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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居正管事的前十年，万历既不能执政，也不能管事，甚至喝酒胡闹都不行，但他还有一项基本的权利——娶老婆。
万历六年（1578），经李太后挑选，张居正认可，十四岁的万历娶了老婆，并册立为皇后。
不过对万历而言，这不是个太愉快的事情，因为这个老婆是指认的，什么偶然邂逅、自由恋爱都谈不上，某月某天，突然拉来一女的，无须吃饭看电影，就开始办手续，经过无数道烦琐程序仪式，然后正式宣告，从今以后，她就是你的老婆了。
包办婚姻，纯粹的包办婚姻。
虽然是凑合婚姻，但万历的运气还不错，因为他的这个老婆相当凑合。
万历皇后王氏，浙江人，属传统贤妻型，而且为人乖巧，定位明确，善于关键时刻抓关键人，进宫后皇帝都没怎么搭理，先一心一意服侍皇帝他妈，早请示、晚汇报，把老太太伺候好了，婆媳问题也就解决了。
此外，她还是皇帝的办公室主任，由于后来万历不上朝，喜欢在家里办公，公文经常堆得到处都是，她都会不动声色地加以整理，一旦万历找不着了，她能够立即说出公文放在何处，何时、由何人送入。在生活上，她对皇帝大人也是关怀备至，是优秀的秘书、老婆两用型人才。
这是一个似乎无可挑剔的老婆，除了一个方面——她生不出儿子。
古人有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虽说家里有一堆儿子，最后被丢到街上的也不在少数，但既然是古人云，大家就只好人云亦云，生不出儿子，皇后也是白搭。于是万历九年（1581）的时候，在李太后的授意下，万历下达旨意：命令各地选取女子，以备挑选。
其实算起来，万历六年（1578）两人结婚的时候，万历只有十四岁，到万历九年（1581）的时候，也才十七岁，连枪毙都没有资格，就逼着要儿子，似乎有点儿不地道。但这是一般人的观念，皇帝不是一般人，观念自然也要超前，生儿子似乎也得比一般人急。
但旨意传下去，被张居正挡了回来，并且表示，此令绝不可行。
不要误会，张先生的意思并非考虑民间疾苦，不可行，是行不通。
到底是首辅大人老谋深算，据说他刚看到这道旨意，便下断言：如按此令下达，决然无人可挑。
俗话说，一入侯门深似海，何况是宫门，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送进去，就好比黄金周的旅游景点，丢进人堆就找不着了，谁也不乐意。那些出身名门、长相漂亮的自然不来，万一拉上来的都是些歪瓜裂枣，恶心了皇帝大人，这个黑锅谁来背？
可是皇帝不能不生儿子，不能不找老婆，既要保证数量，也要确保质量，毕竟你要皇帝大人将就将就，似乎也是勉为其难。
事情很难办，但在张居正大人的手中，就没有办不了的事，他脑筋一转，加了几个字：原文是“挑选入宫”，大笔一挥，变成了“挑选入宫，册封嫔妃”。
事情就这么解决了，因为说到底，入不入宫，也是个成本问题。万一进了宫啥也混不上，几十年没人管，实在不太值。在入宫前标明待遇，肯定级别，给人家个底线，自然就都来了。
这就是水平。
但连张居正都没想到，他苦心琢磨的这招，竟然还是没用上。
因为万历自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就在挑选嫔妃的圣旨下达后，一天，万历闲来无事，去给李太后请安。完事后，准备洗把脸，就叫人打盆水来。
水端来了，万历一边洗着手，一边四处打量，打量来，打量去，就打量上了这个端脸盆的宫女。
换在平常，这类人万历是一眼都不看的，现在不但看了，而且还越看越顺眼，顺眼了，就开始搭讪。
就搭讪的方式而言，皇帝和街头小痞子是没什么区别的，无非是你贵姓，哪里人，等等。但差异在于，小痞子搭完话，该干吗还干吗，皇帝就不同了。
几句话搭下来，万历感觉不错，于是乎头脑一热，就幸了。
皇帝非凡人，所以幸了之后的反应也不同于凡人，不用说什么一时冲动之类的话，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不过，万历还算厚道，临走时，赏赐她一副首饰。这倒也未必是他有多大觉悟，而是宫里的规定：但凡临幸，必赐礼物。
因为遵守这个规定，他后悔了很多年。
就万历而言，这是一件小事，皇帝嘛，幸了就幸了，感情是谈不上的，事实上，此人姓甚名谁，他都未必记得。
这个宫女姓王，他很快就将牢牢记住。因为在不久之后，王宫女意外地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万历那里，他非但不高兴，反而对此守口如瓶，绝口不提。
因为王宫女地位低，且并非什么沉鱼落雁之类的人物，一时兴起而已，万历不打算认这账，能拖多久是多久。
但这位仁兄明显打错了算盘，上朝可以拖，政务可以拖，怀孕拖到最后，是要出人命的。
随着王宫女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知道这件事的人也一天天多起来，最后，太后知道了。
于是，她叫来了万历，向他询问此事。
万历的答复是沉默，他沉默的样子，很有几分流氓的风采。
然而，李太后对付此类人物，一向颇有心得，当年如高拱、张居正之类的老手都应付过去了，刚入行的新流氓万历自然不在话下。既然不说话，就接着问。
装哑巴是行不通了，万历随口打哈哈，就说没印象了，打算死不认账。
万历之所以有恃无恐，是因为这种事一般都是你知我知，现场没有证人，即使有证人，也不敢出来（偷窥皇帝，是要命的）。
他这种穿上裤子就不认人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李太后，于是，她找来了证人。
这个证人的名字，叫“内起居注”。
在古代文书中，起居注是皇帝日常言行的记录，比如今天干了多少活，去了多少地方，是第一手的史料来源。
但起居注记载的，只是皇帝的外在工作情况，是大家都能看见的，而大家看不见的那部分，就是内起居注。
内起居注记载的，是皇帝在后宫中的生活情况，比如去到哪里，和谁见面，干了些什么。当然，鉴于场所及皇帝工作内容的特殊性，其实际记录者不是史官，而是太监。所谓外表很天真，内心很暴力，只要翻一翻内外两本起居注，基本都能搞清楚。
由于具有生理优势，太监可以出入后宫，干这类事情也方便得多，皇帝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当然，不宜太近），皇帝进去开始工作，太监在外面等着，等皇帝出来，就开始记录：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来到某后妃处，某时进，某时出，特此记录，存入档案。
皇帝工作，太监记录，这是后宫的优良传统。事实证明，这一规定是极其有效，且合理的。
因为后宫人太多，皇帝也不记数，如王宫女这样的邂逅，可谓比比皆是。实际上，皇帝乱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乱搞之后的结果。
如果宫女或后妃恰好怀孕，生下了孩子，这就是龙种，要是儿子，没准就是下一任皇帝，万一到时没有原始记录，对不上号，那就麻烦了。
所以记录工作十分重要。
但这项工作，还有一个漏洞，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只有皇帝、太监、后妃（宫女）三人在场，事后一旦有了孩子，后妃自然一口咬定，是皇帝干的，而皇帝一般都不记得是不是自己干的。
最终的确定证据，就是太监的记录。但问题在于，太监也是人，也可能被人收买，如果后妃玩花样，或是皇帝不认账，太监就没有公信力。
所以宫中规定，皇帝工作完毕，要送给当事人一件物品，而这件物品，就是证据。
李太后拿出了内起居注，翻到了那一页，交给了万历。
一切就此真相大白，万历只能低头认账。
万历十年（1582），上车补票的程序完成，王宫女的地位终于得到了确认，她挺着大肚子，接受了恭妃的封号。
两个月后，她不负众望，生下了一个儿子，是为万历长子，取名朱常洛。
消息传来，举国欢腾，老太太高兴，大臣们也高兴，唯一不高兴的，就是万历。
因为他对这位恭妃，并没有太多的感情，对这个意外出生的儿子，自然也谈不上喜欢。更何况，此时他已经有了德妃。
德妃，就是后世俗称的郑贵妃，北京大兴人，万历元年（1573）进宫，颇得皇帝喜爱。
在后来的许多记载中，这位郑贵妃被描述成一个相貌妖艳、阴狠毒辣的女人，但在我看来，相貌妖艳还有可能，阴狠毒辣实在谈不上。在此后几十年的后宫斗争中，此人手段之拙劣，脑筋之愚蠢，反应之迟钝，实在令人发指。
综合史料分析，其智商水平，也就能到菜市场骂个街而已。
可是万历偏偏就喜欢这个女人，经常前去留宿，而郑妃的肚子也相当争气，万历十一年（1583）生了个女儿，虽然不能接班，但万历很高兴，竟然破格提拔，把她升为了贵妃。
这是一个不祥的先兆，因为在后宫中，贵妃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妃嫔，包括生了儿子的恭妃。
而这位郑贵妃的个人素养也实在很成问题，当上了后妃领导后，除了皇后，谁都瞧不上，特别是恭妃，经常被她称作老太婆。横行宫中，专横跋扈，十分好斗。
难能可贵的是，贵妃同志不但特别能战斗，还特别能生。万历十四年（1586），她终于生下了儿子，取名朱常洵。
这位朱常洵，就是后来的福王。按郑贵妃的想法，有万历当靠山，这孩子生出来，就是当皇帝的，但她做梦也想不到，几十年后，自己这个宝贝儿子会死在屠刀之下，挥刀的人，名叫李自成。
但在当时，这个孩子的出生，确实让万历欣喜异常。他本来就不喜欢长子朱常洛，打算换人，现在替补来了，怎能不高兴？
然而，他很快就将发现，皇帝说话，不一定算数。
吸取了以往一百多年里，自己的祖辈与言官大臣斗争的丰富经验，万历没敢过早暴露目标，绝口不提换人的事，只是静静地等待时机成熟，再把生米煮成熟饭。
可还没等米下锅，人家就打上门来了，而且还不是言官。
万历十四年三月，内阁首辅申时行上奏：望陛下早立太子，以定国家之大计，固千秋之基业。
老狐狸就是老狐狸，自从郑贵妃生下朱常洵，申时行就意识到了隐藏的危险，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学生想干什么。
凭借多年的政治经验，他也很清楚，如果这么干了，迎面而来的，必定是史无前例的惊涛骇浪。从此，朝廷将永无宁日。
于是他立即上疏，希望万历早立长子，言下之意是，我知道你想干吗，但这事不能干，你趁早断了这念头，早点儿洗了睡吧。
其实申时行的本意，倒不是要干涉皇帝的私生活：立谁都好，又不是我儿子，与我何干？之所以提早打预防针，实在是出于好心，告诉你这事干不成，早点儿收手，免得到时受苦。
可是他的好学生似乎打定主意，一定要吃苦，收到奏疏，只回复了一句话：
“长子年纪还小，再等个几年吧。”
学生如此不开窍，申时行只得叹息一声，扬长而去。
但这一次，申老师错了，他低估了对方的智商。事实上，万历十分清楚这封奏疏的隐含意义。只是在他看来，皇帝毕竟是皇帝，大臣毕竟是大臣，能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此即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但一般说来，没事上山找老虎玩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打猎，一种是自尽。
话虽如此，万历倒也不打无把握之仗，在正式亮出匕首之前，他决定玩一个花招。
万历十四年三月，万历突然下达谕旨：郑贵妃劳苦功高，升任皇贵妃。
消息传来，真是粪坑里丢炸弹，分量十足，朝廷上下议论纷纷，群情激愤。
因为在后宫中，皇贵妃仅次于皇后，算第二把手，且历朝历代，能获此殊荣者少之又少（生下独子或在后宫服务多年）。
按照这个标准，郑贵妃是没戏的。因为她入宫不长，且皇帝之前已有长子，没啥突出贡献，无论怎么算都轮不到她。
万历突然来这一招，真可谓是煞费苦心，首先可以借此提高郑贵妃的地位，子以母贵，母亲是皇贵妃，儿子的名分也好办。其次还能借机试探群臣的反应，今天我提拔孩子他妈，你们同意了，后天我就敢提拔孩子，咱们慢慢来。
算盘打得很好，可惜只是掩耳盗铃。
要知道，在朝廷里混事的这帮人，个个都不简单：老百姓家的孩子，辛辛苦苦读几十年书，考得死去活来，进了朝廷，再被踩个七荤八素，这才修成正果。生肖都是属狐狸的，嗅觉极其灵敏，擅长见风使舵、无事生非，皇帝玩的这点儿小把戏，在他们面前也就是个笑话，傻子才看不出来。
更为难得的是，明朝的大臣们不但看得出来，还豁得出去，第一个出头的，是户部给事中姜应麟。
相对而言，这位仁兄还算文明，不说粗话，也不骂人，摆事实、讲道理：
“皇帝陛下，听说您要封郑妃为皇贵妃，我认为这是不妥的。恭妃先生皇长子，郑妃生皇三子（中间还有一个，夭折了），先来后到，恭妃应该先封。如果您主意已定，一定要封，也应该先封恭妃为贵妃，再封郑妃皇贵妃，这样才算合适。
“此外，我还认为，陛下应该尽早立皇长子为太子，这样天下方才能安定。”
万历再一次愤怒了。这可以理解，苦思冥想几天，好不容易想出个绝招，自以为得意，没想到人家不买账，还一言点破自己的真实意图，实在太伤自尊。
为挽回面子，他随即下令，将姜应麟免职外放。
好戏就此开场，一天后，吏部员外郎沈璟上疏，支持姜应麟，万历二话不说，撤了他的职。几天后，吏部给事中杨廷相上疏，支持姜应麟、沈璟，万历对其撤职处理。又几天后，刑部主事孙如法上疏，支持姜应麟、沈璟、杨廷相，万历同志不厌其烦，下令将其撤职发配。
在这场斗争中，明朝大臣们表现出了无畏的战斗精神，不怕降级，不怕撤职，不怕发配，个顶个地扛着炸药包往上冲，前仆后继，人越闹越多，事越闹越大，中央的官不够用了，地方官也上疏凑热闹，搞得一塌糊涂，乌烟瘴气。
然而，事情终究还是办成了，虽然无数人反对，无数人骂仗，郑贵妃还是变成了郑皇贵妃。
争得天翻地覆，该办的事还是办了，万历十四年三月，郑贵妃正式册封。
这件事情的成功解决给万历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自己想办的事情，是能够办成的。
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判断。
然而此后，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万历确实消停了——整整消停了四年多，当然，不闹事，不代表不挨骂。事实上，在这四年里，言官们非常尽责，他们找到了新的突破口——皇帝不上朝，并以此为契机，在雒于仁等模范先锋的带领下，继续奋勇前进。
但总体而言，小事不断，大事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依旧。
直到这历史性的一天：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
解决雒于仁事件后，申时行再次揭开了盖子：
“臣等更有一事奏请。”
“皇长子今年已经九岁，朝廷内外都认为应册立为太子，希望陛下早日决定。”
在万历看来，这件事比雒于仁的酒色财气疏更头疼，于是他接过了申时行刚刚用过的铁锹，接着和稀泥：
“这个我自然知道。我没有嫡子（皇后的儿子），长幼有序，其实郑贵妃也多次让我册立长子，但现在长子年纪还小，身体也弱，等他身体强壮些后，我才放心啊。”
这段话说得很有水平，按照语文学来分析，大致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先说自己没有嫡子，是说我只能立长子，然后又讲长幼有序，是说我不会插队，但说来说去，就是不说要立谁。接着又把郑贵妃扯出来，搞此地无银三百两。
最后语气一转，得出结论：虽然我只能立长子、不会插队，老婆也没有干涉此事，但考虑到儿子太小，身体太差，暂时还是别立了吧。
这招糊弄别人可能还行，对付申时行就有点儿滑稽了，和了几十年稀泥，哪排得上你小子？
于是申先生将计就计，说了这样一句话：
“皇长子已经九岁，应该出阁读书了，请陛下早日决定此事。”
这似乎是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但事实绝非如此，因为在明代，皇子出阁读书，就等于承认其为太子。申时行的用意非常明显：既然你不愿意封他为太子，那让他出去读书总可以吧，形式不重要，内容才是关键。
万历倒也不笨，他也不说不读书，只是强调人如果天资聪明，不读书也行。申时行马上反驳，说即使人再聪明，如果没有人教导，也是不能成才的。
就这样，两位仁兄从继承人问题到教育问题，你来我往，互不相让，闹到最后，万历烦了：
“我都知道了，先生你回去吧！”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也只好回去了，申时行离开了宫殿，向自己家走去。
然而，当他刚刚踏出宫门的时候，却听到了身后急促的脚步声。
申时行转身，看见了一个太监，他带来了皇帝的谕令：
“先不要走，我已经叫皇长子来了，先生你见一见吧。”
十几年后，当申时行在家撰写回忆录的时候，曾无数次提及这个不可思议的场景以及此后那奇特的一幕，终其一生，他也未能猜透万历的企图。
申时行不敢怠慢，即刻回到了宫中，在那里，他看见了万历和他的两个儿子，皇长子朱常洛，以及皇三子朱常洵。
但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并非这两个皇子，而是此时万历的表情。没有愤怒，没有狡黠，只有安详与平和。
他指着皇长子，对申时行说：
“皇长子已经长大了，只是身体还有些弱。”
然后他又指着皇三子，说道：
“皇三子已经五岁了。”
接下来的，是一片沉默。
万历平静地看着申时行，一言不发，此时的他，不是一个酒色财气的昏庸之辈，不是一个暴跳如雷的使气之徒。
他是一个父亲，一个看着子女不断成长、无比欣慰的父亲。
申时行知道机会来了，于是他打破了沉默：
“皇长子年纪已经大了，应该出阁读书。”
万历的心意似乎仍未改变：
“我已经指派内侍教他读书。”
事到如今，只好豁出去了：
“皇上您在东宫的时候，才六岁，就已经读书了。皇长子此刻读书，已经晚了！”
万历的回答并不愤怒，却让人哭笑不得：
“我五岁就已能读书！”
申时行知道，在他的一生中，可能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机会，去劝服万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上前几步，未经许可，便径自走到了皇长子的面前，端详片刻，对万历由衷地说道：
“皇长子仪表非凡，必成大器，这是皇上的福分啊，希望陛下能够早定大计，朝廷幸甚！国家幸甚！”
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在愤怒、沟通、争执后，万历终于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万历微笑地点点头，对申时行说道：
“这个我自然知道。其实郑贵妃也劝过我早立长子，以免外人猜疑，我没有嫡子，册立长子是迟早的事情啊。”
这句和缓的话，让申时行感到了温暖，儿子出来了，好话也说了，虽然也讲几句什么郑贵妃支持，没有嫡子之类的屁话，但终究是表了态。
形势大好，然而接下来，申时行却一言不发，行礼之后便退出了大殿。
这正是他的绝顶聪明之处，点到即止，见好就收，今天先定调，后面再来。
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次和谐的对话，不但史无前例，而且后无来者。“争国本”事件的严重性，将远远超出他的预料，因为决定此事最终走向的，既不是万历，也不会是他。
谈话结束后，申时行回到了家中，开始满怀希望地等待万历的圣谕，安排皇长子出阁读书。
可是一天天过去了，希望变成了失望，到了月底，他坐不住了，随即上疏，询问皇长子出阁读书的日期。这意思是说，当初咱俩谈好的事，你得守信用，给个准信。
但是万历似乎突然失忆，啥反应都没有，申时行等了几天，一句话都没有等到。
既然如此，那就另出新招。几天后，内阁大学士王锡爵上疏：
“陛下，其实我们不求您立刻册立太子，只是现在皇长子九岁，皇三子已五岁，应该出阁读书。”
不说立太子，只说要读书，而且还把皇三子一起拉上，由此而见，王锡爵也是个老狐狸。
万历那边却似乎是人死绝了，一点儿消息也没有，王锡爵等了两个月，石沉大海。
到了四月，包括申时行在内，大家都忍无可忍了，内阁四名大学士联名上疏，要求册立太子。
尝到甜头的万历故伎重演：无论你们说什么，我都不理，我是皇帝，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但他实在低估了手下的这帮老油条，对付油盐不进的人，他们一向都是有办法的。
几天后，万历同时收到了四份奏疏，分别是申时行、王锡爵、许国、王家屏四位内阁大学士的辞职报告，理由多种多样，有说身体不好，有说事务繁忙、难以继任的，反正一句话：不干了。
自万历退居二线以来，国家事务基本全靠内阁，内阁一共就四个人，要是都走了，万历就得累死。
没办法，皇帝大人只好现身，找内阁的几位同志谈判，好说歹说，就差求饶了，并且当场表态，会在近期解决这一问题。
内阁的几位大人总算给了点儿面子，一番交头接耳之后，上报皇帝：病的还是病，忙的还是忙，但考虑到工作需要，王家屏大学士愿意顾全大局，继续干活。
万历窃喜。
因为这位兄弟的策略，叫拖一天是一天，拖到这帮老家伙都退了，皇三子也大了，到时木已成舟，不同意也得同意。这次内阁算是上当了。
然而上当的人，是他。
因为他从未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留下来的，偏偏是王家屏呢？
王家屏，山西大同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简单地说，这是个不上道的人。
王家屏的科举成绩很好，被选为庶吉士，还编过《世宗实录》，应该说是很有前途的，可一直以来，他都没啥进步。原因很简单，高拱当政的时候，他曾上疏弹劾高拱的亲戚，高首辅派人找他谈话，让他给点儿面子，他说，不行。
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他搞非暴力不合作，照常上班，就是不靠拢上级。张居正刚病倒的时候，许多人都去祈福，表示忠心，有人拉他一起去，他说，不去。
张居正死了，万历十二年（1584），他进入内阁，成为大学士，此时的内阁，已经有了申时行、王锡爵、许国三个人，他排第四。按规矩，这位甩尾巴的新人应该老实点儿，可他偏偏是个异类，每次内阁讨论问题，即使大家都同意，他觉得不对，就反对；即使大家都反对，他觉得对，就同意。
他就这么在内阁里硬挺了六年，谁见了都怕，申时行拿他也没办法。更有甚者，写辞职信时，别人的理由都是身体有病，工作太忙，他却别出一格，说是天下大旱，作为内阁成员，负有责任，应该辞职（久旱乞罢）。
把他留下来，就是折腾万历的。
几天后，礼部尚书于慎行上疏，催促皇帝册立太子，语言比较激烈。万历也比较生气，罚了他三个月工资。
事情的发生，应该还算正常，不正常的，是事情的结局。
换在以往，申时行已经开始挥舞铁锹和稀泥了，先安慰皇帝，再安抚大臣，最后你好我好大家好，收工。
相比而言，王家屏要轻松得多，因为他只有一个意见——支持于慎行。
工资还没扣，他就即刻上疏，为于慎行辩解，说了一大通道理，把万历同志的脾气活活顶了回去。但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一次，万历没有发火。
因为他发不了火，事情很清楚，内阁四个人，走了三个，留下来的这个，还是个二杆子，明摆着是要为难自己。而且这位坚持战斗的王大人还说不得，再闹腾一次，没准儿就走人了，到时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可是光忍还不够，言官大臣赤膊上阵，内阁打黑枪，明里暗里都来，比逼宫还狠，不给个说法，是熬不过去了。
几天后，一个太监找到了王家屏，向他传达了皇帝的谕令：
“册立太子的事情，我准备明年办，不要再烦（扰）我了。”
王家屏顿时喜出望外，然而，这句话还没有讲完：
“如果还有人敢就此事上疏，就到十五岁再说！”
朱常洛是万历十年（1582）出生的，万历发出谕令的时间是万历十八年（1590），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再敢闹腾，这事就六年后再办！
虽然不是无条件投降，但终究还是有了个说法，经过长达五年的斗争，大臣们胜利了——至少他们自己这样认为。
事情解决了，王家屏兴奋了，兴奋之余，就干了一件事。
他把皇帝的这道谕令告诉了礼部，而第一个获知消息的人，正是礼部尚书于慎行。
于慎行欣喜若狂，当即上疏告诉皇帝：
“此事我刚刚知道，已经通报给朝廷众官员，要求他们耐心等候。”
万历气得差点儿吐了白沫。
因为万历给王家屏的，并不是正规的圣旨，而是托太监传达的口谕，看上去似乎没区别，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有深刻政治用意的举动。
其实在古代，“君无戏言”这句话基本是胡扯，皇帝也是人，时不时编个瞎话，吹吹牛，也很正常，真正说了就要办的，只有圣旨。白纸黑字写在上面，糊弄不过去。所以万历才派太监给王家屏传话，而他的用意很简单：这件事情我心里有谱，但现在还不能办，先跟你通个气，以后遇事别跟我对着干，咱们慢慢来。
皇帝大人原本以为，王大学士好歹在朝廷混了几十年，这点觉悟应该还有，可没想到，这位一根筋的仁兄竟然把事情捅了出去，密谈变成了公告，被逼上梁山了。
他当即派出太监，前去内阁质问王家屏，却得到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答案。
王家屏是这样辩解的：
“册立太子是大事，之前许多大臣都曾因上疏被罚，我一个人定不了，又被许多大臣误会，只好把陛下的旨意传达出去，以消除大家的疑虑（以释众惑）。”
这番话的真正意思大致是这样的：我并非不知道你的用意，但现在我的压力也很大，许多人都在骂我，我也没办法，只好把陛下拉出来背黑锅了。
虽然不上道，也是个老狐狸。
既然如此，就只好将错就错了，几天后，万历正式下发圣旨：
“关于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的事情，我已经定了，说话算数（诚待天下），等长子到了十岁，我自然会下旨，到时册立、出阁读书之类的事情一并解决，就不麻烦你们再催了。”
长子十岁，是万历十九年（1591），也就是下一年。皇帝的意思很明确，我已经同意册立长子，你们也不用绕弯子，搞什么出阁读书之类的把戏，让老子清净一年，明年就立了！
这下大家都高兴了，内阁的几位仁兄境况也突然大为改观，有病的病好了，忙的也不忙了，除王锡爵（母亲有病，回家去了，真的）外，大家都回来了。
剩下来的，就是等了。一晃就到了万历十九年，春节过了，春天过了，都快要开西瓜了，万历那里一点儿消息都没有。
泱泱大国，以诚信为本。这就没意思了。
可是万历十九年毕竟还没过，之前已经约好，要是贸然上疏催他，万一被认定毁约，推迟册立，违反合同的责任谁都负担不起，而且皇上到底是皇上，你上疏说他耍赖，似乎也不太妥当。
一些脑子活的言官大臣就开始琢磨，既要敲打皇帝，又不能留把柄，想来想去，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替代目标——申时行。
没办法，申大人，谁让你是首辅呢？也只好让你去扛了。
很快，一封名为《论辅臣科臣疏》的奏疏送到了内阁，其主要内容，是弹劾申时行专权跋扈，压制言官，使得正确意见得不到执行。
可怜，申首辅一辈子和稀泥，挖东砖补西墙，累得半死，临了还要被人玩一把。此文言辞尖锐，指东打西，指桑骂槐，可谓是政治文本的典范。
文章作者，是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除此文外，他还写过另一部更有名的著作——《牡丹亭》。
汤显祖，字义仍，江西临川人。上疏这一年，他四十二岁，官居六品。
虽说四十多岁才混到六品，实在不算起眼，但此人绝非等闲之辈，早在三十年前，汤先生已天下闻名。
十三岁的时候，汤显祖就加入了泰州学派（也没个年龄限制），成为了王学的门人，跟着那帮“异端”四处闹腾，开始出名。
二十一岁，他考中举人，七年后，到京城参加会试，运气不好，遇见了张居正。
之所以说运气不好，并非张居正讨厌他，恰恰相反，张首辅很赏识他，还让自己的儿子去和他交朋友。
这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可问题在于，汤先生中异端毒太深，瞧不起张居正，摆了谱，表示拒不交友。
既然敢跟张首辅摆谱，张首辅自然要摆他一道，考试落榜也是免不了的。三年后，他再次上京赶考，张首辅锲而不舍，还是要儿子和他交朋友，算是不计前嫌，但汤先生依然不给面子，再次摆谱。首辅大人自然再摆他一道，又一次落榜。
但汤先生不但有骨气，还有毅力，三年后再次赶考，这一次张首辅没有再阻拦他（死了），终于成功上榜。
由于之前两次跟张居正硬杠，汤先生此时的名声已经是如日中天。当朝的大人物张四维、申时行等人都想拉拢他，可汤先生死活不搭理人家。
不搭理就有不搭理的去处，声名大噪的汤显祖被派到了南京，几番折腾，才到礼部混了个主事。
南京本来就没事干，南京的礼部更是闲得出奇，这反倒便宜了汤先生，闲暇之余开始写戏，并且颇有建树，日子过得还算不错，直到万历十九年（1591）的这封上疏。
很明显，汤先生的政治高度比不上艺术高度，奏疏刚送上去，申时行还没说什么，万历就动手了。
对于这种杀鸡儆猴的把戏，皇帝大人一向比较警觉（他也常用这招），立马做出了反应，把汤显祖发配到边远地区（广东徐闻）去当典史。
这是一次极其致命的打击，从此汤先生再也没能翻过身来。
万历这辈子罢过很多人的官，但这一次，是最为成功的，因为他只罢掉了一个六品主事，却换回一个明代最伟大的戏曲家，赚大发了。
二十八岁落榜后，汤显祖开始写戏，三十岁的时候，写出了《紫箫记》；三十八岁，写出了《紫钗记》。四十二岁被赶到广东，七年后京察，又被狠狠地折腾了一回，索性回了老家。
来回倒腾几十年，一无所获，在极度苦闷之中，四十九岁的汤显祖回顾了自己戏剧化的一生，用悲凉而美艳的辞藻写下了他所有的梦想和追求，是为《还魂记》，后人又称《牡丹亭》。
《牡丹亭》，全剧共十五出，描述了一个死而复生的爱情故事（情节比较复杂，有兴趣自己去翻翻）。此剧音律流畅，词曲优美，轰动一时，时人传诵：牡丹一出，西厢（《西厢记》）失色。此后传唱天下百余年，堪与之媲美者，唯有孔尚任之《桃花扇》。
为官不济，为文不朽，是以无憾。
史赞：二百年来，一人而已。
总的说来，汤显祖的运气是不错的，因为更麻烦的事，他还没赶上。
汤先生上疏两月之后，福建佥事李琯就开炮了，目标还是申时行，不过这次更狠，用词狠毒不说，还上升到政治高度，一条条列下来，弹劾申时行十大罪状，转瞬之间，申先生就成了天字第一号大恶人。
万历也不客气，再度发威，撤了李琯的职。
命令一下，申时行却并不高兴，反而唉声叹气，忧心忡忡。
因为到目前为止，虽然你一刀我一棍地打个不停，但都是摸黑放枪，谁也不挑明，万历的合同也还有效，拖到年尾，皇帝赖账就是理亏，到时再争，也是十拿九稳。
可万一下面这帮愤中愤老忍不住，玩命精神爆发，和皇帝公开死磕，事情就难办了。
俗语云：怕什么，就来什么。
工部主事张有德终于忍不住了，他愤然上疏，要求皇帝早日册立太子。
等的就是你。
万历随即做出反应，先罚了张有德的工资，鉴于张有德撕毁合同，册立太子的事情推后一年办理。
这算是正中下怀，本来就不大想立，眼看合同到期，正为难呢，来这么个冤大头，不用白不用。册立的事情也就能堂而皇之地往后拖了。
事实上，这是他的幻想。
因为在大臣们看来，这合同本来就不合理，忍气吞声大半年，那是给皇帝面子，早就一肚子苦水怨气没处泄，你敢蹦出来，那好，咱们就来真格的！
当然，万历也算是老运动员了，对此他早有准备，无非是来一群大臣瞎咋呼，先不理，闹得厉害再出来说几句话，把事情熬过去，完事。
形势的发展和他的预料大致相同，张有德走人后，他的领导，工部尚书曾同亨就上疏了，要求皇帝早日册立太子。
万历对此嗤之以鼻。他很清楚，这不过是个打头的，大部队在后，下面的程序他都能背出来，吵吵嚷嚷，草草收场，实在毫无新鲜可言。
然而，当下一封奏疏送上来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错了。
这封奏疏的署名人并不多，只有三个，分别是申时行、许国、王家屏。
但对万历而言，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因为之前无论群臣多么反对，内阁都是支持他的，即使以辞职回家相威胁，也从未公开与他为敌，是他的最后一道屏障，现在竟然公开站出来和他对着干，此例一开，后果不堪设想。
特别是申时行，虽说身在内阁，时不时也说两句，但那都是做给人看的，平日里忙着和稀泥，帮着调节矛盾，是名副其实的卧底兼间谍。
可这次，申时行连个消息都没透，就打了个措手不及，实在太不够意思。于是万历私下派出了太监，斥责申时行。
一问，把申时行也问糊涂了，因为这事他压根儿就不知道！
事情是这样的，这封奏疏是许国写的，写好后让王家屏署名，王兄自然不客气，提笔就签了名；而申时行的底细他俩都清楚，这个老滑头死也不会签，于是许大人胆一壮，代申首辅签了名，把他拖下了水。
事已至此，申大人只能一脸无辜地表白：
“名字是别人代签的，我事先真不知道。”
事情解释了，太监也回去了，可申先生却开始琢磨了：万一太监传达不对怎么办？万一皇帝不信怎么办？万一皇帝再激动一次，把事情搞砸怎么办？
想来想去，他终于决定，写一封密信。
这封密信的内容大致是说，我确实不知道上奏的事情，这事情皇上你不要急，自己拿主意就行。
客观地讲，申时行之所以说这句话，倒不一定是耍两面派，因为他很清楚皇帝的性格：
像万历这号人，属于死要面子活受罪，打死也不认错的，看上去非常随和，实际上极其固执，和他硬干，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所以申时行的打算，是先稳住皇帝，再慢慢来。
事实确如所料，万历收到奏疏后，十分高兴，当即回复：
“你的心意我已知道，册立的事情我已有旨意，你安心在家调养就是了。”
申时行总算松了口气，事情终于糊弄过去了。
但他做梦也想不到，他长达十年的和稀泥生涯，将就此结束——因为那封密信。
申时行的这封密信，属于机密公文，按常理，除了皇帝，别人是看不见的。
可是在几天后的一次例行公文处理中，万历将批好的文件转交内阁，结果不留神，把这封密信也放了进去。
这就好比拍好了照片存进电脑，又把电脑拿出去给人修，是个要命的事。
文件转到内阁，这里是申时行的地盘，按说事情还能挽回，可问题在于申大人为避风头，当时还在请病假，负责工作的许国也没留意，顺手就转给了礼部。
最后，它落在了礼部给事中罗大纮的手里。
罗大纮，江西吉水人。关于这个人，只用一句就能概括：一个称职的言官。
看到申时行的密信后，罗大纮非常愤怒，因为除了耍两面派外，申时行在文中还写了这样一句话：“惟亲断亲裁，勿因小臣妨大典。”
这句话说白了，就是你自己说了算，不要理会那些小臣。
我们是小臣，你是大臣？！
此时申时行已经发现了密信外泄，他十分紧张，立刻找到了罗大纮的领导，礼部科给事中胡汝宁，让他去找罗大纮谈判。
可惜罗大纮先生不吃这一套，写了封奏疏，把这事给捅了出去，痛骂申时行两面派。
好戏就此开场，言官们义愤填膺。吏部给事中钟羽正、侯先春随即上疏，痛斥申时行；中书黄正宾等人也跟着凑热闹，骂申时行老滑头。
眼看申首辅吃亏，万历当即出手，把罗大纮赶回家当了老百姓，还罚了上疏言官的工资。
但事情闹到这个份儿上，已经无法收拾了。
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申时行，终究在阴沟里翻了船。自万历十年（1582）以来，他忍辱负重，上下协调，独撑大局，打落门牙往肚里吞，至今已整整十年。
现在，他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万历十九年（1591）九月，申时行正式提出辞职，最终得到批准，回乡隐退。
大乱就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