他的财物之后逃之夭夭。这个时期，高尔基接触马列主义的著作还不多。在这些作品中所表现的这种朴素的阶级分析，主要是从实际生活中得来的。
在高尔基描写流浪汉的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切尔卡什》和《玛莉娃》两篇。它们不仅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生活的悲剧，而且极其真实地表现了来自劳动阶层的流浪汉的矛盾性格，十分细腻地揭示了他们的复杂的精神世界。在《切尔卡什》里，作者通过对两个流浪汉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描写，显示了两个迥然不同的性格。老流浪汉切尔卡什是一个独立不羁、精神世界比较丰富的人。他向往自由，热爱辽阔的大自然。“他那激烈的神经质的天性，渴望得到种种印象的天性”。他骄傲、有胆识，不屈从于任何人，也不看重钱；他鄙视贪婪的加弗里拉，认为自己尽管“是一个贼，一个和一切亲属断了关系的流浪汉”，却绝不会像加弗里拉那样贪婪下贱。然而，切尔卡什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可怕处境。他内心有着无限的创伤和痛苦，只是不愿意面对现实，不愿意触痛心灵中这些创伤罢了。他喜欢黑夜，喜欢海，因为只有在黑夜里，在离开世俗的茫茫海面上，他的心才能产生一种“开阔的、温暖的感觉”，才能“稍稍洗涤掉他灵魂中尘世的丑恶”。他珍视这种感觉，喜欢看见自己“在水天之间看到较为美好的自己”，在这儿，关于生活的种种念头，以及生活本身都失去了“尖锐性”，同时也失去了“价值”。切尔卡什对于罪恶现实的本质也是有所认识的。他懂得，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不过是：“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可见，切尔卡什虽然是一个畸形的被损害者的形象，却也是一个清醒的、有一定反抗精神的人，尽管这种反抗是盲目的，因而也是消极的。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加弗里拉则是小私有者的典型。正如一切落后的个体农民一样，他身上有着两重性：一方面是劳动者，另方面又是小私有者。加弗里拉虽然自己种一小块地，甚至有时还外出打打短工，但他的私有观念是非常严重的，对金钱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他幻想着赚一笔大钱，然后盖房子、买马、买女人、买庄园，最后当上老爷。当他看到切尔卡什一下子弄到那么多的钱时，激动得全身发抖，立即向切尔卡什下跪，乞求将所有的钱都给他；而当达不到目的时，便想下毒手干掉切尔卡什。通过这个形象，高尔基对那种贪婪的、被私有欲拨弄得发疯的灵魂进行了鞭挞。加弗里拉也是被损害者的形象，但同时又是一个贪婪、自私的小私有者的形象。
《玛莉娃》是同《切尔卡什》很相近的作品。落拓不羁的女主人公玛莉娃同切尔卡什一样，向往“像只海鸥，想飞到哪儿就飞到哪儿”的自由生活。她虽然放荡，却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和尊严；虽然生活艰难，却鄙视自私自利。她憎恶现实，心灵里有着许多的痛苦：有时候，她想远远地坐上船出海去，“永远见不到任何人”；有时候，她“可怜所有人”，可又觉得最可怕的是她自己；有时候又想“把大家杀死，然后自己……来个横死”。她的这种失常的、歇斯底里的心理，正是那个残酷的现实在她心灵里刻下的印记。
然而，不论是切尔卡什还是玛莉娃，他们都不敢正视现实。他们不是企图躲到隔绝现实的海面上去消除自己内心的苦闷和空虚，便是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事物。他们漠视一切，否定一切；他们虽然仇视现实，看到社会的罪恶，但却不能或不愿意去追究这些罪恶的原因，更不用说去寻找真正的出路了。他们追求自由，却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自由，他们企图反抗，又不知道应该反抗什么。当有人问玛莉娃：“你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吗？”她的回答是：“要是知道就好了！”可见，这些流浪汉在精神上也受到社会的毒害，没有什么生活目的，胡乱地混日子，无声无息地死去，如此而已。
诚然，在高尔基作品中也有一些人物形象表现了比较强烈的反抗精神，如《科诺瓦洛夫》《好闹事的人》等的主人公。柯诺瓦洛夫是个面包师，他不满于面包房里的窒息生活，向往自由，毅然离开面包房去当流浪汉。《好闹事的人》的主人公格沃兹杰夫是一个排字工人，他在给一篇报纸社论排字时，擅自更改社论的内容，加进了自己的话。他的这种莽撞的、公开的反抗行动，使报馆老板大为震惊，以致怀疑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尽管这样，他们同真正的革命者仍然相去甚远。正如高尔基指出的，“他们并不是英雄，只在稀有的场合才是临时的英雄。”
对于高尔基作品中的流浪汉形象，批评界是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的。有些批评家把高尔基看作是歌颂流浪汉，宣扬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作家。这当然是歪曲。也有一些人对高尔基的作品采取不加分析的态度，甚至把流浪汉同革命者的形象等同起来。这也是非常错误的。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里写道：“流氓无产阶级是主要集中于大城市中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分子构成的糟粕，他们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
列宁也指出，“流氓无产阶级的特点，有时候是尖锐的冲突，有时候是异常不坚定和毫无战斗能力。”
高尔基对流浪汉的描写同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高尔基正确地表现了流浪汉性格的双重性：一方面他们是受害者，有反抗性；另方面他们又落后，有盲目性和无政府主义。当然，高尔基在感情上偏袒流浪汉，这一点他并不讳言。“为什么我要写‘流浪汉’？”这是因为，“我生活在小市民当中，我看见我眼前的许多人唯一的志愿就是用诈骗的手段来吸取人的血，把血凝成戈比，再用戈比铸成卢布。”
而流浪汉虽然比“平常的人”过得更坏，但是他们“并不贪心，不互相倾轧，也不积蓄金钱”。“我对流浪汉的偏爱就是出于我想描写‘不平常的人’，而不想描写干巴巴的小市民型的人的愿望。”
也就是说，流浪汉尽管有其种种缺陷，尽管不是英雄，但是同那些庸俗、猥琐的小市民比较起来，却是鹤立鸡群，高尚得多。这就是高尔基对待流浪汉的基本态度。
高尔基偏重于多写流氓无产者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即他本人就曾生活在流浪汉中间，熟悉他们，而对大工业中的产业工人却接触不多，因此在早期作品中他没有能够更多地反映无产阶级的生活，描写无产阶级的英雄。有人认为这是高尔基的一个缺点。但是，我们能这样苛求于作者吗？
在创作现实主义小说的同时，高尔基还写了一系列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革命浪漫主义作品。这些作品在高尔基的早期创作中占特殊的地位。正是这些革命浪漫主义作品，寄托了作者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激情，也正是一系列高大的革命浪漫主义形象，才真正体现了“逐渐成长的”俄国革命者的性格。
高尔基最早的浪漫主义作品主要有《马卡尔·楚德拉》《少女与死神》《小仙女与青年牧羊人》等。这一时期作品的思想特点是通过自由、爱情的主题反映社会的问题，表达作者的理想。
《马卡尔·楚德拉》（1892）是高尔基的处女作。作者以浓郁、豪放的浪漫主义笔触，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刻画了两个坚强不屈的性格。左巴尔和拉达都是具有特殊精神力量的人物，对他们来说，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自由。他们彼此相爱，但他们更爱自由。在爱情、生命、自由三者的抉择中，他们选择了自由而抛弃了爱情乃至生命。
高尔基这篇作品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前夜人民精神的觉醒，人民对沙皇黑暗统治的反抗。作者号召人民起来打破奴隶的枷锁，争做自由人。作品一开头就讨论自由与奴隶的问题，决非偶然。“你们那般人真可笑，”——老茨冈感慨地说，“他们整天在做工，为什么？为了谁？没有一个人晓得。”“他了解自由吗？……他生下来就是个奴隶，一辈子都是个奴隶，就是这样罢了！”作者借马卡尔之口说出这些话不仅为故事的主题埋下了伏笔，而且加深了作品的现实意义。正如作者稍后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指出的：“在百般的疑虑中，在奴隶的胆怯的静默中，倾听一个高声歌唱自由、赞颂自由的人有力和勇敢的声音，这是多么了不起啊！”
与《马卡尔·楚德拉》创作的同一年，高尔基还写了一篇美丽的爱情诗《少女与死神》。这个作品按体裁虽然是格律诗，但就其主题思想来说，它同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小说却是不可分割的。在《少女与死神》里，高尔基以轻快、优美的笔触描写了一个无所畏惧的少女，她既不害怕沙皇，也不理睬死神，崇高而忠贞的爱情终于战胜了作为社会恶势力代表的沙皇，也驯服了代表自然界恶势力的死神。
高尔基的浪漫主义作品，从第一个起就含蕴着丰富的社会内容，饱和着崇高的理想。诚然，这些内容和理想表现得还比较抽象、隐晦。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俄国工人运动只是处在酝酿阶段，高尔基虽然接触到一些革命思想，但就世界观和美学观而言，都还是在探索的朦胧时期，革命的前景和道路在他还是模糊的。因此，在他那里，个人同社会的矛盾问题还不能作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解决，还不能不带有一定的个人反抗的色彩和盲目性。在《马卡尔·楚德拉》和《少女与死神》里，或者是在相近时期的《叶美良·皮里雅依》和《切尔卡什》等现实主义作品里，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反映。
随着俄国工人运动的展开，革命现实对作家的启发，高尔基作品里的社会主题和正面形象也渐趋具体化了。一八九五年高尔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生活在畸形的、精力贫乏的时代里，生活在冷酷的、充满猜疑的晦暗的日子里，我们的责任就是纠正这种状况，用希望来美化生活，用行动来活跃生活，用思想使生活高尚起来，千方百计地使它变得更有理智、更有生气、更丰富。”
这一年，高尔基发表了《伊则吉尔老婆子》《鹰之歌》等许多重要作品。可以看出，这些作品的思想比起前几篇作品来，更深刻、更成熟了。
《伊则吉尔老婆子》和《鹰之歌》的发表，标志着高尔基革命浪漫主义作品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些作品里，作者从前期的比较单纯地突出生活中的自由与爱情的主题转到了对生活意义的具体探讨，并且直接号召行动。
在《伊则吉尔老婆子》里，作者树立了两个对立的形象：腊拉和丹柯。腊拉是一个“贪得无厌，又强壮、又残酷”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暴徒。他把自己看作是世界上第一个人，而且除自己外，“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他的生活哲学是：“保持一个完整的自己，不愿意分一点给别人。”同个人主义者腊拉成鲜明对照的是丹柯的光辉形象。丹柯是一个勇敢、正直的青年，他为了大家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并且“不要一点酬报”。当大家面临困难，需要他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掏出自己燃烧的心来照亮道路，引导人民摆脱困境。
腊拉和丹柯是两个完全对立的典型。一个仇视集体，只为个人活着，结果受到集体的惩罚，一个热爱集体，为集体献出自己的生命，得到人民的尊敬和怀念。在《鹰之歌》里，作者同样刻画了两类截然不同的形象：革命者的英雄形象（鹰的形象）和自私保守的市侩形象（黄颔蛇的形象）。他们代表了两种人生哲学：黄颔蛇在生活中只求个人享乐，卑微、庸俗。在它看来，“不论飞也好，爬也好，结局只有一个：大家都要躺在地里，大家都要变做尘土……”因此，它要充分地享受目前的“又暖和，又潮湿”的生活。它不需要生活有任何的变革，更不需要什么斗争。与蛇相反，鹰却是积极向往行动，渴望改变现状的革命者。他认为生活就是战斗，为自由而战，就是最大的幸福。
高尔基这些革命浪漫主义的形象，鼓舞了俄国人民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帮助他们去争取伟大的胜利。丹柯为集体献身的心，雄鹰的勇敢战斗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的气概，对于每一个革命者都是宝贵的、亲切的。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俄国工人运动逐渐从自发的经济斗争走向自觉的政治斗争。一八九五年列宁领导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在彼得堡宣告成立后，俄国工人开始在有组织的领导下进行斗争。丹柯和鹰的形象的现实意义正在于它们体现了这一时期革命斗争的新特点。诚然，丹柯和鹰都还是浪漫主义的形象，还没有像后来《母亲》中的巴威尔的形象那样成熟、完善，这是与当时革命发展的具体现实相符合的。像巴威尔那样高大的革命英雄形象，只能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之后出现。
一九〇一年高尔基写出了革命的檄文《海燕》。《海燕》的出现，说明俄国工人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涨时期。在这里，高尔基把作品直接同革命联系了起来，庄严宣告：革命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高尔基作品中所表现的艺术手法和风格是极其丰富多样的。这里我们只就其早期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谈一点粗浅体会。
高尔基创作初期有过多次文体上的更替。开始时写诗（韵文），后来转写散文，同时又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写“韵文体”散文。这种文体上的演变，一方面说明作者对艺术形式的紧张而多方面的探索；另方面也表明时代的发展已经给俄国文学提供了新的内容。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工人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后，整个国家都处在革命的变革和动荡之中。工人阶级和这一革命的现实必然要在文艺中得到反映。九十年代末，高尔基就明显地感觉到契诃夫式的现实主义手法已经不能表现时代的新内容，指出“这种形式已经落后于自己的时代了”
。这个时期俄国文坛上的大作家还有托尔斯泰、契诃夫、柯罗连科等，这一代老作家对旧制度的批判和对劳动阶层的同情是众所公认的。但是由于他们世界观上的局限性，与新兴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却是格格不入的。一个艺术家要想听到新生活的声音，他本人首先必须是精神上的年轻人。高尔基与上述作家的根本区别，正在于他是一个精神上完全年轻的人，因此只有他才能敏锐地聆听出新时代的脚步声。高尔基在文学上的革新的本质也在这里。高尔基在这个时期给契诃夫的一封信中激动地写道：“真的，需要英雄人物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大家都希望有令人鼓舞的东西、开朗明快的东西，您知道，希望有不是酷似生活，而是比生活更高、更好、更美的东西。”
为了充分地表现新时代赋予文学的新的社会思想的内容，必然要求在描写方法上和艺术风格上有所革新。这样，新兴阶级艺术上的代言人——高尔基的崭新的艺术风格产生了。
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沃罗夫斯基在谈到高尔基初期创作的风格特点时写道：“高尔基在他最初的短篇小说中就已经提供了一个他所特有的风格典范：明快、色彩鲜艳，永远依恋地描写自然的背景，人物总是很突出、鲜明而具有特色。自然景色、登场人物和行文的语言在高尔基作品里永远是和谐的。”
是的，如果说，契诃夫的现实主义的风格特征是朴素、没有任何的夸饰、不动感情，读过他的作品后给你留下一种难言的忧伤或“淡淡的哀愁”，那么，高尔基的特点则是色彩浓艳、明亮，使你感觉到一种遏制不住的感情洋溢。
高尔基在谈到自己初期创作情况时，也指出自己曾不由自主地被一种“有韵律的散文”所支配：“这种文体长期纠缠着我，它不知不觉不恰当地渗透到我的小说里去。我用一种歌唱似的词句来写小说。”
高尔基早期的许多作品不论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确实都是一种“有韵律的散文”，不仅像《海燕》《鹰之歌》等浪漫主义作品是这样，就是像《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这种比较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高尔基也发现，“其中有整整一页——描写草原上的暴雨的——正是用这种该死的‘有韵律的散文’写出来的。”
可以说，“歌唱似的”风格是贯穿在他整个早期创作中的一个最明显的共同特点。
高尔基的短篇小说在人物性格的刻画方面也与旧现实主义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他的特点是：一般不以揭示人物的内心感受取胜。这并不是说，高尔基不写人物的性格发展和内心感受，但总的说来，却着重于运用对比、寓意等手法来突出人物的最重要的性格特征。在一个作品里，往往同时出现两个彼此对立的形象，例如，拿腊拉的自私、野蛮的行为同丹柯崇高的英雄行为做对比，拿切尔卡什的大胆、不看重金钱同加弗里拉的胆怯、贪婪做对比，拿庸俗、猥琐的黄颔蛇的市侩形象同勇敢战斗的鹰的革命者的形象做对比，拿害怕革命的潜水鸟和企鹅同迎接革命风暴的海燕做对比。相形之下，丑恶的显得更丑恶，崇高的显得更崇高。两类形象都因此而非常鲜明、突出。
高尔基的另一个特点，是着重用比喻和象征的手法。他是这样描写切尔卡什的：
由于他的模样酷似草原上的鹞鹰，由于他凶猛而瘦削的身材，以及貌似从容平静，内心却亢奋激动、聚精会神，就像和他相似的猛禽的飞翔似的攫食步伐，顿时引起人家的注意。
几句话和一个比喻，这个剽悍而机敏的流浪汉的身影就像一幅画一样显现在我们的眼前。
对拉达和左巴尔的美的描写，用的也是象征性的比喻手法：拉达的美——微妙的琴声；左巴尔的笑——火红的太阳。画龙点睛地把这两个人物的特点、音容笑貌突出地勾勒了出来。诚然，这样的人物素描是一种比较细腻、比较难于驾驭的艺术手段。它要求做到既是形似，又是神似，性格与外表都必须和谐、得体，而又不落俗套，还要给人留下想象的余地。只有像高尔基这样具有很高艺术造诣的艺术大师才能得心应手地做到这一切。
自然写生也是高尔基短篇小说的一大特色。高尔基是一位真正的风景画家。凡读他作品的人都有一个突出的印象：他对大自然的美的酷爱，对环境和景物描写的无限依恋。在他的笔下，有多少大海、草原、秋夜啊！高尔基的短篇小说大多是以讲故事的方式叙述的，故事之前，总是先有一番对自然背景的描写：“环绕在我们周围的秋夜……左面的一望无际的草原……”（《马卡尔·楚德拉》）或者是：“黄昏近了。远远地在海上黑暗诞生了……”（《叶美良·皮里雅依》）通过这种自然画面，先给人以一种静谧的感觉，然后他把你引进故事的世界。在叙述中，故事情节的开展与环境背景的变换也是密切配合的，他有时把故事中断，再插上一段自然景色的描绘，把现实与故事糅合在一起，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虚虚实实，大大加深了故事的逼真性与效果。故事讲完后又把你从故事的幻境里领回到现实中来。《马卡尔·楚德拉》《伊则吉尔老婆子》和《鹰之歌》等作品的故事安排都是这样。
在语言运用方面，高尔基的要求更是非常严格的。他强调“言简意深”，达到形象性、准确性和音乐性，即做到“语言能表现出一幅生动的图画，简洁地描绘出人物的主要特点，让读者一下子就牢牢地记住被描写的人物的动作、步态和语气”
。为此，高尔基喜欢采用寓意、讽刺、象征等语言手段，形象地将某一人物的性格特征一笔勾画出来，给人以深刻、生动的印象。如“勇敢的鹰”“高傲的海燕”“蠢笨的企鹅”；又如，腊拉——“模糊的影子”，黄颔蛇——“生来爬行的东西”等等，这些象征性的或拟人化的用语既含义确切，又意味深长，富于哲理性。高尔基还要求作品的言辞“具有强烈的个性形式、格言形式，以便长期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成为引用语、谚语和俗语”
。实际上高尔基作品中的许多句子已经成了精辟的警句和格言，并在生活中、文学中和政论中被经常引用了。列宁就曾不止一次地引用过高尔基的这些警辟的语句。
高尔基的短篇小说是用美丽的语言写的。这种语言的美和感人不只在于其辞采的绚烂、高亢，而且还在于它富于深刻的内在思想的含蓄性，在于语言的潜在力量能同作品的主题思想及其戏剧冲突缜密地结合起来，加深作品的艺术效果。《鹰之歌》《海燕》等语言生动，语调铿锵，形象性和音乐性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人们不仅能够朗读、背诵它们，而且简直就可以唱起来。这些作品在革命的暴风雨年代里之所以能那么广泛地在人们中传播，而且至今仍不失其魅力，不用说，其语言的美和力量也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的。
李辉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