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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并不明白自己胜利的真正原因，不是他比刘基更强，而是因为朱元璋站在了他这边。朱元璋对于两大集团的斗争情况是很清楚的，他之所以没有出来调解，是因为无论这场斗争谁胜谁负，最后的胜利者都是他。无论是姓胡的地主胜利还是姓刘的地主胜利，只要保证朱地主的最高地位就行了。
朱元璋之所以选择胡惟庸，并不是因为他很强，相反，正是因为胡惟庸对朱元璋的威胁小，所以朱元璋才让他成为了胜利者。而愚蠢的胡惟庸并不了解这一点。
于是，在打垮刘基后，胡惟庸越发猖狂，他贪污受贿，排挤任何不服从他的人，甚至敢于挑战朱元璋的权力，私自截留下属的奏章，官员升降、处决犯人，都不经过朱元璋的批准。
洪武六年（1373），胡惟庸挤走了另一个丞相汪广洋，独揽丞相大权，并掌权七年之久。
但让人费解的是，朱元璋却对胡惟庸的犯上行为无任何表示，这是很不寻常的。
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他自血火之中奋战而出，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才，李善长仅仅是稍微独断专行了些，就被他勒令退休，胡惟庸何许人也？既无军功，也无政绩，居然敢如此放肆！
这就实在让人不解了，很多的历史资料上记载了种种胡惟庸不法及朱元璋置之不理的故事，并由此推断出胡惟庸罪有应得、朱元璋正当防卫的结论。
当我们揭开事实的表象，分析其中的本质时，就会发现大有文章。
历史上著名的郑庄公，一直不为其母亲所喜爱，他的弟弟也仗着母亲的溺爱，向他提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而郑庄公总是满足他，直到最后，他的弟弟企图谋反，郑庄公才出兵将之灭掉。
后人往往以为郑庄公仁至义尽，传为美谈，可是也有人指出，郑庄公是真正的伪君子，是想要他弟弟的命，才纵容他的不法。
当我们深刻理解了这个故事后，对朱元璋的这种反常举动就会有一个清晰的结论——这是一个阴谋。
这个阴谋在不同的语言方式中有不同的说法，成语是“欲擒故纵”，学名叫“捧杀”，俗语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用小兵张嘎的话来说是“别看今天闹得欢，当心将来拉清单”。
但我们还有一个疑问，对付一个小小的胡惟庸，朱元璋需要动这么多脑筋，要忍耐他七年之久吗？
不错，当我们仔细地分析历史，就会发现，胡惟庸绝不是朱元璋的真正目标，朱元璋要毁灭的是胡惟庸背后的那个庞然大物。
朱元璋甘愿忍受胡惟庸的专横，让这个跳梁小丑尽情表演，套用围棋里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不为小利，必有大谋”，他经历如此多的磨难，陈友谅、张士诚、王保保这些当世豪杰都不是他的对手，何况小小的胡惟庸！
他这样委屈自己，只因他的目标对手太过强大，这个对手并不是李善长，也不是淮西集团，而是胡惟庸身后那延续了上千年的丞相制度。
自从朱元璋当皇帝后，他一直都觉得这个制度过于限制他的权力，他一向认为天下是靠他自己的能力争来的，偏偏有人要来分权，真是岂有此理！
但是这个制度已经有了很多年的历史，无论是大臣还是一般的百姓都认为丞相是必不可少的。要废除这个制度，必须有一个充分的理由，而胡惟庸这样无德之人的任意妄为正好可以为他提供一个借口。
他静静地注视着胡惟庸，等待着机会的到来。
胡惟庸虽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但他并不笨。随着自己行为的一步步出格，他对朱元璋的畏惧也越来越深。然而朱元璋却并不对他下手，这让他有了不祥的预感，他还是比较了解朱元璋的，这个人要么不做，要么就做绝，从不妥协。
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胡惟庸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对策，那就是拉人下水。
在他看来，要想不被朱元璋杀掉，必须保证有足够的人与他站在同一边。所谓法不责众，你朱元璋总不能把大臣都一网打尽吧。
至于手段也是比较简单的，先找好对象，然后封官许愿，大家一起吃个饭、沐个浴，然后搞点娱乐节目，情感交融之后，找一个双方都关注的话题谈话，这期间是要投入点感情的，如果谈话中能流下点“真诚”的泪水，那么效果会更好。
这一套下来，双方就成了铁哥们儿，然后就是结盟发誓，有福必然共享，有难必然同当。
如果细细分析一下“拉人下水”这个词，就会发现其中问题很多，如果要去的是什么好地方，是不用拉的，下水还要人拉，可见这“水”不是油锅就是火坑，正所谓“有危险你去，有黑锅你背”是也。一旦有了什么麻烦，誓言就会转变为“有难必然你当，有福自然我享”。
被他这一套拉下水的有吉安侯陆仲亨、御史大夫陈宁、都督毛骧等一批重臣，一时之间朝中都是胡惟庸的眼线。
但胡惟庸并不满足，他还要拉拢一个最重要的人——李善长。
因为李善长不但德高望重，身上还有一件难得的宝物，那就是免死铁券。
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免死铁券这玩意儿。在明朝，皇帝给大臣最高的奖赏就是免死铁券，其作用是将来大臣犯法，锦衣卫去家里杀人的时候，只要你没丢掉（估计也不会有人丢），而且在刀砍掉你脑袋前拿出来，就可以免除一死。很多的大臣为脑袋考虑，费尽心思想搞到一张，因为无论什么金券、银券都没有这张铁券顶用，那些有幸拿到的，就会放在家里的大堂供起来，逢人来就会展示给对方看，似乎有了这张铁券就有两个脑袋。
李善长就有这样的宝贝，而且还有两张，胡惟庸拼命巴结他，这两张铁券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虽然胡惟庸不能拿去自己用，但李善长不死，自己就有了靠山。
但这张铁券的作用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铁券是皇帝给的，就像支票一样，能否兑现要看开票的银行，皇帝就是开票行，他说这东西有效就有效，他说过期就过期。很难想象皇帝如果下决心杀掉某人，会因为自己曾经开出的一张口头支票而改变主意。用我们今天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我捧得起你，就踩得倒你！”
换个思维角度来看，其中的变数也很多，皇帝不一定非要杀你不可，他大可把你关起来，打你个半死，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找人害你一下，然后报个暴病而死。这样既成全了他的名声，又遂了心愿，一举两得。不是我不守信用，实在是你没福气啊。
而当时的胡惟庸和李善长都非常看重这两张空头支票，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政治水平和朱元璋比起来只是小学生阶段。
当胡惟庸暴露出他的企图后，李善长并未理睬他，因为他和愚蠢的胡惟庸不一样，他亲眼看到过无数的英雄豪杰都败在朱元璋的手上，十分了解朱元璋的可怕，不会犯和朱元璋作对这样愚蠢的错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当年选择的小人物，现在居然不自量力，要和朱元璋较劲，甚至现在还要拉自己下水。时移世易啊，他坚定地拒绝了胡惟庸的要求。
胡惟庸这个人看问题不行，看人倒还是有一套的，他发现李善长不吃他那一套，便开始走亲戚路线。恰好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是胡惟庸的儿女亲家，于是胡惟庸便把李存义拉下了水。李存义得了好处，便不停地游说李善长。李善长刚开始的时候还严词呵斥李存义，后来听得多了，也就默许了，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已经老了，等我死后，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
李善长就这样被拉下了水。
胡惟庸终于放心了，满朝文武都是我的人，你朱元璋能把我怎么样？你能做皇帝，我就不能吗？
现在看来，他确实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丑。
但胡惟庸的这些活动确实给朱元璋出了道难题，毕竟如此之多的大臣都是一党，朱元璋要考虑如何分化瓦解他们，才能消灭胡惟庸的势力，而这又谈何容易，真是一道难题啊。
然而朱元璋在听完密探对胡惟庸反常举动的报告后，只用了一句话就解决了这个难题，水平是相当的高。
“那就都杀掉吧！”
在杀人这件事情上，朱元璋一向是说到做到的，他冷眼旁观胡惟庸的一举一动，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来。而胡惟庸也积极做着对付朱元璋的准备，他知道自己和朱元璋迟早有一天会正面交锋的。
这一天很快到来了。
在一次出游中，胡惟庸的儿子坠马，死于路过的马车轮下。胡惟庸一怒之下没有通知司法部门就杀了马车夫。这件事情传到了朱元璋那里，他命令胡惟庸向他解释这件事情。
胡惟庸赶到朱元璋处。他在路上已经想好了所有的借口和说辞，一见到朱元璋，他便忙不迭地诉起苦来，说自己是如何可怜、儿子如何孝顺、马车夫如何不遵守交通规则、违章压线行驶，等等。而朱元璋的态度非常奇怪。
他只是沉默，用冷冷的眼光看着胡惟庸。
胡惟庸仍不知趣，不停地述说着委屈，等到他发现在这场两个人的对话中始终只有一个人说话时，他停住了，看着朱元璋，他发现朱元璋也正看着他。
令人恐惧的沉默。
朱元璋终于站了起来，他走到胡惟庸面前，用不大却十分清楚的声音平静地说道：“杀人偿命。”
然后他飘然而出，没有再看胡惟庸一眼。
胡惟庸呆住了，他一直坐在椅子上，呆若木鸡地看着前方。
突然，胡惟庸的手颤抖起来，他用身体压住自己的手，但是没有用，他全身都抖动起来，就如同一个抽风的人。
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恐惧了，这是他身体的自然反应。
在家中与那些同党商议的时候，他觉得朱元璋似乎软弱得不堪一击，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人，而朱元璋并没有什么亲信。随着他同党人数的增加，他不断地感觉到自己的强大。在同党的吹捧中，他似乎看到自己将要取朱元璋而代之，成为最高的统治者！
而当他真正面对朱元璋的眼神时，他才感觉到，自己和面前的这个人差得太远。自己也算是个人才，但自己的对手似乎并不是人，而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刀。
朱元璋是这样走到这一步的：从茅草屋的风雨到皇觉寺的孤灯，从滁州的刀光剑影到鄱阳湖的烽火连天，他从千军万马中奔驰而出，自尸山血海里站立起来；他经历过无数的磨难，忍受过无数的痛苦，他不畏惧所有的权威，不惧怕任何的敌人；一个个盖世枭雄在他面前倒下去，他见过的死人比胡惟庸见过的活人还多！
胡惟庸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李善长不愿意和朱元璋为敌，不是他没有野心，而是因为畏惧。
不用交手，胡惟庸已经明白，自己上错了擂台，他跟朱元璋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
但后悔已经太晚了，就一条路走到黑吧。
之后发生的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很多史料记载，是胡惟庸准备谋反，为人揭发，所以朱元璋动手解决了胡惟庸。然而也有一些史料记载，此事另有隐情，在我看来，后者可能更有可信度。
洪武十二年（1379）十月，占城国（今越南中部）派使节来南京进贡。但是胡惟庸没有将此事奏报给朱元璋知道，这应该可以算是严重的外交事件，朱元璋得知占城国使团抵达京城时，长期累积的怒火终于爆发，他严词训斥了应对此事负责的胡惟庸和汪广洋（时任左都御史）。
其实这个时候，胡惟庸最正确的应对方法是认错，谁没有个打瞌睡的时候呢？但他却和汪广洋把责任推给了礼部，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了事。
朱元璋充分显示了他的创造性思维，并将之运用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他没有被胡惟庸牵着鼻子走，去查询到底是谁干了这件事，而是先处死了汪广洋，然后囚系了所有与此事有关的官员。
既然不是你就是他，那我把你们都抓起来一定是没错的。
刀已经架在胡惟庸的脖子上了，何时砍下只是个时间问题。
他并没有等太久。
涂节是胡惟庸的死党，他当时的职务是御史中丞，相信大家已经熟悉了这个官职。他在胡惟庸集团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发动舆论攻击政敌，拉帮结派图谋不轨，哪样都少不了他，胡惟庸一直把他看作自己的亲信。
然而这个亲信用自己的行为重新解释了“死党”这个词的含义——置你于死地的同党。
他眼见胡惟庸不行了，便把胡惟庸的阴谋上报给皇帝。朱元璋等待的就是这一刻，他命令立刻处死胡惟庸、陈宁和胡党中的重要成员，并灭了胡惟庸的三族。然后他命令，深入调查还有谁参与此事，如果查证属实，一律处死！
于是名留青史的胡惟庸案件拉开了序幕，事实证明，查证属实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太麻烦，而一律处死很容易，当时的审讯方式也为此案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审案的官员抓住嫌疑人后首先提供的待遇不是咖啡或是清茶，而是死打一顿，打完再说，有些与被审官员有仇的家伙还会趁乱上去过过手瘾，反正也是办公事，顺便报报私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然后就是询问同党，那些读书人哪里经得起打，东扯西拉供出很多所谓同党来，只要自己认识的、有一面之缘的、借过钱的、还过债的，想到什么人就说什么人。审案官员自然大喜，上奏皇帝，再去抓其他人，于是案件越来越大，从洪武十三年（1380）案发，连续查了好几年，被杀者超过一万人。
胡惟庸精心筹划多年的计划和组织就这么被摧毁了，事实证明，朱元璋要消灭他十分容易，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胡惟庸都只是一个跳梁小丑，他唯一有成效的工作就是拉了上万人和他一起共赴黄泉。
我们差点忘记了那个告密的涂节，他的结局颇有戏剧色彩，这个在胡惟庸案件中扮演了滑稽角色的人案发后即被押赴刑场，与胡惟庸一同被处死，不知此二人在刑场上相遇，会有何感慨。
胡惟庸死了，这个结果正是朱元璋需要的，现在他正坐在自己的龙椅上，看着下面的大臣们，这些可怜的幸存者，他们和胡惟庸同朝为臣，或多或少都有些接触，眼看着自己的同僚们一个个被拉出去杀掉，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恐惧。
该结束了吧，我们只想活下去。
朱元璋却并不这么想，在他看来，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不要急，好戏才刚开始。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在处死胡惟庸后仅一个月，就撤销了丞相这个延续了上千年的职位，取消了中书省的设置，安排机构分流人员。如此大动作，却干得雷厉风行、干净利落，这让我们有理由怀疑他是早有准备的，就如同《水浒传》的宋江，晁盖死后无论如何不肯继位，一旦“勉为其难”答应了，立刻就能组织大型庆典。
无论如何，朱元璋达到了他的目的，丞相这个让人讨厌的职位终于消失了，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对于他的王朝和他的子孙来说，这将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
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为什么丞相这个职位是必须存在的。下面我们将开始讲述。
有人曾对我说，知道历史表象就好，无须知道历史本质。把故事讲明白就行了，至于原因，是无关紧要的。
是的，故事是有趣的，原因是枯燥的。但枯燥的，更有价值。
对很多人而言，诸葛亮和刘伯温是两个神人，他们往往能够预见到事情的发展方向，即使住在农村里，一年进不了几次城，也能够知道天下大势，并能够准确预测未来的走向，如诸葛亮之于“隆中对”，刘伯温之于安丰之战，坐在炕上，盘着腿就能预知未来。
因为他们知道故事，而且了解原因。所以，他们才无比强大。
这个世界上，最让人畏惧的就是未知，如果人人都知道自己的未来，他们就不会再害怕。但在时间机器没有发明之前，我们还是只能向诸葛亮和刘伯温同志学习，比如当我们知道了地主怎样炼成的规律后，下次当你看到史书上的某位农民领袖起义，你不需要再往下看，只要这人没有在起义过程中被人干掉，你就能肯定，下一个王朝中必然多了一个地主。这就是内涵的力量，无比强大的力量。
就此开始吧，这次我们的主角还是张三，他刚刚当完了地主，这次我们仍然用他当主角，但在丞相这一篇中，他不能直接当丞相，而是要先当村长。
张三当上了某村的村长，他就要开始管理，每天他会从村东头逛到村西头，看甲家的门有没有锁好，乙家的两口子有没有吵架，村子不大，一天可以逛两三趟，完事后回家睡觉，这就是村长的管理生活。
不久，张三当上了乡长，乡很大，他要逛一天才能走一圈，于是他开始两天逛一趟，把工作交给村长负责。
由于工作出色，张三当上了知县，他每天再也不能去逛了，他全部的时间要用来批示乡长们的报告，并完全信任他们。
之后张三不断升官，从知府到布政使，再到丞相，全国都归他管（我们假设没有皇帝），这下子张三就忙了，他连看奏章的时间都没有，每天见无数的人，忙到晚上还没完，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都要找他，而他一个人要对这些部门的提议做出决断，他实在太累了，于是他找了一个人帮他的忙，并把自己的权力分一部分给他。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张三的位置就类似皇帝，他找来帮忙的那个人就是现实中的丞相。
由于全国事情太多，而皇帝的精力有限，所以他不得不找一个人来，把一部分权力交给他。
相信大家已经理解了丞相的由来，这个故事虽然简单，但却包含了政治学上一个非常深刻的理论——分权制衡理论。
历来的皇帝不乏英明之人，他们并不比朱元璋差，却都使用了丞相制度，作为皇帝专制的封建社会，皇帝是并不愿意将自己的权力交出去的，因为一旦将权力分给别人，自己就有被制约的危险。但皇权的无限扩大性与皇帝的精力有限性的矛盾，必然导致丞相制度的产生。
说到底，丞相确实是一个讨人厌的家伙，他不断地给皇帝提意见，并且还能反驳皇帝，作为皇帝是不会喜欢这个家伙的，他认为，这个人只不过是自己招来干活的一个打工仔，自己给了他工作，给了他权力，但这个人却什么都要管。
他不但要管国家大事，还要管自己的私事。想修个房子他要管，说是费钱；想出去玩他要管，说是劳民。甚至有些过分的家伙，连自己吃饭休息睡老婆，他也要管，不但要管，还振振有词，美其名曰“为了陛下身体着想”，脸上还经常是一副欠揍的表情，好像自己总是欠他二百块钱似的。
到底谁是老板，谁是打工的？
问题在于，你还不能发脾气。那些士大夫都看着呢，你要接受他的意见，态度还要好。如果你忍不住骂了他，甚至于处罚了他，那麻烦就来了，道理总是在丞相一边，史书上会记载他敢于直言，而你就很不幸地背上了不纳谏的恶名。下面那些官员也会站在他的一边，并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
那些丞相心里也清楚着呢，所以干这些事的时候往往是前仆后继，好像巴不得你打他一顿才好。
因为这些原因，皇帝是并不喜欢那些丞相的，他们都像朱元璋一样，十分想把这个职位取消，但问题在于，如果取消了这个职位，所有的事情就要自己干了。可是辛苦当上皇帝并不只是为了干活的，他们还要享受生活，自己并不是铁人三项赛的选手，没有那么强的精力。所以这个职位一直保留了下来，直到朱元璋干皇帝为止。
朱元璋从小吃苦耐劳，小伙子身体棒，精神头儿足，饭量大，一顿能扒好几碗，他不但是铁人赛的冠军级选手，估计练过长跑，耐力还很强，在他看来，把丞相赶回家，也不过是多干点活，自己累点，也没什么。于是，历史上就留下了劳模朱元璋的光辉事迹。
吴晗先生统计过，从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仅仅八天内，朱元璋收到了一千六百六十六件公文，合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平均每天要看两百份文件，处理四百件事情。
这真是一个让人胆寒的数字，朱元璋时代没有劳动法，他干八天也不会有人给他加班费。但他就这么不停地干着，这也使得他很讨厌那些半天说不到点子上的人，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表现了这一点，当时的户部尚书茹太素曾经上了一篇奏折给朱元璋，朱元璋让人读给他听，结果读到一半就用了将近三个钟头时间，都是什么三皇五帝、仁义道德之类，朱元璋当机立断，命令不要再读下去，数了下字数，已经有一万多字了。
朱元璋气极，命令马上传茹太素进见，让侍卫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
可以看到，废除丞相制度后，朱元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过他并不在意，因为在他看来，多干点活就行了，然而事情远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皇帝和丞相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
双方的关系其实可以用拔河这个运动来形容。皇帝和大臣分别在绳子的一头，向着自己的方向拉，这项运动并没有裁判，但却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不能太过分，双方的进退都有一定限度。
这个限度正是上千年的政治实践划定的，他告诉拔河的双方，哪些事情是皇帝可以做的，大臣不能干涉，而哪些事情是大臣应该管的，皇帝应该允许。
在那上千年的皇帝与大臣的博弈中，这一规则在不断地完善。双方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就在这样的规则中，权力达到了平衡。
而朱元璋不守规则，改变了这一切，他把大臣们拉得东倒西歪，并宣布他们从此被解雇了，然后拿着那根绳子回家晾衣服。
他似乎认为这样就解决了问题，权力由他一人掌握就可以了，不再需要所谓的平衡。
事实证明他错了，历史规则不是小小的朱元璋能够改变的，既然朱元璋并不喜欢这种平衡，历史之神将给他和他的子孙安排另外的拔河对手，而这个对手与之前的那些人不同。
他们也不守规则。
当然朱元璋同志不守规则的行为只是害了他自己，对于整个明朝政治而言，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朱元璋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却没有砸到这个朝代。
在我们的历史和生活中，有着很多非常奇妙的规则，这些规则看不见、摸不着，却始终起着作用。比如著名的黄金分割，以黄金分割比例确定的图案是最美丽的，划分的结构是最合理的。很多技艺高超的二胡演奏家发现，在胡弦的某个位置拉出的音色非常优美，经过验证，那个位置正是胡弦的黄金分割位。
这些规则实在是太神奇了，如果你依照这些规则去做，你就能够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如果你违反这些规则，你将受到它的惩罚。
在历史中也存在神奇的规则，这些规则在冥冥中操纵着一切，没有人可以抗拒它。
在这场拔河中，历史规则也起着作用。一千余年来，王侯将相们根据这一规则确定了自己的位置，而朱元璋无视这一规则，他认为自己能够彻底消灭丞相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确实做到了。
他取消了丞相的官位，并禁止今后设置这一职位。他利用自己的权力消灭了丞相的称呼，但在这场斗争中他真的胜利了吗？
事实证明，历史的辩证法跟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它搞出了一批名叫内阁大学士的人，这些人除了名字不是丞相外，其余的一切和丞相都没有什么区别，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权力甚至要大于前朝的任何丞相。
他们无孔不入，无所不管。他们不但管理国家大事，还管理皇帝的私事，他们不准皇帝随意骑马游玩（正德），不准皇帝吃伟哥（隆庆），不准皇帝选择自己喜欢的继承人（万历），他们甚至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名臣时代，一个几乎没有皇权制约的时代（高拱、张居正）！
朱元璋想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改变延续千年的权力制衡，最终受到了历史规则的惩罚，朱元璋来到历史的商店里，想要买一块肥皂，历史辩证法却强行搭配给他一卷手纸。如果朱元璋泉下有知自己的行为导致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估计也只能哭笑不得了。
朱元璋，你是伟大的，但也是渺小的。
在历史规则这个庞然大物面前，你是那么弱小，你的抵抗是那么无力。
历史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诚如斯言。
朱元璋杀掉了胡惟庸，废除了丞相制度，但他并没有罢手，他的眼睛又转向了掌握军权的大都督府。当时掌管都督府军权的正是他的外甥李文忠，事实证明，在不信任大臣这一点上，对自己的亲属，他也一视同仁。他改组了大都督府，把这个军事机构分成左、中、右、前、后五部分，至于原来的统帅李文忠，他也没有放过。
由于李文忠指责过他滥杀无辜，而且触怒过朱元璋，朱元璋决定送佛送上天，连李文忠一起杀掉。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马皇后站出来阻止了他，求他看在李文忠立有大功的分儿上，留他一条命。朱元璋从不卖别人的面子，但马皇后与他共过患难，情深义重，于是他听从劝告，放过了李文忠，但仍严厉处罚了他，并削去了他的职位。
处罚李文忠并不是一个单独事件，它有着更深刻的含义。这件事告诉所有的大臣，朱元璋在剪除异己这个问题上是有着大义灭亲的精神的，无人可以例外。
胡惟庸案件牵涉的人越来越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演变为屠杀。那些办案的官吏手持名单，到各个衙门去找人，找到就抓，抓回就打，然后逼供，再根据逼供得到的名单去抓人。这些人权力极大，即使衙门正在办公，他们也能公然闯入，抓走所谓的犯人，从而导致了很滑稽的现象，往往官老爷刚刚还在堂上威风凛凛地断案，这些人一进门，就把那位仁兄从堂上拉下来，套上枷锁带走。下面的犯人也看得目瞪口呆。
侦办此案的线索来源主要是两个部门，一个叫亲军督尉府，大家可能对这个名称并不熟悉，但要说到它后来的名字，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锦衣卫。
另一个其实并不能称为部门，而只能叫群体，这个群体的名字叫检校。他们没有固定的编制，全部直接向朱元璋报告探听到的各种情况。他们是朱元璋最主要的耳目。这些人晚上不睡觉，到处转悠，从史料来看，他们的窃听和跟踪手法十分高明。
比如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上朝，朱元璋问他为什么昨天晚上不高兴，宋讷大吃一惊。朱元璋拿出一幅画，正是宋讷昨夜生气表情的画像。
毛骨悚然，要知道宋讷并不是睡在街上的，他在自己家里生气，这些检校不但一直在监视他，还居然饶有兴致地把他生气的样子画了下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没有照相机的当年，深更半夜，你坐在自家房里，居然就在离你不远处（很有可能就在你家），有人正在一边看着你，一边帮你画像。这种情节在现代恐怖片中倒是经常出现。
这些检校的来源也很复杂，主要都是些社会闲散人员，也有文武官员，甚至还有朱元璋的老相识——和尚。这些人互相不认识，只受朱元璋调遣。
这些人无孔不入，捕风捉影，制造了很多冤案，正是有了这些人的帮助，朱元璋在胡惟庸案件的办理上越来越得心应手，杀人越来越多。
官员们惶惶不可终日，牵涉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连已经退休的人也被抓回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宋濂。
宋濂是朱元璋手下著名的文臣，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他是刘基的老乡，被朱元璋委派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当太子朱标的老师。他完美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在他的教导下，朱标和他老子朱元璋完全不同，为人宽厚仁慈，甚有明君之状，后来他又被委以修《元史》的任务，担任总裁官。
但朱元璋并不看重他，在朱元璋的心中，宋濂只是一个文人，写点文章还行，并不能出谋划策，所以他授予宋濂的最高官职只是小小的翰林学士（五品）。直到洪武十年（1377）宋濂退休，他的官职还只是学士。
朱元璋虽然没有重用宋濂，却相当信任他，这在很大原因上是由于宋濂的个性。宋濂是出名的老实人，无论什么事情，从来都是实话实说。朱元璋感叹过：宋濂侍候我二十年，没有说过一句假话，也没有说过别人一句坏话，真是一个贤人啊。
宋濂退休时六十八岁，朱元璋送给他一块布料，并嘱托他三十二年后，拿此料做一件“百寿衣”。宋濂感动得老泪横流。
然而还不到三年，朱元璋就为宋濂准备了一件新衣服——囚服。
由于宋濂的孙子参与了胡惟庸谋反，朱元璋不远千里将宋濂召了回来，要把他杀掉。这也反映了朱元璋的另一个特性——选择性健忘。
关键时刻，还是马皇后站了出来，她成功地劝说了朱元璋，放了宋濂一条生路。
朱元璋的行为越来越偏激，手段越来越狠毒，除了马皇后外，很少有人能改变他的决定。
洪武十五年八月，一个人去世了，这个人的死在历史上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但对于朱元璋而言，却是一个真正的悲剧。
这个人就是马皇后。
她救朱元璋于危难之中，在朱元璋被困、就快饿死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给朱元璋送饭。她虽然是个女子，却颇有胆识，陈友谅进攻龙湾时，她捐出自己所有的首饰财物劳军，并组织妇女为军队缝补衣物。
即使在大富大贵后，她也保持了简朴的作风，不骄不奢，并劝告朱元璋不要忘记民间的疾苦，甚至在用人上，她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愿得贤人共理天下。”被朱元璋引为至理名言。
更难能可贵的是，她阻止了朱元璋的很多恶行。
朱元璋要杀朱文正，她劝告朱元璋，朱文正是你的侄子，立有大功，请你不要杀他。
朱元璋要杀李文忠，她劝告朱元璋，李文忠是你的外甥，也是你的养子，留他一命吧。
朱元璋要杀宋濂，她跪下求朱元璋，宋濂是太子的老师，老百姓尚且尊师，何况帝王家呢。
她就是这样用她的慈爱去关怀每一个她认识或是不认识的人，把他们从朱元璋的屠刀下救出来。
她比朱元璋更知道人命的可贵。
她重病后，自知很难医好，居然拒绝医生为她医治，朱元璋问她原因，她的回答实在感人心魄。
她说：人的生死是由命运决定的，求神拜佛是没有用的，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如果让医生为我医治，服药无效，陛下一定会降罪于医生，这是我不想看到的。
这是一个始终用自己的爱心关怀他人的人，即使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她还是那样做的。
她在病榻上留下了给朱元璋的遗言：
“愿陛下求贤纳谏，有始有终，愿子孙个个贤能，百姓安居乐业，江山万年不朽。”
含笑而逝。
朱元璋靠在她的身边，这是他一生中最爱的女人，这个女人给了他无数的帮助，却从未向他索取过什么，她的一生就是这样度过的。
经过了那么多的磨难，朱元璋的心早已比铁石更加坚硬，自从他的父母死后，无论多么绝望、多么痛苦，他也很少掉泪。因为他知道，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但此时，他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放声大哭，只有痛哭才能哀悼眼前的这个人，只有痛哭才能发泄他心中极度的痛苦！
因为他终于发现，眼前的这个人就是他的一切，就是他的唯一。
马姑娘，这个平凡的女子，在困难的岁月里，她没有嫌弃出身贫贱的朱元璋，而是跟随着他，为他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无论环境多么险恶，情况多么复杂，她始终遵守了自己当年的承诺。
无论贵贱生死，永不相弃。
在她的丈夫成为皇帝后，她仍然以爱心待人，每当朱元璋举起屠刀时，她总是上前阻止。她用女性特有的母性和慈爱，关怀和挽救了许多人。虽然她最终也没能把朱元璋这辆失控的车拉回轨道，但她已经做了她能做的一切事情。
在今天，我们可以说，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
生如夏花，逝如冬雪；
人生如此，何悔何怨。
马皇后的死给了朱元璋巨大的打击，之后朱元璋在错误与偏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他生命的终点。
胡惟庸案件仍在进行之中，不断有人被抓，不断有人被杀。李善长向朱元璋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接受了处罚，他侥幸逃脱了，但朱元璋的性格决定了李善长必定不得善终。
讲述这些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朱元璋统治时期一个特殊群体的生活状况，这个群体就是官吏。
做官这个职业在任何时代都是金饭碗，但在洪武年间，官员们的命运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惨。
在朱元璋的时代，官员们如同生活在地狱中，这一形容是并不过分的。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明代官员的品级。大家知道，一品是最大的官，历朝历代都不乏一品的大员，威风凛凛，甚至连皇帝都要给几分面子。而在明代，一品文官却几乎成为传说中的人物，十分稀罕。自从取消丞相制度后，朱元璋手下文官最高的级别就是各部最高长官尚书（正二品），一品不是没有，却只是虚职，即太师、太傅、太保（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从一品）。除此外还有宗人令、宗正、宗人、五军都督等职也是一品，但不是普通文官能够得到的。
这些职位看上去十分吸引人，却是很难得到的，如果不是立有什么特殊的功劳，比如打天下（名额不多，危险性极大），救过皇帝（难度高，机会少），把皇帝摆在一边、自己操纵朝政（就那么几个人），除此之外，能熬到二品退休，已经是祖上烧高香了。
二品就二品吧，文官们并不是太在乎，反正无论几品也是要干活的，但让他们感到极度不公的是，有那么一群人，什么功劳都没有，却几乎个个都是一品。
这些人就是朱元璋的亲戚。
朱元璋自小贫困，父母死得早，对自己的亲戚可谓情深意长，他的儿子、女儿很多都被封为亲王、公主，品位都是一品，亲王的嫡子还是亲王，其他儿子封为郡王，授一品。更有甚者，连倒插门的驸马也是一品（从）！
这可真是让官员们想不开了，十年寒窗奋斗一生，可能到头来只是个三、四品小官，而这些人生出来就是一品、二品的大官。真是“读得好不如长得好（驸马），长得好不如生得好”。
但更让官员们难受的还在后头，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朱元璋这个老板是很小气的。
朱元璋给官员们的工资是多少呢？一品大员一年一千零四十四石米，往下递减，正七品知县一年只有九十石米。
我们以知县为例。管理一个县的县官一个月的工资只是七石半米，请注意，这些收入他要拿去养老婆孩子，还有一大批人。
明代的知县和今天的县长不同，那年头知县还兼任很多职务，他既是县长，还是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财政局局长、税务局局长、工商局局长、县施工队队长。一个知县管这么多事，打赏下面的小吏是免不了的，要不谁心甘情愿给你干活。
他手下还有一大堆的长随，分等级为大爷、二爷。大爷有门政大爷（看门的）、稿签大爷（签押房磨墨的），下面是一群二爷，包括“发审”“值堂”“用印”等人，这些人是知县签押房里的办公人员，此外县的重要部门知县都会派人去看着，知县还会带着自己的厨师、师爷。
这一大帮子人都是县官的手下，全部要他养活。一个月只有七石半米的俸禄，大家就只好去喝西北风了。
当官的还要迎来送往，逢年过节到处走动，俸禄是远远不够的。
可是就连这点俸禄，也打了折扣。
洪武年间，一到发工资的时候，县官就找人提着米袋去拿自己的工资，七石半米（活像讨饭的），还算是按时发放，到成祖时候，就只能领到俸禄的十分之六，其余的部分怎么发呢？
发钞票。
这绝不是开玩笑，不是银两，而是纸币。明朝初期，纸币通行全国，按说给纸币也没什么，但我们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问题了。成祖时，十贯钞可以换一石米；到了仁宗时候，二十五贯钞才能换一石米。
大家明白了吧，问题就是通货膨胀。
要说到纸币的发行，还要从元朝说起，元朝很多事情办得很糟糕，但这个纸币政策是相当好的，制定该政策的人应该是很有水平的，其钞票政策深刻反映了经济规律的普遍适用性。元朝发行纸币是以金银为准备金的，如果没有金银就不发行纸币，而且发行有定额，持有纸币者可以随时向朝廷换领金银。
这是典型的金银本位纸币发行制度，这个制度使用了上千年（直到“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才告结束）。可到了朱元璋手里，这位仁兄对经济不熟悉，看到元朝印钞票可以流通，他也印。问题是他一开始就印不停，明朝初年，每年的收入只有几万两银，可发行的纸币却有好几千万，拿着一张纸，上面印着五千两，就想当五千两用？老百姓可不傻。
说实话，官员真是可怜，俸禄已经很低，还发一堆废纸，拿来当手纸还嫌硬。
人不能让尿憋死，于是种种捞钱新花样纷纷出炉。
官员们主要用的是两招，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两招历史悠久，十分有名。
折色火耗。大家可能听说过“火耗”这个词，当时交赋税往往是实物，如谷物、丝织物等，但有时也会改征银两和铜钱，而熔锻碎银时可能会有损耗，官府就用这个名义来征收多余的银两，这些多征的赋税就称为火耗。
其实到底有没有损耗，也只有官府自己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多收钱的借口，这一招可谓流传几百年，长盛不衰，比明朝的历史还要长，一直到清朝雍正时期，采用火耗归公的措施，这一招才从历史上消失。
话说回来，这一招是官府说了算，要征多少自己规定，执行中实际操作技巧不算太高，下一招就不同了。
这一招叫作淋尖踢斛，十分值得一提。百姓交纳粮食的时候，官府是用斛来装的，百姓将粮食放进斛里，再称重，计算自己完成的粮食份额。谷堆要按尖锥形装起来，会有一部分超出斛壁，就在百姓为交完公粮松一口气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官吏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准斛猛踹一脚！此时超出斛壁的部分谷粒会撒在地上，老百姓慌忙去捡，此时官吏会大声叫喊：别捡，那是损耗！喂，说你呢，还捡！
这就是淋尖踢斛，踢出的部分就是所谓粮食运输中的损耗，这部分就成为官吏的合法收入。那么老百姓呢，只能回家再送粮食来。这一招最关键的就是踹斛这个动作。
要知道，这一踹是很有讲究的，官吏们为了这一踹苦练了很久，具体方式有可能是先在自己家附近找棵树，从踹树开始，以树干不动、落叶纷纷为最高境界。当然也有某些人选择踹门练习，一定要做到一脚踹开，如超过两脚为不合格，继续修炼。这一修炼对他们也有好处，万一有一天不干了，还可以转行去入户打劫。
在交粮这一天，官吏们准备好，一旦斛已经装满，便凝神屏气，闭目深思，然后气沉丹田，大喝一声，部分人加十米助跑，冲到斛前，拼命一踹（不拼命不行啊，踹下来都是自己的），如果踹下来的多，就会哈哈大笑。
请大家注意，这两招只是最平常的，明朝的很多名臣如三杨、李贤、徐阶、张居正等人都是靠这两招的收益养活自己的。而后来的皇帝也认可这些作为合法收入。
虽然朱元璋的工资政策对这些行为的泛滥负有一定责任，但这并不能成为贪污行为的借口，内因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官员们还是应该从自身去找原因。
大家可能会问，当时有没有不贪这些便宜的人呢？我回答大家，确实是有的，但是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只靠俸禄过日子的人，最出名的莫过于海瑞。
这位仁兄实在是第一号正人，他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干活，没有什么奢侈的享受（也没钱），不该拿的钱他一分也不拿，上面说的火耗和淋尖踢斛的好处他从没有贪过。每月就靠那点俸禄过活，家里穷得叮当响。
他最后的官职是南京右都御史，这是个二品官，相当于监察部部长，可以说是文官中俸禄最高的人之一了。但他家里请不起几个仆人，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动手，吃得也不好，长期营养不良，他死后，佥都御史王用汲来处理后事，一进门看见海瑞的家便痛哭失声。他想不到海瑞临死竟然如此凄惨，家里到处吊着旧布帘子（买不起新布），用的箱子破烂不堪，家里人都穿着补丁衣服。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毫不过分。
更让他难以置信的是，海瑞家连办丧事的钱都拿不出来，棺材也买不起，出殡的钱还是大家凑起来的。
这样的人在朱元璋时代也有，如当时的弘文馆学士罗复仁，为人十分老实，家里很穷，但朱元璋对他仍不放心，有一天跑去他家里看。罗复仁买不起好房子，他只能在郊区买了间破房子度日，朱元璋东拐西拐，终于找到了地方，见两间破瓦房外，有一个人正提着桶刷墙。朱元璋见此人灰头土脸，粉迹满面，以为是给罗复仁干活的民工，便问他：“罗复仁住在这里吗？”
没想到，刷墙的这位听到有人问他，回头一看，大惊失色，慌忙跑过来跪拜，说道：“我就是罗复仁！”
朱元璋这才看清他的脸，原来这个人真是罗复仁，再看他的打扮，一手拿着刷子，一手提着桶，衣衫褴褛，和叫花子没什么区别，顿时哭笑不得。半天憋出一句话：“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
罗复仁赔笑着说：“臣家穷，只能将就了。”
朱元璋过意不去地说：“你这么有学问的人怎能住这样的房子。”便赐给他一所大宅院。
罗复仁算是清贫了，但毕竟他的官位不高，还有比他厉害的。
在六部中，以吏部（人事部）的地位最为重要，吏部尚书（部长）吴琳为官清廉，后退休回家，朱元璋派使者去打探他的近况，使者到吴琳家乡，考虑到他当过大官，应该有很大的房子，便去寻找。但转了一圈，没有见到什么大房子，他便在路边找到一个正在插秧的老农，问道：“请问吴尚书住在哪里啊？”
谁知那老农抬头对他说：“我就是吴琳，有啥事儿？”
使者十分感动，便将此事回报朱元璋，朱元璋听后也十分感慨。
道德很好，修养很高，但这么高的人实在不多。
除去工资制度外，明朝时候的休假制度也有必要介绍一下，让我们看看古人的假期都是怎么休的。
先说老祖宗汉朝吧，他们实行的是五天一休制，也就是干五天休息一天，可不是休息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而是轮到哪天休哪天，这一天还有个名字叫“休沐”，在这一天，官员们可以回家，这样看来汉朝的待遇还是不错的。
隋唐时期，改成了十天休息一次，称为“旬休”，好像待遇比汉朝差了不少，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在隋唐时期，已经有了今天黄金周的概念，他们每逢新年、冬至会休息七天。这七天时间是带薪假期。除此之外，能想得出来的理由也可以休假，除了我们日常的端午、中秋、重阳外，还有皇帝的生日（由于皇帝经常变，所以这一个假期也经常变），让人吃惊的是连如来佛祖的生日、老子的生日、孔子的生日也都放假，估计当年要是基督教传播广泛，上帝的生日也要算在里面。
宋朝待遇稍微差点，但是一年假期还是有个几十天的。
到了元朝，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元朝统治者看来，生命在于运动，工作就是休息，什么旬休、大休都没有了，大家以工作为重，一年只有十几天休息。
终于位子传到了朱元璋的手里，这位仁兄的工作精神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他认为，给你们发工资、让你们管事已经优待了，当年老子连饭都吃不饱，还休息？
有的官员提出要恢复前朝的休假制度，被朱元璋驳了回去，然后朱元璋规定了休假的制度，倒还真是简单易行，一年休息三天！分别是过年、冬至、本人朱元璋的生日。
还想休几十天，小子们还没睡醒吧！
但实际实施后出现很多问题，比如两地分居问题、子女教育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都无法解决，于是后来规定从十二月起放寒假，为期一个月，才算解决了部分问题。
如前所述，由于这些制度的规定，朱元璋和官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而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违反朱元璋的这些法典，而朱元璋也不会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这些矛盾累积到一定时候，就会爆发。
一幕历史剧就此开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