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整体的工业水平已经有了显著提高,部分技术水平已经达到发达国家三四十年代的水平。“一五”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由于对形势发展过度乐观,1958年开始“大跃进”运动,全国上下大炼钢铁,造成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困难。直到1963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口号,才使得经济重新步入正轨。由于中苏关系的紧张,中国开始向西方国家寻求技术支援。1966年,国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场运动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主张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强调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科技赶超。这场政治运动致使中国停止了学习外国先进科技的活动,包括引进先进科技设备和技术、派遣留学生、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等。
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曾派团访问过奥地利、芬兰、比利时、荷兰等欧洲国家,并且有2 500多名海外科学家归国(主要从美国回来),如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等,他们了解国外科技发展的最新动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与西方欧美国家交流上的不足。但是1960年苏联单方面召回援华专家,使得正在建设及拟定建设的项目无法正常运行。1961年中方就提出1962—1963年停止从苏联进口设备。中央已开始调整国际战略,将东欧国家与苏联区别对待,维持与东欧国家的正常关系,扩大与亚非拉等地的发展中国家的联系,进行科技交流。1961—1970年我国与亚非拉国家签订科技合作协定63项,与苏联签订9项,与东欧各国签订55项。从表2-6可以看出,1960年之后我国与亚非拉国家及欧洲的交流明显增加。
表2-6 1950—1970年中国官方科技代表团出访及接待外国科技代表团次数统计
资料来源:郭建荣.中国科学技术纪事(1949—1989)[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从1963年到1966年,我国与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等国先后签订了80多项引进合同,用汇2.8亿美元,其中2.6亿美元用于购买成套设备;同期还从东欧各国引进成套设备和关键设备,共用外汇2 200万美元。两者合计约3亿美元,其中成套设备2.8亿美元,占到总用汇量的90%以上。
自1963年起,我国分别从法国、日本、瑞士、英国、德国、意大利及少数几个东欧国家引进技术,技术项目主要涉及化工、冶金、纺织、机械、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及加工、电力、轻工等成套设备的引进。共用外汇3.02亿美元,成套设备占总资金的92.7%。 55个主要引进项目的部分承担者是原来苏联援建的企业。这些设备以小型的居多,大型设备很少,而且主要用于对现有企业的改造,新建项目很少。引进的技术为当时国内所需的关键性的先进技术,不搞重复引进,如基础化学、合成钢的冶炼、特种钢材轧制等领域所引进的技术均为国内空白的关键技术。1964年,中国机械工业首次从日本引进了10多个品种的气动、电动量仪制造技术和成套设备,1965年以后又引进了液压元件等制造技术和设备。同年,第一机械工业部从法国购买了4种重型汽车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资料,由相应的汽车厂消化吸收。这是我国首次采用购买软件的方式引进技术。 这一时期,从西方国家引进了设备和技术,弥补了从苏联和东欧引进技术的不足。
经过“反右”和“大跃进”的挫折,加之“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甚至食不果腹。1960年,轻工业产值550亿元,比1959年减少9%,其中棉纱产量下降28.6%,棉布下降28%,食糖等某些轻工业产品下降了60%,人民生活必需的日常生活用品严重短缺,许多商品有价无货,尤其农副产品奇缺,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 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央重新调整了政策,注重恢复农业生产,制订了《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涉及农业、工业、资源调查、医药卫生、技术科学、基础科学6个方面。在374个重点项目中,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急需项目为333项,占89%。 在任务的安排上,着重“打基础,抓两头”。“抓两头”就是一头抓农业和有关解决吃、穿、用问题的科学技术,一头抓配合国防的尖端科学技术。1963年12月,日本大型工业展览会在上海开幕。600多家日本厂商参展,展品主要包括合成纤维设备及精密仪器、矿上建筑机械、农用机械、化工设备、化工产品、电子仪器等13大类,1 300余种。 1962年,中国从日本引进了第一套维尼龙生产设备。1963年,从荷兰和英国引进了尿素生产装置和天然气制合成氨设备。1965年,又从英国引进了丙烯腈纤维设备(腈纶纤维8 000吨)。维尼龙、合成氨、聚乙烯、化肥、石油加工等项目的引进是为了支持农业、生产轻工业原料,解决吃、穿、用等问题。从表2-7可以看出,涉及基本生活用品的投资增多。
表2-7 1963—1968年各工业部门引进技术的分配情况
资料来源:张柏春,等.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253-269.
出于对经济建设安全的考虑,1964年,中央决定将集中于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重要工厂、重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全部或部分搬迁到三线地区。据不完全统计,在西南、西北三线部署的新建、扩建和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300余项,由一线迁入三线的第一批工厂有49个。 在西南、西北形成了常规武器、航空、航天、造船、电子和光学仪器等军事工业基地。1964年以后,全国内迁项目共计380个,随迁设备38 000多台。 1966—1970年,三线地区11个省、自治区的投资达482.43亿元,占基本建设总投资的52.70%。 新引进项目80%集中在西南、西北地区。
从五个阶段来看,这一阶段的技术引进工作最为慎重,引进规模较小,这也是由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及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决定的。从三年国民经济调整结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我国的国民经济全面好转,工农业生产全面高涨,接近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大大提高,由新中国成立初的落后半个世纪缩短到20年左右,有些领域已接近世界水平。由于缺乏技术贸易的经验,对国际技术贸易的原则和惯例缺乏了解和研究,所引进的设备比别国贵了几倍还不能引进西方国家的关键制造技术,因此很难翻版仿制。但由于当时我国的技术力量已有一定发展,特别是机械制造业开始走上以样机测绘、仿制与自行设计制造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最终依靠自身技术力量完成了苏联遗留下来的建设项目,且整个机械科技水平有了较大提升,个别技术领域已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可以说,初次与西方国家建立联系,引进技术有成功也有不足,为以后的引进工作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这一时期的引进工作是在对原有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对原有技术的改造和补充,新建项目少。另外,在处理“三线”问题上对实际情况考虑不足、缺乏前期准备,造成了实际运行过程中的资源浪费和各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