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发展过程经历了产生、发展、繁荣和深化四个阶段 。根据美国智库专家詹姆斯·G.麦甘、詹姆斯·史密斯等人对美国智库发展阶段划分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一般把美国智库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初至40年代为智库诞生时期。多个智库在这一时期建立，智库运作资金多来自于大企业家的私人捐助；智库主要从事政策性研究工作，侧重前瞻性和中长期战略性研究。第二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新型智库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多数属于政府合约型智库，主要完成政府的“合同政策”研究，这类智库根据官方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因此，官方倾向明显，兰德公司就在这一时期诞生。第三阶段：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美国智库迅猛发展。这时智库带有“政策推销”的突出特点，为了更有效地推销其思想政策，智库还带有党派倾向和浓厚的意识形态，通过游说等手段影响政府决策。这一时期保守派智库数量不断增多，保守色彩浓厚的智库在政府决策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这时期产生的智库包括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等。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美国智库进入深化发展时期。美国智库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都发挥着重大作用；同时，美国大型智库的研究内容向国际化方向延伸，加强全球性问题研究，如全球气候变化、核扩散、环境保护等方面；大型智库趋向国际化，其中美国一些主要智库纷纷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与其他国家的智库或者学术机构密切沟通，这种国际范围内的沟通合作，极大地提升了智库研究水平。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7年全球智库报告的统计，在当时统计的1776家美国智库中，91%建立于1951年之后，多数建立于1970年之后，31%建立于1981—1990年 。到2015年，在全球共有智库6846家，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有1835家。

美国智库发展繁荣有其深厚的背景和原因 。美国智库的发展兴盛是其特定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的产物。美国早期智库主要是应对20世纪前期先进工业经济管理和参与更多的国际竞争的需求，推动政府科学和理性管理，在当时曾受到多届政府的强烈反对，智库在罗斯福、肯尼迪、里根竞选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后，智库发展受到高度重视，随后智库发展迅猛，逐步形成智库产业。

从国际环境来看，“二战”后，美国开始寻求建立全球霸权，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无力应对复杂的国际事务，在外交领域不得不依赖于政策专家建议，催生了一大批政策研究机构，如兰德公司（1948）、外交政策研究所（1955）、哈德逊研究所（1961）、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1962）等机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思想保守的学者对美国大学里思想自由偏激的现象日益失望，他们建立了一些自主性强、保守主义的研究所，如当代研究所（1972）、传统基金会（1973）和卡托研究所（1977）等。

从经济社会方面来看，美国法律规定的为智库提供资金捐助享受免税待遇政策促进企业和私人捐助极为发达，为政策专家、政治领袖、企业创办非营利智库提供了资金基础；由于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容易受到党派、利益集团或选民的影响，其政策建议影响力有所下降，民众更容易接受中立的政策研究机构的政策建议；美国大学优良的学术资源和水平也为美国智库的发展提供了一流的研究资源；另外，美国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智库研究提供了自由宽松的条件，智库可以提供和表达各种政策观点。

从政体上来讲，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导致权力高度分散，国会和行政部门经常出现政策不一的情况，双方都需要智库为其提供政策建议和方案，为智库发展提供了发展空间；美国两党属于松散型组织，并无统一的中央领导机构，并且通过竞选轮流执政，这些因素造成政党自身没有建立自己有规模的研究机构，智库出现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化进程加快，解决全球性问题需要更多智库将全球性公共政策和战略作为研究重点，智库机构数量快速增长，全球性智库网络出现；同时，随着全球化、民主化和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为智库成为独立政策决策参与者提供了良好环境 。

美国智库主要发挥提供政策思想和政策方案、引导公众舆论、储备和提供人才的功能 。首先，为美国政府提供战略思想和政策建议，并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是美国智库的最主要功能。例如，美国进步中心提出的政策建议对奥巴马政府的影响力非常大，它在奥巴马竞选期间就加入其团队，为他提供了一系列研究建议，帮助其制定竞选方案；在奥巴马当选总统后，任命美国进步中心创始人和总裁约翰·波德斯塔为过渡事务主管，任命其执行副总裁巴恩斯为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在奥巴马任职期间，美国进步中心成功影响了奥巴马的多项战略决策，包括朝核问题、北约东扩计划、亚洲再平衡战略等。 其次，美国智库通过独特的“旋转门”机制实现了为政府输送高级人才的功能，成为知识与权力之间转换的通道和桥梁。通过四年一届的总统选举和政府大换班，有很多智库学者进入政府高层任职，由政策研究者变为决策者，将知识转变为权力；同时，退出政府的高级官员可以将智库作为其重要落脚点，智库为其提供了休养生息和再次进入政府的平台。最后，引导社会舆论功能。美国智库通常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班、出版书刊、研究报告、简报、接受媒体采访、发表评论、举办研讨会等多种形式，发布其观点主张，影响公众舆论导向。另外，美国智库也承担着国际交流的功能，通过“二轨”等机制实现与国外智库沟通交流，在双边和多边事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智库种类多种多样，比较齐全 。美国是世界上智库最为发达的国家，种类繁多，五花八门，分类方法也比较多。本文只介绍几种主要的分类。第一种按照起源可分为四类，包括由某些大富豪出资建立的，多以人名命名以示纪念，如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巴特尔研究所等；由政府出资建立的，如兰德公司；由社会上持相同政见的人物集资建立的，如布鲁金斯学会和传统基金会；由离任总统或者为纪念某个政治人物而创立的；这种分类描述了美国智库创建的主要模式。第二种按照隶属关系进行分类，分为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和大学附属型智库。第三种是按照政治倾向进行分类，包括保守派智库、激进派智库、中间派智库、中间偏保守派智库、中间偏激进派智库。第四种是按照功能进行分类，包括学术型智库、政策游说型智库和政府签约合同型智库。第五种是按照服务对象分为军事外交型智库、内政型智库和政党型智库。还有按照规模、资金来源、组织方式等多种分类方法。

政治体制、市场环境、法律制度是影响美国智库发展的重要因素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Antonievan Agtmael认为：“因为政治的去中心化和多元的政治文化使得智库有机会影响政策，很多学者希望通过自身对信息和知识的掌握帮助政府制定更好的政策，而美国的慈善传统和基金会文化则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很显然：有需求、有人力，又有资金，这就是智库繁荣发展和产生影响力的原因。” 实际上，美国智库发展繁荣的深层基础主要包括独特的政治文化、开放的政治体系、发达的基金会和完善的法律法规等几个重要因素。一是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的联邦制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导致权力分散和决策机制的开放性，政府决策涉及各个方面，但其并不拥有相关专业知识，需要依赖智库提供思想产品；同时，联邦制的政治权力由联邦政府、50个州政府和数以千计的市县政府当局负责，为政策专家建言献策提供机会；美国相对较弱的政党制度使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没有自己正式的政策研究机构，而其政策主张或者竞选活动都必须有智库参与，这些政治文化因素为智库参与决策提供了巨大需求和空间；另外，非正式交叉董事制度、创造政府公务员和学者之间的流动互换机制等方式，保证了政府和智库之间的协同发展。二是资金市场和政策咨询市场的有机结合将会促进智库市场发展，政府需要政策咨询成果而投资将会促进智库发展，政府投入是新智库资金的主要来源；资金是美国智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美国智库的资金来源一般包括基金会、企业、个人捐款和政府合同等，这种多元化的资金来源保证了智库的正常运营。三是美国法律制度通过税收优惠福利促进智库非营利机构发展。美国税法规定满足非营利性、教育性、科学性等事业，不能用于私人受惠，不影响立法和选举三个条件的组织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了智库机构的发展，因为对于政府来说，尽管税收降低，但长期利益巨大。 /6WhlCRK88vGWB/e+zI/3toxqmdtKpGHTkFo+C51xgO0R+nJ7lCTe7L4I+w4D2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