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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部署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提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五大改革任务。对于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而言，两个“三中全会”无疑都具有划时代的重大历史意义，不同的只是改革的环境、主体和任务。1978年，我国城市化率仅为17.92%，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乡土中国”，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是“尽快把农业搞上去”。2013年，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53.73%，“乡土中国”变为“城市中国”，城市成为落实深化改革的“主体”和“主战场”。为此，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主体”，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对象”，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就是城市全面深化改革，城市全面深化改革的质量和成败决定着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质量和成败。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正步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以往在经济高速发展中累积和被遮蔽的问题、矛盾和后遗症，在经济新常态中迅速抬头并集中表现为“城市问题”和“城市病”，如“半城市化”“农村空心化”“留守儿童”等，也都是由城镇化进程一手导致的。为应对这些问题、矛盾和挑战，党中央和国务院密集推出一系列的新政策和新实践。从内容上看，有的是全局性的（如《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有的是重点战略（如“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也有一些是专项工作的（如“二胎”政策、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流转、特色小镇等）；从性质上看，有的属于转型升级，有的属于补短板，有的属于创新实践；从实施效果上看，有些属于立竿见影，有些属于“小火温补”，有些目前还不是很明显。但都是为了应对城市化挑战、促进城市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而谋划、布局和推进的。进一步说，以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为代表，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治国理政新实践中，包含和运用了丰富的城市政治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生态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管理学、城市文化学等新理论和新方法，并在不断融会贯通中建构出中国特色城市科学理论体系，揭示了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基本框架和发展路径。而这些“始于中国城市，用于中国城市”的新的理念、政策和实践，在自身不断完善的同时也全面深刻地重塑着中国城市的形态、功能和性格。
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体上走过了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头30年，政治型城市化是主导模式。这是一种以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需要为中心、一切服从于国家政治需要与政治利益的城市化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的头30年，经济型城市化成为主导模式。这是一种以GDP为中心、一切服从于发展经济生产力的城市发展模式。客观来说，这两种模式各有各的历史合理性，同时也有各自的局限性。政治型城市化成就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是后来一切事业和奋斗的基础和母体。但其问题在于“政治”压抑了“经济”，导致了城市人口减少、生产凋敝、城乡分化加剧、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普遍窘迫与贫困。经济型城市化最大的“得”是我国GDP总量跃升世界第二，极大地提升了综合国力和城市竞争力。但最大的“失”是愈演愈烈的环境资源问题和社会人文问题，前者严重威胁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条件”，后者严重威胁到城市健康发展的“主体条件”。政治型城市化最大的后遗症是“政治与经济”“政府与市场”在边界上的不清晰和功能上的错位，而经济型城市化最突出的问题则是导致了“客观方面的环境资源紧张”和“主观方面的人文价值贫乏”，这些问题和矛盾在当下相互缠绕在一起，是造成我国城市病大面积、集中性爆发的深层原因，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予以解决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
这些长期累积、错综复杂的问题和矛盾，不可能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解决。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新实践中，深刻把握住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并以建构国家治理和发展新理念的方式寻求我国城市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首先，以理顺和协调“政府”和“市场”关系为核心，解决政治型城市化的后遗症。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指出，推进城镇化要注意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并确立了“既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的大政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确定了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方针路线。李克强指出：新型城镇化是一个综合载体，不仅可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生产和收入水平，而且有助于扩大消费、拉动投资、催生新兴产业，释放更大的内需潜力，顶住下行压力，为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和持续发展增动能。其次，以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强国建设为抓手，全面应对经济型城市化造成的各种顽疾和并发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201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首次提出“绿色化”概念，并将其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并列。在文化建设上，继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建设目标后，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相继主持召开文艺工作、社会科学工作等多个座谈会，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文化领域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形成共识、统一思想和协调发展。再次，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同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在我国城市工作中贯彻五大发展理念，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五大发展理念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的系统集成与理论自觉，为城市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健康发展提供了总体战略思路和科学评价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党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我国城市迅速走上了一条经济型城市化发展道路。“以GDP论英雄”成为考察干部工作政绩及评价城市竞争力的主要标准，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走向极端，由此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以GDP增长考核干部的业务水平与绩效，必然逼迫各级干部把单纯的经济目标作为唯一追求，而很少考虑环境是否友好、资源是否节约、能耗是否降低、产业是否先进、历史文化是否传承、社会是否能够承受、普通市民是否共享等问题；另一方面，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机制，还使在改革开放中逐渐淡出的政治型城市化卷土重来，相关城市管理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不仅不愿意放弃各种权力，还会把城市发展的主要资源如土地、财政、项目审批等抓得更紧，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为什么还会出现政府“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以及我国城市化速度和质量不对等、规模和内涵不协调、面子和里子不匹配等问题的根本原因。建立科学的符合我国城市规律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以此为“指挥棒”引领城市管理者改变思维方式和政绩观，进而推动粗放型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型，实际上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新实践中，透过城市管理的复杂表象，洞悉其错综复杂的内在机制，旗帜鲜明地提出“不以GDP论英雄”。把复杂的城市发展简化为单纯的经济发展，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和关键，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彻底改变，实际上其他问题也是推不动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2013年底，中组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规定各类考核考察不能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同时明确要求加大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等指标的权重。所谓“不破不立”，在解除了牢牢套在头上的“紧箍咒”同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还把对干部的政绩考核与绿色发展等紧密结合起来。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引领形成新的发展观、政绩观。2015年，习近平在为《福州古厝》作序时指出：“发展经济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同样也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二者同等重要。”把政绩考核从单一的经济指标拓展到环境、民生、文化等方面，对于纠正一个时期以来以“唯GDP化”“房地产化”和“政绩工程化”为代表的城市粗放发展方式起到了拨乱反正的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向来有“知易行难”之论，西方也有“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的说法。可知比“知”更重要的是“行”，比“理论”更重要的是“实践”。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大发展目标之后，又特别提出了第六个建设目标——党的建设。按照一般的理解，城市化主要包括环境、人口、经济、社会和文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政涉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基本上实现了对城市发展主要领域的全覆盖。在蓝图设计好之后，最关键的是要有人去做。历史上的任何伟大事业，从一开始都会面临三个问题：一是时间问题，它的本质是“来不来得及做”或“有没有时间去完成某件事”？二是空间问题，它的本质是“有没有条件和资源做”或“具备不具备做某件事的历史条件或社会土壤”？三是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有没有合适的人去做”或“这样一群人能否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艰巨任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论现实条件怎样的贫瘠和恶劣，只要有一大批不辱使命的“主体”，就可以创造任何人间奇迹。因此要彻底解决我国城市化各种久治不愈的顽疾，关键是要有一大批能够承担使命、无往不胜的人。
围绕“人”这个核心中的核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严治党、从严整肃干部队伍，以扭转先锋队工作作风为抓手，迅速在整体上提升了我国城市建设者的战斗力。很多长期以来相互推诿扯皮的“老大难”问题出现转机或被彻底解决。如京津冀的一体化进程。在过去，落后地区有热情但没有能力，而发达地区有能力却没有热情。但2014年以来情况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如天津自贸区的京津冀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检验检疫通关业务一体化改革等。在城市环境方面，如河北省的张家口市、固安县等已开始采用首都环卫标准；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2015年重点工作》，就涉及北京、天津及河北省的唐山、廊坊、保定、沧州等城市。再如城市规划问题。在过去，各部门为了各自的利益，一直是“自说自话”“互不买账”，重复规划和各种规划相互打架的情况十分普遍，对很多城市已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与损失。2014年2月，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工作时强调：“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在2015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促进“多规合一”后，不仅各部门纷纷响应，同时相关的试点工作已迅速展开。
“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也不会一帆风顺。特别是中国的城市化不仅涉及环境资源、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要素，也由于其体量巨大、关系众多和层级复杂等原因，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出现摇摆、反复甚至是局部的倒退也都是正常和不可避免的，对此既不要“一叶障目”，也无须“大惊小怪”。对于所有“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城市问题”，只要我们秉承“知行合一”的弘毅精神，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坚持高度的文化自信和道路自觉，就一定会为我们这个传统的农业民族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城市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