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广西人才发展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广西人才发展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但总体仍不乐观。当前，广西正处于力推产业转型升级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必须高度认识到人才是增强竞争力和发展力、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后劲的关键支撑。

（一）意识不浓、教育不强、政策不优、机制不活是关键

综合对比来看，广西打造具有竞争力的人才发展环境存在人才意识不浓、教育支撑不强、政策效力不优、引育机制不活四个关键问题，这是新时代下广西人才工作和打造具有竞争力人才发展环境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一是人才第一资源的意识不浓，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依然不够。客观而言，广西对总书记“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重要论述的认识依然不足，没有将人才发展放到与招商引资同等重要位置，部分地区的人才意识不强，没有确立人才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领导干部的人才意识，主要体现在知人善任、广纳群贤上，要做到有爱才之心、识才之智、容才之量、用才之艺。 同时，缺乏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理念，对人才资源重要性的认识不足，不注重对人才培养经费的投入，引进人才的积极性不高，对现有人才使用力度不大、效用不高，造成了人才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二是高等教育支撑不足，人才“蓄水池”效应不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教育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和各种专门人才，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性、潜在性和综合性因素。 广西高校科研院所的数量和实力均显著薄弱，从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可以看出，广西没有一所学校或是一级学科专业排在“A ⁺ 、A、A ^- 、B ⁺ ” ^[1] 的前四档水平，仅有广西大学的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桂林理工大学的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排在第五档“B”，“双一流”学科建设数量明显落后，表明广西高校和本地人才培养和培育能力与大多数省份相比明显不足，向发达地区开展学习、交流的层次和高校人才培养率不高。必须高度重视教育，营造出具有竞争力的人才教育环境，抢先拥有大量第一手人才资源储备。与此同时，根据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在国家划分的37个工学学科中，广西仅有13个，缺失23个，专业学科支撑明显乏力，高质量发展缺乏基础支撑，进而影响了人才储备、培养，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联性不强。

三是没有形成完善的配套政策。人才政策创新能力不强，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重出台政策、轻执行落实”的现象，在关键政策上尤其是涉及人才待遇方面的政策不够明确，存在政策缺位，不少人才政策缺乏可操作的实施细则，导致政策难以落地，未能实现制定政策的预期效果。人才政策投入力度和创新不足，缺乏强有力的引才、留才、用才优惠政策，如广西仍未出台外国人永久居留办法。在全国的政策率先效应明显偏弱，人才政策力度明显不够。同时，值得高度关注的是，一些企事业单位对国家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的相关文件并没有进行深入解读和二次创新，是导致广西人才效应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是人才工作机制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一些政策性障碍尚未破除，“论资排辈”现象突出，激励机制不足，分配不尽合理。如人才库多由政府部门建立，没有向民营企业开放，民营企业人才使用与国有企业不对等，这是影响广西民营企业缺乏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因素。中介市场、平台建设滞后，资源分散，社会化、产业化、专业化程度较低，服务功能有限，难以适应优化配置人才资源的要求。专业技术岗位聘用率偏低，如某科研单位已获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的岗位聘用率仅为41%，且需退二进一，低于全区水平，更低于全国水平。

（二）历史厚度不足，人才积淀不够

除了意识不浓、教育不强、政策不优、机制不活四个关键问题外，探究一个地区的人才问题以及人才发展环境，有必要对地区人才的历史积淀进行分析和总结。从历史维度对不同地区人才积蓄过程和发展历程进行分析，进而提炼出萃集人才、集聚人才的历史发展规律。

所谓“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 科举制度自施行以来，进士一科即成为士大夫们极力追求的目标，也是历史上人才发现和递升的关键机制。王继平等（2012）对晚清进士籍贯分布状况及其特征进行了考察， 这对了解和掌握广西人才的历史脉源和后续影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晚清（1840—1905年）时局动荡，统治者更加重视科举以笼络士人，三年一度中试的进士中涌现了一大批政治、经济、教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著名人物，成为晚清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群体，一定程度上也奠定了一个地区人才的“历史厚度”。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朝最后一科会试，录取三甲进士共计7972人，其中广西共299人（实为298人），占晚清进士总数的3.75%（实为3.74%）（见表1-2）。

从晚清进士的籍贯分布来看，分布非常不均衡性，不仅体现在不同省份之间，还体现在同一省份内部（见表1-3）。科举人口向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特别是省城倾斜，省会人数多是我国晚清进士分布的一大特点。 临桂占全广西进士的31.77%，仅次于云南昆明（36.46%）。同时，晚清时期，临桂共产生了三位状元和一位榜眼。这也意味着人才向中心城市集聚，在中国而言，是一个历史性规律。

从晚清企业家的籍贯分布来看，晚清时期是中国孕育初生代企业家的重要时期，在以买办、官办企业负责人、私营企业主构成的近代企业家队伍中，广西的企业家人才非常薄弱，由于缺乏近代企业的设置，广西明显缺乏新式买办。买办具有拥有资金、懂得管理、敢于冒险和革新等特质，初步具备了企业家精神，绝大部分买办来自广东、浙江、江苏和天津等地，在统计的375名私人资本企业创办人或主持人中， 绝大多数来自江苏、浙江、广东以及安徽等地，而没有一个广西籍的企业家，这值得深思。

从晚清教育家的籍贯分布来看，在统计的225位教育家中，广西有4位（岑春煊，广西西林人；马君武，广西恭城人；龙启瑞，广西临桂人；唐景崇，广西灌阳人），仅占1.78%，远低于浙江（49位）、江苏（38位）、湖南（28位）、广东（27位）等。

从晚清科学家的籍贯分布来看，在统计的141位科学家中，广西仅有1位（罗哲初，广西桂林人，医学家），远远低于江苏（50人）、浙江（30人）、广东（12人）和湖南（10人）等。受自然地理环境、政治制度和区域文化等因素影响，区域文化水平越高，人才地域分布则越多，江苏、浙江、广东、湖南、福建、安徽等地有深厚的文化传承，在经学、文学、教育等方面都有着较深的研究。

晚清人才尤其是进士萃集江浙，其原因有多个方面：地理位置优越、自然环境优美，经济繁荣昌盛、人口分布密集，文教事业发达、学术文风鼎盛以及科名欲望强烈、科举技能高超等， 其中一个现象和原因值得关注，即伴随着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人口分布密度逐渐南北易位，尤其是社会大动乱——历史上的民族战略和藩镇混战，引发了人口大规模向南迁徙，人口迁徙带给江浙的不仅仅是数量的增长，更促进了江浙地区人口素质的更新。背井离乡的移民往往具备不同程度的开拓意识和勤奋创业的精神，伴随着流民的大量移入，人口重新进行了组合，族缘、血缘逐渐实现了更新。长江和京杭大运河成为东西、南北文化交流和传播的纽带，经过碰撞、融合的吴越文化被赋予了“兼容并包、为我所用”和开拓创新的内涵，江浙学术文化的生命力越发强盛，人才分布密集也理所当然、顺理成章。

从历史发展的维度看，人才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演变过程，也是一个综合的系统，但大体上可以梳理出一个基本的体系：

人才萃集=环境宜居+经济繁荣+文教发达+进取意识

这其中必须结合两个重要的变量因素，即“移民文化”+“政策创新”，随着区域发展的不断融合和政策创新的效力发挥，要求广西必须具备更加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和更具效率的人才政策制度。

（三）人才总量偏小，领军人才匮乏

总体来看，广西人才总量明显偏小，人才规模不大、层次偏低，尤其是领军型人才严重匮乏。当前，广西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高端研发人才、高技能型人才等“三高”人才紧缺成为制约经济发展、产业转型、企业创新的主要因素。到2017年，广西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达到104万人，高级技工水平以上的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25%以上。人才总量占总人口比例低，人才密度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才队伍厚度单薄，每万名就业人员的研发人力投入仅为43人左右，每万人从业人口中拥有科技活动人员仅相当于广东省的1/4，高级职称占全部专业技术人才的比重仅为5.3%。

从高层次人才数量来看，广西高层次专家占全国的比例不到1%，入选省级以上人才培养工程的高层次人才大约只有2000人，长江学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等领军人才匮乏，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水平的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自主创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人才短缺。根据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公开数据，2018年广西籍“两院院士”仅10人，排全国第23位，在桂两院院士仅1名，长江学者、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短缺，在全国处于下游水平，低于黑龙江、云南等省份。人才规模及领军人才区域性对比情况见表1-4。

（四）人才结构欠优，总体素质偏低

根据广西统计公报和国家统计公报，2010—2017年广西受过高中中专及以上教育的人才占总人口比例为13.5%；受到高等教育（大专以上）的人才占总人口比例为4.85%；而同期全国同类人才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4%和5.7%。2017年广西研究生教育招生1.1万人，在校研究生2.94万人，毕业生0.9万人，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才总量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受过研究生教育的比例，比全国平均水平差了一大截。 从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来看，广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接近30%，但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排在全国末位。

从全部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结构来看，2017年广西全部就业人口中，未上过学、小学教育、初中教育、普通高中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大学专科教育、大学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的就业人口比例为1.7:19.2:50.0:9.3:5.1:1.3:8.1:5.0:0.4，全部就业人口中受教育程度明显较低，就业人口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小学水平（初小学及以下就业人口占比达到70.9%），且未上过学的就业人口比研究生教育程度的就业人口要多。对比全国和上海就业人口教育程度，广西高层次人才比例不及全国平均水平，远不及上海等发达地区，表明广西高层次人才极其匮乏（见图1-1）。作为后发展、欠发达地区，人才紧缺是广西发展最大的制约，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仅缺乏引领型的创新人才、领军人才、尖子人才，也缺乏推动产业变革所急需的金融人才、高技能人才、经营管理和战略决策人才。

（五）教育支撑不强，学科建设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校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高校是创新型人才成长的摇篮，决定一个地区创新型人才的能力和水平。从985到“双一流”的变动中，郑州大学、新疆大学、云南大学入围了“双一流”建设高校，湖南大学、东北大学从985工程A类调整为“双一流”B类，中国农业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从985工程B类上升到“双一流”A类，可见高校质量不是一成不变的。层次变化不仅仅是资金扶持的问题，还是全社会认知度的问题，未来全社会将可能形成“双一流高校—双一流学科”等同于“985-211”的概念。而广西大学也仅为“双一流”学科建设学校，且入围的“土木工程”在全国并不具有绝对优势。“985”和“双一流”高校见表1-5。

学科建设薄弱是广西人才发展所存在的关键问题，以工程学科建设为例，存在门类不全、学科不强、布局不合理等多方面的问题，极大地制约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在国家划分的36个工学学科中，广西仅拥有13个，缺失23个。区内高校工程学科评估等级中，获评A类的没有，主要为B、B ^- 、C、C ⁺ 、C ^- 类，学科等级相对较低（见表1-6）。在高校学科设置与地方产业布局方面，工科院校高度集中在南宁、桂林两市。

同时，广西高层次学历教育不足，高层次科研创新平台不足，博士点、硕士点少，全区现有全日制在校博士研究生不足千人。理工类、财经类院校偏少，文科类院校、师范类院校较多，热门的学科专业设置重复、雷同，与行业、企业需求严重脱节。广西高校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度不够紧密，开设的应用型、交叉新兴学科专业少，服务地方发展的能力不强，支撑产业发展的能力不足，部分急需的学科专业仍是空白。如制糖和有色金属工业、铝业加工是广西特色优势产业，但制糖生产技术与管理、有色金属、冶金专业人才供给严重不足。向海经济及海洋经济发展是重要的新兴领域，但海洋相关专业仍处于起步阶段。

与此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广西在基础教育方面尤其是以高考为导向的区域竞争中严重处于劣势，2017年全区高考一本录取率仅为8.44%，在全国仅高于河南，意味着绝大部分高考学生难以进入具备较高教育质量的高校参与深造，211高校录取率和985高校录取率均不理想，与本地高校尤其是985缺失、211高校偏少具有直接关系，也与基础教育水平不足关系紧密。基础教育不强和高考录取堪忧的综合作用，相当程度决定了广西本籍人才的成长系数明显偏低，对打造具有竞争力的人才发展环境形成了“先天不足”现象。各地区高考分数录取率情况见表1-7。

（六）体制问题突出，人才流失严重

广西人才发展过程中存在较多体制性问题，选才“狭窄”、评价“缺失”、政策“落后”、流动“受限”等现象比较突出。人才选用机制不完善，选用范围狭窄、群众参与度低的现象比较突出，选才方式上存在论资排辈等问题。人才评价机制不健全，重选拔轻评价，重高层次人才轻基础性人才，没有建立起“按绩取酬”“多劳多得”的人才激励机制，现有激励机制存在重短期奖励轻长期激励、利益分配平均主义、有效激励不足等突出问题。人才管理政策体系不够完善，人才扶持政策力度偏弱，人才政策创新跟不上形势发展要求。人才培养机制力度不够，缺乏高层次科研平台，全区高校办学层次整体不高，高层次学历教育不足。同时，广西高校与行业、企业融合度不够紧密，在人才流动方面，“单位人”现象束缚了人才手脚，制约了人才流动，不利于实现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广西人才流失现象明显，总体呈现加剧趋势，尤其是高铁经济带建设背景下，与粤港澳大湾区形成显著人才“顺差”。 广西总人口规模（以户籍人口为准）稳步壮大，从2005年的4925万人增长到2017年的5600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0.7‰，高于8.2‰的人口年均自然增长率，但广西外出人口从2005年的265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715万人，人口外出率最高达到13.28%，就外出人口来看，主要以外出务工、经商等为主，但在大量的外出人口中会存在相当规模的人才流失（见表1-8）。如果从广西6岁及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构成比例来看，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为9%左右，考虑到外出人口基本为初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到2013年以后估算每年有70～90万的大专及以上人口外出，进而按照就业人口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受教育程度（20:12.5:1）的比例，每年约有2万～2.7万的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才在外。

根据不完全统计，贵广高铁和南广高铁的乘客中，桂籍乘客占比75%左右，并且从广西到区外，流动人口基本上是工作、消费；从区外到广西，流动人口基本是返乡（见表1-9）。

总的来看，未来一段时期内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虹吸效应”将对广西人才储备与培育造成较大的压力，2018年大湾区总体人才净流入率为1.39%，人才虹吸效应明显，其中超过七成流入人才集中在广州和深圳，除江门之外，其他城市均处于净流入状态，深圳和广州担当着人才流动中心的角色，40.4%流向深圳， 31.4%流向广州，而从大湾区人才流入源来看，人才来源地主要为北京（11.33%）、上海、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省市，以及湖南、四川、河南等人口输出大省，这与有关广西人口输出情况的判断并不一致，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广西总体人口素质相对低下的现实问题（见表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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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2%（或前2名）为A ⁺ ，2%～5%为A（不含2%，下同），5%～10%为A ^- ，10%～20%为B ⁺ ，20%～30%为B，30%～40%为B ^- ，40%～50%为C ⁺ ，50%～60%为C，60%～70%为C ^- 。 KG9pmuFjA9FcqN37MbWD6wyvf//oLh8IQEMBURZcwUzL01Nct8DaoThvkQJqqXx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