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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对于提升和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有着重要意义。中国外交逐渐走出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极端孤立的局面，获得了走向世界的极好机遇。外交关系的突破带来了对外经贸合作的新契机。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当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生产过剩的矛盾逼着他们急于为资本、产品、设备、技术寻找出路，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需求成为他们转嫁危机的好途径。这也为中国扩大对外交流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掀起了自50年代从苏联、东欧国家大规模引进技术装备之后，新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高潮。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1971年我国公布统计数据钢产量为2 100万吨，粮食产量为200亿吨。而早在十年前的1960年中国钢铁厂的生产能力就已经达到了1 800万吨，粮食总产量虽有一定增长，但人均产量实际上在下降。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行积极的生育政策，导致这一时期人口急剧增加。与此同时，20世纪50年代初兴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到70年代后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这次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的发展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往科技革命所无法比拟的，几乎使各门科学和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引起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纪元。尤其以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海洋技术发展最为突出，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新科技群体，标志着生产力质变时代的到来。1956年在制订十二年科技规划时将电子学、计算机、半导体和自动化4个前沿学科作为发展的重点，缩小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但之后的十多年我国科技事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造成与世界科技的差距进一步扩大。邓小平曾指出，我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水平整整落后20年。我国生产力水平也十分落后，“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我国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
。
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我国尚未改变过去进口成套设备的做法，引进技术以工业基础性技术为主，大多为比较成熟的先进技术。1973年1月，国家制订了进口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即“四三方案”）。该方案确定后又追加了一些项目，总额达51.4亿美元（但这些方案并未全部实现）。仅1973年就进口设备77项，合同成交额12.2亿美元。
到1977年，实际对外签约成交达39.6亿美元，其中成套设备用汇约31.5亿美元，占80%。引进重点集中在25项大型工程（包括13套大化肥设备、4套大化纤设备、3套石油化工设备、1个烷基苯工厂设备、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斯贝发动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等）和43套综合采煤机组上，用汇30多亿美元，占76%。1975、1976两年进口项目投资分别占当年国家预算投资的14%和21%。1977年，中共中央批准了“六五”方案，除抓紧把“四三方案”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外，再引进一批成套设备、单机和技术专利。其中包括农业方面的化肥农药生产设备，轻工业方面所需的石化、乙烯、化纤、合成洗涤剂原料设备，燃料、原材料工业的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等。这些项目的引进需外汇65亿美元，国内配套总投资约需400亿元人民币。在1978年的较短时间内就签订了成交额达78亿美元的设备进口和技术引进项目合同（其中31亿美元合同是当年最后10天突击签订的），用汇总额超过前几个时期的总和。因此，1978—1979年被称为“洋跃进”。“四三方案”成套引进项目的建设情况如表2-8所示。
表2-8 “四三方案”成套引进项目的建设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直重视重工业及军事工业的建设，轻视轻工业和农业。国内纺织工业原料供应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纺织品产量低，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当时，人民日常生活用品全要凭票供应并有数量限制。中国纺织工业的原料主要是天然纤维，而在天然纤维中又主要是棉花，但棉花的产量长期停留在年产4 000多万担的水平上。毛泽东曾经讲过：“解放这么多年，吃饭和穿衣问题还解决不好，怎么向人民交代？”他指示：“必须把粮食抓紧，必须把棉花抓紧。”
但种棉花就会出现粮棉争地的问题，如果增加棉花产量，就要扩大棉田面积，势必减少粮田，进而引起吃饭问题，毕竟粮食还是最重要的。另外，中国的石油工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油产量达4 567万吨，不仅能够自给，而且还有富余，这就为中国引进成套化纤设备奠定了原料基础。由于耕地面积的限制加之中国人口多，吃饭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据农业部门资料介绍，施用1千克尿素可增产稻谷4～5千克。
基于这样的现实，70年代初，中国先后从日本、美国、荷兰、法国等国家进口了13套以天然气和轻油为原料、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48万吨尿素的大型化肥成套设备，从日本引进了一套年产30万吨乙烯的设备及其配套装置。
这些项目主要为弥补国内市场需求缺口的实用技术，用于解决农业及轻工业的需要，即吃饭和穿衣问题。“四三方案”中用于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化肥、化纤和烷基苯项目，就占了全部26个引进项目中的18个，总投资136.8亿元，占“四三方案”全部投资的63.84%。其中，化纤总项目投资731 548万元，占全部投资的34.14%；石化项目占总投资的15.99%；化肥项目占总投资的28.45%。
可以看出，引进重点十分突出。
在“四三方案”和“六五方案”中都涉及单机引进项目。单机项目的引进，不仅带来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和先进设备，还带来了先进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带来了广泛的最新市场信息。除“四三方案”的主要项目外，重要的引进项目还有：从美国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生产技术项目；利用外汇贷款购买新旧船舶，组建远洋船队；购买英国三叉戟飞机，增强民航运输力量等。1972年9月，国家计委成立了进口技术设备领导小组，负责审查进口设备、综合平衡及长期计划衔接工作，还组织有关部委派考察小组到国外考察检验进口设备。与此同时，我国恢复举办先进科技国家的技术贸易展览会，积极学习吸取国外先进技术。
在利用和借鉴外国现代金融和管理手段方面，陈云大胆指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他说：“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
根据这一思想，外贸部门在购买国内需要物资时，灵活运用期货手段，积极参与国外交易市场活动，在完成购买任务的同时，为国家赚取外汇；也开始探索国际上一些通用的灵活方式，如利用出口信贷延期付款，以产品净利销售额提成方式支付专有技术费用、合作生产与开发等。
这次成套技术设备的引进，对解决中国“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促进相关产业加快发展，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对建立和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以至对后来的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都起到了承前启后、率先开拓的作用。通过设备的引进，感受到了外部世界的变化，看到了究竟什么是先进技术，什么是高度发达的工业，什么是高效率的劳动生产率，对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也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了人才，造就了一支对外工作的队伍，积累了经验，为以后的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我们通过第一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专家和管理干部，但是这批干部在技术和企业管理上有明显的局限性。通过第二批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培养的人才从西方发达国家学到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积累了同西方发达国家打交道的经验，特别是怎么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筹措资金、怎样引进软件、怎样开展更高层次的合作问题等，对以后的对外贸易工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但由于中国经济政策多次发生变更，加上“左”的思潮的影响，农、轻、重的比例关系一直没有得到正确解决，资源配置远没有达到优化、合理的程度。这次的引进工作过于匆忙，很多项目是在短时间内突击签订的，缺少认真的调研，造成了“洋跃进”。由于项目引进过多、过于集中，导致引进的成本过大，不仅宏观经济效益潜在损失不小，而且相当一批项目微观效益也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尤其是1978、1979两年引进工作呈现出明显的超高强度、超大密度的特点，在国内物资、资金、外汇本已存在缺口的情况下，有些项目无法落实，即使建成，也因原料、燃料问题而无法正常投产，造成了进口设备的积压与损耗。这样的重复引进和盲目发展，无论是对国内经济活动还是对外贸易都产生了无法承受的冲击力，引发了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因素的恶性膨胀，投资效果及经济效益本来就不太好的基础又严重滑坡。
1978年，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整顿、改革、提高”的方针，于1979年4月率先在工业领域实施。党的“调整、整顿、改革、提高”方针，使我国的技术引进工作发生了重大改变。1979年召开的全国进出口工作会议，提出了技术引进工作的指导方针，主要为：第一，引进技术要与国民经济调整相结合，重点放在加强农业、轻纺工业及其他一些薄弱环节上；第二，要与能源开发和加强交通运输能力相结合，促进基础工业的发展；第三，要与老厂的挖潜、革新、改造相结合，以老厂改造为主，少上新项目；第四，要与提高我国的机械制造能力相结合，控制成套设备的进口，更多地引进专有技术和制造技术；第五，要考虑国内的配套能力，做好引进项目的综合平衡和可行性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