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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4年10月2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深改组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2015年11月9日，习总书记主持中央深改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推动了第一批25家高端智库的建立与运行，其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直属综合研究机构10家，依托大学和科研机构形成的专业性智库12家，依托大型国有企业的企业智库1家，社会智库2家。首批试点单位主要包括经济类、政治类、科技类、法律类、军事类、外交类和党建类等智库类型，涵盖国家发展战略、国家治理、国家安全、公共政策、宏观经济、金融问题、党的建设等20多个重点研究领域。在此次会议上，他强调，要建设一批国家亟须、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重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
为贯彻落实《意见》，本届政府首次委托智库对重大国策实施情况开展第三方评估，2015年6—8月，国务院委托中国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科协、全国工商联、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北京大学、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等独立第三方，对简政放权、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长江经济带等重大决策进行第三方评估。
2016年5月17日，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同时，也回顾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历程，指出了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
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国内外专家座谈会等重要会议上，在关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研判以及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过程中，都会出现智囊人物的身影。
智库数量快速增长，随着国家对智库建设的重视，中国智库数量从2008年的全球第12位跃居当前第2位。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5》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球拥有智库6846家，其中中国拥有435家，比上年增加6家，依然是世界第二智库大国。与2013年相比，全球各地智库增加了20家，其中，中国增加了9家。据2013年国内统计，我国现有研究机构2500多家，专职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人。其中，以政策研究为核心、直接或间接为政府服务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达2000家
。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财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务院研究室、国家行政学院等在内的体制内智库是离决策核心层最近的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中国经济50人论坛、博源基金会、研究新供给经济学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万博新经济研究院、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等是新兴的民间智库。还有依托高校发展的清华国情研究所、人大重阳等高校新兴智库，以及新华内参、光明日报智库、瞭望智库等媒体智库都在快速发展。但总体而言，我国的智库结构表现为体制内智库集中在决策核心层周围，民间智库多数集中在决策核心层外围，目前，少有能够从外到内贯穿的智库，因此，智库发展空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据统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新成立的活跃智库数量为30家。其中，包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等不少优秀的新兴智库。对比传统智库，新兴智库从建立起就以探索建设新型智库为目标，在研究方向、内部治理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少新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研究方向上表现为精而专 。新兴智库多数是紧跟时代发展需要而建立，如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是以服务国家南海战略决策而建立、中山大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以响应国家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设想而建立等。在研究方向上更为细分，北京市信访矛盾分析研究中心专注研究信访矛盾、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集中研究社会治理问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专注研究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多数新成立的智库都清晰地定位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上表现为精而专。
二是内部治理方式灵活多样 。新兴智库在内部治理方式上较传统智库有了较多的创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实行会员制，中心最高权力机关是会员大会，理事会是会员大会的执行机构，并设立常务理事会以及设立理事会执行局负责日常事务。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学院（人大重阳）治理机制相对简单，依托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内设学院办公室、研究部、信息中心三类机构，学院办公室主要负责日常运营管理工作，研究部承担课题研究，信息部负责传播研究成果。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由学术顾问、理事、正式成员构成，实行企业理事会员制。
三是筹资渠道多元化 。当前，除了体制内智库外，多数智库都存在经费紧缺的现象，迫使智库在成立之初，必须慎重考虑经费来源，新兴智库筹资渠道日趋多元化。资金的筹集渠道主要包括：政府委托课题基金、自筹资金、社会捐赠、会员费等，高校类的新兴智库还可获得国家财政拨款。
四是智库日趋国际化 。我国智库尤其是新兴智库呈现明显的国际化特征。首先是研究领域全球化和国际化，不少新兴智库日趋重视重大国际事件、国际危机处理与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更是关注重大国际事件对国际国内的影响，同时，提出中国的决策方案。其次，智库间国际合作明显增多。如2010年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了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中国、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研究人员，合作研究当今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寻找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最后，智库人才队伍国际化。
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中国新型特色智库后，我国“从上至下”的传统智库纷纷响应，贯彻执行中央政策，开启传统智库的转型升级模式。
一是智库重组合并组建新智库 。随着时代发展需要，一些传统智库为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更好地适应竞争需要，实行重组、合并或吸纳新力量组建新智库。如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1997年成立）与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2010年成立）合二为一，更名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许多事业单位都在改制。如北京大学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新组建了国家发展研究院，除了继承原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要教学、科研功能外，还积极参与政策讨论，发挥智库功能。
二是推行智库内部治理改革 。社科系统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前沿阵地，2015年，探索形成了以“报偿制度、准入制度、退出制度、配置制度、评价制度和资助制度”六大制度为核心的创新工程制度体系，着力推进内部治理改革，旨在建立灵活高效的智库运行体制机制和有利于出成果出人才的激励淘汰制度，创新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建立有效的智库内部治理机制、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互联互通的信息共享机制、持续稳定的经费投放机制、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机制。
三是有效规划研究重点 。当前，我国传统智库紧紧围绕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着力智库主攻方向，规划重点研究选题，不断提高智库服务中央决策、服务大局的能力。
2014年11月8日，沿边九省区的社会科学院共同组成了“中国沿边省区新型智库战略联盟”。2015年4月8日，“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成立。2015年11月13日，对非投资智库联盟在湖南成立。2016年5月28日，中央企业智库联盟在京成立。2016年6月17日，北京城乡基层党建创新智库联盟成立。2016年6月22日，全国“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智库联盟成立。2016年7月9日，中国国际生态智库联盟合作机制建立。此外，还成立了高校智库联盟、各省的地方智库联盟。总之，在2014—2016年这段时间，我国智库联盟密集成立，展开了智库间互通有无、合作研究、共同参与的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智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一直存在，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传统智库通过互派学者考察访问、开展合作研究、互派长期留学进修生、举办双边或多边学术研讨会、互邀学者讲学等多种形式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当前，智库间的合作主要倾向于与国际智库共同举办研讨会、各类专题论坛、智库峰会等新的形式，开展更为频繁的交流与学术探讨。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两年一届的全球智库峰会与一年一度的中国经济年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斯里兰卡探路者基金会合作举办的“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等，都为国际智库交流与合作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随着近年智库“热”起来，我国出现了各类五花八门自定义为“智库”的机构，但大多数智库主要以研究院、研究所、中心、论坛、基金会等方式存在，其中，部分基于生存压力的社会类智库，其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比较接近国际规范和市场，在与传统类智库的竞争中不断寻求发展空间。社科系统内智库积极转型，探索适应市场竞争的发展路径，但依然面临诸多困难与瓶颈。高校在大规模推进智库建设，由于建立在传统组织结构与运作机制基础上，高校智库与社科类智库面临同样的问题。体制内智库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但在传统科研考核机制、职称评定体系、成果转化、员工激励机制等方面依然无法实现大的改革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