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科技工作，重视科技进步在建立完整工业体系、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科技理论。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首先把科学和技术赋予了鲜明的人民特色，提出了“人民科学”的总方针。1949年8月，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说“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 ，这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将科学技术服务于人民大众、服务于人类的和平事业的思想。

1949—1955年，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处于初创阶段，党和政府科技政策的重点是讨论新中国科技政策的基本方针、科技机构的调整及科学队伍的整编。因此，在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上的成就，较科学研究本身更为突出。这是我国科技政策的奠基阶段，是新中国科技政策和科技事业发展的源头活水。在党的科技政策的感召下，大批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参与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建设。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国科学院，实施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的“156项工程”，并大批引进苏联和东欧的科研管理模式和技术。这是新中国首次面向国外的科学技术引进，内容包括产品制造、研究与开发、科研教育、体制建设等各个板块，并由此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也初步形成了新中国的科技体系。

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制订了新中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第一个全国科技发展规划是前瞻的、卓有成效的。以后的发展表明，绝大多数规划的科研项目已经完成，我国整体的科技实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全国科研机构明显增加，各主要学科和技术领域几乎都设置了专门的研究机构；科技人员也在1962年时增加到了近20万人，特别是建国初期吸引留学人员的政策，大大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从科技成果上看，1953年即有重大成果出现，这些成果正是那些海外归国人员做出的；从1959年到1967年涌现的重大科研成果比较平稳，这正是第一次科技发展规划制订实施后所起的计划调节作用。

之后，科技界也和其他领域一起开始落实“双百方针”，广大科技工作者精神振奋，为迅速提高中国科技水平而努力。但是，当时党对如何领导科技工作尚处于探索中，科技政策缺乏稳定性，出现了暂时的偏向，使科技工作受到相当大的挫折，主要表现在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和1958年“大跃进”的过程中。历经“反右”和“大跃进”的挫折，加之1960年苏联全面撤走援华专家，停止对华科技援助，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出现了第一次重大波折。在严峻的国内外困难面前，毛泽东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大政方针。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又正式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出台了“科学十四条”等一系列科技条例，进行科技界的调整与提高，使科技界“左”的干扰和束缚减少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重新被调动起来，科技政策调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随着一大批关键技术的攻关成功，我们的国防和工业等诸方面事业取得了令世人赞叹的业绩。

“文革”十年，党的科技政策起伏波动，这主要缘于党的科技理论出现了“左”倾，那就是把科技工作泛政治化。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科学技术属于生产力范畴。但是在十年浩劫中，科学技术被人为地抹上了强烈的阶级色彩，而归入上层建筑领域，这种科技观成为推行极“左”科技路线和科技政策的理论基础。“文革”期间，党的科技政策发生了很大的波折，一些主要政策的失误导致一些科研机构被“肢解”或撤销，大批科技人员受到莫名的打击和批判。但这十年间，我国的国防研究工作却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这也是“两弹一星”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两弹一星”的成功试爆试射，更标志着我国调整后的科技发展政策及科技规划对国防事业的飞速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它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也标志着建国初20多年党的科技理论和科技政策总体上是成功的。 A3WhImna1JijcKUm/qPXk8vXTUJfCe5h9E3yWqN3vTBzDdjv2ONZXfYaMMBNK5K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