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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问一位我上医科大学时的同学——一位内分泌科主任，为什么现在患糖尿病的人这么多，没想到，他脱口而出：生活方式。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他正带着博士生研究糖尿病患者的抑郁情绪……
是啊，我们现在有某种生活方式，这种需要去定义、去研究的“生活方式”，导致了我们现在特别的疾病谱，形塑了我们的存在现实，而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我们的历史有关。在这里，这个“我们”也是需要界定的，“我们”经由梳理“我们”的历史而得以确立。现在，我把“我们”置换成“我”，“我”的绽出，来自于我自己特别的历史。
近两年，在临床和教学之余，我研究了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这是一本有关“说话”的小说，我梳理出小说中说话的两个层面，一是“说”“话”与“说话”，二是说人、说心、说事与说理。我的兴趣在于观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如何“说自己”的，小说为此提供了丰富的语料，让我们可以切近自己的经验，重新体认自我。比如，在说人自身的姓名、身份时，是“叫”什么，是“当”爹的、“当”师傅的，这些个“叫”“当”有特别的意味，但很难直接翻译成外文，这差不多是不可能完成的翻译任务。我非常认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思想，我们生活在一些“说法”之中，可能需要从西化的“说法”，回到本土的“说法”，最后到直接的描述。用写作重建自我，应该是这样的描述之路。每个个体的独特性、完整性与丰富性，是一点一点写出来的，环绕着名字、身体，还有“我的样子”等，跟随自由联想的写作，“我”流淌出来，并被我重新认知。
这就是黄鑫这本著作的任务，其中我们也从书写中感知到我们内在的疗愈力量，这样的力量来自我们的历史与传统。
2019年4月9日，中国心理学权威期刊《心理学报》发布“中国人应对历史危机的心理特征与行为表现”专栏征稿，这是极不寻常的，兹摘录征稿启事如下。
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历经沧桑，饱受磨难，却延绵不绝。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不间断千年文化的特例，中华民族当比曾间断过文化的民族更能在危机下变通、生存，亦更清醒“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
在全球变暖和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时代，占据食物链顶端的智人突然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算法开始替代人类做出选择，一些原只有人类能做的工作已经被机器人所取代。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众国家、民族迷茫应给自己的后代传授或培养什么技能，方可让我们的孩子在20年后仍有竞争力，让下一代能安身立命。
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为应对这一危机和挑战，我们应比过去更自觉地探索什么是人类成为“万物之灵”的变通能力，进而了解“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在此历史发展的重要拐点，中国的心理学家亦有责任揭示中国人重要或特有心理与行为背后的规律，用改革开放40年学会的科学共通语言，向世界报告具有民族特色的应对危机和挑战的方式，传授中华民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竞争优势。
在此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在第三十届国际应用心理学大会（ICAP 2022 in Beijing）彰显、交流这些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研究，同时也吸引更多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探索，进而产生高质量且立足中国社会重大问题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心理学报》与北京市社会心理学会，计划在《心理学报》开设“中国人应对历史危机的心理特征与行为表现”专栏，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开放性地探索被作者判断为能“保民族在危机下生存”，能“巩千年文化延绵”的任何心理现象与行为表现。
我个人认为这篇征稿启事是一份很重要的“历史”文献。在目前重要的“拐点”“大变局”中，传统、传统文化关涉“我从哪里来”，更蕴含“我要往哪里去”的方向与路径。黄鑫的书已经先行一步，交出了很有分量的报告。本书是以自我及家族史书写为中心的论著，引入、借鉴了西方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的思想与方法，更为宝贵的是作者把家谱、家训家规等传统文化纳入家族史书写之中，这是意味深长的尝试。作者多年精读《文心雕龙》等传统文论典籍，将研究心得、写作体验一一呈现在本书之中，对黄鑫而言，传统不是字面上的、口号中的，而已经是她实践中的有机部分——充满活力的部分。
2015年6月“东方之星”沉船事故发生后，我参与了心理救援工作，遇难者子女的叙述中最让我难过的是他们难以弥补的遗憾：没有机会尽孝了，没有机会去了解父母的过往了，总想着，等到什么时候有空了，闲下来了，再……然而，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而对于逝者最好的纪念，是整理遗物，试着写出一份逝者的传记，这是我们在心理救援现场给出的建议之一。祖辈的经历在父母的记忆里，随着父母的离世被带走了；父母的经历，在那些遗物之中，那些照片、各种证件、文件等，静静地诉说着渴望被听到的故事。其实，心理并不是真的需要“救援”，我们的工作是去发现许多早已存在的资源。
这样的例子说明了家族史釆写的紧迫感，换个说法，家族史的书写应该是每个家庭可以很快着手进行的工作，就像本书反复说的，不用特别准备，重要的是现在开始。
可以把家族史的书写，看成是我提出的“实验传记”的一种形式。所谓实验传记，目前看来重点有二，一是强调过程，二是不拘形式。当我们邀请父母参与时，刚开始会被拒绝，但如果坚持的话，他们一般都会积极配合，在他们内心，一直都有诉说的动机，他们想要把所经历的、所体验的告诸后人，只是他们也会有各种顾忌，传记的书写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开始的，这样的过程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最终，家族史可以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可以是诗歌，可以是影集，也可以是片断或未完成的。
在本书中，黄鑫报告了她在实践过程中的一些非常宝贵的先行者的经验。除了强调书写的意义与态度，她还提供了很多工具，沿着她指出的路径、步骤，相信读者能够收获颇丰。
当今，我们越来越重视原生家庭的影响，也随之出现了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观点。一些心理工作者视原生家庭为许多心理问题产生的根源，也因此创设出基于此理念的心理治疗的策略和方法，以此开展相关的干预；为原生家庭辩护的声音则强调时代的局限性，强调原生家庭亚文化的合理性。但究其实质，不同的观念有高度一致的目标，即努力达成家庭内部的和解。
在急速变化的当代社会中，存在巨大的代际鸿沟，和解像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口号，是在表达一种愿景。我们得厘清我们所期待的和解的意义是什么，在此基础上去思考如何达成真正的和解。
和解肯定不以抹杀或回避矛盾冲突为目的，甚至可以说，和解也不是以化解矛盾冲突为出发点的。构成矛盾冲突的双方，都是独立的生命主体，因为婚姻、家庭、血缘而纠结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先天与后天、意识与潜意识，哺育与反哺共存，爱恨交加，和解意味着承认并接受这样的现实。
表面上对峙的双方，在巨大的张力中寻求着表达各自独立的思想与情感。所谓的心理症状，那些焦虑或者抑郁，都是一些线索；盛行的鸡汤文、各种佛系的说辞，不一而足，是用创可贴覆盖内在的伤痛……它们都指向强烈的言说需求，并拒绝了结。而和解便是深入到过往，深入到内在的深度描述。生命历程中所经历的各种事件，不单单是事件，更是一直等待敞开的生命体验；家族中的禁忌与秘密，既是创伤，也是福佑。
这样的和解是接受生命厚重的礼物。历史以复杂的方式选择它的亲历者、目击者及代言人，“为什么是我”，必须回到历史之中，才能找到答案。这个被派遣的“我”，有待了解，有待认识。这个“我”要重走家族的迁徙路线，回溯家族的源头，梳理家族大事记，聆听祖先的声音；这个“我”要承接累世的爱恨情仇，给每个人位置，替每个人尤其是替那些没有名义的、没有话语权的人发声……在这样的过程中，这个“我”知道了自己的出身，明确了自己的身份，真正地成为“我”。
所以，和解是艰难的。它不是终结，而是开启；它不是和风细雨、温情脉脉地抚慰伤痕，而是充满愤怒、悲伤地揭开伤疤。唯有如此，才能获得真正的和解、疗愈，产生真正的希望。
吴和鸣
2019年6月9日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