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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结束北元战争，让我们看看朱元璋是怎样着手建立他的国家的。
朱元璋建立了国家后，第一个任务就是给它取一个名字，这是很重要的，就如同你给孩子们取名字一样，且还要叫上个几百年，马虎不得。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文化修养有限，但他们建立的朝代取名为元，是大有来历的，这个元字是取自《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也代表了其对中华文化的景仰。
而朱元璋将自己的朝代取名为明，就有很多争议了。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朱元璋出身明教，所以才有此名；而另一些人认为，元是北方政权，按照风水来说，是水，属阴，而朱元璋定都南方，要用南方之火明来镇住北方之水阴。
当然了，情况到底是怎样，只能去问朱元璋了。
在给自己的国家取好了名字后，他也考虑着给自己找个光荣的祖先，虽然他经常自称“淮右布衣”，摆出一副英雄不怕出身低的势头，但大臣们都知道，这些称号只有他自己能说，谁要敢当着他的面说出这些话，就等着掉脑袋。他原先考虑要认宋朝的大圣人朱熹为祖先，但有一个客观原因使他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想法。
因为朱熹生活的年代离他太近了，不太好浑水摸鱼，朱百六等人还在那里摆着呢，别说骗人，自己都骗不过去。于是就此作罢了。
经过二十余年的混战，中国大地上饿殍遍野，田地荒芜。开国皇帝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恢复生产，朱元璋在这一点上做得就相当好，他十分关注三农问题，把所有的热情都放在了农民兄弟的身上。洪武三年，他规定凡是开垦荒地的，就免除三年租税，而且为了鼓舞开荒，他制定法令，只要你开了荒地，这块地就是你的，就算原先的主人找来，你也不用怕，我朱元璋给你撑腰。这就大大地促进了开荒。
为了鼓励种田，他还发布命令，犯罪之人，只要不是杀头的罪，统统发配去种地，也算是干了件好事。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所谓的犯罪之人以官员居多，当时仅凤阳一地，就有一万多官员在田里插秧，具体原因我们后面再说。同时，他还大大削减各地的租税，除了一个地方外。
这个地方就是张士诚占据过的江浙地区，由于当地的人民支持张士诚，他对此十分不满，规定江浙地区赋税高于其他地方数倍。这一规定直到后期才废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是个有仇必报的人，请大家记住这个性格特点。
相对地，他也十分痛恨从商的人，这极有可能与他小时候被囤米的奸商害过有关，几乎所有的商人都受到了歧视。朱元璋限制商人的行为看似平常，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宋朝以来以商为主的发展方向，对中国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到时候再讲。
在政治制度上，他几乎照搬了元朝的各项机构，中央设中书省、左右相，主管国家大事，下设六部。当时的很多人认为，朱元璋的明朝政府将继续按照元朝的官制走下去，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
在此，我们还要介绍一下明朝的科举制度，这是明朝的一个特色。
科举制度并非自明朝起，却在明朝发扬光大。说来真是有趣，唐宋时虽有科举，但录取名额十分之少，一科往往只取几十人。明朝自洪武三年起开科举，实行扩招，这下子想做官的人就挤破了头，纷纷以读书为业。这些人就是后来明朝文官势力的基础。
当时的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是院试，考试者统称为童生，你可不要以为都是小孩来考，七八十岁的童生也是有的，考试范围是州县，在这个考试中合格的人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秀才”。你可别以为秀才好考，考试成绩有六等，只有在这个考试中考到高等的才能得到秀才的称号，而考到一、二等的才有资格去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叫“录科”。
现在你已经当上了秀才，从此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了，你有某些特权，比如可以免除一人的徭役，见到县长大人可以不下跪。但你并不是官，还差得远。
要当秀才已经如此之难，可是为了当官，同志们还要继续奋斗！
下一级的考试叫乡试。你可千万别误会，这个所谓乡试不是指乡里的考试，而是省一级的统考。请注意，乡试不是你想考就能考的，三年才有一次，一般在八月，由省出题，而且有名额限制。在这一级别考试中过关的人就叫举人，这个举人可不得了，是有资格做官的。之所以说是有资格，是因为这个级别是不能包你一定当官的，也就类似今天的大学毕业不包分配。
那举人怎么才能当官呢？很简单，当官的人死了，你就有机会了。
所以你如果在明朝去参加某位官员的追悼会，看到某些人在门口探头探脑，面露喜色，要不是和这家有仇，那一般就都是举人。
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范进同志考中举人后会发疯吧，换了你也可能会疯的。
在这个考试中获得第一名的人叫作解元。这就是三元里的第一元。
好了，你已经考中举人了，终于走出了省城，现在向京城进发，为了当官，向前冲！
现在你已经是举人了，那么请你打好包袱，准备好笔墨纸砚，明年二月你将要迎接人生的真正考验——会试。
这个考试只有获得举人资格的才能参加，也就是说，你的对手将是其他省的精英们，朝廷将在你们中间挑选三百人（可能有变动），但要注意，这三百人并不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进士，他们只是“贡生”，要想当进士，你还要再过一关。
会试考试的第一名叫会元，这是三元里的第二元。
在说下一关之前，我们要介绍一下科举考试的考场，当时的考场可不是今天光线明亮的教室，还有一大堆家长在外面抱着西瓜等你。明代考试的考场叫作贡院，其实从其结构环境来看，可以称其为牢房。
贡院里有上万间房间（大家可以估计一下录取率），都是单间。有人可能觉得单间很好，别忙，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个什么样的单间，这种单间叫作号房，长五尺，宽四尺，高八尺。
大家估量一下就可以感觉到，这几乎就是一个笼子。考生在进去前要先搜身，只能带书具和灯具进去，每人发给三支蜡烛。进去后，号门马上关闭上锁，考生就在里面答题，晚上也在里面休息，但由于房间太小，考生只能蜷缩着睡觉，真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然而考生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在那盏孤灯下，在难以忍受的孤寂中，满怀着报国（或是升官）的理想，用坚强的毅力写出了妙笔生花的文章，是不容易的。
通过会试的精英们面对的最后一道考验就是殿试，在这场考试中，他们将面对这个帝国的统治者，考试方式是皇帝提问，考生回答，内容主要是策问。这些可怜的考生是不敢也不能抬头的，他们只能战战兢兢地答完问题，然后退出等待自己的命运。
皇帝及大臣根据考生的表现，会划分档次，共有三甲：一甲只有三个人，叫进士及第，分别是状元、榜眼、探花，这是为我们大家熟知的；二甲若干人，叫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叫赐同进士出身。
而状元就是三元中的第三元。
如果到了这里，你还榜上有名，那么恭喜你，你将会被派任官职。不过不要期望过高，此时分派的官职都不高，经历这么多苦难，你得到的很可能只是一个八品的县丞而已，离县太爷还远着呢，但不管怎么说，总算是当官了吧。
科举考试不但是获取官位的方法，也是读书人追求荣誉的途径。对他们而言，状元就是他们的目标，虽说文无第一，但第一是人人都想要的。状元也是人，凭什么不是我？！
事实也是如此，状元虽很难得，三年才有一个，产量很低，但毕竟还是有的，所以读书人心中的最高荣誉并不是状元，而是另一种称号，这才是每个读书人朝思暮想的，获得这一称号的人将成为传说中的人物，为万人景仰！
这一称号就是连中三元，具体说来就是身兼解元、会元、状元三个称号于一身。这是真正的高难度动作，必须保证全省考第一，然后在会试中全国考第一，最后殿试里在皇帝心目中也是第一。这就要求考生光是学问好还不够，必须反应快，长得比较帅，才有可能获得这一称号。所以要得到这一称号是要有一定运气的，祖坟上岂止是冒青烟，简直是要喷火。
这种人在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中只出现过一个，此人就是正统年间的商辂，非常厉害。他在历史上有一定地位，后面我们还要提到他。
自隋唐开始科举后，获得这一荣誉的只有十三个人，分别是唐朝二人，宋朝六人，金一人，元一人，明二人，清二人。这些人实在是值得我们崇拜的。
要特别说明的是，很多材料记载明朝只有一个连中三元者，这是不对的，在洪武年间，安徽人黄观连中三元，永乐靖难时，黄观为永乐所忌，将其名字从登科录上划去，改第一名为韩克忠，所以在大多数历史记载中，三元并没有黄观的名字。在此特为这位忠臣和读书天才正名。
参加科举考进士是为了当官，随着老百姓做官的人越来越多，世俗的名门望族势力慢慢消退，科举进士们形成了所谓的科举势力，也就是后来的文官群体。这一群体给明朝的政治带来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们形成了类似黑社会的组织结构，上可威胁皇帝，下可统治百姓，十分之可怕。在此，我们先看看他们组织内的运行秩序。
我们前面说过，进士一录取就可以候补官员，而举人要当官，就难得多了。他们要参加三次会试，如果实在没出息，还是不能考过的话，就可以到吏部去注册，过几（从一到几十不等）年，官员死得多了，有了空缺，就会把这些举人翻出来，选择其中一些人去当官。这个叫“大挑”。那么大挑的标准是什么呢？说来大家可能不信，是看你的长相。选择方式类似现在的警察局认人，举人们如同嫌疑犯，几十人一队，站在吏部大臣们面前任人挑选。
这个时候，长得丑的可就真是叫天不应了，肯定是没有你的份儿了，早点回家吧。
选中的举人就可以当官了，这些举人虽然没有考上进士，但也算是上过榜的，所以他们叫作一榜出身，而进士就叫两榜出身，大家毕竟都是考试出来的，所以进士们也把举人看成自己的同类，也就是所谓清流。
这些清流内部的秩序区分很有趣，需要详细说说，大家了解这些规则后，就能较好地理解明代中期文官集团中发生的很多历史事件。
我们列举出五个官员来说明这个问题，给他们分别命名为甲、乙、丙、丁、戊。这五个人的职务是这样的，甲是兵部侍郎（三品），乙是礼部郎中（五品），丙是刑部员外郎（从五品），丁是翰林院侍讲学士（从五品），戊是布政司参议（从四品）。
这五个人中甲、乙、丙、丁都是进士，戊是举人出身，他们在兵部大堂相遇，分清官位后，按照秩序坐下，大家开始谈话，由于说的不是公事，自然要从出身讲起，此时戊一定会先退出。为什么呢？
因为他够聪明！虽然他的官位在五人中排第二，但人家谈的是进士的事，你一个举人连殿试都没有参加过，凑什么热闹。这就类似现在开口问学历，他是北大，我是清华，您呢，总不能说是克莱登大学毕业的吧。这个时候上去无异于自讨没趣。而且这些进士出身的人十分喜欢讲登科时候的事情，一开口就是想当年老子如何在殿试中应对自如，等等。就如同《围城》里的那句名言“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时不时就会抛出一句。其实他很有可能是答非所问、慌不择路爬出去的，谁知道呢。这是见面的第一步，摆出身。
下面是第二步。大家既然都是进士，那就好谈了，谈下一个问题，何时中进士的。一谈之下，甲是洪武十六年的，乙是十九年的，丁是二十二年的，丙资格最老，是洪武三年的，这就类似今天见面问人：您哪一届毕业的啊？噢，是师兄啊，失敬失敬。当时可不是说两句就能解决问题的，这个时候，那三位就要向丙行礼了，这是规矩，不管你的官和年纪比对方大多少，遇到比你早登科的就要行礼。这是第二步，摆资历。
第三步就是比名次，哪怕都是进士，也有个优等名次的问题吧。甲说：我是三甲同进士出身；乙笑一下：我是二甲进士出身；丙也笑：我是二甲第十五名。
如果这个时候丁说：我是庶吉士。
那几位马上就不笑了，乖乖地站起来行礼，这是因为庶吉士实在来头很大。
在所有的进士中，只有一甲三人可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和三甲中挑选精英考试才可成为庶吉士，他们的职责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并帮皇帝起草诏书，是皇帝的秘书，权力很大，到了明朝中期，更形成了不是庶吉士不能当大学士的惯例。
这三套摆下来，大家心里都有了数，将来多多关照，有空拉兄弟一把，科举势力就这样排定次序，形成强大的力量。
考上了进士对于当时的人太有诱惑力了，而考一个好的名次也有额外的吸引力。中国人讲究衣锦还乡，也就是穿着官服回家给当年的穷哥们儿、邻居家大婶大哥看看，这个时候，排场越大，面子就越大。
大家在电视上看到过，古代官员出行都要带一大堆人，前面有打锣的、举牌子的开道。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些举牌子的，学问都在牌子上呢！
如果你是状元，那就威风了，牌子上可以写上“状元及第”“钦点翰林”这样的大字，招摇过市，引得无数百姓感叹不已，抓住自己孩子的脑袋使劲晃，将来一定要学他！
二甲和三甲怎么写牌子呢？他们的牌子上会列明“同进士出身”“两榜出身”这样的字，也是很多人倾慕的。
进士的牌子好写，人家毕竟见过大世面，那举人怎么办？不能写中进士，也不能写两榜，放心，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举人出门的时候，由于可写的不多，他们充分发挥了创造力。
比如他是丁寅年江西乡试中举的，就写个牌子“丁寅举人”；再想想，老子在县衙是主簿（正九品），官位低是低了点，但也是官嘛，于是第二个牌子就写“某县主簿”；此外还有什么何年何月被表彰过、有何政绩，都可以写上去，反正能骗骗老百姓就行了。
正是这样的诱惑，使得无数人前仆后继，向着官位前进，可正如前面所说，当官哪有那么容易呢？朱元璋及他的子孙们早就为他们设置了最困难的一道关卡，这道关卡不但改变了历史悠久的科举制度，让无数人陷入极端的痛苦中，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影响了中国未来几百年的命运。
这道关卡就是八股。
这是一个很值得一提的现象，八股可以说是明朝的发明创造，这套玩意儿自朱元璋起，到明朝中期发展完善，影响了后来近五百年的知识分子，不可不说。
学子们的考试科目分为三场：第一场考经义，也就是四书五经；第二场考实用文体写作；第三场考时务策论，也就是给你个事情让你分析，颇有点应用文的意思。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义，这是取士的关键。
那时候的考生们不像现在的学生考试前要复习很多内容，对他们而言，只要背好四书五经就行了，题目只能在这里出，不可能有别的题目。范围相当小，背起来容易，而且写文章时有规定的字数，一般不超过五百字，不像现在的某些命题作文动不动就要千字以上。这么看来，当年的考试似乎要容易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关键在于格式和个人发挥。八股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几个部分，其中精华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这四个部分你不能随便写的，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共有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这种写法十分古板，你想多写一个字也不行，真是害人不浅，很多人都是一边写一边乱编，只为了凑字数，达到对偶的效果。从文字表面上看，十分整齐，细看下内容，废话满篇。
痛苦的不仅是考生，还有出题的老师，四书五经只有那么多字，各级考试都从里面出题，而出过的题一般是不能再用的，于是老师们奇计百出，把四书五经上下句割裂开，单独拿来出题，如把一句话斩头去尾，只用中间的几个字拿来考人，这种语句不通、张冠李戴的词句，连老师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何况学生呢？
结果就是糊涂考糊涂，出题的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考试的人也不知道，这样考出来的是什么人才？
八股说到底是一种形式而已，就算古板，应该也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别急，明朝统治者们还有杀手锏，这一招才是最厉害的。
明朝规定，所有的文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必须仿照古人立言，即要按照圣人的思想去写文章，这个圣人是谁呢？朱熹。
朱熹给四书写过注，也就是标注他自己的理解，然而这些理解被统治者看上，要求所有的学子必须按照朱圣人当年的思维来答题。
天可怜见！朱圣人当年可能在上茅厕时想出一句，写下来，吃饭时又想出一句，写下来，本来就做不得准，而过了上百年居然要所有的人按照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确实是一种折磨。
这可就苦了明朝学子们，叫天天不应，谁知道这家伙当年到底是什么样的思维，只能自己慢慢猜、慢慢把握，所谓搞不懂就问人，搞得懂就教人，实在没有人懂就去问神，对这些学子而言并不只是玩笑而已。
无数考生午夜梦回，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就是朱熹那并不俊朗的外貌和并不魁梧的身材，久而久之，有些醒悟过来的人就开始问候朱熹的父母及祖先，似乎这样才能出口恶气。问题在于骂完后还是要考啊，不考就没有官做，这是实际的问题。
在固定的思维、固定的模式下，明朝的学子们开始完成他们的文章，让我们不得不惊叹的是，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考生们仍然写出了很多锦绣文章，在下看过两篇八股状元文，文辞优美，立意深刻，想到这些文章是他们在如此多的限制下写出的，实在令后生晚辈佩服不已。
八股考试的弊端是很多的，选出的人才很多都是书呆子。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形容过八股选出来的某些人才，“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活脱脱一副白痴面孔。
但八股文还是有一定用处的，比如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曾经写道：“八股文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可见，八股文是很多文体写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限制下，很多优秀人才更能脱颖而出，如后来的徐阶、高拱、张居正，哪一个不是八股文拿高分的？这些人才是高手中的高手。
总的看来，这一制度还是弊多利少，禁锢人们的思维，害人不浅，其影响深远，直到近代，人们还以考过八股为荣。比如陈独秀和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都是清末的秀才，陈独秀曾经问蒋梦麟考的是什么秀才，蒋梦麟回答是策论秀才，陈独秀非常得意，哈哈大笑，说自己考的是八股秀才，比策论秀才值钱。蒋梦麟连忙作揖。八股之强悍可见一斑。
朱元璋在解决了北元后，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生产和生活的政策，收到了好的效果，但斗争终究是不会消停的，干掉外敌，就开始搞内患。具体地讲，是派别斗争。
所谓派别，实际上就是老乡会，大家都说一样的方言。朱元璋手下最大的老乡会就是淮西集团，会长本来应该是朱元璋，但考虑到他还兼任皇帝一职，所以当时是由李善长代理。这一集团人多势众，主要成员有李善长、郭兴、郭英、汤和、周德兴，还包括死去的常遇春等人，基本是朱元璋同志起家的班底。当时见面，如果能说淮西话，就是光荣。
有人曾问我，李善长何许人也，为什么是第一功臣？确实，他好像很少出面干什么大事，这是由他的工作特点决定的。此人主要负责后勤和政务办理，如果把刘基比作张良，那么李善长就是萧何。他一直跟随朱元璋打天下，鞍前马后地劳顿，后勤工作不好搞，劳心劳力又不讨好。朱元璋是个明白人，所以在建国后，便以李善长为第一功臣，任命他为丞相。
李善长这个人的特点是外表宽厚，心胸狭窄，谁敢和他过不去，就一定要解决对方。
俗话说恶人自有恶人磨，有敢专权的，就有敢分权的，淮西集团很快就遇到了对手，那就是浙东集团，这个集团的首领就是刘基。
这两个集团就在朱元璋的眼皮底下开始了斗争，朱元璋似乎也很有兴趣，他准备看一场好戏。
这场戏的主角是李善长和刘基，但仅有主角是不够的，下面我们要介绍配角和龙套出场，这些人人多势众，是这场戏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他们的名字叫言官。下面我们将介绍一下这些人。
言官到底是什么官呢？顾名思义，就是说话的官，到了明朝后期，也有人把这些人称为骂官，实际上，他们是明朝监察制度的产物。
朱元璋建国之初，仿照元朝制度，建立了御史台，到了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将其改名为都察院。都察院的长官是左右都御史，这个官名大家在电视上经常可以听到，而都察院的主要骨干是都察御史，这些都察御史共有十三道，以当时的十三个省区分，共有一百一十人。这些人权力极大，他们什么都管，由于平时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务要处理，就整天到处转悠，不是去兵部查吃空额，就是到刑部查冤假错案，办事的官员看到他们就怕。
你可能会问，这些人权力如此之大，如果他们徇私枉法怎么办呢？对于这个问题，你应该大大地佩服一下朱元璋，他想了一些很绝的方法来规范御史的行为。
首先，挑选御史的时候，专门找那些书呆子道学先生、认死理的去干这行，因为这工作得罪人，捞不到钱，而道学先生是最合适的人选。其次，他用了以小制大的方法，这些御史都是七品官，可以说是芝麻官，赋予他们监管长官的权力，就使得他们不敢过于张狂。有个官名叫八府巡按（周星驰电影里出现过），乍一听，八府的巡按，官一定很大，其实也就是个芝麻官，往往是朝廷临时委派监察御史担任的，就相当于以前所谓的特派员，官极小，权极大。但就是这样，朱元璋还是不放心，于是他又建了一套班子，来监督都察院。这就是六科给事中。
对应中央六部，朱元璋设立了六科，各科设都给事中一人，官位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官位从七品。这些人的权力大到骇人听闻的地步。
他们如果认为以皇帝的名义发出的敕令有不妥之处，居然可以将敕令退回！而皇帝交派各衙门口办理的事件，由他们每五天检查督办一次，倘若有拖延不办，或是动作迟缓者，他们就要向皇帝打小报告；各部完成任务，还要乖乖地去六科销账。此外，官员年终考核，这些给事中也要进行审核。
这些人的行为特点可以概括为：你要打我，我就骂你。
这不是一句玩笑话，他们从不动粗，全部功夫都在嘴和奏章上，你要是得罪了他们，那就惨了，这些人骂人的功夫极高，都是饱读诗书之辈，骂人也有典籍来历，出自某典某条。如果你书读得少，还以为他在夸你呢。可能回家查了书，看到某个典故方才恍然大悟，连祖宗十八代也给人骂了。骂人不带脏字的功夫，实在厉害。
这种独门绝技代代相传，到东林党达到了高峰，真可谓口水横飞，引经据典，用意恶毒却又言辞优美。套用葛优的一句话：“人家骂你都听不懂！”
朱元璋搞来这群人后，他自己也很快就吃到了苦头。
比如洪武年间，御史周观政巡视南京奉天门。这里说明一下，周观政是巡城御史，属于最低层的监察御史。在他巡查时，遇见一群太监正领着一伙女乐往奉天门内走去。根据大明的内宫制度，女乐是不准入内的。周观政当即上前制止，领头的太监理都不理他，说了一句：“我有圣旨在身！”（注意这句话的分量。）
按说一般人也就放他过去了，可周观政坚持说就是有圣旨也不得违背大明的内宫制度，坚决不准女乐入内。太监遇到这么个人，只好回宫禀报朱元璋。朱元璋苦笑一下，便传口谕，不再让女乐入宫，还特意加上一句，周观政你干得好，回去休息吧。无论怎么说，朱元璋已经仁至义尽，给足了周观政面子。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周观政死都不走，这个书呆子不依不饶，一定要朱元璋出来和他说。朱元璋明白自己选的这些人都是不会通融的，娱乐也搞不成了，亲自穿上朝服出宫进行安抚，对周观政说，你做得对，我已经反悔，不用女乐了。周观政听到后，才回家睡觉。
皇帝的命令是不行的，口谕是不行的，道歉也是不行的，唯一能行的，只有原则。因为原则，是以大明两百年不衰。
但请注意，如果你不是十三道御史，也不是六科给事中，不属于言官，就不要多嘴了，不要看着言官在皇帝面前摆威风，你也跟上去来两句，不砍了你才怪。言官敢这么做，那是有悠久传统的。
自古以来，就有言官的设置，这些人不管具体事情，他们的任务就是提意见，而历来的封建王朝也形成了一个传统——不杀言官。历史上无论多昏庸的皇帝，也很少有胆量敢杀言官的。所以在朝堂上经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言官在下面说皇帝的不是，一点不给皇帝留面子，还扬扬自得，很有点你能把老子怎么样的气魄；而皇帝只能在上面一边听，一边咬牙切齿，想着明天就把你调个位置再整治你，确实威风凛凛。
总而言之，言官很执着，很较真儿，当然，也很强大。
演员到齐了，下面我们来看看这场戏是怎么演的吧。
先说一下淮西集团的首领李善长，他被朱元璋引为第一功臣，于洪武三年被封为韩国公，这是很了不得的，因为当时朱元璋一共只封了六个公爵，其他五个人分别是徐达、常茂（常遇春儿子）、李文忠、冯胜、邓愈。大家已经知道了这五位仁兄有多厉害，他们都是血里火里拼杀出来的一代名将，而出人意料的是，李善长排位居然还在这些人之上，名列第一。
他也是公爵里唯一的文臣。
相比之下，刘基也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了大功，却只被封诚意伯（伯爵），耐人寻味的是，他的俸禄也是伯爵中最低的，年俸只有二百四十石，而李善长是四千石，多出刘基十几倍。
后人往往不解，刘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许多重要决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什么只得到这样的待遇？
其实只要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难以解释。朱元璋是一个乡土观念很重的人，李善长是他的老乡，而且多年来只在幕后工作，从不抢风头，只知埋头干活，这样的一个人朱元璋是很放心的。相对地，刘基是一个外乡人，更重要的是，刘基对事情的判断比他还要准确！
从龙湾之战到救援安丰，朱元璋想到的，刘基也想到了；朱元璋没有想到的，刘基还是想到了。
换了你是皇帝，会容许这样的一个人在身边吗？而且这些决策并非安民之策，而是权谋之策，用来搞阴谋政变十分有用，外加刘基厚黑学的根底也很深，朱元璋时不时就会想起他劝自己不要去救韩林儿这件事。谁知他将来会不会对自己也来这么一手。
不杀他已经不错了，还想要封赏吗？
刘基一生聪明，但也疏忽了这一点。
这也就决定了他在这场斗争中很难成为胜利者。
洪武元年，双方第一次交锋。
当时的监察机构是仿照元朝机构建立的御史台，刘基的官位是御史中丞，也就是说，他是言官的首领，我们前面介绍过言官的力量，此时的优势在刘基一边。
引发矛盾的导火线是一个叫李彬的人。这个人是李善长的亲信，他由于犯法被刘基抓了起来，查清罪行后，刘基决定要杀掉他。此时正好朱元璋外出，李善长连忙去找刘基说情，刘基却软硬不吃，不但不买他的账，还将这件事向朱元璋报告。朱元璋大怒，命令立刻处死李彬，不巧的是，这份回复恰巧落在了李善长手里，他虽不敢隐瞒，但也怒不可遏。他明白直接找刘基求情是不行了，为了救自己的亲信一命，他想了一个借口，他相信只要讲出这个借口，刘基是不会拒绝他的求情要求的。
他找到刘基，对他说：“京城有很久不下雨了，先生熟知天文，此时不应妄杀人吧。”
李善长可谓老奸巨猾，他明知刘基深通天文之道，以此为借口，如刘基坚持要杀李彬，大可将天不下雨的责任推到刘基的身上，当时又没有天气预报，鬼知道什么时候下雨？
然而刘基的回答是：“杀李彬，天必雨！”
李彬就这样被杀掉了。
李善长被激怒了，他开始准备自己的第一次反击。
刘基敢说这样的话，应该说他是有一定把握的，他确实懂得天文气象，可问题在于即使是今天的天气预报，也有不准的时候。
这一次刘基的运气不好，过了很久也不下雨，等到朱元璋一回来，李善长积聚已久的能量爆发了出来，他煽动很多人攻击刘基。朱元璋是个明白人，并没有难为刘基，但刘基自己知道，这里是待不下去了，于是在当年八月，他请假回了老家。
临走前，正值当时朱元璋头脑发热，想把首都建在凤阳，同时还积极准备远征北元。刘基给了朱元璋最后的建议，首都建在凤阳是绝对不行的，而北元还有很强的实力，轻易出兵是不妥当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又对了。
应该说，当时的朱元璋是很理解刘基的，他对刘基的儿子说过，现在满朝文武都结党，只有刘基不和他们搞在一起，我是明白人，不会亏待他的。
朱元璋这次可真是被刘基给蒙了，刘基并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他在临走之前已经布下了自己的棋子：杨宪。
杨宪是刘基的死党，他得到了刘基的指示，接任了御史中丞，准备对淮西集团反攻。
这位杨宪也不简单，他韬光养晦，扶植高见贤等人，并利用言官的力量，不断收集李善长的把柄，并在朱元璋面前打小报告，说李善长无才无德，不能委以重任。朱元璋不是蠢人，他知道杨宪说这些话的目的何在，开始并未为之所动，但时间长了，他也慢慢对李善长有了看法，对李善长多有指责。十一月，他召回了刘基，并委以重任。淮西集团全面被打压。
浙东集团眼看就要成为胜利者，李善长十分忧虑，他明白自己已经成为了靶子，一定要学刘基，找一个代言人，但这个人又不能太有威望，要容易控制。于是他看中了胡惟庸，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选择最终让他踏上了不归之路。
胡惟庸是李善长的老乡，他很早就追随朱元璋，却一直不得志，总是干些知县之类的小官，但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在得到李善长的首肯后，他成为了淮西集团新的领袖。这场斗争最终将在他手中结束。
就在浙东集团最得意的时候，事情又发生了变化。由于刘基这个人言语过于直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沟通技巧，很多人开始在朱元璋面前说他的坏话，朱元璋对这个足智多谋的人也起了疑心，于是就有了后来那次决定刘基命运的谈话。
这一天，朱元璋单独找刘基谈话，初始比较和谐，双方以拉家常开始了这次谈话，就在气氛渐趋融洽时，朱元璋突然变换了脸色，以严肃的口气问刘基，如果换掉李善长，谁可以做丞相。
刘基十分警觉，马上说道，这要陛下决定。
朱元璋的脸色这才好看了点，他接着问：“你觉得杨宪如何？”
这又是一个陷阱，朱元璋明知杨宪是刘基的人，所以先提出此人来试探刘基。
刘基现在才明白，这是一次异常凶险的谈话，如果稍有不慎，就会人头落地！他马上回答：“杨宪有丞相的才能，但没有丞相的气量，不可以。”
但考验还远远没有结束，朱元璋接着问：“汪广洋如何？”
这是第二个陷阱，汪广洋并不是淮西集团的成员，朱元璋怀疑他和刘基勾结，所以第二个提出他。
刘基见招拆招，回答道：“此人很浅薄，不可以。”
朱元璋佩服地看了刘基一眼，这是个精明的人啊。
他说出了第三个人选：“胡惟庸如何？”
刘基松了口气，说出了他一生中最准确的判断：“胡惟庸现在是一头小牛，但将来他一定会摆脱牛犁的束缚！”
说完这句话，刘基又松了口气，他知道考验已经过去了，但他错了，下一个问题才是致命的。
朱元璋终于亮出了杀招，他用意味深长的口气说道：“我的相位看来只有先生能担当了。”
大凡在极度紧张后，人们的思想会放松下来，刘基也不例外，他终于犯了一次错误，这次错误却是致命的。
他没有细想，回答朱元璋：
“我并非不知道自己可以，但我这个人疾恶如仇，皇上还是慢慢挑选吧。”
这句话说得非常不合适，自居丞相之才不说，还说出所谓疾恶如仇的话，如刘基所说，谁是恶呢？
刘基的昏劲还没有过去，又加上了一句话：
“现在的这些人，在我看来并没有合适的（目前诸人，臣诚未见其可也）。”
朱元璋就此与刘基决裂。
自此之后，刘基不再得到朱元璋的信任，他虽明白自己地位不如前，但仍然坚持在朝中为官，为浙东集团撑台。但朱元璋不是那么好打发的。
洪武三年，朱元璋亲自下旨给刘基，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你年纪这么老了，应该在家陪老婆孩子，何苦在这里陪着我呢？”
这意思就是，我要炒你鱿鱼，走人吧。刘基只好回到了乡下。
这时，浙东集团的另一干将杨宪失去了刘基的帮助，很快被淮西派排挤，本人也性命不保，被胡惟庸找个借口杀掉了。
在这场斗争中，淮西集团最终大获全胜。
刘基明白，自己失败了，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好好在家养老，度此一生。可是在这场斗争中，失败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
胡惟庸成为了丞相，他没有放过刘基，指使手下状告刘基。
此时刘基已经没有官位，还能告他什么呢？
但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实在是至理名言。刘基的罪状是占据了一块有王气的地。所谓王气实在是个说不清的东西，说有就有，说没有也没有，只看你的目的是什么。
于是朱元璋再次下诏处罚刘基，官都没了，还罚什么呢？朱元璋有办法，他扣除了刘基的退休金。
刘基陷入了绝望，但他的智慧又一次发挥了作用，他没有在原地等死，而是出人意料地回到了京城。
这实在是很绝的一招，他明白，胡惟庸对付他的根本原因在于朱元璋，只要自己回到京城，在朱元璋的眼皮底下，让他放心，自己的性命就有保证。
但这次，他又错了。
洪武八年（1375）正月，刘基生病了，朱元璋派胡惟庸（注意这点）探视刘基，胡惟庸随身的医生给刘基开了药方，刘基吃了药后，病情越来越重，过了不久，就死去了。
关于刘基的死因，后来的胡惟庸案发后，医生供认，是胡惟庸授意他毒死刘基的。这也成为了胡惟庸的罪状之一。
但很多人都知道，胡惟庸和刘基有仇，朱元璋也知道，却派他去探望刘基。而刘基这样有影响的人，胡惟庸是不敢随便动手的，不然也不会让刘基在他眼皮底下逍遥五年，他很有可能是得到了朱元璋的默许。
无论此事是否朱元璋指使，但毫无疑问的是，刘基之死朱元璋是负有责任的。
刘基一生足智多谋，为明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他对形势判断准确，思维缜密，能预测事情的发展方向。虽然他本人并非真如民间传说的那样，有呼风唤雨的本事，但从他的判断和预测能力来看，料事如神并非过分的评语。他和诸葛亮一样，已经作为智慧的象征被人所铭记。
在我看来，他确实无愧于这一殊荣。
胡惟庸胜利了，他在朱元璋的帮助下打败了浙东集团，除掉了天下第一谋士刘基，现在他大权在握，李善长也要给他几分面子。
但他真的是最后的胜利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