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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保护生态环境的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开展革命和国家建设，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在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的结合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传统的生态文化相结合，逐渐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我国古代并没有绿色发展的概念，但是敬畏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节约利用资源、反对奢侈浪费的思想得到普遍尊崇，这些都成为当前绿色发展理念的文化渊源。
古人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人的活动应当遵循自然规律，达到天人合一。例如，《荀子·天论》中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管子·牧民》中说“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庄子·天运》中说“顺之以天理”，《庄子·天道》中说“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韩非子·大体》中说“不逆天理”，《论衡·效力》中说“地力盛者，草木畅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思路，与这一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古人还认为，人利用自然提供的资源应当取之以时、取之有度，使自然与人类都能生生不息永续发展。《吕氏春秋》讲晋文公时，“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
，就是在强调渔猎有度，不能对自然无度索取，必须着眼长远可持续发展。《荀子》指出圣明帝王制定的制度应当重视可持续发展：“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
这种永续发展的思想也反映在我国古代的实践中。
古人节约利用资源、反对奢侈浪费的传统也成为绿色发展的重要根源。温良恭俭让是儒家崇尚的美德，也是孔子学生对孔子的中肯评价
。孔子十分重视礼，但他明确指出“礼，与其奢也，宁俭”
，“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
；而对待治国，孔子提出治国方略的重要一条就是节俭
。墨子认为，圣人治理国家都提倡节俭，去除无用的消费
，并警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
。老子则警示说，“祸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周易》也说不知节俭守礼，就会后悔，安于节制守礼的生活，就亨通
。在实践中，《史记》记载黄帝“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或许是中华民族勤俭节约传统美德的最早传承；帝喾“取地之财而节用之”
；周康王时，辅政的召公、毕公反复告诫康王要注意节俭
；唐太宗吸取隋朝灭亡教训，律己以俭，临逝前写给太子的十二篇《帝范》就有一篇《崇俭》
。
这些都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绿色发展要素，对当前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仍在发挥重要影响。
经典马克思主义论著虽然没有直接提及绿色发展，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在国家建设的过程中逐渐重视经济与环境协调的问题，绿色发展日益成为主导思想。
马克思把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确立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最高价值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当实现目标时，“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
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来源，如肥沃的土地、渔产丰富的江河湖海等，而且给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来源。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
。对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核心思想而言，一方面，绿色发展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自然生态基础，“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是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所必须享有的权利；另一方面，绿色发展的理念强调改善自然环境是每个个体为实现自身发展的权利所需要履行的义务和应尽的责任，任何以牺牲自然生态来获得的发展最终都会因为人类责任意识的缺乏而伤及自身，即“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
”，这表明马克思主义追求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应当也必须建立在绿色发展的基础上。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我国实施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强调在经济上迅速赶超资本主义国家，以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当时认为环境污染是资本主义固有顽疾，我国作为公有制国家，依靠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计划的优越性，不存在私人生产者污染环境与社会承担治污成本的矛盾，可以避免资本主义无节制地追逐利润造成的环境破坏。同时，由于对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片面认知，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注重经济增长，不重视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质量。
随着全球环境保护思潮的兴起，我国也开始逐步重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在论述“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时提出，“必须在坚决控制人口增长、坚决保护各种农业资源、保持生态平衡的同时，加强农业基本建设”。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纲领性文件中第一次提及生态保护的概念。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人口控制、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是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问题”，“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要大力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努力开展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很好地结合起来”。这表明，党和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认识到应当协调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
虽然改革开放使得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但经济增长压倒一切的思想仍旧根深蒂固。过去4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虽然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群众都知道应该避免污染，但基本上走的仍是一条“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中央清楚地认识到，“过去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为了多产粮食不得不毁林开荒、毁草开荒、填湖造地，现在温饱问题稳定解决了，保护生态环境应该而且必须成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与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现状之间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大幅度增长和发展进入增速减缓的阶段，由投资驱动型发展向效率驱动型发展的内生动力越来越显现，我国将逐步迈向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从工业化社会步入“后工业化”社会，发展质量取代经济增速成为国家追求的首要目标。
党的十七大确立了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历史地位，要求“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同时拓展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将“建设生态文明”明确作为党和国家奋斗的目标。党的十八大进一步确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设任务。
自2003年科学发展观首次被提出以来，学界对其开展了众多研究，其焦点之一就是绿色发展。学者普遍认为绿色经济与绿色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进一步认为绿色发展是环境与资源可持续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作为内在生产力的一种发展模式。绿色发展具有战略性，既体现在其作为社会系统工程的全局性，又体现在长期指导与近期发力结合的前瞻性，还体现在全人类协调合作的全球性；而对我国来说，绿色发展还具有紧迫性和实践性，传统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已经阻碍了当前经济的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推行绿色发展刻不容缓，而且要以加速推进绿色生产方式、促进绿色生活方式切实付诸实践。
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完善发展理念，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党的十九大报告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面阐释。党的十九大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同时也将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作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这表明党的十九大报告在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明确了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总体要求，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态文明观，明确揭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客观规律，提出了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行动纲领，确立了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的目标
，可以说形成了系统的绿色发展理论。
绿色发展思想的提出，尤其是“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观点的提出，是人类对如何提高生产力的认识的深化。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立场，生产力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和生产资料相结合而形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这里，环境因素更多的是作为被改造的对象，而绿色发展则是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关于自然力对人类社会反作用的思想融入了认识和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学，更好地反映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
如何保护和改善环境，从而发展生产力，这提出了如何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命题。无论是我国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或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于经济活动外部性的认识都是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相应的理论体系和政策实践也都是从无到有。其中，将环境效应作为社会成本的一部分考虑，产生了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生态保护的正外部性等如何内部化以反映真实的经济活动的问题；也就是将环境因素的反作用纳入生产力考虑后，如何使生产关系反映和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问题，这成为各国日益重视的重大命题。对于西方私有制国家而言，让外部性内部化，可以通过制度安排将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收益或社会成本，转为私人收益或私人成本，从而真实反映经济活动的社会收益或社会成本；对于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制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则需要将环境质量的变化纳入生产资料的范畴，同时将环境效益作为产品分配的重要内容，在公有制下统一考虑；而对于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下，改善环境从而发展生产力，更多地体现在要深化对生产关系的认识，将环境因素纳入生产关系范畴，通过调整完善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善生产关系，从而适应和发展生产力。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自然和物质资源形成快速消耗，污染物跨界转移、臭氧层破坏、气候变化、海洋环境恶化、毁林和荒漠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成为世界各国都需要探索的战略性问题。
西方发达经济体早于我国开展了绿色发展实践，但其实践都开始于经济稳定增长阶段之后，给当今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提供的借鉴意义有限。自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发源以来，经历了约200年的发展，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重建完成后，英国、德国、日本等西方发达经济体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相继提出了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等理论，并开展了实践。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发达国家在这一时期陆续爆发了严重的环境公害事件，使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后，积累了充分的资金和技术，人民的思想状态得到提高，对于美好生态环境的支付意愿提升，从而使得绿色发展成为民意，进而成为一些政党执政的自觉行为。从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看，西方国家提出并实施绿色发展战略有两个优势条件：一是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原始积累阶段，除了利用自身资源外，大量借助殖民地资源满足了发展所需，减轻了对自身自然环境的破坏；二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面临的环境问题以本地空气污染、水污染、局部毁林等区域性环境问题居多，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出现在发达国家经济进入稳定增长阶段之后，降低了其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的难度。客观上讲，西方国家的绿色发展理念和绿色发展政策起到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然而发达国家的这些好的实践并未上升为西方价值观中的“普世价值”，对政策、执政者的全局性、系统性、道德性影响不强，因此出现了美国特朗普总统当选后声明退出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重大绿色政策反复。
我国把绿色发展融入最高发展理念，有利于实现其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发挥其对国家“五位一体”建设具体行动的先导作用。我国提出绿色发展是在科学发展观已经深入人心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逐步积累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财富的自身有利条件下，在西方国家开展绿色发展探索提供有益借鉴的便利下，面对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突出问题而提出的。我国提出绿色发展并不仅仅是要解决环境污染治理的问题，而是要从系统上、根本上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因此必须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根源出发，通过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使得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
我国在确定实现小康发展目标之前就将绿色发展融入最高发展理念，有助于为全球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我国当前仍在朝向实现小康发展目标的过程之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家的科技实力、产业竞争力、文化影响力等方面与美欧日西方发达国家（地区）还有较大差距。按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我国还处于爬坡期，在经济结构、居民收入水平、资金、技术、文化等方面还面临许多挑战。与此同时，我国当前面临国内的区域环境问题、全球环境问题的叠加，这也是全球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现状。正因如此，我国在现阶段提出绿色发展是着眼于尽快改变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旧发展思路，要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打通绿色发展的隧道，走经济增长与资源大量消耗、生态环境破坏脱钩的新路。我国探索这一道路的实践虽然艰难，但是在国际上将具有重大战略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