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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乃至世界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查尔斯·狄更斯于一八一二年二月七日出生于英格兰朴茨茅斯地区的兰德波特。其父约翰·狄更斯是海军军需处的职员，母亲伊丽莎白·巴罗是著名的乐器商之女，受过良好教育。查尔斯是长子，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姐姐范妮。
查尔斯和范妮都有非凡的艺术天赋，从小能歌善舞。父亲有一次让他们站在米特尔饭店的大餐桌上表演，引起众多围观者喝彩，小姐弟俩出尽了风头。日后，范妮成为音乐家，而查尔斯终生热爱着舞台艺术。母亲教会了查尔斯读书写字，他很小年纪就读遍了父亲的藏书，不但熟识英国小说家斯摩莱特、约翰生、菲尔丁、哥尔德斯密斯和笛福的代表作，还熟读《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一千零一夜》等外国名著，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他刚上两年小学，居然就写成一部悲剧《印度君主米斯纳尔》，可惜未能保存下来。
这位文学巨人的家庭原本出身低微，祖父、祖母长期在克鲁勋爵府当用人。祖母工作出色、忠诚可靠，后来被提升为管家。祖父早逝，留下的两个儿子在勋爵府邸养大。长子威廉勤劳俭朴，在伦敦经营一家小咖啡馆，安分度日。次子约翰性格活泼，人很聪明，口才也好，招人喜爱。由于成长于贵族府邸，约翰很羡慕那种奢华的生活习惯、丰富多彩的社交和游艺活动。尽管只是个普通职员，但成家以后他总想模仿主人家的生活方式。一八二二年，约翰·狄更斯奉调回海军军需处伦敦总部工作时，已有五个儿女（后来又添了第六个），开销很大；然而他性喜挥霍，早已入不敷出、债台高筑。范妮很幸运，考入皇家音乐学院在校住宿，但查尔斯一到伦敦就失学了。他帮着家里做杂事，还负责照看弟妹们。他常被母亲差遣上当铺，把家里的东西一件一件当掉，换回赖以活命的面包，连他心爱的藏书都没能留下。母亲在门上挂出招牌“狄更斯夫人学校”，打算收几个学生挣些钱，但没有人来报名。
查尔斯刚过十二岁生日，就进了位于泰晤士河畔的华伦鞋油作坊当童工，挣得每月六至七先令工资贴补家用，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终于山穷水尽的那天到来了。一八二四年二月二十日，约翰·狄更斯因欠债不还被捕，被关进马夏尔西负债人监狱。不久，全家人都随他搬进监狱去住，查尔斯独自寄居在一户穷人家里。每天清晨，他步行到监狱与家人们共进早餐，接着匆匆赶去上工，午饭就吃随身带的一块面包。下工后，他再去监狱吃晚饭，与家人们一起待到监狱锁门的时候才赶回去睡觉。父亲以自己失败的人生为例，告诫他说：“一个人年收入二十镑，如果用去十九镑十九先令六便士，他就快快活活；如果多花掉一先令，他就苦恼了。”二十五年后，这些话一字不差地被他用在小说《大卫·科波菲尔》里，成为米考伯先生入狱时赠给小朋友大卫的至理名言。十二岁的他必须独自面对严酷的人生，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使他早熟早慧。在监狱里，父母常把狱中各色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讲给他听，为未来的作家提供了宝贵的生活素材，其中有些犯人就成为他小说人物的生活原型，包括他自己的父母在内。他深深同情这些不幸的人们，他的心始终在受苦受难的底层人民一边。
不久，祖母和伯父帮约翰还清了债，一家人终于出狱。不过此后，查尔斯还当了一段时间的童工才离开华伦鞋油作坊，进威灵顿学堂上了两年学。据同学回忆，他成绩优异、活泼聪明，常玩一些“精致的恶作剧”。他还和一个叫包登的同学一起办了份手抄本小报，刊名为《我们的报纸》，主要刊登他编的故事。同学们都很爱看，但查尔斯不让白看，借阅是要付报酬的。孩子们没有钱，只能给他石笔和小孩儿玩的弹子。结果他成了拥有一大堆石笔和弹子的大富翁。这不仅显示他自小就有商业头脑，还预示着他与通俗报刊将结下不解之缘。好景不常，父亲再度负债，小查尔斯又因家贫失学了，而且这次永久失学了。他所接受的正规学校教育，加在一起只有断断续续的四年小学。一八二七年五月，他进了艾里斯与布莱克摩尔律师事务所当实习生，干些送信、抄文件之类枯燥乏味的杂事，但他照样干得有滋有味。每天上班一路走来，他对各色市井人物的音容笑貌烂熟于心，到事务所后，他就把路上那些摊贩、理发匠们的言谈举止，甚至街头痞子的调笑打闹，拿来表演给大家看，那地道的伦敦土腔再配上几个非常准确传神的动作，让同事们十分开心。一年半后他转入查尔斯·莫洛伊律师事务所，在此期间，他学会了据说其难无比的速记技术，不久就当上了国会下院的采访员。他的记录准确清晰，颇受好评。十七岁时，他被“伦敦民事律师公会”正式录用，担任审案速记员。这职业使他受益无穷，他从各类民事诉讼中深刻认识了社会矛盾和世态人情。第二年，他办了大英博物馆的借书证，拼命读书自学，以弥补所受正规教育的不足。一八三一年，他经常为《议会镜报》写通讯。翌年，他担任《真阳报》常驻议会的记者，他写的报道以观察精细、行文明快见长，不久，他就被公认为最优秀的速记员和通讯员了。
在紧张工作之余，他看了很多戏。他最崇拜演员查尔斯·马修斯。此人能迅速换装，在一场戏里扮演七八个性格截然不同的角色，这帮助了狄更斯后来将小说朗诵表演发展成为新型的群众性文艺活动。他还向著名演员罗伯特·基利系统地学习过表演艺术。他想正式干演员这一行，一八三二年春天，他申请参加科文特花园剧场的演员考试。不料面试那天，他患了重感冒，只得放弃。
命运对他另有安排：他怀着忐忑的心情投寄给《每月杂志》的短篇小说《白杨庄晚宴》，赫然刊登在该杂志一八三三年十二月号上，查尔斯·狄更斯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他无与伦比的才华终于在长期蓄积的丰厚生活资源中萌发了。一八三四年八月，狄更斯开始以“博兹”的笔名在多种杂志上发表自己的特写、随笔和短篇小说作品，描写的是他最熟悉的当时伦敦中下层社会的众生相，举凡集市、驿站、学校、剧场、监狱、法庭、当铺、教堂等等都上了他的画幅。他的作品经常被英美各家报刊杂志转载，“博兹”逐渐成为人们熟悉的名字。一八三六年二月，他把五十六篇作品集结出版，印成两卷，书名《博兹特写集》。
《博兹特写集》问世后才两天，独具慧眼的出版商威廉·霍尔就亲自来找他，请他为著名漫画家罗伯特·西摩的连环画写文字说明。原计划是讲一个体育俱乐部的滑稽故事，但年轻气盛的狄更斯却建议出版商完全放弃这类人们早就看腻了的老套内容，而由他自己创作全新的故事，画家根据他的文字配画。霍尔居然接受了他这个“喧宾夺主”的大胆倡议，于是就产生了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部伟大小说《匹克威克外传》。狄更斯打破了英国长篇小说通常的发表方式，即皮面精装烫金、定价高昂的三卷本。他想要让广大中下层人民都买得起他的书。从这部书开始，他的作品都以分若干部分逐月出版的方式面世。每一期的篇幅为三十页左右，两幅插画，简装，只卖一先令。等小说全部出齐，再出单行本，而每一期都购买的读者们可以自己装订成书。
《匹克威克外传》于一八三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版第一期，全书二十个月出齐。狄更斯选择这种发表方式，产生了三个积极的结果。第一个是增强了小说的悬念，让读者迫不及待地等待“下回分解”。第二个意义更为重要，是直接造就了狄更斯在人物塑造上的划时代创新。一个月的阅读间隔容易使读者对人物淡忘，狄更斯必须研究透彻他笔下的人物，从他们身上提炼出最能体现其本质的性格特征，抓住只属于这个人的外貌、语言、动作，一再强调，反复出现。他用这个方法创造出无数成功的典型，许多人物甚至进入英语词典，成为人们日常应用的语言成分。列夫·托尔斯泰说，狄更斯笔下的人物，都像是自己亲身交往的熟人、朋友一般。第三个，是这种发表方式建立起作者与广大读者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让读者得以参与小说的创作过程。他的第四部小说《老古玩店》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女主人公——纯洁、善良的少女耐儿——深深地爱着她的唯一亲人，开一家老古玩店的外祖父。外祖父遭恶人欺凌破了产，祖孙俩一路流浪，外祖父又中了赌博团伙的圈套，小耐儿无力挽救，心急如焚，读者们的心也揪得紧紧的。当他们看到小耐儿饥饿困顿、心力交瘁、即将殒命时，便纷纷写信给作者，要求他不要让耐儿死去。狄更斯的决心动摇了，他考虑顺从读者的意见。但最终，在好友福斯特的坚持下，他还是写出耐儿离世的动人篇章，使大西洋两岸的读者痛哭失声。
《匹克威克外传》像《堂吉诃德》一样，是典型的“流浪汉小说”。这位年轻作者的生活积累实在丰富，无数人物和故事喷薄欲出。书中充满幽默情趣，每一个故事都精彩绝伦。书中对于英国监狱、地方选举、党派和媒体互相攻击的描绘，都细致入微，读来令人感同亲历。尤其成功的是人物塑造，狄更斯发展了英国文学传统中“类型化”的方法，留下众多不朽的典型：匹克威克是正义的化身；山姆·维勒是忠诚可靠、聪明机灵的仆人；金格尔狡诈机灵、厚颜无耻；副牧师史的金斯不择手段，骗吃骗喝；道森和福格利欲熏心、诡计多端；就连着墨不多的那个贪吃嗜睡却出人意料地告发了老小姐与特普曼有私情的胖小厮这样的次要人物都令人绝倒、百看不厌。
《匹克威克外传》刚出第一期，画家西摩突然自杀身亡。许多画家都来申请补上他的位置，其中有一个申请人比狄更斯小一岁，狄更斯对他交来的画作不满意，拒绝了他。但是，这位申请人日后在小说创作上取得巨大的成就，以《名利场》一书传世，成为与狄更斯齐名的大作家，他是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狄更斯最终找到了年仅二十一岁的画家布朗，得到了与他珠联璧合的最好合作者。布朗干脆给自己起了个“菲兹”的笔名，与“博兹”配成对儿。他后来成为狄更斯的好友，为狄更斯大部分作品作了插画。
《匹克威克外传》在全英国引起了真正的轰动。积极乐观的道德信念和真正的喜剧精神感染了广大读者，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狄更斯将通俗的大众文学提高到了经典的地位。一名垂死病人表达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再活十天，好看到下一期的小说。等全书出齐，二十四岁的狄更斯已名震整个英语世界。众多出版社向他约稿，他充满自信，一律应允，第一部书还没写完，他就已经在写第二部，同时还在构思第三部、第四部小说。
纵观狄更斯的创作历程，我个人将狄更斯的小说创作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早期创作从一八三六至一八四三年，包括《匹克威克外传》（1836）、《雾都孤儿》（1837）、《尼古拉斯·尼克尔贝》（1838—1839）、《老古玩店》（1840）、《巴纳比·鲁吉》（1841）、《马丁·瞿述伟》（1842—1844）六部长篇小说。此外还有《游美札记》（1842）和体现他博爱、仁慈、宽容的“圣诞精神”的中篇小说《圣诞颂歌》（1843）等。狄更斯早期写法可称为“即兴创作”，由于他才华出众，笔落纸上就像音乐神童莫扎特用指尖触摸琴键一样妙音天成。他运用切斯特顿所称的“线状结构”，把十分复杂的情节串联成一条线。像以下这些人物场景：贫民收容所里的孤儿奥立佛喝完一碗清水汤后可怜巴巴地要求再添一些，却遭到毒打；斯奎尔斯校长办的学堂里，别的学生伙食都极差，而校长的胖儿子则营养过剩，哭起来眼泪里都饱含脂肪；女律师萨丽·布拉斯冷酷无情，即便嘴唇抹了口红，别人看起来也像是一撮红色的胡须……都成为全世界文学爱好者们津津乐道的篇章。
中期创作从一八四四至一八五七年，包括《董贝父子》（1846—1848）、《大卫·科波菲尔》（1849—1850）、《荒凉山庄》（1852—1853）、《艰难时世》（1854）、《小杜丽》（1855—1857）这五部长篇小说。此外还有游记《意大利风光》（1846）、《儿童英国史》（1851）和每年一篇圣诞故事等。分期出版的小说必须按时交稿，狄更斯成名后社会活动又多，常常忙得不可开交，这样是会影响出精品的。随着他收入提高，经济条件大大改善，他可以歇一歇，不再拼命赶稿，而是定下心来研究小说的结构了。写《董贝父子》前，他拟定了详细的计划，全书分二十个单元发表，每个单元分几章，每章容纳多少内容，展开什么故事，写作前都已明确。他说，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他心灵的产儿，他无一不爱，尤其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大卫·科波菲尔》，带有很明显的自传性，更是他内心深处“最宠爱的孩子”。他把个人生活经历、文学积累和对现实的观察糅合起来，创造出新的故事。他把自己的这种方法归结为“经验想象，糅合为一”。《董贝父子》中的小董贝和小大卫一样，用天真无邪的幼儿视角观察世界，真切自然，更能抓住生活的本质。小董贝听父亲说“金钱是万能的”时说，“金钱不能留住我妈妈，也不能使我身体健壮。”这一时期，狄更斯在艺术上不断创新，大量运用比喻、象征手法。如《荒凉山庄》中的雨、雾和泥，象征着莎士比亚所说的“法律的迁延”，拖延数十年的法律诉讼像天罗地网一样，谁也别想挣脱。《艰难时世》的人物塑造夸张变形，从具象到抽象，葛擂硬四四方方的脑袋里装满生硬的“事实”，就连他的身体、衣服、用具都是方的。《小杜丽》则以监狱的意象笼罩着一切。
晚期创作从一八五八至一八七〇年作者逝世为止，包括《双城记》（1859）、《远大前程》（1860—1861）、《我们共同的朋友》（1864—1865）这三部完整的小说和一本未完成之作《德鲁德疑案》。《双城记》正面描写法国大革命，塑造了一位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以成全他人幸福的穷律师西德尼·卡尔顿，高扬利他主义精神。狄更斯在英国宪章运动风起云涌时曾写过一篇文章，提到法国大革命，他写道，这场革命是“人民群众为生存、为得到社会承认而进行的斗争……人民起来斗争，目的是要推翻这样一种压迫制度，它蔑视人的一切天性、尊严和天赋的权利，它有意使人堕落，它把人训练成恶魔，于是当人民群众起来永远摧毁这种制度时，他们的表现就像恶魔一样”。小说中那位苦大仇深的德伐什太太正是这样一类革命群众的典型。狄更斯虽然充分肯定革命的正义性，但他并没有忽视在残酷血腥的革命中，确实有许多无辜的人蒙受了不白之冤。小说结构严谨，行文庄重典雅，与早期作品的幽默情趣显然有别。《远大前程》可说是一部“非英雄化”的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描写纯朴善良的穷孩子匹普意外发迹之后，竟变成一个忘恩负义之徒。后来，他好梦破灭，通过深刻的反省，才重新天良发现。全书描写逼真，譬如，为写“河上追捕”这一章，狄更斯要弄清潮水涨落的准确时间，曾亲自在泰晤士河上荡舟。《我们共同的朋友》是狄更斯构思时间最长的作品。当时的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占全球一半以上，科技、教育、社会组织都在蓬勃发展、进步。但狄更斯敏感地发觉，在金融市场、股票买卖活跃的时代，人性异化了。作者以垃圾承包商哈蒙家族拥有的那两堆垃圾，作为毒害人们灵魂的拜金主义的象征。他从多个角度抨击社会的腐败：上层阶级中充满虚伪和丑恶，处处散发出垃圾的臭气。小哈蒙在义仆鲍芬的帮助下，最终成功地把未婚妻从拜金主义的泥潭中挽救出来，这说明狄更斯早年“善战胜恶”的人生理想，最终也没有放弃。《德鲁德疑案》又是狄更斯一次新的创作尝试：心理剖析。一八七〇年三月九日，狄更斯应邀赴白金汉宫朝觐，维多利亚女王与他谈起他的这部新作。他很有礼貌地说，如果女王陛下想知道下面的故事情节，她可以比她的臣民们提前得到满足。可惜女王没有享受这一特权，于是就留下了永久的秘密：埃德温是被贾斯泼谋杀的吗？因为，恰好三个月后，狄更斯在盖茨山庄突然病逝。五天以后，他的遗体被永久安放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南翼的“诗人角”。
狄更斯虽在世仅五十八年，但他的一生丰富多彩。他富于社会责任心，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一八四七年，他在银行家库兹小姐的资助下，创建了一所颇具规模的机构，叫作“无家妇女之家”，专门收留那些被生活所迫沦落街头的妓女。他并不把她们看作是“罪人”，而看作是与自己完全平等的“不幸的姐妹”。在为她们提供的这个真正的“家”里，她们学会了读书识字、家政服务，最后被送到澳大利亚、南非和新大陆，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开始崭新的人生。他还曾热心帮助工人作家约翰·奥弗斯出版自己的书，奥弗斯不幸病逝后，狄更斯还募集资金，供他留下的几个孤儿上学。狄更斯没有忘本，他的心是永远向着穷人的。马克思在《英国资产阶级》一文中写道，以狄更斯为首的那一流派的英国小说家“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治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我国学术界历来也都把他定位为“批评现实主义的代表”。其实，狄更斯同时具有天生的浪漫主义气质，他瑰丽的想象时时形成强大的张力，力求突破对客观事物的忠实临摹。因此，我采用乔治·吉辛的意见，把他的创作界定为“浪漫的现实主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套“狄更斯文集”，包括他的八部最重要的长篇小说，涵盖了他创作的各个时期，我深愿与广大的年轻读者们共勉：大家一起多读书、读好书，争取做一个对世界优秀文化有较深理解的、有丰富思想内涵的人。
薛鸿时
二〇一六年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