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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绿色发展大势下，我国已经不具备发达国家现代化历程中较为宽松的资源环境外部条件，而且面临新的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约束挑战。在国内新时代发展背景下，为适应社会主要矛盾新转化、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需求，绿色发展也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绿色发展体系，既要着眼当前粗放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明确重点领域分阶段目标任务，也要立足新时代发展要求，积极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生产消费新内容。
在市场经济中，消费是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生产组织等起引领作用。消费具有个体性、主观性、不确定性等特征，但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可塑性。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由温饱型逐步向富裕型、享受型方向发展，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逐渐成为主流，但食品浪费、攀比消费、奢侈浪费等现象比较普遍。伴随网上购物等兴起，过度包装、材料浪费等问题更加突出。一些伪“共享经济”诱发非理性投资，不仅没有促进高效消费，反而造成大量资源闲置和浪费。在由“短缺经济”到“过剩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要把构建绿色消费体系作为引领重塑供给体系的前提，培育绿色低碳新的消费内容。
我国已经完全摆脱“短缺经济”，绿色消费从生态有机食品向空气净化器、净水器、绿色家电、电动汽车等不断拓展，但整体供给质量和水平仍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要把绿色产品和服务作为基本公共服务重要内容，以公共交通、绿色建筑为重点，提升城乡绿色宜居水平。要以国际先进水平为标杆，提高绿色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标准要求，逐步淘汰低端落后生产能力。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企业加快产品服务升级，打造中国制造绿色竞争新优势。
当前，过度消费、奢侈浪费等现象仍然普遍，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尚未成为主流。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增加共享经济、电子商务等绿色产品和服务供给，为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成长提供支撑。要推广利用“互联网+”促进绿色消费，推动开展二手产品在线交易，满足不同主体多样化的绿色消费需求。要推动公共机构率先采购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开展无纸化办公、实施包装物减量再利用等，扩大政府绿色采购规模和范围，发挥示范引领和撬动作用。
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把资源环境等国情教育纳入教学内容，从青少年阶段开始普及绿色消费常识。加强公众宣传和政策引导，推广节能环保技术和产品，推动全社会树立节约适度消费理念，促进消费理念和文化加快转型。强化公众生态环境知情权，推动生态决策民主化，提升社会公众保护生态环境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自觉意识。完善有利于绿色发展的财税价政策体系，激励绿色消费，抑制不合理消费和奢侈浪费。
产业经济是我国繁荣发展的重要根基，是一国生产力和竞争力水平的集中体现。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居全球首位，但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既有全球节能环保水平领先的大型企业，也有大量发展相对落后的中小企业，不同区域、规模和所有制企业节能环保水平差距较大，与我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地位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并不符合。以火电行业为例，先进与落后企业能效相差达20%以上（见图1-4）。构建绿色发展产业体系，要针对我国产业发展不均衡现状，既对标全球领先水平，占领绿色技术制高点，也要兼顾普遍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实体经济绿色发展水平。
图1-4 中国不同类型火电机组装机规模与能效比较
节能环保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是绿色产品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是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绿色发展体系的产业支撑。要做大做强节能环保产业，推动政府和企业将能源管理、环境管理外包给专业化的第三方机构，拓展绿色产业发展市场空间。要拓展服务能力，由单一的设备供应、工程改造向诊断、设计、融资、建设、运营等“一站式”全方位服务延伸。在清洁能源规模化发展基础上，把技术进步和效益提升作为重点，推动清洁能源产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柱产业。要着眼全球市场，提升竞争力，推动由单纯设备出口或投资项目转向国际化综合服务，打造新的“中国名片”。
我国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在引领全球产业绿色转型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要利用绿色新技术对存量经济进行升级改造，推动产业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水平尽快达到世界领先。要超前布局前瞻性技术研发，推动传统高耗能行业应用新能源、新材料，构建面向未来绿色产业体系。要持续深化供给侧改革，严格落实节能环保安全等法规标准约束，推动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绿色减量发展。转变“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传统贸易方式，由进口资源能源向进口高载能产品转变，由出口低端原材料向出口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产品、技术、服务的“全产业链出口”转变。
积极促进绿色技术与市场融合、创新与产业对接，大力培育面向未来的新兴产业。在储能服务、智慧用能、电动汽车共享租赁、智能微电网、能源互联网等方面，加快培育新兴业态和增长点。广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快“互联网+”与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融合发展，变革生产、管理和组织方式，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重塑，创造新的社会价值和生态效益。
人类历史上每次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都伴随着能源开发利用方式的重大变革。当前，我国已是全球能源生产消费第一大国，并且仍在快速增长，长时期、大规模、粗放式开发利用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全面变革能源生产利用方式，大幅提升能源生产力，是繁荣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前提。
持续增加清洁能源供应，着力解决消纳问题，加快实现增量替代到存量替代。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妥善处理移民安置问题，统筹优化水电开发利用。安全高效发展核电，长远实现沿海与内陆并重发展。坚持集中式和分布式并重，稳步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加快推进平价上网，扩大分散式风电和“光伏+”多元化利用。积极发展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不断拓展利用方式。
树立全社会“大节能”理念，转变传统以需定供的发展模式，推动能源科学供给满足合理需求。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大幅提高工业、建筑、交通运输、公共机构等领域能效水平，推动能源利用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益同步提升。加强产城融合、上下游一体合作，推动能源梯级高效利用，挖掘跨部门跨领域节能潜力。
根据我国各煤炭赋存区的不同条件，在生态环境承载力范围内开采煤炭，从源头上实现煤炭减量生产（见图1-5）。推广煤矿保水开采、充填开采等新技术，减轻采空区土地塌陷，做到绿色开发。突破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技术瓶颈，积极有序推进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实施“两深”战略，尽早实现深层与深海油气资源进入规模开发阶段。积极化解煤电产能过剩，推进煤电机组节能和超低排放改造，促进煤电清洁高效发展。
图1-5 中国能源革命发展展望
科学布局、有序推进跨区域电网建设，提升电网输送能力，促进能源资源大范围高效配置。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建立与可再生能源发展相适应的电网和运行规则，支撑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利用。加强电网智能化建设，创新技术方案和商务模式，推动电动汽车、储能等与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实现深度互动，在优化负荷曲线的同时降低系统成本。
我国资源环境要素分布不均衡，区域城乡发展差距较大，存在“资源诅咒”“污染天堂”等诸多问题。加快区域城乡绿色协调发展，必须把绿色发展作为根本途径，把区域城乡发展作为有机整体，把山水林田湖草作为生命共同体，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
推进国土均衡开发，合理引导人口和产业集聚，减少跨区域、远距离物流。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构建空间规划体系，形成分散与集中发展相结合、多中心网络型的国土开发格局。强化三大城市群的国际功能，加快区域性城市地区的发展，在促进均衡开发的同时提高地区竞争力。
目前，我国许多西部城市工业经济仍以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为主，东部沿海一些城市群还在新建石化、化工等产业园区，这都不适应绿色发展的要求。在建设生态文明背景下，要严格按照土地、矿产、地下水、地质环境、生态安全等要素条件，合理布局重大生产力。工业升级发展要把系统高效作为主要方向，加强重大生产力规划布局和匹配衔接，避免各地区产业趋同、重复建设造成的能源浪费。
以城乡一体融合发展为前提，以紧凑型、智能型为导向，统筹规划建设节约型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绿色建筑体系、分布式智慧能源系统、资源能源回收和循环利用体系，提升城乡基础设施绿色低碳水平。积极发展生态农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促进农村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后发优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需要探索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有效模式。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明确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归属关系和权责，推动自然资源参与经济增长、价值创造，并按照贡献获得增加值分配。资源环境要素的开发，要与发展阶段、产业基础等相符合，统筹短期收益和长远效益的关系，并按照社会化大生产、市场化经营方式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推动资源环境要素由生产要素、生态财富向物质财富转变，实现资源环境的保值增值。
我国资源消耗规模大、强度高，但循环利用水平较低，“垃圾围城”现象较为普遍。不仅传统垃圾废弃物等问题愈演愈烈，而且新的资源浪费问题不断出现。例如，我国由快递包裹产生的包装废弃物达到了百万吨级，但回收率不足10%。实现“无废社会”发展目标，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生产消费方式，构建资源再生循环利用体系。
研发设计资源能源消耗低、生态环境影响小、再生利用潜力大的产品，最大程度减少不可再生资源使用，实现再生资源“物尽其用”。以汽车、家用电器、机械设备等企业为依托，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和原料、产品可追溯系统，带动上游零部件、元器件供应商和下游回收利用企业建立协作关系，形成涵盖采购、生产、营销、回收、物流等各环节的绿色供应体系。
推动园区、城市能源、供排水等基础设施向第三方开放，促进企业之间原料互供、资源共享、链接共生，实现市场化、一体化高效利用。加快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细化垃圾分类类别、品种、投放、收运、处置等方面要求，推动专业化、市场化机构处理处置，持续扩大社会资本投入。完善激励约束政策，建立与垃圾分类相衔接的终端处理设施，提升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质量效益水平。
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推动研发设计、原材料供应、加工制造、产品销售等全过程精准协同，强化生产资料、技术装备、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共享利用。鼓励再生资源利用企业智能回收机向互联网回收延伸，推动电子商务平台向资源回收领域拓展。利用电子标签、二维码等物联网技术，完善政策扶持、技术开发、商业模式等，建立退役电池等循环利用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