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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以来，许多国家开始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并在绿色发展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
为应对高能耗、高污染的“褐色经济”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与环境问题，绿色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秩序重构和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地区）纷纷提出了绿色发展战略，实施“绿色新政”，绿色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工业革命以来，自然资源的加速耗竭和生态环境的极大破坏将人类自身置于“资源—环境”双重压迫的窘境。尤其近年来，这一形势越发严峻，并引发了世界各国对能源安全、环境问题和全球气候变化的高度关注。200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全球环境部长会议上提出了“全球绿色新政”和“发展绿色经济”的倡议，呼吁全球从“褐色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变。随后的200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了绿色新政的政策简报，希望通过重构关键部门的政策和投资，促进经济的“绿色化”转型。2011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了《绿色经济报告》，阐明绿色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将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长期贫困的重要战略。OECD国家在2009年的部长级理事会宣言重点讨论“绿色增长”，期望通过建立绿色经济的环境友好型基础设施来促进可持续增长，同时向可持续的低碳经济转变。全球绿色增长论坛更是为各国政府部门和企业界搭建互动沟通对话平台，为推动绿色能源和绿色经济发展寻找解决方案。
近年来，世界各国纷纷立足全球视野，及时把握国际环境政策发展趋势，持续推进国家环境政策革新，及早制定可持续、绿色发展的国家与地区环境政策规划，优先确立环境政策领潮者地位和国际竞争优势。联邦德国渐进有序地将“生态现代化”从学术圈研讨确立为执政党的基本国策。荷兰自1988年起连续推出本国的《国家环境政策计划》，强调绿色发展的体制创新。生态现代化模式以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目标的并重与共赢为核心理念，是欧盟及其核心国家成功探索出来的一种绿色发展理念和战略。欧盟自1973年以来连续制定实施6个环境行动计划（EAPs），使绿色经济与技术优势成为欧盟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政治实力，欧盟及其核心国家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成为全球气候变化应对中的绿色领袖。
美国是最早探索绿色发展的国家之一，打破了传统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不断创新绿色发展方式，并形成了促进绿色发展的法律体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通过了20多部涉及水环境、大气污染、废物管理、污染场地清除等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每部法律都对污染者或公共机构应采取的措施提出了严格要求。欧洲许多国家的环境立法完备，已形成以《环境基本法》为基础，基本法、综合法、单行法相结合的、完整的绿色法律体系。如，瑞典制定了一整套资源环境管理法律法规，特别是在1998年合并、修改和补充15部相关环境保护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一部更加现代化和综合化的《环境法典》。丹麦先后颁布了《能源节约法》《住房节能法案》等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为发展低碳经济专门制定了《低碳经济法》，对各行业节能减排有明确规定和控制标准，使其成为低碳经济的全球典范。另外，欧洲国家也非常注重绿色执法和绿色司法。丹麦建立了自然诉讼委员会、环境诉讼委员会、能源申诉委员会等独立部门的诉讼委员会；瑞典建立了由地区环境法庭、高等环境法庭和最高法院组成的环境法庭体系。
为推动绿色发展，各国在机构设置方面也进行了大胆尝试。美国政府在《可持续力绩效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通过设置独立协调机构和专门官员均衡各方力量，保证可持续力战略目标的实现。欧洲各国纷纷建立并不断完善绿色机制，同时成立相关机构行使指导、推进、监管等职责。1967年瑞典成立的环境保护局，是世界上第一个环保机构。1972年，挪威成立了环境部，后续设立国家污染控制局、自然资源管理局等环保机构。1976年，丹麦能源署正式设立，成为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机构和领导核心，与丹麦环境部共同解决相关环境问题。
为支持绿色发展有效推进，许多国家都制定了相关的财税政策。英国用家庭补偿金来鼓励民众主动改造房屋中的落后耗能设备，安装清洁能源设备，倡导绿色消费，鼓励人们购买绿色环保产品。德国有体系健全完备、成效显著的绿色信贷政策，并鼓励私人在环保方面进行投资，通过筹集公众和私人资金来建立环保和创新基金，以补充国家的资金投入。瑞典政府对民众征收二氧化碳税，使用生物能源可不缴纳二氧化碳税等。丹麦政府出台了名目繁多的绿色税，包括普通能源税、污染排放税、垃圾税及自来水税等。美国不仅在税收方面对企业购买使用符合标准的环保设备予以减免税优惠，同时还积极推进绿色采购，要求政府机关必须优先采购绿色产品、使用再生物品。
美国作为发达经济体，在绿色金融领域起步较早。美国将绿色环保责任写入相关环境法律，并制定相应的绿色金融法规，保证绿色金融有法可依，运用法律制度的强制力促进绿色金融发展。在完善的环境法律体系之下，联邦政府及各州政府制定了多部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法律、法规，明确了对金融机构、产业部门、市场中介和个人等主体的相应规范，为优化配置绿色金融资金奠定了良好基础。欧洲在绿色金融政策、体制建设和产品创新等方面对绿色金融给予了积极支持，以推动经济转型，培育新经济的增长点。以绿色债券为例，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联合130多家金融机构共同发布《绿色债券原则》，指出绿色债券是“将所得资金专门用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或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等绿色项目融资或再融资的债券工具”。虽然《绿色债券原则》是不具有强制效力的自愿性规则，但欧洲政府仍然积极推动行业协会等非官方机构制定此类规则。这些规则作为绿色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育绿色金融市场的重要基石。我国需尽快完善国内绿色金融政策和规则，并积极参与国际绿色金融市场和国际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绿色金融领先地位。
美国在能源和环境领域加大了科研投入与总体部署，不断扩大替代能源的使用范围，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和碳化物的排放。同时美国政府还对大学、实验室等研究机构给予资金支持，为绿色发展提供技术支撑。英国政府通过支持研发新的绿色技术来推动绿色制造业的发展。为了确保英国在碳捕获、清洁煤等新技术领域始终处于优势地位，英国政府从政策和资金方面向低碳产业倾斜，并不断降低新生产汽车的二氧化碳排放标准，要求在2007年的基础上平均降低40%。欧洲国家创新指数一直居于世界前列，且许多绿色技术居世界领先水平，为欧洲国家的绿色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瑞典环境技术处于全球先进水平，不仅服务于本国的环境保护，而且通过环境技术的出口有力地推动了其他国家的绿色发展。丹麦的能源技术处在世界前沿，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同时能源技术出口量逐年上升，使能源产业成为丹麦的主要经济增长点。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作为最为成功的多边环境协议之一，促进了淘汰臭氧层消耗物质工业的发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对推进绿色发展最具影响力的多边环境协议，该公约要求发达国家作为温室气体的排放大户，采取具体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发展中国家需制订并执行含有关于温室气体源与汇方面措施的方案。而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京都议定书》针对发达国家首次规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具体目标和时间表，这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绿色转型中是一个突破，代表着经济和环境政策全球化倾向的一个高峰，并界定了21世纪全球努力解决气候变化的基本结构要素，已经促进了许多绿色行业的增长，而后京都碳框架的续签将是决定未来全球绿色发展速度和规模的最重要因素。
绿色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秩序重构和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各国在技术开发、国际贸易、国内国际投资等领域都在瞄准未来绿色发展方向，实施绿色转型战略。2009年经合组织（OECD）部长级理事会上，30个成员国连同智利、爱沙尼亚、以色列和斯洛文尼亚等34个国家联合发布了《绿色增长宣言》，倡导绿色增长。2013年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推出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的报告也明确指出，绿色发展是一种新模式，能带来经济、社会、环境以及政府角色的全面转型。在这种全球绿色转型的大背景下，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巴黎协定》的达成无疑为这种已经开始了的全球趋势注入了更加强劲的推动力量，预示着全球化石燃料时代将会走向终结。2016年，G20峰会更将“绿色金融”纳入议题，而在2017年达沃斯论坛上，各国重点讨论了绿色发展路线图。绿色发展在观念上已经达成共识，成为全球性潮流。
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加大了绿色经济发展的力度，绿色、低碳经济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发达国家纷纷出台促进绿色发展战略，拉动经济增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地区）陆续出台经济刺激计划，力图通过科技、产业创新推动向绿色经济转型。美国积极调整环境和能源政策，明确提出“绿色新政”，通过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在新兴产业的全球竞争中抢占制高点。欧盟更是于2010年提出在可持续增长的框架下发展低碳经济和资源效率欧洲的路线图。2012年，日本推出“绿色发展战略”总体规划，计划将大型蓄电池、新型环保汽车以及海洋风力发电发展为日本绿色增长战略的三大支柱产业。绿色发展成为新兴市场国家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普遍意识到，只有通过绿色发展实现增长方式转型，才能避免在下一轮国际经济竞争中陷入被动。巴西重点发展生物能源和新能源汽车，成为发展中国家推动绿色经济转型的典型。印度政府颁布“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计划”，把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与经济发展目标相结合，将促进可再生能源使用与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案、节能灯推广计划等社会发展规划结合起来，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在逐步放缓的经济现实和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危机面前，全球主要合作机构和组织纷纷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来适应绿色发展，大力推动“绿色新政”以实现绿色转型。2009年，联合国环境署发布《全球绿色新政政策概要》，全面启动“全球绿色新政及绿色经济计划”。2014年，APEC发表了《APEC绿色发展高层圆桌会宣言》，全面推进亚太地区绿色发展、加强绿色供应链领域合作。2015年，《巴黎协定》的达成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机制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政策措施限制或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同时，G20峰会也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不断纳入绿色发展理念，提出规范并逐步取消低效的、鼓励浪费的化石燃料补贴，并从金融方面推动绿色发展。
绿色金融对推动全球绿色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引导资金流向环境友好型企业，能够从企业、产业及产业链整合三个维度推动产业升级，有效克服市场失灵。全球绿色金融市场规模扩张迅速，产品不断丰富，绿色贷款、绿色基金和绿色债券等创新型金融产品不断涌现，全球金融和生态环境保护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绿色金融已经成为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工具。从绿色投资来看，根据联合国环境署《2018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趋势报告》，截至2017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年投资额已连续8年超过2000亿美元，极大地推动了绿色技术创新、产业快速提升。从政策性资金支持来看，为应对气候变化，世界银行于2013年不再为燃煤发电项目提供贷款，并逐步向支持绿色发展方向转移。2010年，世界银行（W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积极推进以彻底的零排放和零浪费为目标的绿色基金计划，加快了全球绿色转型的进程。
从全球发展情况来看，绿色发展水平非常不均衡，西半球绿色发展水平高于东半球，而且亚洲地区绿色发展效率要显著低于其他地区。具体从国家层面看，为抢占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制高点，美国、日本以及西欧国家等世界发达国家在全球绿色发展道路上走在了前列。而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绿色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特别是非洲等国家，由于受到气候变化、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影响，自身不具备绿色发展能力，这种绿色发展的不均衡在加剧。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环境承载能力已经接近上限，走绿色发展之路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也已成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发达国家的绿色发展已经取得不错的成绩，我们要将我国的实际发展情况与借鉴国外绿色发展先进经验相结合，探索出适合我国的绿色发展道路。
各国经验表明，完善的法律体系为绿色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绿色发展涉及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因此，我国的绿色发展顺利进行需要完备的法律体系。一方面，需确保已有法律能够有效实施，做到严格执法，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有效衔接行政执法与司法制度。另一方面，需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根据绿色发展需要，修订和补充相关法律法规，既要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又要提高违法的处罚力度。同时需加大绿色发展监管力度，开展绿色法律培训以提高执法水平。
从国际经验来看，健全的机制能够有效推动绿色发展，我国需进一步完善绿色发展工作协调机制。需统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绿色发展中的分工定位；需统筹协调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细化部门职责，形成相关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从当前的国际做法来看，主要通过征收环境税、税收优惠、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等手段引导绿色产业发展，通过理顺激励机制，引导市场向绿色转型。因此，市场机制是推动绿色发展的内在动力。我国一方面需通过相关规制推动绿色发展，增加违法成本；另一方面需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通过税收、价格、财政补贴、绿色信贷、排放交易等经济政策工具，实现外部成本和效益内部化，使市场机制发挥正向激励作用，引导市场主体绿色生产和消费，调动全社会向绿色转型的积极性。
绿色发展需结合我国国情，统筹规划，协调管理，重点推进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涉及的范围广泛，发达国家的绿色发展之路都是自上而下，通过顶层设计，多方相互协调，全面统筹规划，与重点协同发展。各个国家由于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水平的差异，在推进绿色发展的具体战略措施和行动方案等方面存在差异，各国都根据其自身特点确定发展的重点和方向。日本以循环经济为主，丹麦以新能源产业为方向，瑞典以开发环境技术为核心。我国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因此在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应用的同时，需加强对火电、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的治理。
绿色创新是国家经济转型和国家竞争优势的核心动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是绿色转型的关键因素。因此，我国需树立使用绿色技术的新观念，提高政府、企业、公民重视绿色科技的意识，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绿色科技创新氛围。进一步加快绿色科技体制改革创新步伐，建立以政府、企业、高校、研究机构为主体的官产学研协调发展的绿色科技创新体系。明确绿色科技创新重点领域，加强资源、环境、生态等方面的科技创新，围绕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等环节开展科技创新。需创设与绿色发展相关的专业和学科，包括设立资源、环境、生态等自然科学和绿色经济学、绿色消费学、绿色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进而为培养大量绿色科技创新型人才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