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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4日为“总学馆”所作学术自述）
这听起来像是在讲我一生的故事。我写过一篇带有点回忆录性质的文章，叫《初识哲学》，讲我怎么走上哲学这条道路，以及后面几年的变化。要是从更早的时间说起，我小时候就像所有爱学习的好奇的孩子一样，喜欢读书，各种书都读，读小说，读古典小说，读科学的书。我们那时候有一套《十万个为什么》，还有《趣味数学》，诸如此类。
我没有受到精英的少年教育，就是一个普通孩子，出身普通家庭，当时也没有什么精英教育。学习的进度很慢，学到的东西很少，不过呢，就我个人来说，也没觉得有特别的缺憾，因为你一直就在那里，当然主要是玩，玩之余读各种各样的书。而且我碰巧有两个哥哥，一个长我两岁，一个长我四岁。哥哥带着你学东西可能是最好的——这是个小小的优势——他们学物理，学俄语，在你面前显摆，教给你一点儿，你会好奇，跟他们学到一点儿，然后自己闷头再学一点儿。实际上我从小就跟我这两个哥哥和他们班里的同学玩得更多，聊得更多，跟自己的同龄人、同班的同学，聊得反而要少一点。
到上了初中的时候，就像当时大多数所谓学习好的学生一样，兴趣基本上完全被数理化吸引住了，开始读那些科普的书，什么直尺圆规作图，什么量子力学、相对论。很浅的，给中学生读的，但是非常有兴趣，然后就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数学家或者物理学家。课堂上没学到很多，成绩也不一定很拔尖，但那点儿功课你肯定一学就会了嘛，就想知道更多，就去读我哥哥的教科书。中学一共上了两年，初二快结束的时候闹“文化大革命”，就失学了。这两年里，我把高一高二的数理化都读完了，就觉得挺好玩的，小孩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这都是史前史了。
然后就来了“文化大革命”，关于“文化大革命”当然有非常多可说的，对于我个人尤其如此。1966年5月16号被认作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时间，对于我个人来说，是6月1号，就是《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社论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早上醒来的时候，家里的收音机、外面的大喇叭都在用那种义正词严、慷慨激扬的语调宣读这么一篇让人吃惊的社论。对我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从那天开始的，我相信对很多人也是。从那一天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day by day（一天接一天）我都记得，记得6月1号、6月2号、6月3号都发生了些什么，大概几个月的时间，每一天都出了什么事情。我不细说了，因为不是今天的主题。但是从心灵的变化来说，那肯定是一个很关键的时点。我当时马上就要满十四岁，我想一个少年，本来就在心灵转变的时期，有这样一个巨大的事件发生，必定会对整个的心路历程产生重大影响。
“文化大革命”开始两个月的时候，8月5号，我父母被当作黑帮揪斗，然后上劳改队，对我们儿女当然是更进一步的刺激。另一方面，现在回想起来，也可以说，在心理上，在各方面，让我们成熟得很快。我要看我女儿现在，跟我当时正差不多大，她还完完全全是个小孩子。但是我们当时就好像已经开始在心理上需要给父母某种支持了，他们被莫名其妙地打成黑帮，突然去过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的那种劳改队的日子。
我哥哥陈嘉曜，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个思想非常独特的人，至少在当时是这样。他早在6月中的时候，6月15日，红卫兵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提出质疑。7月底的时候，他被打成了我们学校的六大右派之一。当时我在师院附中，师院附中也是一个红卫兵运动闹得很凶的地方，可以说压力非常之大。这个压力包括人身迫害，包括死亡威胁，全都有的。所以，我们在那样一个年龄，我十四岁，嘉曜十六岁，就经历到一些特殊的处境。同时，当然也会思考很多。
到了9月初的时候，虽然家里面是那个样子，但我们还是忍不住随着大串联的浪潮，开始跑向全国各地。一个十四五岁的年轻人，忽然有机会可以免费跑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这个诱惑绝对是没有办法抗拒的。一开始还有一点革命的想法，去了解外地的文化革命，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不过其实，我当时没什么想法，基本上嘉曜有什么思想我就有什么思想。我说了，在当时，嘉曜的思想非常活跃，在这一点上我是沾了很多的光。
第一次是三个人到北京站，人山人海，上车后，发现那个同伴挤丢了，结果在上海、杭州转了一圈就回来了。再出去，另外的一个念头压过了投身革命的念头，那就是去游历更多的地方，去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这个念头让我们做出了不失为明智的决定，就是到祖国最遥远的地方去，比如说到新疆去，到云南去。当时看来，绝大多数的人，恐怕都不大有机会离开自己的村子或者县城，我们北京人当然要好一点，但是谁将来还有机会到新疆、云南去玩啊。当时可想不到以后还有机会去美国去北欧，就想到这样的机会绝对不可错失。这样断断续续往外跑了七八趟，最后一次串联是1967年6月回来的，之后就没有再出去。
到1967年的3、4月份，在北京的中学生里面又兴起了一场大辩论，当时叫做四三派、四四派和老红卫兵这么三大主流。我也算参与其中，仍然是作为嘉曜的跟屁虫，他什么主张，我就什么主张——但你以为是自己在思考。可就在这段时间，现在回过头来看，能看出其实我跟嘉曜的性情并不太一样。4月份有一次我到学校去，进校门之前，两边的墙上贴着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像平常一样，我停下来看大字报，赞赏这个观点，认为那是错的，诸如此类的。就这样看了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完全无可理喻地，就突然觉得非常无聊，觉得这些讨论、这些辩论都非常空疏。这是个忽然莫名其妙涌上来的感觉，一下子就失去了兴趣。然后我调转车头——当然是调转自行车的车头——就骑车回家了。
从此以后我就基本上没有再回过学校。那年秋天，1967年秋天，复课闹革命了，同学们又回到学校去了，我也没回去——回学校复课闹革命是个要求，但并没有人能管你回不回。反正，从那年四月份以后，我就开始了自己独立的读书生活。当时家里堆了很多很多的书，这些书主要来自我另外一个哥哥嘉明的同学，他们前几个月去抄家，抄出来很多书，《杜工部全集》《李太白全集》《资治通鉴》《史记》《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古今中外的这些书吧。我说了我小时候就跟嘉明的同学和嘉曜的同学很熟，他们都知道有那么一个小弟弟，爱读书，他们抄这些书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就送到我这儿来。那么这时候，我就开始了我的读书生涯。各种书都读，手里有什么就读什么，当然也读《鲁迅全集》、读毛泽东。鲁迅的书有很强的吸引力，《鲁迅全集》，我记得是十卷，不敢说翻来覆去地读，但是肯定读了不止一遍，在当时能够读到的中国人的书里，大概只有鲁迅能给一个年轻人这样的一种诱惑吧。
总的说起来，我当时的兴趣在今天如果分类的话是在文学方面。也会读一点历史等等，但是不很多。尤其读得少的，是理论书。我叫做理论书或者哲学的，在当时主要是马恩列斯毛，我也会去读，因为人人都在读。但觉得这些书太高大上了，深入不进去，我不在那个等级上。嘉曜读这些书，这就增加了我对嘉曜的钦佩之情，但我自己到不了那儿。
那个时候，好多人还在学校里面所谓进行“文化大革命”，也有不少到处乱逛乱玩的，我呢，住在一间单独的小屋子里面，从早到晚就是读书，或者思考——如果有思考的话。对，同时也写作。十五岁上下吧，我想那样大的孩子是，只要读哪方面的书，就有自己也写点儿什么的冲动，读小说就想写小说，读诗就想写诗。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当然还玩，还做别的，但是咱们不是说读书吗？一年多，到了1968年夏秋之际，开始了上山下乡运动。此前有少数朋友去参军。夏秋开始，我们这些中学生就开始被分配了，去工厂矿山，上山下乡，去建设兵团。内蒙古突泉县的人到学校来宣讲，介绍那边的情况，我去听了，听到在草原上放马，没有电灯，我觉得挺来劲的。当时，很多人想方设法留城里，不得已下乡，很痛苦，我个人不是那样，我从来不是很懂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听了插队，一个社员平均40亩地，海阔天空的，我觉得挺好，那种生活有吸引力。所以，我还挺主动地就报名去呼伦贝尔盟的突泉县。
当时，我两个哥哥都有污点，嘉明是老红卫兵，这是个污点，被审查，嘉曜反红卫兵，也是个污点，所以都没有被正常分配。但若去插队，可以走。他们两个也跟着报名到突泉去。我们家兄弟姐妹一大堆，但我们三个好像是核心，忘了，核心这个词不能乱用，我们三个总在一起玩，结果，插队我们也就一起去了，这是1968年9月20号。
插队呢，当然生活很苦。我从小也没过过饫甘食肥的日子，但是也没过过太苦的日子——没肉吃，甚至好长时间没菜吃，拿北京带来的辣椒面干烤大葱下苞米茬子。经历过一点儿小危险，但不是这种日复一日的辛苦，从早到晚的，大太阳下锄地、割谷子、割苞米、掰苞米，没这么干过。不过我那时候不怎么在意过苦日子，因为当时我们志向高远，想的是要把自己锻炼成杰出人物，将来有一番作为。那时候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这些要求中也包括能够过艰苦的生活。所以，别看生活已经挺艰苦，我们还会找更艰苦的事儿去做，比如说冬天到井台上去洗冰水澡，夏天下暴雨的时候去登山，想着牛虻啊、拉赫美托夫啊什么的，想把自己锻炼成将来无所不能的这么一个人。
当时我们读书的热情在很大程度也跟这种心智状态有关，跟当时的志向有关，就是你将来要有一番作为，得饱读诗书。这当然是个糊涂想法，我们都知道刘项原来不读书，可还是以为要有一番大的作为就得读好多书。跟现在相比，那时很难弄到很多书。不过，也够你读的。我从北京带去一些书。另外，很快你就会知道周边几十里都谁是读书人。你会去那里，聊一阵，他会把他的书箱打开，你就会挑你要读的书背走，下次他会到你这里来，在你书箱中挑他要读的书带回去。这是当时爱书青年的交往方式，互相借书，读完了讨论，争论。
说起读书，有一个变化，我开始读哲学书或者说理论书了。怎么开始的，我在“初识哲学”里写过。读起来就一发不可收，可能是我的性情中有某种东西跟这东西还挺投合的。从马克思、恩格斯读到黑格尔，从黑格尔读到康德，从康德一直读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前几天有个比我小上一二十岁的朋友，我们闲聊，他这几年读哲学，着迷，他一向读书甚多，而且很有想法，他以前更多读的是法学、经济学、文学和历史，哲学他也读一点，但是最近几年，越来越迷哲学，跟我说，这几年，觉得其他的书意思都有点不够，读哲学最过瘾。这个呢，肯定是见仁见智的事，但是我跟哲学看来是有点缘分，当时没有任何需要，也没有任何激励，就是被吸引进去了，难解难分。那是1969年，十七岁吧，到现在六十七不到，但是也算半个世纪了。
本来，你是在琢磨怎样能过得幸福，或者怎样让你女儿过上幸福生活。想着想着，你开始琢磨什么才叫幸福生活。哲学关心的，大致说来，就是何为幸福、何为正义、何为智慧这一类问题，一般说来什么是幸福，而不是具体地问朝鲜人幸福还是美国人幸福——显然是前者喽。不是具体去琢磨怎么让我女儿过得幸福，就此而言，没什么很实际的用处。一般人也会去想何为幸福这样的问题，但浅尝辄止，他有更实际的事情要操心。我想让我的女儿过得幸福，这时候，似乎我已经知道“何为幸福”。
但哲学问题是从这样的具体问题来的，你希望女儿嫁个有钱人，这样比较幸福，可她偏要嫁个穷学者，她觉得那样她才幸福，你跟女儿各说各的道理，这时候难免要引到究竟什么算是幸福这样的考虑，是一些确定的条件保障了幸福呢还是依着自己的性子去做才算幸福？这样的思考常被称作“概念分析”、“概念考察”，更少误导的说法是“概念层面上的反思”。更少误导，但有点儿绕。
可以说哲学问题是一般问题，比较抽象。但这么说也容易误导。人们说到哲学的一般性，往往是这样的意思：哲学家谈论幸福，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幸福，而是对所有人都有效的幸福。你不是想追求幸福吗？我教给你追求幸福的一般方法，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男人女人老人青年，做IT的还是捡垃圾的，我教的是获得幸福的普遍方法。这种抽象普遍性很容易会混同于概念考察的普遍性，好多人心目中的哲学，就是这种东西，在我看，这种东西最无聊，差不多可以说是骗人的。
哲学家琢磨这样一般的问题，平常人不大去想这些，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不用去思考，他认定了自己所认的幸福就是幸福。但有哲学倾向的人，比如我，就对这些一般的问题特别着迷，有点像有些人碰到数学问题就特别着迷，有的人碰到数学问题就闪了。
哲学而外，我也学好多别的东西。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经济学、中国历史、外国历史。文学自然还读，读不少。还有外语。先学俄语，我初中学过两年俄语，有一点基础。对俄国文学，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这些人的著作非常喜欢，后来还买到他们的全集，俄文全集，其中比如说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这本书当时还从来没有翻译成中文。希望能够用原文去读这些书，那么就学俄语。不久又开始学德语，对哲学的热情越来越高涨，当时心目中最高的哲学就是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于是希望能够用原文去阅读他们的著作。也不止他们，我对歌德和席勒也特别着迷。我学德语学的是哑巴德语。1972年在北京的时候，一位德语老师对着音标把基本的读音教了一遍，接着我就带着一套教科书、一本语法书和一本词典跑回农村，把一本词典从第一个词背到最后一个词，把语法书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然后就拿出歌德开始阅读。外语不该这么学的，应该从好好发音开始。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自己编造了一套似是而非的德语发音，因为背单词的时候你总要读出来才记得住。单词后面注有音标，老师当时教过音标，但你没有录音设备，只是记在脑子里，一来二去就走样了，我读出来的德文，是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听得懂的德语。当时也无所谓，因为当时根本没去想今后可能会跟一个德国人说德语，念出来，唯一的作用就是能够让你记住单词而已。学外语，当时只想到一个用处，就是阅读原著。再后来学英语，差不多也是这样，后来在美国待了八年，仍然说不了很好的英语，也写不了很好的英语，但我学了不久就能相当流利地阅读了。
年轻，没到删繁就简三秋树那种境界，学得越多越好。由于无知，起点低，学东西就显得特别快，读了一本世界史，一下子了解了好多新事情，这让人很兴奋，也特给人信心，好像自己在突飞猛进。其实只因为先前啥都不懂，这种兴奋，这种信心，现在看起来挺可笑的，但当时的确是鼓励青年的心灵不断向上的动力。当时要是像现在这样，知道天下的学问你就是花一辈子也学不到一星半点，可能就没那么大激情了。还有一种动力大概是虚荣吧。你想年轻人嘛，要跟别人比，比别人多知道一点。回北京度假的时候，各地回来的同龄人聚到一起，谈天说地，谁知道的更多，也怪让人得意的是吧。
到了1975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但人们对“文革”的态度已经大不一样，至少在北京青年当中，很多年轻人对现状高度不满，觉得一定要有所改变。在1976年，这应该说是优秀青年的共识——年轻人中间，差不多就是拿这种见识来评判一个人是不是足够优秀。
从历史看，1976年是个根本的转折点，这个大家都知道，我简略说一下。1月8号，周恩来逝世，天安门所谓十里长街，老百姓违抗官方意愿在寒风中目送灵车开过去，没有多久就爆发了“四五事件”，从悼念周恩来开始，没几天就发展成明确反对当局的运动。这在当时不可思议，快三十年了，从来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自发的政治表达。7月底，唐山大地震，朱德逝世，9月，毛泽东逝世。毛刘周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个是在1976年死的。毛去世后没几天，华国锋就把“四人帮”抓起来了。事件发生的密集度有点超乎寻常。我那个时候二十四岁，是对世界相当敏感的年龄，眼前的转变不亚于1966年那样的转变，不同的是，1966年我还懵懵懂懂的，而这个时候，我对中国对世界已经有明确的看法。
在那之前，我们插队的地方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已经走了，去当兵的，去当工人的，去当教师的，病退回北京的等等，我们青年点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另外我一个好朋友于洋的青年点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我们在农村已经待了八年，跟当地的乡土社会或者说当地的豪强社会已经相处得非常之好，因此生活过得在那个时代应该说是非常好了。你跟老百姓关系好，跟官员的关系好，你跟粮站的人关系好，大米白面，你要他们就提供给你。我和于洋都在中学教书，不用下地干活。你有一帮学生，学生喜欢你，甚至崇拜你，是个很好的环境。我跟于洋本来不想回北京，但周恩来逝世后，听到老百姓在长安街送灵的景况，我们觉得中国要发生剧烈的改变，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在塞北这么一个偏远的地方过着这种安逸的日子，似乎有点不太对头。我们就商量回北京，办了手续。那时候想回北京已经不太难了，你说你是高度近视，无法种地，县里的医生跟你熟，你说你一千度就一千度。各级政府也不刁难你，你只要有个证明他就给你办了。那么我们就办理了病退手续，回北京了，1976年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在北京，都经历了。
那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那一年的情绪像过山车一样，一时高涨，一时沮丧，但我尽量把握住自己，不间断自己手头的事情。我有个想法：天下滔滔，时局动乱，但自己要沉得住气，不能不断兴奋，荒疏了自己的学业。每一场运动都像一场大潮，把很多人卷进来，往往，海潮退去，满地不过一些瓦砾而已。
在1976年、1977年的时候，可以说整个社会有个共识：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个制度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上到中央最上层，中到所有的干部、知识分子、爱思考的工人，都有改变现状的强烈冲动。这是一种能量极大的共识。剧烈的改变是完全无法避免的，虽然在具体的改变上，会因为你在冲破一个体制，还是会有延迟，有阻碍，等等，但是，中国这个大钟摆摆到了一个尽头，它往回摆的总体的势能确定无疑，别说我现在回顾，就是在当时这一点也已经相当确定。
下一年，1977年，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最大的事情是恢复高考。这件事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那真是天下英雄尽入彀中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有这个效果。大学的恢复，第一批就是我们所谓的77级、78级，这给了有为青年一个十分现实的施展抱负的进路。大家都想有所作为，但是作为啥呢？那时候没有商业，你不可能去开个公司做个企业。当然，你可能当个车间主任，当个小学校长，或者在农村做个大队会计，但是一般来说这些人的抱负要高于这种预期。他们期望到更高的位置上，到更高的层次上去做事。进大学开放出了这么一个非常清晰的路线图。至少对77级、78级来说，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当时的决策层，显然不只是把他们当作普通大学生招进学校，多多少少类似像黄埔那种设想吧，要把精英青年拢集起来，学点儿这个那个，然后投入社会去建设一个人们还不知道怎么应付的新的时代。
旧的时代是要过去了，但是新的时代是什么样，要干什么，都不知道。在大的方面，大家可以说心思是在往一个方向使劲，我说大家指的是从青年到老年，从党内到党外。但是很快就显现出一些差异，这些差异当时还不是那么对抗，但是已经看出来，最简单的说就是有的思想更激进。各种分歧已经开始了，但总的来说，当时的矛盾还没到要把我们民族的整个方向分离开来这样一个程度。
回来说我们大学生。我说了，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有为青年，本来就读书上进，但这个读书跟后来所讲的做学术还离得很远，读书往往更多跟做一番事业连在一起。学经济的非常典型，他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那些在中国被中断了几十年的知识，一边非常关心具体的经济政策。当时的决策层也求贤若渴，希望这批年轻人尽快学成，来为经济建设出力，哪怕还没有学成就要他们来献计献策。学理科的、工科的，也有很多后来去做企业了，去从政了。
我是77级的，考的是北大西语系，我当时想象没什么人会德语，人家一看居然有这么个会德语的，赶紧招进来吧。但是我已经说了，我只会书面，不会说，差点没考上。不管了，最后人家还是收了我。1978年2月份进校，不久恢复了研究生招生，我就去应考，进了北大外哲所。我二十五岁了，自己挣生活费八年了，当大学生回过头来依靠老爹老娘养活，不太好意思，考上研究生，是领工资的。北大外哲所的所长王老师从哪儿听说有那么一个人读了点哲学书，辗转托人找到我，鼓励我去考他的研究生。其实我跟王老师的各种看法都不一样，但那个时候，上一代的这些先生真是惜才，我们这代人回忆这段时期，讲到入学，讲到第一篇小说的发表，或诸如此类的，差不多都会讲到哪位伯乐费心费力提携后生。
到外哲所之后，根据所里建议，我没有跟王老师读苏联马克思主义，而是跟熊伟读海德格尔。熊伟先生很少跟我谈哲学，我们常见面，听他讲他求学的经历，他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对我的学业，他提供一般的指导，让我去读《存在与时间》。这本书难读，我一边读，一边用中文做摘要，变成汉语之后感受来得更直接，用德文来理解总觉得还隔了一层。这本书，熊先生已经翻译出其中最重要的章节，全书83节，他翻译出大概12节，这12节是最关键的。我做的中文笔记多半沿用熊先生的译名，有时候也会根据自己的感受和理解另创译名。熊先生读到或者听到，他就会说，这个译名不错，比我那个译名好，或者，不说比他的好吧，但至少可以一试，诸如此类的。熊伟先生对我很宽容，总是鼓励。
到这个时候，就是1978年、1979年的时候，我读哲学也快十年了，但谈不上什么学术。要说学术，坦率说，我们这一代人先天不足。我们年轻的时候，谈不上有任何学术环境。我好学努力，但仅此不足以造就学术家。我们这一代人很少有谁敢自称自己的学术做得如何的好，像李零那种成就是个异数。能把学术做好的，应该是比我们年轻至少十岁到二十岁的。但也分领域，在哲学思辨这个领域里，我不觉得单单做学术有多大的意思，有人可能觉得有意思，但我个人没这个兴趣，实际上，我觉得当今的学院哲学在向更无聊的方向发展。不仅在中国，外国的学院哲学也是如此，只不过，它再无趣，它还是在它那个传统中汲取问题，但我们再去捡人家的残渣，当然就更无趣了。
我就是为己之学，这书有意思，我就读，读了有收获，我就高兴。也自我膨胀，写书，写自己的思想，但也没打算发表。反正，就是民哲，野路子。要把它当作学术道路来说，那可以说走的是弯路和歧路，我走了十年，走正规学术道路的年轻人可能两三年也会比我强。当然，野路子有野路子的乐趣，有它的心得，反正我就这么走过来了，改也改不过来了。
到后来，我发现我也不完全是民哲。区别在哪儿呢？我琢磨了好多年，最后我想，这跟翻译《存在与时间》有关系，那是个磨人的活儿。民哲读书，只为引发自己的思想，读得对不对他无所谓，可你做翻译，实实在在的，得先把别人弄懂。
要说做学术就是发表专业论文，成为一个什么教授，那我并没有打算做学术，这本非我的初志，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但是，自然而然这个要求就来了，你读了硕士要写个硕士论文吧，论文得有脚注吧，引文得规范吧。你可以随意读哲学书，你说我大致读懂了，可这还不是太够。你要能够把你弄懂的东西写出来，比如写一篇关于海德格尔的论文，这跟聊天侃山不太一样——我读了海德格尔往这儿一坐跟你们侃，我读过你们没读过，当然我说什么是什么，但是，写一篇文章，你要落地，印出来，这东西有案可查的，你每落笔是不是还得小心一点，这里那里还得再查查、再想想。我开头得太晚了，但进了学院，还是要满足学术的最低最低的要求。
我们这一代人，幸或不幸，经历了不少事情。人类的生活形式本来就转变得越来越剧烈了。我的思考从来没有完全地脱离我所身处的这个世界，无论是世界格局的变化，还是我身边人的沉浮生死，就此而言，我作为一个爱思考的也只会思考的人，我觉得还是蛮幸运的。
读研究生那几年，没怎么上过课，但有一个收获，就是结识了不少非常优秀的同代人。比如哲学系的研究生胡平，我们很谈得来，无论是在政治观点上，在问学上，都有很多共同语言。1980年，大学里开展了民选人民代表的活动，涌现出了一批有抱负的品质也相当高的年轻人，好些人都是那个时候认识的。
三年很快过去，写了个硕士论文，注解不规范，论文没通过，后来修改之后，第二年过的，这些不说。毕业后，我留北大，是熊伟他特别希望我留在北大外哲所。我呢，在这些事情上，一向无可无不可的，留就留了。毕业不久，去西安参加一次现代哲学讨论会，结识了赵越胜、徐友渔、苏国勋等一批朋友，他们多数还没毕业，还在读研究生。回到北京以后，这些朋友经常到我家里聚会。那时我已经结婚了，住在黑山扈，在颐和园北边，这间住房本来是一个小学的教室，大概21、22平米，在当时住家里算很大了，把床板立起来之后，能够容纳下二三十个人喝酒聊天。有些是每次都来的，有些，如我的研究生同学岳长岭他们，有时也来。除了漫无边际的议论，年轻人在一起，肯定也想做点事。当时已经开始有了《走向未来》丛书，金观涛他们做的，还有汤一介他们做的国学的研究也是一块。我们这些人，当时主要的兴趣是在西方哲学这一块，也想做点类似的事情。但是，一直到我出国，基本上还停留在议论的阶段，我出国之后，他们在甘阳的主导下办起了“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么一套丛书，还办了个相关杂志。这群人里头，甘阳最有执行力，对学术潮流也最有洞察力。
1983年秋天，11月下旬，我到美国去了。此前，熊先生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认识了一位美国教授，叫做Joseph Kockelmans（约瑟夫·科克尔曼斯），Kockelmans特别迷海德格尔，他听说中国居然有一个年轻人在翻译海德格尔，高兴极了，邀请我到美国去跟他读博士。当时大家都很想出国，给我这机会我就去了，到Penn State（宾州州立大学）投在Kockelmans门下。
到美国后第一件事是要把你的知识从中文转到英文。我原先也读一些英文原著，但主要还是读翻译的东西。到了那里，写paper或者参加讨论，当然都要用英语。我的英语当时还算是比较好的，但还是比较烂，跟现在的年轻人比，完全不能比。那么，提高英文，把哲学史知识什么的转化为能够用英语表达，这个占了一大块时间。
然后是听课。我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没怎么上过课，当时在北大讲的这些课，大多数还是非常老套的，基本上学不到什么东西。这里不同。Penn State虽然不是顶级大学，可也有几个著名教授，Kockelmans是一个，还有Stanley Rosen（斯坦利·罗森），还有Alphonso Lingis（阿尔方索·林格斯），都是在美国很有影响的哲学家。他们开的课对我来说很新，比如罗森讲柏拉图，走的是细读文本的路子，Leo Strauss（列奥·施特劳斯）那个路子，列奥·施特劳斯现在大家都很熟悉了，罗森是他的学生。我们以前讲柏拉图，讲讲理念论啊什么的，他讲柏拉图不是这种讲法，他拿着文本一句一句讲，把希腊的生活、希腊的思想背景连到一起来讲，一个学期可能只讲了几页的那种。柏拉图我读过，但是对我当时来说，这完全是一种新颖的读法。林格斯是做法国哲学的，讲拉康、德里达、福柯，这些对我来说几乎是陌生的名字，他已经研究有年，这些后现代的思想，对我当时来说，显得非常之古怪——我们好容易从我们的那个时代走出来，读了西方正统的哲学，现在这些稀奇古怪的观念突然涌现出来，实在是有点不知所以。因此，这些课程我都蛮感兴趣的。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好像刚刚翻译成英文，同学们就在一起读。
一边有这些事情，一边继续翻译《存在与时间》。到美国前已经翻译了一半，到美国后继续翻译。译好的稿子复印后寄到国内，我的师弟王庆节、王炜提修改意见。从一开始他们就跟我一起讨论译名，讨论一些句子的译法。
到美国一年多，要考Comprehensives了，就是博士资格考。可能大家也知道，美国的博士资格考是个挺严厉的考验。我的博士资格考是在1985年夏天，到美国也就一年半的时间。准备博士资格考这段时间，我主要是读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早就读过一点儿，但就像几乎所有初读维特根斯坦的人一样，一方面几乎是一句也读不懂，另一方面就觉得里面有东西，被他吸引。这次有点儿读懂了，于是更放不下手，也不管它备考不备考了。好在哲学史我本来比较熟，这时候也大致能用英文来表述了。
考过Comprehensives之后，按道理说，应该开始写博士论文了。可这时候，接到国内朋友的请求，要我写一本海德格尔研究。那时候，甘阳他们已经做起了“文化：中国与世界”。你们大概知道，甘阳一直有这个雄心，就是做中国的文化领路人。现在有了“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平台，那是他施展抱负的一个很好的平台。我说甘阳，实际上他当然是跟赵越胜、苏国勋、徐友渔、周国平这些人一起做，不过我相信甘阳是主要的动力，在大方向上他也起主导作用。甘阳他非常有学术眼光，他读书有时候读一读就知其大意，不一定读得很透，但是对大的局面、大的结构，他有一种敏感。这是文化领袖应当具备的一种能力吧。
他们——或者说，我们——我也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的主要编委之一，反正，大家看到，中国引进西学，整个架构是扭曲的。整个脉络好像是从马克思倒述，倒述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然后是康德和费希特、谢林他们。我们都知道费尔巴哈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可是在这样的框架里他成了重要的一环。甘阳他们的一个设想是引进一些被忽视的重要著作，最后能向中国学人整体呈现西学的真实面貌。这事儿主要得靠刚踏上学坛的青年学者来做，把这些青年学者纳入麾下，带领他们崭露头角，同时也将改变中国学界的结构和面貌。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他们寄厚望于《存在与时间》。当时的年轻人能拿出一部有说服力的译作还不多，《存在与时间》的分量又特别重，在二十世纪的思想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本书是我翻译的，但是这本书的出版完全是靠甘阳、王庆节、赵越胜他们的努力。我们今天可能觉得无非就是出本译作而已，但是在当时，大家的观念还比较保守，这样一本重要著作的出版，出版社挺谨慎的。甘阳他们邀请了熊伟、王玖兴、贺麟等一批老学者看译本，座谈，有他们的支持，这本书才印出来。书是1987年年底出版的，正赶上了八十年代的文化热，首印就五万多册，影响非常大。我今天见到谁，他仍然会说，陈老师，我年轻的时候就读你的书，我问哪本书？《存在与时间》。我不得不纠正说，那不是我的书，是海德格尔的。
甘阳他们当时有宏图大略，要整体上建设中国的思想学术，分三步：第一步是翻译一批重要著作，第二步要写出有分量的论述性的著作，第三步，五年、十年以后，要写出我们这代人自己的著作。到那时候，中国学界就有了自己的东西，在我们的指导下成形了。
我个人没有领袖群伦的雄心，但是朋友们做，当然我也会支持。于是就开始写《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全面阐论一位重头的哲学家，写得不是太偏太离谱，当时，我们这代学人里面，现成的也不多。相对来说，我算积累得比较厚的，所处的环境也有优势，我在美国，海德格尔的书，论海德格尔的书，都能找到。我们的编委会对这本书可说寄予厚望，希望它能为“文化：中国与世界”的第二阶段开个好局。
我就这样开始写《海德格哲学概论》。从1986年夏末开始写，1988年春天完成，写了将近两年。写这本书，对我在美国的学业安排来说挺不利的。我是在写博士论文的阶段，而这种概论性质的书当然不适合作为博士论文。写这个《海德格尔哲学概论》耽误了博士论文的写作。不过，当时没把一个人自己的学术道路看得那么重，大家还把它当作一个多多少少共同的事业在做。
顺便说说这本书的命运。1988年写成之后，寄到国内，他们就开始排版校订，结果赶上了咱们1989年，一时间想不到出书的事儿，事过之后，你们知道，这书也不能出了。当时比较可怜，没有那么多电子件什么的，一份复印件在出版社，自己手里有一份手写的稿子，可搬来搬去，走南闯北，稿子也没了。谁都没这书了。一直到我1993年回国之后，三联哪位编辑见到这么一个稿子，有这么个叫陈嘉映的人写了这么本书，拿出来请他们信得过的学者看，那位学者看了说书很好呀，应该出。时隔六年之后，书出版了。
完成《海德格哲学概论》之后，我是断然不打算论文写海德格尔了。I was fed up with him，够了。我去找我的导师Kockelmans，说我要换一个题目来写，我说了，Kockelmans迷海德格尔，他把我弄到美国，为的是要培养海德格尔一系的苗子。他听了这个话，唯一的一次对我发脾气了。发脾气之后，当然，后来就过去了，他是个非常老派的善良的gentleman，他说我不拦着你，但是你不做海德格尔，我就没有办法带你了，你要另找一个导师。
我想写语言哲学方面的论文，可是我们系没有哪位教授做这方面。我就去找林格斯。林格斯是个很开明的教授，他说我来带，你不就需要一个导师吗？最后我的博士论文导师是林格斯。我跟林格斯很熟，常在一起玩，聊得比较多。他不大把我当作一个博士生，更多把我当作一个青年哲学工作者来看待。他不怎么指导我，他本来也不是做这方面的，是做后现代的，但他读书超多，这个领域他了解的不少，给我推荐了一些书去读。
这时候，1988年夏天，我母亲诊断出胃癌，我就回国来陪母亲，一直待到1989年5月份，我的签证要过期了，我才回的美国。1989年的事情，我大半在国内经历了。在国内的大半年里，读了不少材料，一回美国就想赶紧完成博士论文。我觉得读博士的时间有点偏长了，急于想结束学业。匆匆忙忙的，几个月，把论文写完了。结果，一读没通过，像我的硕士论文一样，也是隔了一年之后经过修改才通过的。论文的确写得不好，前面说到，我在读博期间，译完了《存在与时间》，写了本《海德格尔哲学概论》，用在准备论文上的时间太少，用英语写作我也费劲。但我当时实在无心恋战，一心想把这个博士论文交差，交了之后，不管是不是拿到Ph.D，该去做别的事情了。不过，几位答辩导师认为论文通过是没问题的，只有一个，the Second Reader，Lachterman，他投了否决票，其他几位导师说你就按他建议的改一改，他说要改，你也改了，就完了。我做了不多的修改，几个月后再次答辩，就通过了。
常有人问我是怎么从海德格尔转向维特根斯坦或者转向分析哲学的。在我自己看，几乎没有这样的一个转向。我一开始读海德格尔，也没有准备去做海德格尔的学术，像我的导师Kockelmans那样，以海德格尔哲学为归宿。我只是觉得他的思想博大精深，有感召力，我可以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很多东西。我学无专攻，并没有特别想做哪个流派的哲学，我也从来没有自称是现象学学者或者分析哲学家，我就是对一般的哲学问题感兴趣。我已经说到了，我花好多年读海德格尔，这本身有点偶然，至少不是一开始我有这样的学术计划。我在北大外哲所精读海德格尔，是因为我在跟熊先生读研究生，精读细读，深受吸引，就读进去了。既然读他，何不好好读？不仅如此，学院环境也要求你在一个阶段里比较集中攻读某个哲学家——你得拿出“研究成果”，至少要把硕士论文写出来吧。接下来翻译《存在与时间》，再接下来写本讲海德格尔的书，那就得继续读海德格尔。那可不就越读越多。不夸张，我是把海德格尔当时出版的所有的著作都读了，论述海德格尔的二手著作不敢说都读了，但是都翻过吧，重要章节还都是读了一下，大概是这么一个工作量吧。读懂海德格尔也的确得花个几年时间。一来二去，差不多十年，一直到1988年，反复读海德格尔，成了半个海德格尔专家。这之前和这之间，我自己有很多想法，我觉得跟海德格尔的很多想法相通，读海德格尔颇有助于我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成形。对我来说，我就只想弄清楚一些问题，至于读谁，通过谁去弄清楚它，一开始在你读之前，不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但是你一旦读进去之后，你难免就会深深地受到这些思想家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你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一个路径。
要不是这些工作，我想我不会读海德格尔一读就读十年。我个人是觉得人生有限，还有那么多好东西要学呢，黑格尔、康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人生没那么多个十年。我以前读鲁迅，鲁迅全集，也许加在一起也没超过一两年。
虽然攻读海德格尔对我很重要，但我没想要成为海德格尔专家，没想着一辈子研究海德格尔，或别的谁。一旦把《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写完，我就赶紧去干点我好几年想做而没来得及做的事情，尤其是读维特根斯坦。可以说，这个愿望一再推迟。维特根斯坦我早就很想精读，但像上面说的，我的实际工作进程没给我留下大块的时间，现在有了点儿空闲，我就去攻读维特根斯坦。要读维特根斯坦，必定要读一点儿一般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这样就显得是在学术志趣上有个转变。别人也许觉得我有个转变，我自己不这么看，不觉得那是学术志趣的转变，我本来也没有什么学术规划，只是跟着问题走。我的思考发生过哪些变化，这个我自己不大知道，应该是别人看得更清楚。我自己一直追索自己的问题，“一条道走到黑”，但别人也许会判断说我的想法变了，内容、重心、方式发生了变化什么的。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读得多，因为他们对我最有吸引力。在读海德格尔的时候，读维特根斯坦的时候，有很深的共鸣，能够更真切地感知到他们的思想内容。斗胆说一句吧，跟他们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自己的思想在跟他们对话中展开。我也会说，这两位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不过这个见仁见智。而且，谁更重要，这事儿本身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学到了些什么。
总之，对我自己来说，无所谓从海德格尔转向分析哲学。要说转变，思想的总体倾向倒是有转变。是什么呢？简单说，是走出普遍主义。我一开始读哲学，是读黑格尔，后来一直读到柏拉图，不管读得深浅，但是大致是在这样一个思想框架和精神框架下思考的。简单说，有一套终极的真理或者唯一的理念，其他的都是这样的一个一的分殊。可以说是普遍主义的或绝对主义的。后来我渐渐离开了这种普遍主义。我不知道这个转变是啥时候发生的，也说不上是在哪一位的影响下发生了这种转变。1975年之后，我读杜威、威廉·詹姆士，读罗素，后来读海德格尔，读维特根斯坦，渐渐地，离开了唯一真理的想法。有不同的道，从前有不同的道，现在有不同的道，将来还有不同的道。重要的问题不是找到唯一的道，而是这些不同的道之间怎样呼应，怎样交流，怎样斗争。你要是坚持说，哲学要的就是唯一的真理体系，那我不得不说，哲学已经死了。不是我说的，二十世纪好多哲学家这么说，比如海德格尔，他晚年有篇文章就叫做《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
我认为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到德国古典哲学，一直到马克思，普遍主义是主流，我认为到尼采之后，到这个世纪比较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像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开始松动真理唯一性的传统。这样的思想家也许仍然是少数，但这第二类思想已经有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当然了，这种思想资源远远超出二十世纪，你可以一直回溯到古希腊——这个思想资源一直在那里，但它不是主流。
海德格尔说，永恒真理是基督教思想的残余，我们也蛮可以这样说唯一真理体系的观念。年轻时读观念史，都说比起多神论，一神论是一种进步，后来我越来越不明白了，一神论在什么意义上是种进步？近世以来，唯一真理的观念又有科学真理观的影响。科学追求唯一的真理，而人们由此认为，要么只有科学能提供真理，要么其他真理也都像科学真理那样是唯一的。这两种主张我都不同意。
我从普遍主义转开，这可能跟我的政治思想也有点儿联系，在政治观上，我也不再信从唯一真理。我年轻时候对专制政体深恶痛绝，对民主宪政无限憧憬，认为民主宪政就是人类的目标——无论要经历多少艰难困苦、挫折和倒退，人类社会最后要归于民主宪政。但八十年代之后，我不再认为历史有一个必然的目标。我个人始终向往民主宪政，进入近代以来，我看不到什么别的政治体制能够比民主宪政制度更优越，想不出如果没有民主宪政，近代世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民主宪政带来的远远不止于经济增长上的成就，还有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还有人与人的关系的成就。就此而言，我的想法没什么改变。但我不再认为无论哪个国家，无论处境如何，都应该采纳这种制度。民主宪政是不是人类政治制度的最后归宿，我也不那么肯定了。民主宪政制度是十六七世纪以来在西方生长起来的，那时候，西方开始主导整个世界的走向，二战之后形成的世界格局大致和平繁荣。但这个格局我个人认为正在扭转当中，由西方主导世界的局面将一去不再复返。这个转折是全方位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一国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一半。苏联解体的时候，自由主义似乎完胜，福山甚至认为历史已经终结。这简直成了笑话，看看这二三十年以来世界的政治经济变化吧，民主宪政制度还说不上在衰败，但它的生命力远不像从前那么强大了。会不会有另外的制度更适合新的社会状况？会不会有一种新的政治形式或多种政治形式代替民主宪政，成为将来的主流，或者干脆就没有主流，这些可能性我现在觉得都是有的。这些可能性也许来，也许不来，我不知道。
我说代替，并不是说新的可能性一定更好。我不是进步论者。适应性不一定是好的，适应性在一个意义上当然是好的，但在另一个意义上不一定是好的，蟑螂比熊猫更适应地球的环境。你要是站在公元前后的罗马展望此后的一千年，你不见得会为将来欢欣鼓舞，你倒可能感到挺焦虑的。
我倒也不是悲观绝望。乐观和悲观，其实都跟长程历史没多大关系。这也是我的想法的一个转变。刚才说到，我们一代人的抱负，总跟社会有关，跟政治有关，希望能够对社会有益处，最后实实在在改变这个社会，使这个社会向我们所认为更可欲的方向发展。刚才也讲到，最初，我会认为社会的发展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就像黑格尔或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无论什么道路，逐渐会归聚汇到这样的一个目标上来。我们个人的追求要跟历史的发展相应，历史会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个人就往这个方向去推动历史的发展。但是，后面，八十年代之后，我的想法不同了，大概意思是说，历史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历史会沿着意想不到的道路去发展。历史的远景我们看不清楚。技术发展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社会变化，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它们的影响，你们年轻人比我感知的多。历史的远景我们看不清楚，不必投入太多的情绪。
实际上，小到个人的一生，大到世界的历程，不一直是这样吗？让我们憧憬，让我们焦虑，让我们的一些希望失望了，让我们的一些恐惧成真了，也让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美好事物产生了。我觉得我们的行动，我们做什么，我们怎么做，不能够过多依赖我们对世界大势的判断，这些判断几乎从来都是错的——大势的走向倒不一定跟我们判断的相反，但世界总是提供了很多我们事先没想到的可能性。
从前，我可能倾向于把自己的政治理想投射成人类发展的方向，现在，我不是这样来思考政治和历史。没有像柏拉图理念那样的一种政治理想，更需要了解的是实际的历史进程，我们眼下的实际社会状况。我们并不是看到了历史的最终走向，把所有的努力归拢到一起来促进历史发展——即使真有这么个走向，它还可能是我不喜欢的走向呢。引用长程历史走向来为政治行为作证都是伪证，几十年里发生的事情就够我们用来做判断了。我有时候会跟周濂交换这方面的看法，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要说不同之处，可以说，周濂更多关注政治哲学、政治理念，我更多关注政治史和实际的历史吧。
但这样一来，个人跟历史还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说的是长程历史，那我干脆说，没谁能看清他跟历史发展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要做的事情过多地跟历史的大趋势联系在一起。我们要把我们做的事情拉近到你大致看得明白的地方来——你知道这是好的，你不知道它终极是好的。你知道它是好的，你知道这是你应该做的。它不是什么千秋功业，但它是实实在在的思考和行动。
我希望我这么说不是完全胡言乱语。我针对的是过去的那种历史观，把我们个人的所作所为融入到那种整体的历史发展中去。历史往哪里发展，一千年后的事，我们真的不知道，但眼下有些可能性，我们能看到一点儿，我们就我们所能看到的去做一点儿。我们的认知十分有限，我们努力放开自己的视野，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太远的远景是什么样子的。历史也许有些大趋势，例如，技术越来越发达，成指数进步。例如，近几个世纪，整个世界向平民化发展。但这跟你要做什么没啥关系。我想说，不管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你的历史观点是什么，更多的从那种大的历史观拉回来，拉到一个你比较有把握的认知中，以此来塑造和调节你个人的生活和事业。
这并不是说，历史就这样发生了。如果历史就这样发生了，我们还去阅读和研究历史干吗？最多只是满足好奇心而已。我们读历史，因为历史拓宽了我们看待现实的视野。我们读千年的历史，并不是为了看清历史的总体走向。在人类的整体发展中给自己找个位置，这只能是幻觉。历史教给我们更具体而微的东西，让我们更真切地了解我们自己的处境。
我是1993年回国的，那时候，中国的文科衰落到了底点，大家都知道的。哲学系招生，门庭冷落，回想恢复高考那几年，很多精英青年争着进哲学系，那几年招收的哲学生里，后来出了不少人物。当时文科特别悲观，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我个人倒觉得事情不会一直这样下去，文化热是过去了，但中国那么大，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话本来是骂世的，但你也可以反过来说这句话，那么多人，哪怕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还是会有好多人热心哲学。
实际上，我回国的时候，已经开始了思想上一个小小的小阳春，很多人出国了，散到商界去了，但还是有些人，人还在，心不死。朋友们又在想办法办杂志，努力恢复一点儿八十年代的那种思想气氛。朱正琳、梁晓燕他们在办《东方》杂志，找我写文章。过去的写手不少人流落国外，或者转行做别的去了，新的写手还没长成。那几年我写了一些小文章，还写书评什么的，写得比后来多，后来写的更像学术性的。我大概不是那么要成为作家，更爱做点儿钻研，一个问题想好多年那种，主要是写笔记，不是写文章。
回国不久，王炜张罗我回北大教书。讲讲海德格尔，讲讲维特根斯坦，讲讲语言哲学。有些学生常来听课，张华、周濂、陈岸瑛、陆丁、刘畅、李旭……他们小我二十岁，但在一起蛮谈得来，亦学生亦友。
后面没什么可讲的了，就是教书，读书，写点儿东西。我曾经说，中年以前人有故事，中年以后就是干活。华师大的郁振华读过我的不少东西，独独对这句话印象最为深刻。人到中年，要做的是一项一项地干活。九十年代，前面说了，先把《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出版了，在系里领了个任务，写了本《语言哲学》。讲维特根斯坦的时候，顺便把《哲学研究》译出来了。接着出了一本《哲学·科学·常识》。后来又出了几本书，《说理》《何为良好生活》，还有什么。
这些书，有人说这本比较专业，那本比较通俗，也许是这样，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区别不大，都是有一些让我自己困惑的问题，经年累月思考，自觉有了比较连贯的思路，就写出来了。这跟报章杂志上的文章不一样，你不仅需要这里那里有一点心得，你要能够把这些想法联系到一起，这就要求你对一个问题或一套问题沉浸较长时间，系统阅读，长期思考。刚才说到，这些多半是概念层面上的困惑，何为正义，何为美，何为知识，何为生，何为死。大多数人在这个层面上思考得少一点。
比较起讨论热点问题，我更偏向于这种坐冷板凳的活计。朋友们在做更重要的事情，从商的，从政的，做媒体的，各种事情。很多重要的事情在发生，重要的事情需要人去做，但坐冷板凳的事好像也需要人来做。做这种事情，碰巧我还算适合，我比较坐得住，而且我碰巧就已经在做着了。坐冷板凳的人还有一些，有的人在做近代史，像杨奎松、沈志华，有的人在做考古，像李零做古文献。这些人做的工作我佩服得不得了，他们的书我特别喜欢，他们的书我说不定全读过。我做的这一块，我没有见到很多人在做，我碰巧做这一块，为什么不好好去做呢？
我算相对认真的，但这些书每一本都写得不太好，每一本，刚写成就觉得应该重新写过，比如说《语言哲学》，我一直想改写，后来终于从头到尾改写了。也许每一本都不该急着出版，还不够成熟就出版，有种种原因，从我自己这方面说，一个题目，一时也就做到这里了，想放下，想把在另一个领域里的思考整理出来。这些不同领域有内在理路上的联系，比如说，语言领域的工作，哪些属于思辨，哪些是要去实证的，这背后是哲学和科学分野的大问题。再比如，思考伦理问题，人生问题，这些思考有真理性吗？抑或你只不过是把你所钟爱的一些价值用似是而非的论证来作装饰？这就要去考虑说理和论证的一般性质。你是在说理呢抑或各自在为自己的价值观鼓呼？一个问题引向另一个问题，我在一个领域工作一段时间，放下了，又到下一个领域做一点儿。那些领域还没有人去做，荒芜着，或者，做了，但做得相当差，比我还差很多，甚至完全不得要领，我坦率说是这样。所以，虽然我对自己做的工作从来都不满意，但我也没有觉得那么后悔，我早就知道一个人的能力很有限，能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大概也只能做成这个样子。说起来一晃也差不多二十年了吧。
我的基本看法是，关于人生社会问题的思考，跟科学的思考有根本的不同。科学的思考在一个很简单的意义上是有真理性的。一道数学题，最简单地说，我们承认有一个标准答案或者类似标准的答案，关于人生问题，社会的问题，对我来说很显然，没有一套标准答案。另一方面，并不因为没有一套标准答案，这里就完全没有真理性，而无非是我喜欢这样你喜欢那样，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就完了。这里仍然有实质性的讨论、对话、争论，我们可能实质性地被说服，获得更富真理性的见地。要把这里的真理性说清楚，殊非易事。一条思考路径是，去弄清科学如何成其为科学的，它为什么会得到它所得到的那类真理，弄清了这个，你岂不就明白了人生问题的思考为什么不能够达到那种真理性，以及为什么不应该达到？岂不就对怎样去思考人生社会问题有个更牢靠的自我意识？我写了几本书，大致是在这个思想框架下写的。
哲学思考并不会提供终极答案，这一点，有些人听来觉得怪绝望的，但不一定，有点儿像维特根斯坦说的，他说哲学问题是这样一些问题，是些你随时可以把它放下的问题。至少到我这把年纪，我没那么勉强自己，能做点最好，因为我喜欢工作，不工作就觉得没好好过日子。但是，做不动了或做不好了，我就不做，我跟我的学生说，等到什么时候我在课堂上像一些老先生那样，不断重复自己过去讲过的，说上一遍又一遍，我说你们如果真爱你们的老师，你们就要好好告诉他，您该好好回家吃点喝点，过你的日子。油干灯尽，啥都不做了，我觉得fine。年轻人接着做，用新的方式来做。
眼下说，我还会接着走一段，但大概不会沿用从前那种工作方式了。写一本书，把你在一个领域的思想整理出来，曾经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方式。我现在对这种方式抱有很深的怀疑，时代变了，传播和交流的方式变了。我不知道下面还会怎么做，大概不会是再写一本书，比如政治哲学方面的书，可能更愿意就一本别人的书，做comments（评述）来阐述我在政治哲学方面的一些思考。我读过一本书，这本书不太流行，叫做《弑君者》，判查理一世死刑的那个律师约翰·库克的传记。读那本书我挺有感觉的，你可以从中看到在中国和西方这两种不同政治传统中，碰到这种政治危机时刻，这种重大的历史转变时刻，人们的不同的思考方式，不同的反应。要是沿着这样一个事件去讲中西方政治思考和政治处理方式的不同，比起在政治哲学层面上来讲中西政治哲学差异，我觉得更落实得多。
这就到了最后了，来说说你们要我说的，对年轻人说几句话，提点儿希望什么的。说的是打算从事哲学的年轻人吧？我刚才提到哲学已死这话，愿意做哲学的年轻人听来，这怪丧气的。我个人理解，哲学的终结大概是这个意思——哲学是求真的思考，目标是无所不包的唯一的真理体系。简单说，两个方面，一个是真理性，一个是唯一性。很多人，包括我，不再接受真理的唯一性。非把两者连在一起，有些人就干脆放弃了真理性。我的想法不是这样，我认为，一方面要放弃唯一性，另一方面要坚持真理性。这是有点儿难的，但难的才有意思。
放弃唯一真理这个想法，并不是要引来粗俗的相对主义结论。尼采提倡“视角观”，用后来的话说，他不接受上帝之眼。各有各的视角，这的确可以导致相对主义，但相对主义是绝对主义的一种变体，把自己的视角视作无法调整的。其实，我们在对话中时时都在调整自己的视角。能对话就不是相对主义。我一直说，我们不能靠把一切都归拢到一个绝对的观点之下来克服相对主义，真能消除相对主义的，相反是这样一种东西：你要深入到自身之中，了解你真正相信的是什么。你实实在在相信一些什么，你为自己相信的东西做点儿什么。这时候，你的信念和行动是实实在在的。但并不因此，此外的一切都是虚幻的虚假的。跟你不同的人，跟你冲突的人，他有他的实在。在具体的思考和行动中跟其他的生活理想对话、互动。是的，他有虚假的虚幻的东西，因此你要与他一争，但这个过程是双方的，你也有你的虚假和虚幻，你也要在这种争执中变得越来越实在。
如果我想的对头，那么，可做的事情还多得很。叫不叫它哲学？哲学死了也没有什么关系，思想还远远不会死。愿意思考的年轻人，一代一代都会涌现。跟我们相比，年轻人有优势。单说外语，他们明显比我们这代人强很多。他们受到更正规的学术训练。但我希望他们不要把眼光拘囿在学院范围之内，要把学术上的问题跟他自己人生的问题，跟他时代的问题连到一起。即使说到表述方式，也不要完全限制在学院论文体上。实际上，我很怀疑像从前那样做哲学还有多大意义，需要更诚实地面对我们的真实处境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