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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确立的城市发展政策，直接影响了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如解放前的上海曾集中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工业，但在政治型城市化模式的影响下，这个工业中心城市开始了严重的退化，以至于在新时期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上海的经济状况依然积重难返。
除了城市经济受到影响，值得关注的还有城市生活本身。上海曾是中国现代文化中心，有丰富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资产和重要的文化影响力，如20世纪以来深入中国社会的电影、音乐、舞蹈、戏剧，以及西方礼仪文化、餐饮文化、节日文化等生活方式资产。但1949年以来中西意识形态冷战及国内城市政策的影响，使以海派文化为代表的具有浓郁西方风格的上海都市生活方式受到重创。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确立、城市经济的改革开放、城市商业与服务功能的全面复兴以及城市建制与城市人口的迅速扩张为代表，我国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在这个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第二、第三代领导人都提出或发表过相关的思想观点，成为我们今天回顾和总结中国城市化历史进程和中国城市发展经验的又一重要理论资源。
在经济型城市化进程中，邓小平的城市发展思想具有举足轻重的开创意义。
首先，解放政治型城市化观念对社会主义城市发展的束缚，充分肯定和鼓励经济效率在城市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奠定了新中国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的经济型城市化模式。“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景象。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其中蛇口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五百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做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除了充分肯定经济型城市具有的集聚效应，邓小平还关注到经济型城市化对空间资源的需求，因而还提出“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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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城市发展类型规划上区分出特区城市、沿海开放城市等不同形态，以吸收外资或其他国际经济要素来促动国内城市经济发展。“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这样做，肯定是利多弊少。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我们开放了十四个沿海城市，都是大中城市。我们欢迎外资，也欢迎国外先进技术，管理也是一种技术。”
再次，初步注意到城市经济和城市文化的同步建设与发展问题，以深圳为例，“在深圳那里现在至少有两件事情可以搞，一个是建核电站，一个是吸引华侨投资办所大学。华侨在那里办大学，由他们聘请国外水平高的教授，从国外购买教学设备，这样可以给我们培养一批人才。特区搞好了，将来海上石油开发会有生意做。特区将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说明精神文明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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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优化城市产业结构，转变城市经济增长方式。“从产业结构调整来说，上海和沿江各大城市要放手发展第三产业，调整提高第二产业，稳步发展第一产业。建设资金应该重点用于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发展壮大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缓解交通、能源紧张的局面。”
其次，洞悉世界城市发展的都市化进程，确立了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城市群发展战略。“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区的开发，要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规划，联合协作。在这次会上，七省一市的同志都提出了积极建议，表达了大联合的强烈愿望。上海的同志在发言中提出了要打‘中华牌’‘世界牌’，走联合开发的路子。江苏的同志在发言中表达了对开发浦东坚决支持、主动服务、迎接辐射、共同发展的态度。浙江的同志在发言中谈到，要本着主动配合、全面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方针，积极加强与沿江地区各省市的联合和合作。其他省市也都有这样的愿望和要求。”
再次，对经济型城市化中的城市病已提出警示和批评。“在城市化过程中要防止产生‘城市病’，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圣保罗的制高点上往下一看，看到的是大片大片贫民窟。南非一些城市周围也有大片铁皮房。这种状况造成了很大的社会问题。对此，我们要引以为鉴。”
最后，在城市发展中特别重视城市就业。“西方国家的失业问题是在已经完成城市化的情况下发生的，主要受经济衰退和产业升级的影响。而我国城市化程度还不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的数量会越来越大。在城市下岗失业人员问题相当严重的情况下，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必然会使就业工作难度加大。”
首先，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城市建设。“推进城镇化的同时面对着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解决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环境脆弱、地区差异大等许多问题和矛盾。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提出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十六字”方针，其原则是“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其中深刻地蕴含了要在城镇化建设中统筹好城与乡的发展、统筹好城市发展与城市问题以及注意在发展过程中统筹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等科学发展观。
其次，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胡锦涛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学习时指出：“提高城镇化水平，增强大城市以及城市群的整体实力，可以更好地配置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进一步发挥城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
2005年，在《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正式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对我国城市建设提出了创新性提议，充实了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思想内涵，此后，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为推进我国城镇化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
再次，把生态文明的理念不断纳入城市建设中。胡锦涛强调城市建设要着重处理好与环境的关系，加深对生态文明的认识，避免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对环境的保护，从而造成对资源和能源的浪费。“要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城市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安排，兼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以及人口、资源、环境各个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
最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对文化型城市化模式的探索。“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经济中的文化因素。在现代经济中，文化因素越来越重要，经济与文化越来越融为一体。”
“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保护好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各城市都应根据自己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等，明确发展方向和特色定位。”
中国城市在改革开放中的高速与持续发展，不仅极大推动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其现代形态的结构转型与本体创新，同时也为中国、亚洲与世界的可持续与更高水平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而不可替代的贡献。但是还要看到，以发展工业经济为主题的经济型城市化模式，不仅从一开始就存在，而且在当下正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第一，经济型城市化是一种建立在对能源、资料恶性损耗基础上的畸形经济结构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的翻两番，是以能源消费的翻一番为代价的。而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中国有限的资源与环境已不可能再支持这样消耗巨大的经济增长。第二，在经济型城市高速的扩张中，直接导致了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大跃进”，浪费了大量的土地资源，使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工地”，同时还出现了“产城分离”“空城”“鬼城”等问题。经济型城市化作为一种片面的城市发展观，是中国城市在当下普遍出现规模失控、结构失衡与功能失调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