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初在昆明西南联大念书时，同学们最感兴趣的娱乐之一就是周六晚上去南屏电影院看美国电影，好莱坞的影片和影星成为同学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由于影片都是翻译过来的，话中总不免要议论到片名翻译的好坏。当时的南屏电影院放映过许多吸引联大学生的影片，如《鸳梦重温》《翠堤春晓》《蝴蝶梦》《长相思》等等。这些影片之所以吸引联大的青年学生，除了内容本身之外，就是这些片名的翻译之典雅动人。同学中盛传，南屏电影院放映的这类影片有许多是当时的著名文学家、联大西语系讲授英语诗的教授吴宓翻译的。实际情况是否如此，我至今也没有考察过。我这里要说的是联大同学们对这类翻译的赞赏和议论。别的影片且不多说，单说《长相思》这部影片的译名。影片的原名直译应是“老处女” （old maid） ，译者却按照内容把它意译为“长相思”，“老处女”这几个字似乎只是在播放时出现在下面的括号里 （这些都是我个人的记忆，不一定十分准确） 。据我所知，许多同学都曾对这样的翻译拍手叫绝：“如果直译成《老处女》，那该多么庸俗呀！也太赤裸裸了。现在这个译名，多么典雅，多么含蓄！”

时过境迁，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至今仍然沉溺在这样的赞叹和审美趣味之中，不时要向周围的朋友讲述上面的情节，朋友们亦多点头称是。不料前几天在向一位学文学的中年朋友重述这段往事时，他却一听之下，便脱口而出：“要是在今天，不如直译成‘老处女’才更能吸引人，赤裸裸的，‘长相思’这个词儿对于当今大多数青年人来说太渺茫了。”这位朋友的寥寥数语仿佛把我从梦中惊醒，同时也把我带入困惑之中：时代变了，我落后了。这是代沟？还是审美趣味的不同？抑或是一种思想上的进步和解放？

记得在青年时期读朱光潜先生关于文艺心理学的一本书，其中谈到审美意识的“距离说”，他举的例子是《西厢记》里的一段词：“软玉温香抱满怀……春至人间花弄色……露滴牡丹开”，把一个赤裸裸的性行为写得如此生动具体而又富有诗意。我当时极其欣赏这几句词，也赞扬过朱先生的分析。时隔半个多世纪，大约一年多前，在一家报纸的副刊上读到一位女士写的文章，谈她丈夫和她的床上镜头：“他一上来，三下两下就完事……”言下之意，不免丧气。真够赤裸裸的！初读之下，倒也佩服这位作者的思想解放。心想，这本是人皆有之的事，有什么可以掩饰的？封建社会那种以天理压人欲的观念应该彻底打破。其实，我当年在欣赏“春至人间花弄色”的词曲时，也同时信奉性决定一切的西方理论。不过，在佩服那位女作者的描写之余，又总觉得失落了一点什么。是不是该给“赤裸裸”蒙上一层薄纱呢？也许这就是美。西方许多有艺术价值的人体雕刻和画像，虽说是赤身裸体，但由于灌注了艺术家的灵感，实际上仍然可以说是蒙上了美的薄纱。今年夏天到武汉，街头巷尾不时听到这样一种关于穿着的流行说法：“男的长裤长袖，女的越穿越裸露。”我以为裸露如能与一位女士的高雅风度和内在气质相结合，那的确是一种美。

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士对我说过她的一点经历：“念中学时，情窦初开，想说我爱你，却不敢出口，便说我喜欢你，意思是想遮掩一下。现在，只要想说我爱你，便可脱口而出，但是要像某电视节目主持人那样把‘性感’这样的词儿搬到屏幕上，我还不敢。”从不敢说爱到敢说爱，从敢说爱到敢说性感，真是越来越赤裸裸了。也许这就是时代的步伐，也许这里亦可追寻到一种美的享受。但无论如何，硬要像某电视剧那样把“狗×的”搬到屏幕上，恐怕就不是一个赤裸裸的问题了吧。《红楼梦》里薛蟠的那句“女儿乐”，可谓赤裸裸到了肮脏的地步，却表现了曹雪芹刻画人物入木三分的艺术天才。但据我的记忆，某电视剧将粗话搬上来似乎并非有意刻画一位人物的粗鄙。

我们的老祖宗无论在衣着、在男女之情、在待人接物诸方面，一般地说，都太重掩饰，以至于不少西方人至今还在说我们虚伪。我并不同意西方人的责备，但针对我们的旧传统，无妨赤裸裸一点为好。只是掩饰也许更容易造成美的印象，而要给赤裸裸蒙上一层美的薄纱，却并非易事。

载二〇〇〇年九月七日《光明日报》 PG/8I0WZdA/uQpAAZZCbUFDBs/hd5qQM/yI/O6ee/LV/OrW4W2AcM7x/3kAt5I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