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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我冒昧直言，我相信世上很少有人具备正确观察人们性格的能力（或习惯）。就本人阅历而言，我甚至发现就连正确观察人们面貌的能力（或习惯）也决非人们普遍具有的。我想，正因为缺失前者，使人们往往在判断中犯两种最常见的错误，那就是：错将羞怯与傲慢相混淆——这实在是一种很常见的错误——以及人们不懂得：性格执拗的人，心里时时刻刻都在跟自己搏斗。
无论是在这本书里，或是在现实生活中，董贝先生都没有经历什么突变。他始终意识到自己的不公正。他愈是抑制它，他必定愈加不公正。内心的羞愧和外界的境遇也许会使这场搏斗在一星期或一天后告一段落；但这是一场长年、持续的搏斗，只有在取得长期稳定的胜利以后，仗才算打完。
我在日内瓦湖畔开始写这本书，继而在法国写了几个月，然后又在英国接着写下去。这部作品与它写作地点之间的联系，在我心里的感觉异常强烈：直到今天，尽管我仍能在想象里，认准小海军准尉商店里的每一级楼梯，确认弗洛伦斯结婚时所在教堂的每一条长椅，或是勃林茂博士书院里年轻绅士们的每一个床位，但我仍会这样胡思乱想：柯特船长为了要躲开麦克斯丁格尔太太，竟隐匿到瑞士的群山中去了。与此类似，当我万一会想到海浪总在说着什么话时，我的回忆就会把我带回一整个冬夜在巴黎街头徘徊的情景，正如那天晚上，当我撰写与我那位年轻朋友永别的篇章时，确实曾怀着沉重的心情，焦躁不安地在那里整夜踯躅一样。
查尔斯·狄更斯
186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