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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业为近代装备制造业的主要形式。有专攻中国机械工业发展史的学者，把近现代中国机械工业的发展划分为几个时期。其中，晚清、民初至抗战前期为中国机械工业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国内政局不稳，且外受诸多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机械装备主要依靠进口，机械工业少有发展。至“九一八”事变发生，国人才深感机械的重要性，纷纷设厂仿造国外设备，机械产品的种类、数量日渐增多，这一时期是中国机械工业的仿造时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外机械输入量锐减，国民政府开始以西部为大后方，以建立国防工业的基础。经过广大军民的艰苦求索与开发试验，中国机械装备工业遂由仿造时期进而转为改良、创造时期，以满足军事及民用工业需要。至抗战结束后内战爆发，刚刚有所发展的机械装备工业旋即开始衰落。
虽然西部装备制造业的出现与东部地区在同一时期，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装备制造业在西部的发展极其缓慢。清末光绪年间，西部才算出现了机械工业的萌芽。笔者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把新中国成立前西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大致划分为晚清出现萌芽、抗战时期迅速发展以及抗战后逐渐衰落三个阶段。
晚清时期，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西部装备制造业开始萌芽。这一时期西部装备工业的发展，主要是以官办、官商合办以及私人工矿业的创建与发展为主，但这时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并不顺利。
从19世纪后期兴起的官办工业运动，即“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高潮，其间兴办了我国第一批机械工业。洋务运动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前期以“求强”为目标的军事工业运动和后期以“求富”为旨趣的民用工业热潮。
曾国藩、容闳等洋务运动的先驱认识到发展机器制造工业的重要性，提出“欲建设机器厂，必先立普通机械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有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因此兴建工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
，准备运用西方国家的机器设备开始中国的工业化。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首次使用机器制造武器弹药，并制造出中国第一台实用型蒸汽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成为晚清官办军事工业之先导。李鸿章先后在上海、苏州创办洋炮局，提出了“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即从根本上学习西方先进工业技术，推进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于是有了“制器之器”江南制造局的创办。
因此，可以说洋务派在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和学习以及兴办和发展近代工商业的认识过程中，对发展自主的装备工业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高度的重视。
清末，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为了满足军事装备的需要，中国西部先后建立了一些军械厂，这是西部装备制造业的发端。
“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左宗棠（1812—1885）在西部开发与改造的历史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不可磨灭的作用。他主张驱逐外国势力，收复被占国土，加强西北骑舟，开发经营西北，为中华民族留住稳固的后方。清政府于同治五年（1866）九月调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此后，在左宗棠等地方大员的倡导鼓励之下创建的西安机器局、兰州机器局以及兰州机器制呢厂等近代工业企业，点燃了广袤西部地区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星星之火”。
1869年，左宗棠为镇压西北回民起义，补充军需，力求改变所部军火“皆由上海洋行采办而来，价值即甚昂贵”的状况，下决心自办军工厂。左宗棠从江南制造局和金陵制造局调募熟练工人，花费30余万两白银购买机器，建造了西安机器局。一名叫F. Richthcfen的外国人曾在一封信函中称：“如果（清）官军能够获胜并荡平（陕甘）两省……主要将由于使用新式军器军火和由外人训练洋枪队。我参观了这儿（西安）城里的一个机器局，局里在制造大量的新式枪炮所需要的子弹和火药；制造的工人是宁波人，都曾在上海与金陵两制造局受过训练。
”1872年，为平息阿古柏匪帮的叛乱，左宗棠率军进驻兰州，将西安机器局的设备全部拆迁至兰州，并进一步从浙、粤、闽等地抽调技术人员以加强技术力量，创办兰州机器局，委任赖长
主持工厂事务。1875年，又成立了兰州火药局，生产出质量上乘的火药。至西北战事结束，左宗棠调离陕甘，兰州制造局于1882年停办。
兰州机器制造局成批制造的产品，如今可考的是铜引、铜帽、大小开花子，从左宗棠配给河西和新疆各军的数量看，制造局的生产规模已经不小。如围攻肃州（今酒泉）用去了制造局生产的开花子2 400多枚。制造局所制造的枪炮分为三种：一种是仿造德国七响后膛进子螺丝大炮，深受左宗棠的喜爱。另一种是改制中国原有的劈山炮。左宗棠要制造局改成合膛开花子，又把炮架改用鸡脚式，经过改制的劈山炮比以前更为便捷，操纵的人由13人减为5人。当时广东新造一种无壳枪，经机器制造局改造，性能也有很大改进。再一种是研制，按德国后膛炮原理，铸造200斤重炮，用车轮架放，也很合用。
就其性质来说，兰州制造局同洋务派所办的其他工厂一样，属于官办军事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由政府直接调拨给军队使用，不计算产品的价格，不参加市场的交换，生产经费由国库按规定支付。企业本身没有盈亏可言，没有从利润转化来的资金内部积累，企业的繁荣或停滞决定于政府的拨款多少，这种状况导致了兰州机器制造局办办停停的局面。尽管如此，兰州机器制造局的生产，已不是旧式的手工业生产，而是近代的大机器生产，它为甘肃培养了第一代技术工人。
西安机器制造局和兰州机器制造局制造的军械装备，虽被用于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的国内战争，但也在摧毁阿古柏匪帮企图分裂中国和阻止英、俄蚕食新疆的野心，收复伊犁的爱国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开创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37年中，使用国产武器战胜外国侵略者的先例。1880年冬左宗棠调离陕甘后，仍将兰州机器局在爱国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提到了左右战局成败的高度，他提到“大炮开花子均系赖镇一手经理，攻克肃州，即得其助。用开花子至一千四百余枚。若非当时设局自制，必致匮乏，不能应手”
。
左宗棠在西征过程中为封闭的西部地区带去了近代化的信息，播下了近代装备工业的种子。西安、兰州两处机器制造局应战局而生，属于洋务军用工业中省一级的中小型企业，与清政府兴建和直接拨款筹建的江南制造局、马尾船政局、金陵机器制造局和天津机器制造局等“央企”相比较，存在时间较短，规模较小，但是在抵抗外侮、捍卫国土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则更加明显。
随着战局日趋稳定，左宗棠深感陇中贫苦而西北又盛产羊毛，希望通过引进西方技艺加以利用开发，从而于1878年成立兰州机器织呢局，委任赖长筹建，从德国购买机器进行加工生产。织呢局就在制造局的基础上创建起来，它生产的呢料并非民用品，仍然供左宗棠的军队使用，其性质依然是官办军事工业。它与兰州制造局同出一脉，相互依赖。织呢局的机器安装和维修及一些简单机械的制造，均由制造局承担。
1880年年底，左宗棠调离兰州，兰州机器织呢局的发展陷入困顿。对此后织呢局的生产情况，一个曾经到兰州实地参观过的外国记者写道：“尽管一切都准备妥当，不论在质量上或价格上，兰州机器织呢局仍然是不能和外国毛织品竞争的，因为把织品从兰州运到沿海比起从欧洲或美国输入还要贵得多。”而且中国技术人员匮乏，无法掌握关键技术。对于原料选配、防火技术、工人培训等技术管理体系一无所知，因此，至清光绪九年（1883年），兰州机器织呢局终因锅炉破裂爆炸，无法修理而停工。这个左宗棠曾寄予极大希望，在他离开甘肃后仍“魂梦难忘”的新式工厂，只维持了两年就夭折了。
同年，陕甘总督谭钟麟利用织呢局厂址（今畅家巷）恢复了兰州制造局。
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兰州机器制呢局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作为中国第一家机器制呢厂，它比李鸿章建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1882年）、张之洞开办的湖北织布局（1890年）为时都早，也是当时亚洲仅有的两个织呢厂之一，在近代中国乃至亚洲工业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兰州解放后，在此基础上建成了兰州第二毛纺厂。
值得注意的是，收复新疆后，左宗棠还力主在地广人稀的新疆使用农业机器，主张使用机器从事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利。当时《申报》曾以《论新疆购用耕织机器》为题发表评论：“今观左爵相购机器一事，则又知爵相加意民事，而又能随地之宜。因时之利，其意之良而法之美，盖不胜心服焉。”
左宗棠是最早积极引进、学习并且应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近代工业，对西北地区丰富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中国官员。通过对西安机器局、兰州机器局、兰州机器制呢厂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军用工业还是民用工业，在当时地处边远的西部引进技术和设备，开创近代工业企业，都是非常艰苦的，如果没有像左宗棠这样权势人物的倡导支持和像他那样对近代工业的了解和认识，企业要办成是难以想象的。
1877年，丁宝桢创立了四川机器制造局（后更名为“成都机器局”“四川兵工厂”），这标志着近代四川机械工业的开端。其所需机器设备均从上海洋行选购，所需工人则先后招聘自四川、山东、湖南、江苏等地，达数百人。1878年该厂开工生产，主要从事弹药生产和枪支修理。到1904年，该厂共有员工1 548人，其生产能力和规模被列为当时全国四大兵工厂之首。此后，四川又兴建了银圆局、铜圆局（后合并改称为“四川户部造币厂”），生产最早的龙版银圆、铜圆，设有生铁熟铁厂、修械所、铜模所等。1902年，成都设立了四川通省劝工总局。该局“以加精四川已有之工艺，扩充四川未有之工业”为宗旨，创办了一家官办民用的四川实业机械厂。该厂机器设备多从日本购置，聘有员工20余人，主要产品为民间小手工业所需的机械产品，包括榨油机、压面机、织布机等，并开始生产简易车床、刨床等产品。至此，四川已能生产多种简单机器，并开始出现手工仿制和机械修理。西部各省官办机器局概况如表3-2所示。
表3-2 西部各省官办机器局及近代工业概况
资料来源：孙毓棠，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1840—1895）[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7.
1894年，陕西巡抚鹿传霖奏请将已停办的兰州机器局所存旧机器运陕使用，试造枪炮子弹，此即为陕西机器局的雏形。次年护抚张汝梅正式奏准，局址勘定于西安风火洞旁，专造子弹，并修军械。其规模虽小，而后一直开工，未遭顿挫。但由于其生产量供应各地尚嫌不足，因而该局无太大发展。
重庆机械工业始于1891年重庆开埠以后。随着国外资本与近代技术的传入，重庆火柴业、纺织业、玻璃业、矿业、航运业被带动兴起，随之机器维修和零配件制造业也得到了发展。直至1902年，四川总督锡良创办了重庆第一家官办机械工厂——重庆铜圆局，并从英国和德国购进发电和铸造等机器设备100余台，组织员工赴欧洲学习。该厂于1905年建成生产，标志着重庆机械制造业的兴起。但总体来说，由于规模不大、没有动力、设备简陋以及时局动荡等诸多原因，这些企业发展十分艰难。此外，1886年贵州巡抚潘蔚任用其胞弟工程师潘露筹建贵州青溪铁厂，这是我国近代的第一座新式炼铁厂。
新疆于1884年建省，甲午战争后，巡抚饶应祺认为新疆毗邻英（属地）、俄，从国防出发，要十分注意军队武器的制造。因为交通不便，由内地供应或从外国购买都有很多困难，饶应祺提出要自筹资金购买制造毛瑟枪及子弹的机器，得到了清政府的同意。1897年，他从上海购买德国礼和洋行机器，在迪化南梁三角碑安装，利用水力推动车轮带动机床，正式成立新疆机器局，担负修理和制造枪械子弹及铸造银圆、铜钱的任务。但由于选址不当，流水夏盈冬涸，影响生产。第二年机器局迁址到迪化水磨沟。那里泉水量冬夏变化不大，流力达100马力。机器局在建立初期修理枪械，制造毛瑟枪子弹和战刀；后又在机器局内设立铜圆局，铸造“光绪通宝”铜钱。吴宝祯被任命为第一任机器局局长。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制订了一系列奖励发展民族工业的法令。1898年颁发《振兴工艺给奖章程》，规定“凡发明军用船械者，专利50年；发明日用新器者，给工部郎中实职，专利30年；仿制西器之制法未传入中土者，给工部主食职，专利十年”。1906年颁发《奖励商勋章程》，奖励设立公司，鼓励制造新机器。1907年颁发为振兴工业的《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规定“凡办1 000万元（银圆）以上之实业者赏男爵，2 000万元（银圆）以上者赏子爵”
。从而，民营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开始兴起。这段时期，国内对机械产品的修造需求逐步增加，民族资本经营的机械工业开始发展，有识之士把发展近代工业当作救亡图存的手段。陕西维新派代表刘古愚于1896年通过民间集资购回日本轧花机41台，在棉花集散地泾阳设人力机器轧花。同时，新疆、甘肃等地的民间资本也开始创办当地近代工业。
纵观近代西部工业的发展，左宗棠等对西部工业的开发过程中所产生的装备制造业，是在因战争需要而开办的军火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也符合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发展的一般规律：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是在军工生产中得到应用，然后再逐步推广应用到民用工业上去。尽管清末的西部地方督抚创办的兵器装备工业基本上是封建性的、临时性的，数量少且规模小，只是一种尝试，但它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成为西部近代工业开发的起点，对其后民用工业尤其是私人资本经营近代工业也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另外，虽然这些官办、官商合办以及私人近代工矿业的创建与发展为西部近代工业开发起到了开路奠基的工作，但发展极不顺利。这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西部内陆边疆地区，单靠民间及地方力量，要切实开发近代工业实在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近代机械一般需要以热力或电力为动力，但是清政府并无意发展蒸汽机等动力机械，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一般都不想轻易改变生产方式，加上购买力较弱等因素，近代机械的推广必然是缓慢的、有限的。只有那些适合于城市工业化生产的机械，以及适合于小农经济的小型机械才可能被采用。
这样的时代局限性和其他种种原因，使得这些企业都昙花一现，没有成功，印证了仅仅依赖引进和少数精英的推动，是无法创造出适合技术以及产业发展的环境的。
辛亥革命后民国肇始，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扫清了一些障碍。晚清时就以创办实业而闻名的袁世凯认识到发展工业是利源所在，可以增加税收，充裕财政。在就任大总统的宣言中，袁世凯表示“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
，其后的北洋政府，虽然内阁更迭不断，然其经济政策基本未变，并且还颁布一些具体办法作为补充。北洋政府时期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的一段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力东顾，进口机械设备减少，刺激了中国本土机械制造工业的发展。1919年孙中山著《实业计划》，提出兴办机械厂，必要时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制造船舶、机车车辆、农机具、纺织机械、矿山机械等。他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后称“交通大学”）演讲时强调：“现在是一个机器世界，要懂得制造机器……”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在孙中山工业建设思想影响下，国民政府筹办官营机械工业，鼓励民营机械工业发展，颁布了奖励工业技术发展的政策，如1928年颁布的《奖励工业品暂行条例》、1932年颁布的《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等。
民国五年（1916年），张广建任甘肃省省长兼督军，军阀混战频繁。次年，兰州制造局改建于萃英门内（今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院址），扩充职工140多人，仍制造枪械弹药，并将兰州制造局改为甘肃制造局。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国民军刘郁芬入甘肃。甘军与国民军战事频繁，又适值“河（甘肃河州）湟（青海湟源）事变”，甘肃制造局日夜赶制弹药，人员迅速增加。至1928—1930年，制造局共有房屋100余间、车床25台、铇床4台、钻床2台、铣床3台、插床2台，工人日平均500余人，最多时达1 000余人。制造局主要制造火药、子弹、手榴弹、迫击炮弹、马刀、步枪、迫击炮，并兼做部分铁锨等农具。甘肃省政府每月拨经费2万元、材料费3万～4万元（均为银币）。此后，甘肃军事渐平，军器军火制造逐渐减少，由兵工生产逐渐转为民用生产。至1935年，职工减少到250余人。次年“西安事变”后，甘肃制造局生产完全停顿。
1928年，金树仁任新疆都督。为了巩固其统治，金树仁大力扩充军队，从而导致新疆机器局生产子弹、修理枪械的任务大大增加。1930年，金树仁为加强军火生产，将新疆机器局改名为迪化兵工厂。起初，兵工厂机器十分陈旧，除2部刨床、1部铣床、1部天车外，其余均需更新；技术力量不足，只有24名工人、12名艺徒；原料缺乏，制枪、弹的钢铁、铜及火药所存不多。兵工厂亟待更新设备、增购原料、招收培训工人和艺徒。在金树仁的批准下，该厂于1931年从德国购买了碾片等机器和锅炉，又到苏联采购镟床、铣床和制造迫击炮的钢管。1933年，盛世才被任命为新疆边防督办。为适应军事活动需要，迪化兵工厂又被改为新疆兵工厂，归属督办署领导，机构得以扩充，且增添了设备；从苏联购进铣床2台、钻床1台、车床3台、27千瓦锅驮机1台；并于1934年开办了兵工厂附设的军械学校，聘请苏联教官，培养军械技术人才。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兵工厂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实际上，就抗战前的西部地区来说，工业模式仍以手工业为主，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无论官营还是民间资本的投资及其购买的设备，都主要集中在轻工业方面，建立了许多面粉厂、纺织厂、制革厂、火柴厂、造纸厂等企业，涉及代表发展近代工业装备制造的企业为数寥寥。只是出于军事需要，1918年北洋政府交通部向英国马可尼无线电台借款17万英镑，在兰州、乌鲁木齐、喀什三处安装了无线电台
，为西部地区引入了近代通信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