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历史变化，生动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蓝图，发出了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时代号召， 具有强大的战略统领和目标牵引作用。实现中华民族的奋斗目标，需要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只有发展起坚实的物质基础，才能让梦想成为现实。近现代以来，制造业始终是一国经济发展并走向强盛的基础，很多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吸引和鼓励高端制造回流本土；新兴经济体不甘落后，希望借助更有利的比较优势，编织制造大国梦想。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在“双向挤压”的挑战中杀出一条血路，化挑战为机遇，强筋固本、夯实根基。

根据何卫平和齐亚丽对2011年到2015年间中国装备制造业创新能力的数量测算可知，从2011年到2015年，技术创新能力逐渐增强，说明国家对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日渐重视。研发资金的投入强度逐年递增，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数和有研发活动的企业数在技术创新能力的整体运作因子中权重较大，两者所占比例逐年递增，奠定了装备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增强的基础。

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就中国自主研制的C919大型客机总装下线时作出重要指示，在向广大参研单位和人员表示热烈祝贺的同时，希望大家继续弘扬航空报国精神，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脚踏实地、精益求精，扎实做好首飞前的准备工作，为进一步提升我国装备制造能力、使自己的大飞机早日翱翔蓝天再做新贡献。 作为未来10年引领制造强国建设的行动指南和未来30年实现制造强国梦想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制造2025》全面开启了中国制造由大变强之路。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关键阶段。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加快建设现代制造强国，已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制造业是保证强大经济的支柱和基础，发展制造业的决心不能有丝毫动摇。可以说，中国工业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势头能否长期保持、在全球竞争中能否脱颖而出，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一招。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 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制造业这一立国之本的战略地位，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落实好《中国制造2025》发展愿景，力争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建成世界一流制造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战略支撑。 bTrTjJpXOw/vYvrf5yY+kaM+NypoxoAY6/4bdebuhcAGS5AlLysT3Hxm0sQrUq56

中国装备制造业一般意义上讲存在四个主要的板块：长三角地区（定位为全球装备工业加工制造中心）、珠三角地区（定位为国际性加工制造基地）、东北地区（定位为东北亚地区装备工业加工制造中心）和西部地区（定位为承接中东部产业转移的基地）。

中国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内蒙古等12个省、市和自治区，土地面积达538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56%。目前西部地区共有人口约2.87亿，占全国人口的22.99%。西部疆域辽阔，人口稀少，是我国经济欠发达、需要加强开发的地区。目前全国尚未实现温饱的贫困人口大多分布于该地区，它也是我国少数民族的聚集区。西部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其工业化自一开始就具有显著的国防化特征，历经清末、民国直至新中国成立后逾150年的发展，均以国防科技工业为先导。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经过“156项工程”建设及“三线建设”，抽调东北、华东等老工业基地的一批骨干企业，重点布局在四川、重庆、贵州、陕西、甘肃等省、市、自治区，以技术转移和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等形式，构筑了西部地区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工业体系，为开发西部和国防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西部装备制造业在全国的地位有所下降。20世纪末，西部地区迎来“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契机，西部各省区将区域发展的重点从基础类建设转向产业类建设，而装备制造业则是西部工业的主要支柱。

近现代以来，装备制造业水平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强弱和兴衰。纵观两次世界大战与近十余年来的局部战争，占据优势的大都是装备制造业发达的国家。强大的装备制造业提升了整个国家的科技、经济等综合实力，特别是造就了强大的国防。臭名昭著的美国排华议案《考克斯报告》以机床为例，很好地说明了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在国民经济和国防科技中所占有的无可替代的位置。

通过表3-1可以看出，先进装备制造产业首先主要分布在国防工业中，其次分布的重要领域也是处于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战略位置。因此，先进装备制造产业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在国民经济和国防科技中都占有无可替代的位置。

从国际上看，自20世纪20年代起，美国一度执世界装备制造业之牛耳，从而使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与苏联的军备竞赛中立于不败之地。但自70年代始，美国重点支持第三产业，对制造业的扶持力度明显减弱，致使装备制造业遭到国际竞争者的强烈压力。1973年，日本节能型轿车乘机大举进入美国市场，1980年日本轿车产量首次超过美国。与此同时，美国的其他产品如机床等也在市场上节节败退，竞争力明显低于日本、德国乃至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不仅物质生产基础受到削弱，而且贸易逆差增大。之后经过若干年的亡羊补牢，美国的装备制造业才重振昔日雄风，进入90年代，汽车、数控机床等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又明显增强。美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首先，工业化这个阶段不能跨越，我国必须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其次，装备制造业在我国现阶段仍是国民经济强盛的关键所在；最后，在工业化的任何发展阶段，装备的技术进步自始至终都是工业化的关键。

进入21世纪，人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关注高科技的发展。但是笔者认为，我们更应该关心高科技所产生的人文社会环境，关心重大科学发现产生的主客观条件。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1872—1970）在20世纪初就指出“影响中国实现大工业的思想障碍即是小康即安的心态” ，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查西部装备制造业建立和发展的历程是非常有必要的。有学者在讨论振兴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时敏锐地注意到，“尽管技术装备水平落后、国有企业缺乏活力的确是造成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迟缓的重要原因，但解决这个问题却不能就技术改造论技术改造，就国有企业论国有企业，因为这种思路明显地忽略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经济结构性问题” 。这就启发了我们在讨论西部地区装备制造业发展时，必须注意到和区域性密切相关的人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历史文化传统如何传承、变迁与重建。其实，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命题一样，在“西部大开发”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下，探求西部装备制造业自主创新的途径，需要重视历史和文化的建构过程。针对20世纪末美国工业革新一度下滑的状况，美国学者K.C.罗杰斯认为其所引起的生产率下降，并不是产业和科学本身的问题，其原因在于缺乏投资和冒险资本，错误的税收政策，以及行政上和经营管理上的迟钝。 而针对我国如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老工业基地再振兴，陈凡等学者提出应注意“老工业基地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所构建的人们独特的思维方式、生活实践方式、所获得的人性体验、所展现的性情与底蕴等心态与文化 ”，说明在考察与区域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相关技术改造和组织制度等因素之外，更深层次的问题可以归结到历史性质的研究上。

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代表了西部地区技术进步的水平，它的进步与科技发展的水平正相关。古今中外的科技、生产、经济与社会实践都表明，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往往是连为一体的。同时，技术进步能改变产业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方向、流动量和流动格局，在不改变其投入要素的情况下能够增加产出的数量和质量。此外，技术进步可以推进产业升级。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任何一个落后国家和落后地区要追赶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是依靠引进先进技术并加以消化，逐渐形成自己的技术优势来实现自己的产业升级，发展自己的经济。最后，技术进步可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技术进步可以不断推出新产品，形成新产业，从而有效地促进新产业。而西部地区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业基地不仅是技术进步水平的体现，更是技术进步的载体和重要基础，因而是西部地区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保障。

本章通过分析各个时期西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情况以及影响西部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各种历史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以期找出适合区域自主创新发展的路径，从中提炼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为西部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发展战略提供借鉴与启示。 bTrTjJpXOw/vYvrf5yY+kaM+NypoxoAY6/4bdebuhcAGS5AlLysT3Hxm0sQrUq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