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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历执政的前二十多年里，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他祖上留传下来的，也只能算是个烂摊子，而蒙古、宁夏、朝鲜、四川，不是有叛乱就是受到入侵，中间连口气儿都不喘，军费激增，国库难支。
可是二十年了，国家也没出什么大乱子，所有的困难，他都安然度过。
因为前十年，他有张居正；后十年，他有申时行。
若评选明代近三百年历史中最杰出的政治家位列，排行榜第一名的非张居正莫属。在他当政的十年里，政治得以整顿，经济得到恢复，明代头号政治家的称谓实至名归。
但如果评选最杰出的官僚，结果就大不相同了，以张居正的实力，只能排第三。
因为这两个行业是有区别的。
从根本上讲，明代政治家和官僚是同一品种，大家都是在朝廷里混的，先装孙子，再当爷爷，半斤对八两，但问题在于，明代政治家是理想主义者，混出来后就要干事，要实现当年的抱负。
而明代官僚是实用主义者，先保证自己的身份地位，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混。
所以说，明代政治家都是官僚，官僚却未必都是政治家。两个行业的技术含量和评定指标各不相同，政治家要能干，官僚要能混。
张居正政务干得好，且老奸巨猾，工于心计，一路做到首辅，混得也还不错。但他晚节不保，死后被抄全家，差点儿被人刨出来示众，所以只能排第三。
明代三百年中，在这行里，真正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混到惊天地、泣鬼神的，当属张居正的老师——徐阶。
混迹朝廷四十多年，当过宰相培训班学员（庶吉士），骂过首辅（张璁），发配地方挂职（延平推官），好不容易回来，靠山（夏言）又没了，十几年被人又踩又坑，无怨无悔，看准时机，一锤定音，搞定（严嵩）。
上台之后，打击有威胁的人（高拱），提拔有希望的人（张居正），连皇帝也要看他的脸色，事情都安排好了，才安然回家欢度晚年，活到了八十一岁，张居正死了他都没死，如此人精，排第一是众望所归。
而排第二的，就是张居正的亲信兼助手：申时行。
相信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个结论，因为在明代众多人物中，申时行并不是个引人注目的角色。但事实上，在官僚这行里，他是一位身负绝学、超级能混的绝顶高手。
无人知晓，只因隐藏于黑暗之中。
在成为绝顶官僚之前，申时行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具体点儿讲，是身世不清，父母姓甚名谁、家族何地，史料上一点儿没有，据说连户口都缺，基本属于黑户。
申时行是一个十分谨小慎微的人，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如今天我和谁说了话，讲了啥，他都要记下来。比如他留下的《召对录》，就是这一类型的著作。
此外，他也喜欢写文章，并有文集流传后世。
基于其钻牛角尖的精神，他的记载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然而奇怪的是，对于自己的身世，这位老兄却是只字不提。
这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而我是一个好奇的人，于是，我查了这件事。
遗憾的是，虽然我读过很多史书，也翻了很多资料，依然没能找到史料确凿的说法。
确凿的定论没有，不确凿的传言倒有一个，而在我看来，这个传言可以解释以上的疑问。
据说（注意前提）嘉靖十四年（1535）时，有一位姓申的富商到苏州游玩，遇上了一位女子，两人一见钟情，便住在了一起。
过了一段时间，女方怀孕了，并把孩子生了下来，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申时行。
可是在当时，这个孩子不能随父亲姓申，因为申先生有老婆。
当然了，在那万恶的旧社会，这似乎也不是什么违法行为。以申先生的家产，娶几个老婆也养得起，然而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那位女子不是一般人，确切地说，是一个尼姑。
所以，在百般无奈之下，这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被送给了别人。
爹娘都没见过，就被别人领养，这么个身世，确实比较不幸。
但不幸中的万幸是，这个别人，倒也并非普通人，而是当时的苏州知府徐尚珍。他很喜欢这个孩子，并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徐时行。
虽然徐知府已离职，但在苏州干知府，只要不是海瑞，一般都不会穷。
所以，徐时行的童年非常幸福，从小就不缺钱花，丰衣足食，家教良好。而他本人悟性也很高，天资聪慧，二十多岁就考上了举人。人生对他而言，顺利得不见一丝波澜。
但惊涛骇浪终究还是来了。
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时行二十八岁，即将上京参加会试，开始他一生的传奇。
然而就在他动身前夜，徐尚珍找到了他，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其实，你不是我的儿子。
没等徐时行的嘴合上，徐尚珍已把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和盘托出，包括他的生父和生母。
这是一个十分古怪的举动。
按照现在的经验，但凡考试之前，即使平日怒目相向，这时家长也得说几句好话，天大的事情考完再说。徐知府偏偏选择这个时候开口，实在让人费解。
然而，我理解了。
就从现在开始吧，因为在你的前方，将有更多艰难的事情在等待着你，到那时，你唯一能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
这是一个父亲，对即将走上人生道路的儿子的最后祝福。
徐时行沉默地上路了，我相信，他应该也是明白的，因为在那一年会试中，他是状元。
中了状元的徐时行回到了老家，真相已明，恩情犹在，所以他正式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归入徐家。
辛苦养育二十多年，而今状元及第，衣锦还乡，再认父母，收获的时候到了。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的父亲拒绝了这个请求，希望他回归本家，认祖归宗。
很明显，在这位父亲的心中，只有付出，没有收获。
无奈之下，徐时行只得怀着无比的歉疚与感动，回到了申家。
天上终于掉馅饼了，状元竟然都有白捡的。虽说此时他的生父已经去世，但申家的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地把他迎进了家门。
从此，他的名字叫作申时行。
曲折的身世，幸福的童年。从他的养父身上，申时行获取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经验，并由此奠定了他性格的主要特点：
做人，要厚道。
当厚道的申时行进入朝廷后，才发现原来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很不厚道。
在明代，只要进了翰林院，只要不犯什么严重的政治错误，几年之后，运气好的就能分配到中央各部熬资格。有才的入阁当大学士，没才的也能混个侍郎、郎中，就算点儿背，派到了地方，官也升得极快，十几年下来，做个地方大员也不难。
有鉴于此，每年的庶吉士都是各派政治势力极力拉拢的对象。申时行的同学里，但凡机灵点儿的，都已经找到了后台，为锦绣前程做好准备。
申时行是状元，找他的人自然络绎不绝，可这位老兄却是岿然不动，谁拉都不去，每天埋头读书，毫不顾及将来的仕途。同学们一致认为，申时行同志很老实，而从某个角度讲，所谓老实，就是傻。
历史的发展证明，老实人终究不吃亏。
要知道，那几年朝廷是不好混的，先是徐阶斗严嵩，过几年，高拱上来斗徐阶，然后张居正又出来斗高拱，总而言之是一塌糊涂。今天是七品言官，明天升五品郎中，后天没准儿就回家种田去了。
你方唱罢我登场，上台洗牌是家常便饭，世事无常，跟着谁都不靠谱，所以谁也不跟的申时行笑到了最后。当他的同学纷纷投身朝廷拼杀的时候，他却始终待在翰林院，先当修撰，再当左庶子，中间除了读书写文件外，还主持过几次讲学（经筵），教过一个学生，叫作朱翊钧，又称万历。
俗语有云，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一晃十年过去，经过无数清洗，到万历元年（1573），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这拨人，冲在前面的，基本上都废了。
就在此时，一个人站到了申时行的面前，对他说，跟着我走。
这一次，申时行不再沉默，他同意了。
因为这个人是张居正。
申时行很老实，但不傻，这十年里，他一直在观察，观察最强大的势力、最稳当的后台。现在，他终于等到了。
此后，他跟随张居正，一路高歌猛进，几年内就升到了副部级礼部右侍郎。
万历五年（1577），他又当上了吏部侍郎。一年后，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的爹死了。虽说他已经获准夺情，但也得回家埋老爹，为保证大权在握，他推举年仅四十三岁的申时行进入内阁，任东阁大学士。
历经十几年的苦熬，申时行终于进入了大明帝国的最高决策层。
但是当他进入内阁后，他才发现，自己在这里只起一个作用——凑数。
因为内阁的首辅是张居正，这位仁兄不但能力强，脾气也大，平时飞扬跋扈，是不折不扣的猛人。
一般说来，在猛人的身边，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当敌人，要么当仆人。
申时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很明白，像张居正这种狠角色，只喜欢一种人——听话的人。
申时行够意思，张居正也不含糊，三年之内，就把他提为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从一品）。
但在此时的内阁里，申时行还只是个小字辈，张居正且不说，他前头还有张四维、马自强、吕调阳，一个个排过去，才能轮到他。距离那个最高的位置，依然是遥不可及。
申时行倒也无所谓，他已经等了二十年，不在乎再等十年。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不用等十年，一年都不用。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了。
树倒猢狲散，隐忍多年的张四维接班，开始反攻倒算，重新洗牌。局势对申时行很不利，因为地球人都知道他是张居正的亲信。
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第一次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混功”。
作为内阁大学士，大家弹劾张居正，他不说话；皇帝下诏剥夺张居正的职务，他不说话；抄张居正的家，他也不说话。
但不说话不等于不管。
申时行是讲义气的，抄家抄出人命后，他立即上疏，制止情况进一步恶化，还分了一套房子、十顷地，用来供养张居正的家属。
此后，他又不动声色地四处找人做工作，最终避免了张先生被人从坟里刨出来示众。
张四维明知申时行不地道，偏偏拿他没办法，因为此人办事一向是滴水不漏、左右逢源，任何把柄都抓不到。
但既然已接任首辅，收拾个把人应该也不太难，在张四维看来，他有很多时间。
然而事与愿违，张首辅还没来得及下手，就得到了一个消息——他的父亲死了。
死了爹，就得丁忧回家，张四维不愿意。当然，不走倒也可以，夺情就行，但五年前张居正夺情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考虑到自己的实力远不如张居正，且不想被人骂死，张四维毅然决定，回家蹲守。
三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此时，老资格的吕调阳和马自强都走了，申时行奉命代理首辅，等张四维回来。
一晃两年半过去了，眼看张先生就要功德圆满，胜利出关，却突然病倒了，病了还不算，两个月后，竟然病死了。
上级都死光了，进入官场二十三年后，厚道的老好人申时行，终于超越了他的所有同学，走上了首辅的高位。
一个新的时代，将在他的手中开始。
就工作能力而言，申时行是十分卓越的，虽说比张居正还差那么一截，但在他的时代，却是最为杰出的牛人。
因为要当牛人，其实不难，只要比你牛的人死光了，你就是最牛的牛人。
就好比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鲁迅见过面，给胡适鞠过躬，哪怕就是个半吊子，啥都不精，只要等有学问、知道你底细的那拨人都死绝了，也能弄顶国学大师的帽子戴戴。
更何况申时行所面对的局面，比张居正时要好得多，首先他是皇帝的老师，万历也十分欣赏这位新首辅；其次，他很会做人，平时人缘也好，许多大臣都拥戴他，加上此时他位极人臣，当上了大领导，一切似乎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不过，只是似乎而已。
所谓朝廷，就是江湖，即使身居高位，扫平天下，也绝不会缺少对手，因为在这个地方，什么都会缺，就是不缺敌人。
张四维死了，但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在申时行的面前。
而这个敌人，是万历一手造就的。
张居正死后，万历得到了彻底的解放，没人敢管他，也没人能管他，所有权力终于回到他的手中。他准备按自己的意愿去管理这个帝国。
但在此之前，他还必须做一件事。
按照传统，打倒一个人是不够的，必须把他彻底搞臭，消除其一切影响，才算是善莫大焉。
于是，一场批判张居正的活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
张居正在世的时候，吃亏最大的是言官，不是罢官，就是打屁股，日子很不好过。现在时移势易，第一个跳出来的自然也就是这些人。
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御史丁此吕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之子张嗣修当年科举中第，是走后门的关系户云云。
这是一次极端无聊的弹劾，因为张嗣修中第，已经是猴年马月的事，而张居正死后，他已被发配到边远山区充军。都折腾到这份儿上了，还要追究考试问题，是典型的没事找事。
然而，事情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事实上，这是一个设计周密的阴谋。
丁此吕虽说没事干，却并非没脑子，他十分敏锐地察觉到，只要对张居正的问题穷追猛打，就能得到皇帝的宠信。
这一举动还有另一个更阴险的企图：当年录取张嗣修的主考官，正是今天的首辅申时行。
也就是说，打击张嗣修，不但可以获取皇帝的宠信，还能顺道收拾申时行，把他拉下马，一箭双雕，十分狠毒。
血雨腥风平地而起。
申时行很快判断出了对方的意图，他立即上疏为自己辩解，说考卷都是密封的，只有编号，没有姓名，根本无法舞弊。
万历支持了他的老师，命令将丁此吕降职调任外地。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但这道谕令的下达，才是暴风雨的真正开端。
明代的言官中，固然有杨继盛那样的孤胆英雄，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团伙作案。一个成功言官的背后，总有一拨言官。
丁此吕失败了，于是幕后黑手出场了，合计三人。
这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李植、江东之、羊可立。在我看来，这三位仁兄是名副其实的“骂仗铁三角”。
之所以给予这个荣誉称号，是因为他们不但能骂，还很铁。
李、江、羊三人，都是万历五年（1577）的进士，原本倒也不熟，自从当了御史后，因为共同的兴趣和事业（骂人）走到了一起，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成为了新一代的搅屎棍。
之所以说新一代，是因为在他们之前，也出过三个极能闹腾的人，即大名鼎鼎的刘台、赵用贤、吴中行。这三位仁兄，当年曾把张居正老师折腾得只剩半条命。十分凑巧的是，他们都是隆庆五年（1571）的进士，算是老一代的铁三角。
但这三个老同志都还算厚道人，大家都捧张居正，他们偏骂，这叫义愤。后来的三位，大家都不骂了，他们还骂，这叫投机。
丁此吕的奏疏刚被打回来，李植就冲了上去，枪口直指内阁的申时行，还把管事的吏部尚书杨巍搭了上去，说这位人事部部长逢迎内阁，贬低言官。
话音没落，江东之和羊可立就上疏附和，一群言官也跟着凑热闹，舆论顿时沸沸扬扬。
对于这些举动，申时行起先并不在意，丁此吕已经滚蛋了，你们去闹吧，还能咋地？
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几天以后，万历下达了第二道谕令，命令丁此吕留任，并免除应天主考高启愚（负责出考题）的职务。
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政治信号。
其实申时行并不知道，对于张居正，万历的感觉不是恨，而是痛恨。这位曾经的张老师，不但是一个可恶的夺权者，还是笼罩在他心头上的恐怖阴影。
支持张居正的，他就反对；反对张居正的，他就支持，无论何人、何时、何种动机。
这才是万历的真正心声。上次赶走丁此吕，不过是给申老师一个面子，现在面子都给过了，该怎么来，咱还怎么来。
申时行明白，大祸就要临头了，今天解决出考题的，明天收拾监考的，杀鸡儆猴的把戏并不新鲜。
情况十分紧急，但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却表现出了让人不解的态度，他并不发文反驳，对于三位御史的攻击，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
几天之后，他终于上疏，却并非辩论文书，而是辞职信。
就在同一天，内阁大学士许国、吏部尚书杨巍同时提出辞呈，希望回家种田。
这招以退为进十分厉害。刑部尚书潘季驯、户部尚书王璘、左都御史赵锦等十余位部级领导纷纷上疏，挽留申时行。万历同志也手忙脚乱，虽然他很想支持三位骂人干将，把张居正整顿到底，但为维护安定团结，拉人干活，只得再次发出谕令，挽留申时行等人，不接受辞职。
这道谕令有两个意思，首先是安慰申时行，说这事我也不谈了，你也别走了，老实干活吧。
此外，是告诉江、羊、李三人，这事你们干得不错，深得我心（否则早就打屁股了），但到此为止，以后再说。
事情就此告一段落。然而此后的续集告诉我们，这一切，只不过是热身运动。
问题的根源在于“铁三角”。科场舞弊事件完结后，这三位拍对了马屁的仁兄都升了官：江东之升任光禄寺少卿，李植任太仆寺少卿，羊可立为尚宝司少卿。
太仆寺少卿是管养马的，算是助理弼马温，正四品；光禄寺少卿管吃饭宴请，是个肥差，正五品；尚宝司少卿管公文件，是机要部门，从五品。
换句话说，这三个官各有各的好处，却并不大，可见万历同志心里有谱：给你们安排好工作，小事来帮忙，大事别掺和。这三位兄弟悟性不高，没明白其中的含义，给点儿颜色就准备开染坊，虽然职务不高，权力不大，却都很有追求，可谓是手揣两块钱，心怀五百万，欢欣鼓舞之余，准备接着干。
而这一次，他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打算捏软柿子，将矛头对准了另一个目标——潘季驯。
可怜潘季驯同志，其实他并不是申时行的人，说到底，不过是个搞水利的技术员。高拱在时，他干，张居正在时，他也干，是个标准的老好人，无非是看不过去，说了几句公道话，就成了打击对象。
话虽如此，但此人一向人缘不错，又属于特殊的科技人才，还干着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
可是李植只用了一封奏疏，就彻底终结了他。
这封奏疏彻底证明了李先生的厚黑水平，非但绝口不提申时行，连潘技术员本人都不骂，只说了两件事——张居正当政时，潘季驯和他关系亲密，经常走动；张居正死后抄家，潘季驯曾几次上疏说情。
这就够了。
申时行的亲信，不要紧；个人问题，不要紧；张居正的同伙，就要命了。
没过多久，兢兢业业的潘师傅就被革去所有职务，从部长一踩到底，回家当了老百姓。
这件事干得实在太过龌龊，许多言官也看不下去了。御史董子行和李栋分别上疏，为潘季驯求情，却被万历驳回，还罚了一年工资。
有皇帝撑腰，“铁三角”越发肆无忌惮，把战火直接烧到了内阁的身上，而且下手也特别狠，明的暗的都来，先是写匿名信，说大学士许国安排人手，准备修理李植、江东之。之后又明目张胆地弹劾申时行的亲信，不断发起挑衅。
部长垮台，首辅被整，闹到这个份儿上，已经是人人自危，鬼才知道下个倒霉的是谁，连江东之当年的好友，刑科给事中刘尚志也憋不住了，站出来大吼一声：
“你们要把当年和张居正共事过的人全都赶走，才肯甘休吗（尽行罢斥而后已乎）？！”
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在这片狂风骤雨之中，有一个人却始终保持着沉默。
面对漫天阴云，申时行十分镇定，既不吵，也不闹，怡然自得。
这事要换在张居正头上，那可就了不得了，以这位仁兄的脾气，免不了先回骂两句，然后亲自上阵，罢官、打屁股、搞批判，不搞臭搞倒誓不罢休。刘台、赵用贤等人，就是先进典型。
就能力与天赋而言，申时行不如张居正，但在这方面，他却远远地超越了张先生。
申首辅很清楚，张居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务天才，而像刘台、江东之这类人，除了嘴皮子利索，口水旺盛外，干工作也就是个白痴水平。和他们去较真儿，那是要倒霉的，因为这帮人会把对手拉进他们的档次，并凭借自己在白痴水平长期的工作经验，战胜敌人。
所以在他看来，李植、江东之这类人，不过是跳梁小丑，并无致命威胁，无须等待多久，他们就将露出破绽。
所谓宽宏大量，胸怀宽广之外，只因对手档次太低。
然而“铁三角”似乎没有这个觉悟，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他们再一次发动了进攻。
事情是这样的，为了给万历修建陵墓，申时行前往大峪山监督施工，本打算打地基，结果挖出了石头。
在今天看来，这实在不算个事，把石头弄走就行了。可在当时，这就是个掉脑袋的事。
皇帝的陵寝，都是精心挑选的风水宝地，要保证皇帝大人死后，也得躺得舒坦，竟然挑了这么块石头地，存心不让皇上好好死，是何居心？
罪名有了，可申时行毕竟只是监工，要把他拉下马，必须要接着想办法。
经过一番打探，办法找到了，原来这块地是礼部尚书徐学谟挑的。这个人不但是申时行的亲家，还是同乡。很明显，他选择这块破地，给皇上找麻烦，是有企图的，是用心不良的，是受到指使的。
只要咬死两人的关系，就能把申时行彻底拖下水，而这帮野心极大的人，也早已物色好了首辅的继任者，只要申时行被弹劾下台，就立即推荐此人上台，并借此控制朝局。这就是他们的计划。
然而，这个看似万无一失的计划，却有两个致命的破绽。
几天之后，三人同时上疏，弹劾陵墓用地选得极差，申时行玩忽职守，任用私人，言辞十分激烈。
在规模空前的攻击面前，申时行却毫不慌张，只是随意上了封奏疏说明情况，因为他知道，这帮人很快就要倒霉了。
一天之后，万历以下文回复：
“阁臣（指申时行）是辅佐政务的，你们以为是风水先生吗（岂责以堪舆）？！”
怒火中烧的万历骂完之后，又下令三人罚俸半年，以观后效。
三个人被彻底打蒙了，他们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归根结底，还是信息工作没有到位，这几位仁兄晃来晃去，只知道找徐学谟，却不知道拍板定位置的是万历。
皇帝大人好不容易亲自出手挑块地，却被他们骂得一无是处。
不过还好，毕竟算是皇帝的人，只是罚了半年的工资，励精图治，改日再整。
可还没等这三位继续前进，背后却又挨了一枪。
在此之前，为了确定申时行的接班人选，三个人很是费了一番脑筋，反复讨论，最终拍板——王锡爵。
这位王先生，之前也出过场，张居正夺情的时候，上门逼宫，差点儿把张大人搞得横刀自尽，是张居正的死对头，加上他还是李植的老师，没有更适合的人选了。
看上去是那么回事，可惜有两点，他们不知道：其一，王锡爵是个很正派的人，他不喜欢张居正，却并非张居正的敌人。
其二，王锡爵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进士，考试前就认识了老乡申时行。会试，他考第一，申时行考第二；殿试，他考第二，申时行考第一。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
基于以上两点，得知自己被推荐接替申时行之后，王锡爵递交了辞职信。
这是一封著名的辞职信，全称为《因事抗言求去疏》，并提出了辞职的具体理由：
老师不能管教学生，就该走人（当去）！
这下子全完了，这帮人虽说德行不好，但毕竟咬人在行，万历原打算教训他们一下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可这仨太不争气，得罪了内阁、得罪了同僚，连自己的老师都反了水。万历想，再这么闹腾，没准儿自己都得搭进去。于是他下令，江东之、李植、羊可立各降三级，发配外地。
家犬就这么变成了丧家犬。不动声色间，申时行获得了最终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