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智库发展受到内外部机制的共同影响，包括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市场环境、管理机制、人才队伍、资金来源与研究成果等方面，因此，本书主要从国家、行业和内部层面分析总结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等发达国家著名智库体制机制。
由于世界各国政治体制不同，造成智库在参与国家决策过程中参与方式和发挥的作用不同，同时，国家政治体制也影响了智库构建的性质。可以说，政治体制不同决定了智库体系构成、性质与参与决策方式的差异。
美国三权分立、两党竞选、轮流执政的总统制政治体制决定了美国智库体系的多元构成，形成既依赖政府又独立于政府的关系，形式上表现出非政府性、非营利性、非党派性的特点；两党轮流执政的体制使美国智库独具特色的“旋转门”机制能够顺利实施，通过这种机制参与政府决策，在政府决策上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英国属于君主立宪制，由女王任命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党派领袖出任首相并组阁、向议会负责、实权在内阁。在这种体制下，英国的文官系统较少依赖外部资源进行政策咨询，英国智库党派属性非常明显，政党和智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互为补充的作用，智库参与政府决策主要通过其政党实现。
德国虽然采用多党竞争制（温和多党制），但各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小，政见具有相当程度的共识，呈向心性竞争态势。这一认同性的政治氛围促使德国智库扮演着一种“社会共识”的独立角色，德国政府认为客观的研究成果有利于公众与政客对智库提供的信息和建议作出最好的判断，并将“只接受政府资助”作为保持智库独立性的必要前提。因此，60%的德国智库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烙印，而是坚持独立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准则。
法国“半总统制”的政权模式，既有总统制特点，又有议会制特点，国家决策有依赖专家委员会的传统，总统在提出重大决策前，一般会成立由政府官员、议员、专家和相关行业代表组成的专业委员会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因此，政府和主要党派自身直接或间接组建的智库机构是法国智库的主力军。
俄罗斯智库主要脱胎于苏联时期的官方智库体系，传承了苏联时期良好的学术研究体系和机制。近年来，俄罗斯上层政治固化制约了智库发展，在“可控民主”的思维下，政府主导色彩明显，官方、半官方智库占主导、独立性弱，大多数智库对政府依赖性比较强，以政府委托或大型国企委托为主。
日本属于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政治体制，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前，通常都会以“咨询会”“审议会”“恳谈会”等形式做详细的调研论证，这是与日本决策层联系最密切、比较制度化、较高层次的智库形态。日本智库存在官方、半官方、民间智库，但总体上具有浓郁的企业特色，多数大型综合智库都以企业形态出现。
韩国与新加坡智库的发展均源于集权体制，智库以政府研究机构为主，很少需要依靠“外脑”，智库主要由政府或直接或间接组建。两国略有差别，新加坡智库虽主要由政府主导，但智库多位于其国内最知名的高等学府；而韩国是以政府研究机构为主体，企业附属研究机构为辅助的智库生态体系。
我国政治体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国家的重大决策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我国智库以官方和半官方的附属型智库为主，呈现圈层结构，多数为从属于党政机构的智库，大多通过层级管道直接参与政策制定，承担政府委托的课题或运用内参输送观点，通过相关会议汇集政策观点、为决策者当面授课等方式影响政策制定，资金来源多以政府财政拨款或委托研究项目经费为主。
各国智库市场主要表现为多元构成的行业形态 。目前，发达国家的智库在隶属形态上表现为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和民间社会智库三个大类，但这三个类型在各国智库行业的比重和作用有所不同。例如，美国智库行业市场化程度非常高，主要以独立于政府的智库为主，日本智库大多以企业形式存在，而法国、俄罗斯、新加坡、韩国等的智库则以政府主导或者依赖于政府的智库为主，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我国智库以官方、半官方智库为主，社会智库发展不足，市场化程度较低。
各国智库行业管理体系也不尽相同 。一方面，世界各国通常以行业协会机构负责智库行业的管理，包括智库行业标准制定、管理措施，甚至包括相关行业法律法规制定，同时作为行业的自律性机构，对行业进行规范和协调。例如，美国设有咨询协会、英国设有管理协会、德国设有咨询协会，通过这些协会协助政府智库行业。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采取不同的智库行业评价模式。美国对智库行业采用以市场尤其是政策市场为主导的评价模式，智库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市场，由市场对智库整体运营作出评判，评价标准是其在市场竞争中的表现。德国采用第三方评价为主导的模式，德国通过中立的第三方机构专门负责对全国智库进行评价，其中以莱布尼茨协会的评价最为权威。莱布尼茨协会是德国各专业领域研究机构（智库）的联合协会，拥有法律所赋予的对全国研究机构和智库，尤其是国家级和州级研究机构进行评价的权力；智库要想获得国家资金支持，一般必须加入该协会并接受该协会评价。日本和韩国采用以政府为主导的评价模式，如日本一般会在智库内部设立评估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一般由国家公务人员和兼职教授组成，代表国家利益对智库活动进行监管和评价。韩国的智库评价则全部归属于国家经济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会（NRCS）管理，NRCS是韩国政府设立的智库管理机构，因此，日韩的智库评价模式实际上由政府主导。在我国，目前尚未有智库的行业管理机构，这就造成行业发展不规范、鱼龙混杂的局面。
各国智库发展规模和水平差异较大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5》显示，2015年美国智库数量达到1835家，占全球智库总量的26.8%，年均预算达数百亿美元，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一些大型智库人员在200人左右，人数最多的兰德公司达1800人，排名前10的智库年度运营费用均在3000万美元以上，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发展、国际关系和安全、国家和国际经济社会政策、公共健康和环境等，在全球排名靠前的智库中，美国智库占大多数。英国智库数量为288家，全球排名第三，大型智库研究人员均在百人以上，年度经费超过1000万英镑，其中费边社成员总数超过1000人，在欧洲国家中，英国是智库类型最全、数量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德国智库规模约为英国的一半，共有195家智库，大型智库约12家，雇佣研究人员30～80人，年度预算为500万～1400万欧元。日本共有109家智库，新加坡有12家智库，其中3家跻身全球前百强智库。从国家层面上看，智库行业规模和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资金来源渠道多元化 。从智库资金渠道与筹资能力上看，美国智库大多具有多元化的复合融资能力，社会委托、政府资助、项目外包、财团支持、会员会费甚至外国政府等都可以成为其资金渠道，不同性质的智库收入构成有所区别，有些智库对政府资助的依赖较大。英国智库资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或政党），因其党派和政治倾向性使其资金得到特定政党或利益集团的支持，但两者间并不是直接的隶属关系，而且资金的使用也有严格的规定，研究项目委托方一般情况下不能向智库直接付费，也不得指定资金的使用目的，资助资金由智库全权安排和使用，并设有最高资助限额。德国和新加坡两国智库发展的绝大多数资金均来自政府，并且都倾向于依托高等学府，选择采取以政府为主的支持方式是为了更有利地保持研究的自由和独立，而不受利益集团的驱使。法国与韩国的主要智库是其国内官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运行资金基本全部来自中央预算，独立智库的资金则主要来自企业赞助与政府委托项目。日本智库的经费来源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受其组织形态的影响和制约，如官方或半官方智库的经费大部分来源于政府，企业类智库的经费基本来源于企业财团与委托研究费用。我国智库与国际智库相比在资金来源上相对单一，容易因经费缺乏造成经营困难的局面，也不利于智库保持独立性。
高度重视高端人才培育，人员构成多元化 。在世界著名智库中，核心研究人员能力和水平较高，多为国家顶级学者或学术带头人，在智库中具有较高地位，配有完备的支撑与保障体系。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对研究人员的要求标准极高，一般要达到所在领域的“学术领头羊”、具有前瞻性视野和在公共领域里有影响力这三个标准，其研究人员均有较深厚的学术背景，大多数人有政府背景，有些人还有国外背景，如澳大利亚前女总理、土耳其前财长等。另外，研究人员收入水平较高，研究的自主性较高，没有繁杂的行政工作和填报各种报表的干扰，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工作。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著名智库，我国智库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领军人物，尽管我国智库研究人员在基础研究方面水平差距不大，但是智库人员在经济实际管理、国际事务、政府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上与国际智库研究人员差距较大。
普遍采用理事会或董事会化的治理机制，组织机构倾向于扁平化设置与分权管理模式 。智库作为独立实体，其运转需要合适的管理体制，其具体形态依赖于所在国家的法律，并受政治体制与相关文化因素的影响，因宗旨不同各大智库具体的管理机制有所差别。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的智库多采用理事会或董事会化的治理机制，组织机构倾向于扁平化设置与分权管理，充分保证研究空间、质量与专业性。智库的日常管理运行由智库负责人（总裁等）负责。理事会由重要捐助者组成，成员大多是大企业家、捐助基金会负责人、政府原官员和著名学者等，他们有很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人际网络。美、英、德、法等欧美智库重视通过发展会员扩大智库资金来源与社会影响。日、韩、新加坡等国的会员组织成熟度要低于欧美国家，如日本只有一些NPO（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智库发展会员制。
具有严格的成果质量管理机制 。国际著名智库高度重视研究成果质量，将其作为智库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并将其融入核心价值观中。例如，兰德公司的愿景是“成为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政策思想和政策分析之源”，核心价值观是“高质量和客观性”；布鲁金斯学会追求“高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正是在追求高度重视研究成果质量的价值观指引下，国际著名智库制定了严格的成果质量标准和评价管理机制。例如，兰德公司在1997年制定《高质量研究与分析标准》，并不断完善修订。另外，国际智库建立成果质量管理部门或组织机制（科学委员会、评审委员会等），实施内外部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与监督，以保证研究成果的高质量。
智库传播平台体系比较广泛 。美国智库具有完善的传播平台体系，主要智库每年都会出版大量的专著、期刊、研究报告、背景分析、简报等刊物，举办各种讲座、报告会、培训班，面向政府和大众传播智库观点。英国、法国与新加坡智库成果传播方式与美国基本相似。在政府决策方面上，德国、韩国、日本的智库则更倾向于通过直接接触政府官员的方式影响政策决策，而较少借助公众或媒体。日、韩的智库则更像是主办者的私人咨询机构，对外发声明显弱于欧美系智库，即使是民间智库，成果首先对本企业的主要领导人产生影响，然后再通过本企业主要领导人与政府官员的接触影响政策制定。长期以来，我国智库注重于对成果的内部汇报，而忽视了对外传播，因此，造成我国智库传播平台缺乏和传播能力不高，阻碍了我国智库国际化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