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城市化：人口、政治经济和文化

对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如何管理好城市、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一个十分重大然而又缺乏系统研究的问题。特别是1949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的城市化既有足够多的教训与曲折，同时也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基本上实现了从“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的现代转型，并在人类城市发展进程中探索出一条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当前，我国正迅速卷入全球性的以大都市和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这是一个比传统的城市化进程层次更加复杂、矛盾更加集中的历史进程。在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伟大时刻，认真地总结我党在城市政策、城市规划、城市管理、城市经济、城市社会、城市文化等方面的经验与思考，不仅有助于反映与展示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智慧与创造，对中国当下的城市化进程也是一种重要的理论总结和实践财富。

什么是城市化？这个问题在知识谱系上的论述相当杂多，不同学者与流派之间的差别也显而易见，但从深层结构上看，大体可归纳为三种模式：一是传统城市社会学的“人口论”。“迄今为止，人们把‘城市化’定义为一种人口现象。” 人口论是城市化最基本的研究与测评方法，它通过对比城市和乡村在人口数量上的消长来理解一个地区或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至今仍被广泛使用。二是新城市社会学（New Urban Sociology）的“政治经济论”。认为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点不是人口问题，而应是资本主义的作用、国际经济秩序对城市建设的影响、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 新城市社会学与传统城市社会学的重要区别在于把研究重心从人口结构转向政治经济结构，从而超越了城市发展的自然有机进化论。三是人本主义城市社会学的“艺术文化论”。如芒福德所说：“我们与人口统计学家们的意见相反，确定城市的因素是艺术、文化和政治目的，而不是居民数目。” 如果说传统城市社会学把城市理解为“生物世界”，新城市社会学又有“政治经济决定论”的嫌疑，它们在总体上倾向于科学与实证，那么人本主义城市社会学则是对它们的重要超越。这是一个衡量城市发展的重要尺度：不是城市人口的增加，不是经济总量与财富的聚集，而是“艺术、文化和政治目的”。当然，这三种理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因而，我们的观点是，理想的城市化在内涵上包含着城市人口、城市政治经济结构和城市人文系统三方面的发展。以此为理论基础，可以发现，一方面，从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城市化三方面的理论内涵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思考，留下了诸多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与丰富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实践中也直接呼应着城市化的深层逻辑，在现实中展开为从单纯的人口管理、政治经济制度改革创新到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标志的文化城市战略目标。因而，从城市化进程和新中国城市发展的视角，可以看出一个出身乡土、对城市十分陌生的中国执政党，如何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城市化背景下努力超越客观历史条件和自身固有的种种局限，力争成为以城市为战略要地的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代表的曲折探索和光辉历程。 jKubHicIxOG0S//IEce02v1Jp4Bt74QIXKaRxo5A7wWtSVeCdQzRk9pNeui+iO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