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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自身被派遣的使命，把‘小我’融入更广大的家族系统，我写下的必须是真相，只有用绝对坦诚的态度直面真相，才能转化痛苦。闯过真相这一关，后面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闯不过，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依然会抱怨原生家庭，回避亲戚往来，放逐自我于荒原。回忆录属于‘小人物’，‘大人物’有许多话不能说，但‘大人物’‘小人物’到了阎王面前，平等站队，在历史的长河中，任何人都有资格留下自我和家族的独特回忆。我的写作具有珍贵的价值。
去年以来，我几近崩溃，由于父母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更由于母亲的精神状况。
来自于一种受害者的妄想，我的母亲对父亲的指责越来越多，指责的内容越来越脱离现实。而母亲对我，则倾尽所有的慈爱。就像上演“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母亲视父亲为侵略、迫害她和她的孩子的“老鹰”，视我为需要拼命保护的“小鸡”。我小时候玩这个游戏很欢乐，躲在“母鸡”的背后大笑大叫，可是人到中年再玩这个游戏，知道是母亲的幻想在作祟，应对起来倍感吃力。
“总有刁民想害朕”，在我母亲的心目中，这个“刁民”是我的父亲。母亲总爱控诉父亲，“不让我吃饱饭”“给我吃的东西简直不如狗粮”……我知道母亲说的不是事实。父亲对母亲饮食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例如母亲不喜葱姜蒜的气味，我们家做菜几十年，从没有放过任何这些东西。
前阵子我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术后少有地在家住了一个月，近距离陪伴父母生活。我的父亲今年84岁，罹患糖尿病多年，一只眼睛失明，另外一只眼睛不足0.1的视力；我的母亲82岁，心脏不好，生活略微不能自理。他们请人照顾起居，但是日常买菜购物，还是父亲在做。每天早晨醒来，我就听到母亲催促父亲：“给黄鑫买早餐”“给黄鑫买海鲜”“给黄鑫炖西洋参”……为了给我买海鲜，父亲以几近失明的视力，独自坐十几站公交去海产市场。父亲对我的爱与照顾，与母亲一样满满流溢。可是，他们两人会为“吃”这件事情发生激烈的口角。
有一天，到了喝酸奶的时间，父亲拿了自制酸奶和伊利酸奶两种酸奶给母亲挑选，母亲怒气冲冲地怼父亲：“我不吃这种东西！”父亲感到莫名其妙，问她：“你到底想要咋样？”他喊我过去：“跟你妈好好谈谈，问她想吃什么。你帮她做个菜谱，今后我按照菜谱买菜！”于是我打开电脑，拉着母亲一起做菜谱。母亲继续讲那些父亲不让她吃好饭的话。我一边做菜谱，一边烦躁地点击电脑屏幕上的各种文档。
我点开已经结束带领的“家族回忆录写作小组”文档，看到里面“强迫性重复——家人相似的性格命运”文件夹，忽然想起我母亲系的家族成员，姨妈、舅舅们，似乎都有以受害者身份控诉身边的人的共同特征，其中很多事情听起来很荒诞，可是他们像中了魔咒一般，坚信那些妄想。
母亲的受害妄想尤其跟“吃”有关。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理解，是固着在“口欲期”。口欲期是指婴儿从出生到1岁，生活和兴趣中心都在口腔，这个阶段的最大特点，是注意力集中于“吃”。
过去，我只听到中年后的母亲讲述她从求学到我出生为止的故事，那天，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从未听母亲讲过她出生时的状况。我问：“妈妈，你生下来是什么情况？”母亲说：“我生下来时，日本人在上海。”
母亲出生于1937年的上海，那一年日本全面侵华。母亲说：“我满月的时候，你外婆带我逃难到浦东乡下，花很多钱雇了一条小船，趁着夜晚偷渡长江。那时在打仗，苏州河的两岸，一边是国民党军队，一边是日本军队。”
啊！原来我一直不知道，母亲的童年是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度过的。她刚出生，上海就被占领，日本人关闭了外公上班的公司。外公丢了饭碗，一家人衣食无着。等后来复工时，上海已经随处可见光天化日下挥舞的日本军刀。
被迫害这件事情，对于母亲和她的家族成员而言，其实并不是妄想，而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母亲记得外婆时常叮嘱青春期的姨妈：“听说隔壁里弄的女孩被日本人强奸了，你们没事不要出门，千万不要出事啊！”
那场战争岂止是对上海一个普通的家庭产生影响，它的影响甚至扩展到我们整个民族。比如朋友涓的妈妈，出门旅行住宿时，问她这家宾馆如何，回答说：“好！因为有这个。”涓的妈妈手指门后贴的逃生通道示意图。她在抗战空袭中度过童年，判断一个地方好不好，永远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能否迅速逃生。
战争的创伤，损害了我们的心理健康。有很多中国人，都有受害者情结，觉得有人将要或者正在迫害自己，“总有刁民想害朕”，他们不仅把自己视为受害者，还把身边的人视为“刁民”、迫害者。他们心里苦，连带身旁的人也一起苦，因为被脱离事实地猜疑和指责。
因为他们和母亲一样，在生命的早年，经历了种种创伤。人在早年遭遇的创伤，会导致未来的人格发展受损。他们是受苦的生命，长久地陷入自己过去所遭受的伤害带来的内心痛苦和幻想中，而无法看清当下的自己未被迫害的现实。
受过伤的人，原本在以后的岁月中，如果能够进行一些安定心灵的工作，还可以减轻执念，缓解痛苦。但如果创伤接二连三地发生，人们哪里有喘息与疗伤的机会？
在抗日战争爆发那一年出生于上海闸北的我的母亲，生下来就是一个受伤的灵魂。生命在被迫害的环境下生长，被迫害的阴影深深地镌刻进她的心灵。她一路走来，经历和目睹了一件又一件的创伤事件，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了解了母亲的成长历史，就理解了现在的母亲，以及我的母系家族为何共有“受害妄想”的特征。当我把这些理解与父亲沟通后，他强烈的委屈情绪减轻了。
那天稍后，我把整理好的菜谱打印出来交给父母，父亲淡淡地收下，母亲看也不看。我更加意识到，促使父母关系和睦的方法，并不是整理一份菜谱给他们。我需要更多地询问父母的历史，挖掘父母甚至祖父母的故事，促进父母真正地理解彼此。我感觉我可以为父母做的一件简单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写一部家族回忆录。
在我小时候，一家五口挤在父母单位分配的两间狭小房间里。每天晚饭后，两个姐姐到小房间读书，我跟父母留在稍大的房间，晚上没有娱乐，只有学习。饭桌的一头坐着母亲，另一头坐了我，父亲坐在我背后的沙发上。他把笔记本放在沙发扶手上，胳膊架着扶手写论文。我听到身后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现在我带领写作小组，每次听到课堂上学员书写的声音，都会油然而生一种熟悉且安定的感觉。有人在一起学习，是我最享受的温暖时刻。
我和母亲坐在饭桌旁，理论上这很方便她辅导我完成学校作业，然而实际上，母亲最珍惜晚上伏案的时间，她有很多实验数据要整理，也经常要赶写论文。我呢，是个瞌睡虫，晚上八点后，就时不时地用书遮脸，合眼打盹。母亲坐在我身边，忽然动手拍下我的脑袋，把我吓醒，有时候她下手重了，身后的父亲会说：“别打头，万一打傻了。”
说不定我真是在那个时候被母亲打傻的。反正整天爱打瞌睡的我，学习成绩平平。父亲每次看到我的成绩单，就骂我“一事无成”，母亲嘴上不骂，却以更激烈的实际行动，进行比骂更大的“骂”。母亲总爱给我转学，她一看到令人失望的成绩单，就张罗着给我转学，因为她认为我的成绩不好，肯定是上的学校不好。所以我从小学到中学毕业，12年时间，上了7所学校，平均不到2年就转学一回。我和同学的关系，要么是半路相逢，要么是中途分手，这造成今时今日的我，既有融入群体的困难，又有分离焦虑的痛苦。
我的父母都在晚上写论文，然而他们各写各的，并不合作撰写同一篇论文。他们本是同班同学，毕业后一起分配到全省最大的医院工作，在同一个科室，都热爱学习、追求专业进步。后来，父亲在外周血图片上发现“小巨核细胞”，为国内首次发现，获得破格晋升并且成为全省学科带头人。但是母亲失去了晋升职称的机会，因为在传统观念中，一个家庭的男人出息了，女人就不用在工作中多么争锋，而应该把晋升的机会让给同事。甚至连单位分房子，都规定双职工家庭以家庭为单位分房，以男性的条件为准。
母亲拼命想在专业上有所成就，她做实验、写论文、翻译文章……有一年姐姐告诉我，母亲当年发表的论文量，在单位名列前茅。可是无论怎么努力，她的事业上升通道都已被堵上，无法冲破。这是母亲终生耿耿于怀的事情。
我人生的高光时刻之一，是在2017年12月，当选为深圳市心理咨询行业协会写作治疗专业委员会首任主任，这是国内第一个写作治疗的专业委员会，这意味着我将带领一批有志于写作治疗的同道共同前行，同时也意味着我成为像父亲那样的学科带头人。
当我站在台上致辞的刹那，我忽然意识到，此时此刻，母亲未完成的心愿，被我实现了！我在专业上冲破障碍，脱颖而出。而父亲未完成的心愿，我也实现了！我虽然是女儿，但并非一事无成，而是像他期望中的儿子那样，继承了他的荣光。
我是家族的派遣者，父母未完成的愿望的实现者。我被派遣的任务，是安抚母亲事业受阻的遗憾，是弥补父亲没有儿子的缺憾。当父亲为我取名“黄鑫”，戏称我为三千金时，他觉得此生都只有三个“千金”，没有儿子了。对他来说，没有儿子的人生，是一事无成的人生。
我表面上什么都跟父母对着干，他们命我学医，我从文；他们帮我相亲，我自己找对象；他们让我留在家乡，我去深圳……但是实际上，那个爱打瞌睡的小女孩，那个叛逆的文艺女青年，那个写作治疗的专家，出走半生，步步向前，绕个圆圈，回到了起点。
自以为从来不听父母话的我，活成了父母最希望的样子！
我注定会成为今天的我。无可避免。
这是我的命运。
家庭治疗不同于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强调自我发展和童年经历，重视个人内心状态的省思，而家庭治疗则认为家庭是一个关系网络，是一个组织起来的整体系统。家庭不仅是个人的相加，个人也并非孤立的个体，家人间相依为命、相互影响，这种关系是“先天性”的，具有束缚性，谁也不可能完全不受家庭的影响而单独存在。家庭中出现特别状况的人，是“系统问题”的承担者和表达者。
在家庭治疗中，有一个派遣理论，说的是家庭的某一个成员，在完全“无明”的情况下，接受了家族派遣的任务，去完成家人未完成的愿望。
这种任务的派遣与接受，有时候直接在意识层面。比如过去某些技能明确规定“传子不传女”，以及由长子继承家族事业等。也有的是父母明白告知，例如我的母亲一直心仪南京大学，但是她支援内地建设到了河南，所以在我选择上大学时，母亲直接告诉我，她希望我完成她的愿望，去南京大学就读。
但是更加根本的情况是，这种派遣在潜意识的层面进行，当事人和派遣人谁都没有意识到当事人背负了某个使命。这个成员角色并非明文规定的长子继承家业，而往往容易由家族里最小的那个孩子暗暗承担。还有的时候，这个孩子自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对抗家族，但是实际上，对抗的背后是更大的忠诚，是在完成任务。像我从小不听父母的话，不做他们要我做的事情，但是最终还是实现了他们最深的期待。
心理学家早就发现，对孩子最有影响力的，是父母尚未实现的愿望。“派遣”是大人把自己的愿望，输入进孩子的潜意识。联结大人和孩子的纽带，是家庭成员间情感的依附，以及孩子持久的忠诚，尤其对于母亲，孩子总是会忠诚于自己的母亲，联结的纽带早已存在于血肉相连的母子关系中。母亲未完成的愿望，往往成为孩子的人生目标和生命意义所在，因为那是“妈妈想要的”……
至于具体是什么任务被派遣，取决于父母究竟在哪个领域的追求没有得到满足。比如，父母节衣缩食而孩子非常奢侈浪费，这里孩子的奢侈，也许正是父母派遣给他的任务。有些父母小时候曾经吃过很多苦，童年的条件不允许其享受丰富的物质，因而形成节俭的人格。父母未满足的愿望是——大肆花钱，好好享受物质生活，就把这个愿望暗暗地交付给了孩子。父母不仅把家里最好的物质优先提供给孩子，而且鼓励孩子大肆享受，形成了孩子浪费的特质。还有最典型的，是母亲小时候没有条件读书、接受好的教育，于是读书、受教育的愿望，就被派遣给了女儿。这样的母亲往往一边嘴上骂女儿不帮自己做家务，一边实际上又不让女儿帮她做家务，只喜欢看到女儿读书和学习。
另外，家庭治疗对出生次序影响孩子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也有很多研究发现。通常，最大的孩子是比较有责任感的，力求完美；中间的孩子容易被忽视，有强烈的被赞许的需求；而最小的孩子是被关注、被保护的对象，与父母情感的牵绊最深，所以也最容易承担家族的派遣者角色。
不过不管排行第几，假如你是家族里面写作家族回忆录的那个人，那么事实上，你就是家族任务的派遣者。恭喜你，中奖了！
所有家族派遣的任务中，必定有一项是把家族故事告诉后人，告诉更多的人，使之不被岁月湮没。既然你翻开本书读到此处，就泄露出你有强大的动力去了解和传承你的家族故事。你的任务是书写家族的回忆录，用自己的文字，去清楚呈现事件；用你的望远镜或者放大镜，去观察思考，看到人性的善恶和生活的不易；用你的赤子之心，对发生的一切都心怀敬畏，对所有家族事件中的人物都有一种体谅。
因为，那不仅是你的命运，还是家族的家运。
写家族回忆录是以“家族”为主题的回忆录写作。
回忆录是非虚构写作的一种形式，是关于实际经历的文章创作，回忆录的作者与读者之间有一个默契，就是讲的、读的都是真实的。所以写回忆录不是虚构小说，回忆录作者用自己的声音，以谈话的形式，不仅讲述自身生命中的故事，还仔细思考，试着依据自我现有的认知，去阐释这个故事的含义，道出对真实故事的思索。
回忆录不是自传，虽然我们日常阅读的很多回忆录，更贴切地说其实是作者的自传。人们不太注重区分二者。自传是关于传主一生的故事，作者会设法捕捉一生中所有重要的因素，包括个人成长过程、家庭生活、所受教育、人际关系、婚姻、游历以及各种内心挣扎中的事实和情感。自传把从出生到现在一路走来所有的经历，都陈述一遍，并没有主题的限定。人一辈子只写一部自传。
但是回忆录不同。回忆录和自传最大的区别，就是有主题。回忆录作者并不复述生活的全部，而是设定界限，选择能将整部作品紧密联系起来的一个或者几个主题，将叙述的焦点集中在这里，给读者带来更有深度的探究。回忆录可以是任何篇幅，从一两页到大部头都行。人一辈子可以根据不同主题，写出很多回忆录。
回忆录是一种拼贴创作，所谓拼贴，就是把一小块一小块的材料组合成一个整体。就像我小时候用的褥子。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日常的衣服被褥，都要自己买布，回家制作，而每个人能用多少布料，早被分配好了，必须凭票购买。于是妈妈把一小块、一小块零碎的布料，拼凑缝补在一起。那时家家的褥子，都是布头拼贴起来的创意之作。一部回忆录作品，就等于一块拼贴的褥子，你的记忆碎片好比一小块、一小块的布头，经过文字加工处理，用短文、小诗、个人随笔、旅行游记、美食评论、手绘摄影等表达方式，整合成一部回忆录作品。
写家族回忆录是以家族为主题的回忆录写作。你把自己关于家族的记忆碎片，以及家人告诉你的家族故事，如实地写出来，拼贴成一部作品，就形成了你的家族回忆录。因为写作回忆录具备深入记忆、直面真相、讲述事件以及认真思考的特点，家族回忆录包含对个人成长经历和家人关系系统的反思，所以我视家族回忆录为写作治疗的首选文体。
写回忆录不要怕平淡。因为生活是平淡的，所以书写生活的回忆录，也是平平淡淡的松散片段。回忆录征服人心之处在于真实，不管你描写哪一种生活经历，只要读者知道它们真实，就肯带入自我的情感，去跟随、呼应你。除了真实，你写回忆录时还必须思考。回忆录的魅力在于读者可以看到你是如何奋力理解自己的历史的，伴随着对自我的揭露，还有分析和解读，你的心理变化过程带给读者借鉴和提醒的作用。
在这本书的前言和附录中，都重点强调——回忆录属于普通人。任何人只要有真实记忆，都有资格写作回忆录，留下属于自身和家族的独特记忆。越是普罗大众的回忆录，越有史料的价值，因为它更真实，更反映出某个时代的凡人的现实生活。
我非常认同本书附录的访谈“家族伤痕的写作疗愈之路”中，陈向一教授说的： “一个普通人写他的回忆录，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写照，普通人眼里的现实，丰富了我们对这个时代、这个现实的了解，远比名人眼里的现实要丰富。社会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名人写的，如果有很多老百姓写，就会真实很多。”
陈教授说他看到美国一本口述实录的书，里面讲一个芝加哥南城的警察，说自己一辈子没去过北城。这怎么可能？他开着警车一会儿就去了。但是，他没去过。因为芝加哥南部是穷人区，北部是富人区。由此设想一下，读者就能感觉到美国的社会阶层差异。所以普通人写的回忆录非常重要，因为社会和历史不全是由英雄创造的，更多是由普通人创造的。
其实回忆录这种体裁在美国的盛行，起源于普通大兵疗愈战争创伤的需要，自己写是花费最小又对自身心理健康最有益的事情。不用是名人权贵，只要是一个愿意说真话的人就足够。
普通人写作回忆录有几大意义：
每一位回忆录的作者都是一个“幸存者”，凡是活过的人，都能写出一本。
因为某些对你和你的生活相对特殊的原因，你需要讲出真相。
你生命中的某个或者某些人，也需要你讲出真相，无论他们在世或已不在世。
回忆录给人以希望，读者会感谢你的坦诚，因为你的作品对他产生了影响，通过对你产生认同感，他从你的回忆录中汲取到了生活的勇气。
薪火相传。你说出了读者从没听别人说过的事情，或者你对重要话题的处理方法帮助了读者思考，最终促使他也说出来自己的心事，而这些心事曾经是他很重的心灵包袱。他甚至写出了自己的回忆录，继而影响更多的人。
克服孤独。你分享自己的故事，努力找寻自己生命的意义，不管读者跟你的差别有多大，都能从中寻获人类共同的人性，彼此因为共鸣而感到自己在世上的孤单少了一点。
写作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不是死的，是活的，你的写作维系和创造了我们的文化。
我很少像在“写出真相”那堂课上一样，遇到学员集体性的阻抗。通常我在课上讲一些写作要求，学员都会很认同，但是那次课上，当我强调“写家族回忆录必须直面真相”时，一位同学当即质疑我。“为什么是必须？”她说，“老师，必须写出真相让我觉得像是要被逼迫招供一样，感到很不舒服。”
我想，她大概在成长过程中有“被逼迫招供”的不愉快经历，比如被父母、老师强迫汇报某件事情、说出想法甚至写思想报告等，在听到我讲“必须写真相”时，过去类似的不舒服的感受被无意识地激发了。我希望通过其他学员的发言，来帮助她意识到为什么必须写出真相。于是我们腾出教室中央的位置，一人一把椅子，围坐成一个圆圈，全体讨论：
你听说过周围的人的家族秘密吗？
这个秘密酿成什么后果？带给你怎样的心灵震颤？
那些外遇、私生子、犯罪、被强奸、精神病、家暴、酗酒的秘密，被深藏于家族内部，好像只要大家都绝口不提，日子就能一如既往地过下去。你认为秘密应该尽早被揭露吗？
你有什么秘密想说出来吗？
讨论的过程遇到很大的阻碍。许多同学沉默，只有零星两三位同学支持“必须直面真相”的观点，剩下的或反对或犹疑。这种情况令我感到惊讶。原来，人们对真相的回避如此普遍，大多数人的反应，都是选择沉默。
直面真相是写作家族回忆录的人要过的最大的坎儿，面朝真实，打破沉默，是对一个写作者最严峻的考验，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决心。无论在写作还是在心理疗愈上，只有正视那些家族极力回避的真实，才能解决问题、获得成长、写出作品。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那堂课还是播下了“直面真相”的种子，当时沉默的学员在课后的几个月里，通过写作实践慢慢地打开自我，我收到学员莉莉（化名）发来的文字：
“从小到大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父亲，这一直是我最大的缺憾与痛苦，因为没有父亲，我觉得自己和所有人都不一样，我不敢跟人走得太近，我害怕被人问起我的爸爸。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我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世，也让老公替我保守秘密。我变得战战兢兢，对此绝口不提，永远拒绝去面对内心的那份羞耻感。
“我一直幻想我父亲是爱我的，他肯定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寻找我，小时候我一直追问我的父亲是谁，但是我的母亲从来不愿意告诉我真相，身边的亲戚对此说法不一，于是我活在各种谣言与幻想之中，渴望知道真相。直到去年我苦苦哀求我的妈妈，她依然对我撒了谎，直到后来，在我多方打听下，在一次舅舅喝醉酒的情况下，我终于从他口中得知，我妈妈在未婚先育的情况下将我生下来，他是除我妈以外唯一知道真相的人。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真相？如果一开始就告诉我真相，我就不必沉溺在幻想与自责、内疚和痛苦之中。
“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善意的隐瞒，但是他们不知道，真相不可怕，长痛不如短痛，可怕的是对真相的掩盖，是因此而漫漫无期去寻找真相的痛苦。
“真相是什么？是你们觉得未婚先孕是个耻辱。真相是什么？是你们对性的羞耻感。真相是什么？是集体意识所产生的婚姻观和性羞耻。
“真实的经历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自己的经历过滤加工，好的引以为荣，坏的屏蔽隔离，所谓好坏全凭喜好，但这些都是你实实在在的经历，最宝贵的一生啊！你在害怕什么？遮掩什么？羞耻什么？生而为人，我们无法说不要这个，不要那个，我们受困在这具肉体里，我们并非生命的拥有者，而是生命的体验者。”
真相通常都是难以启齿的。但是讲出真相，以真诚袒露的态度去写作，是让作品成立的绝对要求。写回忆录和写小说不同。小说是虚构文学，而回忆录从一开始，作者就已经对读者许诺：“接下来你所读到的都是真相，它们不可能让你完全满意，可这就是我的真实经历。毕竟说真心话不容易，有些时候我会啰唆、过于情绪化，或者言词寡淡，但是我向你展露了我的隐私，告诉你某些秘密和真相，所以请你读起来宽容、耐心一点。”作者和读者之间已经彼此默契，一个讲述真实故事，一个想听真实故事。这样的读者和作者的关系，决定了家族回忆录的写作内容、形式与态度。
家族回忆录的写作内容，是发生在自我和家族中的真实故事；写作形式，是拼贴作者平淡琐碎的记忆；写作态度，是真诚袒露。虽然你的记忆不可能完全准确，多年之前的事情，世界上没有人记得一丝不差，并且在写作家族回忆录的过程中，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你需要改换名字和人物特征，以及为了让叙事更加紧凑，你可能略过某些事情，只写自己认为重要的部分，所以并不存在绝对的真实，写作是再现，相比于现实生活，已经失去了绝对的真相。但是对作者而言，有一个基本的承诺，就是我在提取自己的回忆进行非虚构的写作，写作的初心，是想告诉世人我和我的家族真实发生的那些事情。写这个故事，我是充满真诚的。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自我意识的增强，我们想要诚实地审视曾经度过的生活，想把对自己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记录下来，包括家族的历史和故事，我们不再甘心话语权握在别人手里，要发出自我的声音，因而强烈地渴望写作。可是，我们又害怕直面真相。很多时候你写不好，是因为既不能对读者勇敢宣告作品写的就是我自己，是非虚构写作；又不肯按照虚构写作的要求，好好讲故事，充分关注读者的阅读感受。你一边用虚构小说的形式，貌似要给读者讲一个吸引人的故事，一边又沉溺在自我的世界，由着性子去写，却期待不管写成什么样子，读者都能读懂并且欣赏。你就像一个孩子，既要西方式的自由，完全按照自我的个性生活，父母的观点一概不爱听；又要中国式的啃老，要父母养活，给钱买房子。
要任性地写，又不敢承认那就是我，要读者强烈关注，又不愿意用心揣摩读者的感受，这种写作不是有个性，而是内心还有顾虑，脆弱的自我不敢承担直面真相的责任。既然写作的对象是你无法释怀的记忆，是真实经历的生活，那么真诚袒露的态度，就是写作的根基。真诚袒露首先在“真”，你一定得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王国维说：“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就正在创作的文字而言，专家只有一个人——你自己，除你之外再无其他权威比你更有资格讲述关于你的故事。只有你可以最深刻地让读者在对你的赞同中受到激励，在为你产生的悲伤中触碰心灵，所以只要与自己的真实情感建立联结，你写出的文字就是最有价值的。然而，由于本能地想远离痛苦，你会将自己与内心的真实感受隔离开来，或索性将自己彻底封闭，变得与自我的真情实感绝缘。
你阻断与情感的联结，导致不了解自己，对于在某些场合为什么要那么做，感到“莫名其妙”。在我的心理咨询工作中，假如我的来访者说她对某件事情的发生感到“莫名其妙”，比如她与相亲对象一起吃饭，莫名其妙地离席而去，通常在那个时候，她实际上阻断了与自己真实情感的联结。我们在咨询室里深入探索，发现她听到对方一味地恭维自己漂亮，觉得被男性视为花瓶，因而感到愤怒，但是那个时候她没有感受到自己的愤怒，只是觉得桌上的饭菜很恶心，让她反胃，所以她走了。
阻断与自己情感的联结，并不会让这些情感消失，而是会把它们投射到外在的人、事、物上面，发生所谓的“莫名其妙”，比如这位来访者把她对相亲对象的反胃，投射到了饭菜上面，责备一家口碑还不错的餐馆做出的菜太难吃，才导致她离席而去。而她经过深入了解自己，发现原来小时候她的父亲一味夸耀她长得漂亮，从不赞赏她在学习上的努力，这令她十分气愤。这些年来她都阻断了自己对父亲由此产生的愤怒。被自我压抑或阻断的情绪，会投射到他人身上，带来关系的破裂或者疏远。
这种事情我也干过。以前我辅导孩子做作业，那些功课很难，我不会做，觉得自己很无力。我开始指责孩子，说她写作业有畏难情绪、懒惰不肯用功，冲她发火。其实这是我自己在无意识层面，在回避对孩子的作业的无力感。为了回避自己对孩子作业的无力感，我给孩子报了语数英各科的课外辅导班。她每天放学后，都奔波在去辅导班的路上。为了节省时间，我开车接送也成了必需的。送她上辅导班的路上，我不停地抱怨塞车，怪她动作太慢，而她学会了抗辩，跟我吵架时嘴皮子日渐利索。结果搞得我们母女双双筋疲力尽，不再为一口热狗的美味欢呼，也不会为路边的一朵小花感动。
后来我自问，这么拼命让孩子补习，为了什么？我知道很多家长说为了孩子的前途担忧，为了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有更好的未来，为了满足学校的要求……可是透过这些表面的理由，深入询问我的内心，我知道我的答案是——为了回避我不会写她的作业所带来的无力感。可是为了隔离自己不会写作业的无力感，我也隔离了美好的情感。
我回忆起自己做学生时不会写作业的痛苦，在多少个夜晚自责、生气、羞愧不已、暗自垂泪。甚至到了现在，我不知接下来写什么时，也会哭泣。我把母女关系搞得鸡飞狗跳，真正的原因不是孩子懒惰、不用功，而是我不会写她的作业，我感到无力，我怪她“笨蛋”。其实，我需要接纳有时候真实的自我是个“笨蛋”的现实。
“真”是与自己的“诚”相遇，所谓诚，就是自我接纳。自我接纳并非自我纵容，为自己的不妥行为找借口，或者在某些不良喜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比如某人罹患高血压，医生嘱咐少喝酒，但是他想喝酒的时候说“我接纳自己”，然后举杯畅饮，这其实是在自我纵容。自我接纳是指敞开心扉接纳自身的缺点和过错，当遇到自己让人失望、不受人喜爱的时刻，别再火上浇油羞辱自我，不要批判自我，放下完美主义，不拿自己的弱项跟别人的强项去比较，把这些力气都省下来，安然做自己。
家族回忆录写作的过程，是发现真相的心灵旅程。当你碰触了真相，不妨给予自我体谅和接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这一生不可能不伤害任何人、不破坏任何规则，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应该停止尝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过更好的生活。
写作是一种袒露，也是一种自我疗愈的仪式，你用自己的方式把真相说了出来，打开封印心灵的枷锁，感到从未有过的解放，灵魂自由翱翔，在写作中获得力量与新生。袒露真相的意义，是作者的自我发现、自我解放。我的老师吴和鸣认为，围绕着袒露真相，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疑问。 表述为“明明……，却……”，你感觉到有不对劲的地方，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例如：明明我很聪明，可我妈妈却总说我笨，总是一副对我不屑的表情。
第二阶段：探索。 让那些“不对劲”，最终都找到了答案，即使是最荒谬的事情，也有它最合理的起源。例如：原来，妈妈经历了许多苦难，在她的童年、少女时代，战乱、饥荒让她看到了很多鲜血、尸体，经历了很多生离死别，这些经历早已彻底改变了妈妈的目光，所以她看我的时候，才会是贬低的、否认的。经过探索，最后你觉得真相大白。
第三阶段：理解。 有种青天白日的感觉，表述为“就是如此”。
真诚袒露中的“袒露”，做起来着实不易，可是如果我们不能袒露真相，这就会导致一系列对我们生活、身体的深刻影响。
在《书写的疗愈力量》一书中，作者詹姆斯·彭尼贝克谈到他研究表达性书写的缘起，是被邀请与一些顶级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中央情报局（CIA）测谎专家一起工作，他们进行了关于秘密、健康和表露的实验，通过实验他发现： “重大的秘密总是让人充满压力感。保守秘密也像其他压力源一样，尤其是对那些与我们关系亲近的人保守秘密，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包括免疫功能、心血管系统的活动，甚至是大脑和神经系统的生化活动。简而言之，隐瞒自己的想法、感受和行为，会增加我们罹患大大小小疾病的风险。”
一系列的实验证明： “心怀秘密可能会对我们有潜在危害，而直面个人想法和感受，却有着显著的短期或者长期的健康益处。……当人们表露深刻的个人经历时，大脑的激活、皮肤电反应以及与释放体验相关联的外显行为都有即刻的改变。表露之后，人的血压和心率立即降低，免疫功能马上增强。在随后的几周甚至几个月内，心理和生理健康状况都会有所提升。”
对比隐藏和表露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彭尼贝克与另一作者约书亚一起做出如下总结：
保守秘密是一项身体工作。
秘密将会产生短期的生物学改变，并影响长期健康。
秘密损害了我们的思考能力。
表露能够减少保守秘密带来的负面效果。
表露能够迫使我们对事件重新思考。表露或者面对创伤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并且最终同化这个事件。通过谈论或者书写一个秘密的经验，我们能够将其转译为一种语言。一旦它是基于语言的，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个经历，并且最后也许会放下这件事情。
直面真相，会让你有复杂的情感，而袒露真相，你更有伦理的压力。足够接近真相这件事情本身，就会给你带来痛苦。你可能会产生复杂的情感，比如恐惧、焦虑、好奇、担忧等，有时候宁愿自己不知道真相。人们一方面隐藏真相，将之遮蔽，另一方面揭露真相，将之显现。隐瞒与揭露此起彼伏，构成欲盖弥彰的真相，而这种晦暗不明、既露又遮的状态最撩人，激发起你强烈的好奇心，也埋伏下临近答案揭晓的恐惧，以及潜意识里对知道真相后受到惩罚的担忧。
不管是遮还是露，真相都存在于你的记忆里，而记忆不是一成不变地记录历史。记忆是一段不断展开的迷思，伴随着写作的深入，往事一件一件涌上心头，回忆逐渐发生变化，真相层层剥开，逐渐向你绽放，让你产生“我突然想到……”“我突然明白了……”的对真相的看见。
仅仅看见真相，已经足够艰难，而写家族回忆录，袒露你所知道的真相，更会让你承担巨大的伦理压力，因为这些真相往往不能向人提及，是“家丑不可外扬”的家族秘密。当我们说出有人希望我们保守的秘密时，就会面临暴露隐私、失去脸面、引起尴尬、引起烦恼、社会排斥、武力或者情感报复、失业、失去朋友或者家人等后果。而你若胆敢袒露家族的秘密，则必定会招致失去家人的危险，以及被打断腿的威胁。
你可能要担负“不忠不孝”的骂名，因为你的写作违背了家人的要求。家人要求你对家族秘密保持沉默，以示忠诚，而如今你如实描写了亲人和亲戚间的事情，他们斥你“胡说八道”“神经病”“什么也不懂”，你成了家族的罪人，要承担泄露家族秘密的罪责。
你对于真相的揭露，会把家人为了回避真相而建构的谎言击碎，会触犯他们墨守的规则，会打破家族希望抱团的规定。你将承受巨大的恐慌和内疚感，在你的内心有个声音强烈地要求你保持沉默，对自己说：“我不能写那件事情，那会害死妈妈的。”同时在你的耳边响起另一些声音，被你激怒的家人清清楚楚地威胁你：“如果写了那个故事，就别想再踏进我们的家门。”
内外交集的声音向你施加巨大的伦理压力。但是，总有一天你会认清一件事情——你终究要面对真相。那些难言的秘密、生命中的创伤，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早晚要面对。
面对伤痛当然痛苦，但是挖掉腐肉，处理伤口，你会生活得更加幸福安宁。《圣经》中耶稣曾说：“若把存在于你内心的事实说出来，它将能拯救你。若你不将它说出来，它便能毁灭你。”
你的伤口、愤怒和哀痛，是通往真相的途径。若你一直躲避，即使是似乎完全忘记了它们的存在，或者觉得如今自己变得毫不在意那些了，你真实的状况也是被束缚的，你在紧绷和焦虑的状态下生活，消耗大量心理能量，无法将它用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你跟生活保持距离甚至躲得远远的，不愿以直接、贴近的方式体验生活。实际上你应该怕的不是写出了事实，而是写出了虚情假意的文字。
莉莉的这段话说出了一个写作者的困境和决心： “写东西的时候，最怕突破家人的心理底线，要是冷不丁来一句我‘伤风败俗’或是‘有伤大雅’，我可真要无地自容、自惭形秽了，而内心却又如此渴望得到家人的支持。我要把活生生的真相，赤裸裸地写出来，不带任何修饰。为我自己，为我所爱的人，为所有想要看见真相的人。我知道这就是我的使命，我会用接下来的全部时间去完成这本书。”
你要写出事实，可是家人的生命是相互缠绕的，有时候你的故事不可避免地和家族中其他人的故事相互重叠。假如你袒露的秘密也是家人的秘密，而对方祈求你保守秘密，那么在写作的时候，你需要考虑平衡袒露秘密与家人感受。可以试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操作：
写的时候畅所欲言，写完之后把内容分为可分享和不可分享两类，只发布可分享的内容。你并不需要对读者和盘托出自己的文字。
写的时候尽管放任，但是修改的时候要小心翼翼，遣词造句保持谦卑，在内心对记忆中的事情和人物有足够的尊重，尽量不要对故事中的人使用伤害的字眼。
必须改名字，改换故事人物有标志性的特征。
弄明白家族恐惧和禁忌秘密的原因，寻找合适的方法规避，比如去世的祖父有个私生子，而家人很怕在世的祖母知道这件事情，那么你写出的文字就不要让祖母看到。
把你写的文字给它所牵涉的人看，弄清这样的文字如果公之于众，对方的感受是无所谓还是绝对不行。
选择写的内容，如果真的牵涉对方太多、太深，对对方生活造成损害，就考虑放弃吧。
最重要的是，比真实更重要的是真诚，时刻反问自己写作的初心：“我写这个故事的真诚的初心是什么？”
围绕着秘密，家族形成各种禁忌，有些禁忌被明文规定，家族所有的人都不许做，比如好莱坞电影《寻梦环游记》里，曾祖母可可的母亲就规定，全家族的人都不许碰音乐，音乐是这个家族明确的禁忌。而有些禁忌秘而不宣，大家彼此你知我知，都看见、都知道，就像一盘菜摆在饭桌上那样明显，但是都不能说、不许碰触，集体视若无睹，尽力回避，保持沉默。
不管是明文规定还是秘而不宣，家族的禁忌里都埋藏着家族最深的秘密，而秘密的背后，则有一个创伤的故事。在《寻梦环游记》里，曾祖母可可的父亲为了音乐远走他乡，再也没有回来，似乎抛弃了可可和她的母亲，所以家族有了禁止音乐的禁忌。
在我们熟知的寓言《皇帝的新装》中，人人都知道正在游行的皇帝赤身裸体，但是说出这个事实成了禁忌，所有人都对真相保持沉默，只有一个孩子喊出了“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穿”的大实话。家族回忆录的作者，往往是家族中打破禁忌、揭露秘密、喊出大实话的孩子。
秘密对作者具有致命的吸引力，你热衷于探秘，上穷碧落下黄泉，翻箱倒柜，也要找到那些秘密和答案。而家族中也有人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帮助你发现秘密，假如这些人同时又是最热烈祈求你保守秘密的人，最后你会发现，恰恰是此人最需要作者碰触禁忌，讲出秘密，还原真相。《寻梦环游记》里的曾祖母可可就是。她曾经是这个家族不许碰音乐的禁忌的最强力维护者，否则主角小男孩米格的那些长辈，不会提起音乐就胆战心惊。但是曾祖母可可实际上是这个音乐禁忌的最深受害者，她深爱的父亲在她幼小的时候因为音乐弃她而去，她在内心深处渴望父爱，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她需要找到父亲对她的感情。所以小男孩米格成了一个“家族的派遣者”，背负了替祖母可可找回父爱的使命。
家族中大多数人会回避秘密，虽然他们渴望了解真相，却不像作者那样去接近、探究、揭露秘密。他们以沉默回应秘密，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沉默是对家族效忠的行为，而说出真相，则会违背家人墨守的那些规则，打破家人希望维持的一团和气，等于对家族的倒戈和叛变。
秘密不是单方面的，秘密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是因为家族集体的沉默。沉默是一种合谋，共同的沉默保全了秘密，只要有一个人发声，秘密就会被揭露，可是家族中沉默的大多数，彼此确认过眼神后心想：“你不说我也不说，谁说谁傻……”大家都眼睁睁看着谎言像泡沫一样越吹越大，都等着真相被发现和言说，都等着谎言被某人戳破，但是，都不肯自己做那个打破沉默的人！
要打破沉默、发出声音，不但需要勇气，还意味着承担。在《房间里的大象》这本书里，作者泽鲁巴维尔写道： “谈论全球变暖意味着我们要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意味着我们可能要选择不买车、少开暖气和空调、刻意节约用水。所以，为了逃避责任和不安，‘还是不谈这些’为好。你可以不谈论它，甚至不谈论这种不谈论，但是全球还会继续变暖，而我们还是要在所有的痛苦面前接受良心的审判。”
为什么大多数人保持沉默？首先，有些人沉默，因为怀有对他人的善意和礼貌，比如你和临终的亲友谈论对方的病情，你不忍心直接说出真相：“你得了癌症，没几天好活了。”即便这是事实，你估计也不会这么说吧。另外，沉默是因为怯懦。人们害怕权力，害怕高压，害怕失去升官发财的机会，害怕失去房子、车子，于是沉默成了自我保护的机制。
但是，有些既不想升官也不愿发财、原本很有勇气的人，也会在明显的真相面前保持沉默，比如曾经沸沸扬扬的“学诚法师事件”，知情人为寺院中的出家人，他们早已淡泊名利，能够剃度出家，当然有非凡的勇气和舍弃，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保持了沉默。我猜测这是因为不愿在精神上被自己的同类群体孤立，因为对信仰归属感的依恋，因而通过沉默来实现温暖的“合群”。在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人类在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后，对认同感、归属感会有强烈的需要，这种需要有时候成为勇气的源泉，但同样也有时会迫使曾经的勇者，对事件视若无睹，变得噤声不语。
每个家族都有一个“替罪羊”，这个人像个害群之马，令全家人想起来就皱眉头，恨得牙痒痒，关心他的人对他感到忧心忡忡，痛恨他的人只愿此生不要再见。形象一点的说法是，假如你有一张家族合影，有了他相片就好像有了瑕疵，把他的头像抠掉你觉得最完美。在《寻梦环游记》里，曾祖母的父亲的头像就被从合影中抠掉了，他扮演了家族“替罪羊”的角色，家族传承着对他的仇恨和对音乐的禁忌。
一般我们会在家族中看到创建者、承重者、替罪羊、继承者、组织者、从众者、破坏者、疗愈者8种角色。家族回忆录的作者，通常是家族的破坏者和疗愈者，而不会是家族的替罪羊。你拿起笔揭露家族秘密，破坏了家族原有的秩序和沉默的设定，彰显出自我的存在，也连通了家族的血脉，为家人带来重新审视自我、与往事和解的机会。
家族回忆录作者和家族替罪羊有相似的地方，就是基本上都不会是家族的主要人物，往往原本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而家族替罪羊通过糟糕的生存状态，比如酗酒、毒瘾、网瘾、外遇、犯罪、心理疾病、精神病，以及被强奸等，被钉在了家族的耻辱柱上。
我有一个来访者就是家族的“替罪羊”。他吸毒上瘾，几进几出戒毒所。全家人提起他来，都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他有很好的条件，父亲是一位事业成功人士，母亲非常爱他，姐姐继承父亲的事业，是父亲的骄傲，但他却因吸毒屡次被捕，败坏了父亲的好名声，成为家族的耻辱。他何以会自毁前程呢？
当一个家族里所有人都抱团对某个“替罪羊”产生强烈的厌憎或者忧虑时，他们其实是在躲避一个谁都不能触碰的秘密，一个还未痊愈的伤口。无论我们多么不理解，在“家族替罪羊”的痛苦和恶行背后，往往记录着家族的某些秘密。秘密因为被禁忌，不被言说，成为操控家族的汹涌暗流。家人越是想否认，就越是被暗流冲击；越是要清除掉秘密，就越是会有一个替罪羊存在，提醒秘密还未了结。
比如这位来访者，他的父亲年轻时有过外遇，要跟他的母亲离婚，母亲不同意离婚，所以父亲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母亲进行严重家暴。当时支撑母亲活下去的力量，是告诉自己儿子还小。母亲紧抱幼小的他，挨父亲的打，姐姐在一旁战栗，后来成了异常乖巧的女孩。这段困难时期过去后，父亲放弃了离婚的念头，随着岁月流逝，对母亲越来越体贴。于是整个家族都不愿再提及曾经的那段创伤，它成了秘密和禁忌，谁都不能说。
可是有一颗未被疗愈的心灵，在表面上以吸毒、堕落呈现的面具之下，是他等待被解救的灵魂。那边挨打边声泪俱下的妈妈紧紧怀抱他的创伤记忆，是他挥之不去的梦魇，只有直面真相，与之和解，才能带给他真正的解脱。
他是家族的“替罪羊”。台湾家庭治疗专家赖杞丰说： “替罪羊家庭成员身上的问题，并不是其个体的问题，而是整个家庭的问题。全家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罪魁祸首，也没有一个人要负全责，不要说那个替罪羊是害群之马，他只是被全家公推出来，代表全家表示有受苦的地方，家庭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我们不是要责怪家庭，家族治疗就是要收起指责的手。”
对于某个“替罪羊”的出现，家庭治疗认为家族、家庭是一个关系网络，通常被定义为“病人”的人，不过是扮演了一个“替罪羊”的角色，以此来维持家庭的稳定。产生症状的人，只是家庭环境、父母关系、亲子关系、代际关系所组建的那个“问题系统”的承担者和表达者。这个“替罪羊”通常是承载不了整个家族痛苦的那个最弱小的孩子。孩子成为家族的替罪羊，一次次地以他的糟糕状态来呼唤家族直视真相，了结秘密。
第一步 ：回忆一件你生活里让自己骄傲的事情。
第二步 ：关于这件事情，可能有一个或者几个人和你对事情的看法不同，用下面这个句子作为开头，写出这件事情：“在我眼中，这件事情是这样的……”不要写得太简单，也不要太谦虚。（5分钟）
第三步 ：接着以“但是在某某某眼中，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开头，写出你认为的别人对这件事情与你不同的看法。（5分钟）
第四步 ：列出所有你觉得自己忌讳的事情，对每一项写下一段话，解释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想法。（10分钟）
第五步 ：思考在列出的事情里面，有哪些是你可以写的。
第六步 ：从清单中选出一项进行写作，用“讨论……太危险了”作为开头，写一篇回忆录。心里记得，你不需要给别人分享这些文字。（10分钟）
第七步 ：完成之后，思考其他人是否也和你一样，认为讨论这个事情很危险？同时也思考是否有办法改变故事，掩饰其中的人物，使得事情可以公开。
帮助你征服恐惧；
跨越你脑海里的想法和真正落在纸上的写作之间的鸿沟；
令你能更真实地写作，写出以前不敢或不好意思写的内容。
为了能够勇敢直视、写出真实的自己，你有时需要不断地这么想：“当我死后，很可能没有人会记得我，所以管它呢，我为什么不写我自己真实的东西呢？”欧文·亚隆在《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这本书中写道：
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刻——有时候是在年轻时，有时候会迟一点——都会突然醒悟到人生必然走向死亡。有很多契机会引发我们的这种醒悟，比如有一天，你在镜子里突然看到了自己松弛的脸颊、灰白的头发，还有弯曲的肩头；比如生日临近，尤其是五十、六十、七十大寿等；比如你遇到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惊讶地发现他居然老了这么多；比如翻看自己小时候的照片，童年时代那些熟悉的面孔已经有那么多离世；比如在梦中与死神邂逅……
这些体验会让你感觉怎样？会让你做些什么？你会因此抓狂、焦虑、试图躲开这个话题吗？或者，你开始美容祛皱、染黑头发，想在39岁的好年华里多待上几年？抑或是，你开始通过工作和按部就班的日常琐事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忘记这一切，对自己的梦想视而不见？
我建议你不要把目光挪开，相反，你可以保持清醒，充分利用这些体验。当你看着照片里年轻的自己时不妨停下来，让那种心酸的感觉呈现出来，在你心里逗留一会儿，像品味甜蜜的欢愉一样品味心酸的痛苦。
记住，对死亡保持觉知，拥抱这人生的阴影会让你受益匪浅。这种觉知会让你的生命之光与死亡的阴影重新融合，在你还拥有人生时拓展、丰富你的人生。实际上，要想过上真正有价值的生活、对他人充满悲悯、对周围的一切心怀挚爱，唯一的途径就是去觉知，觉知当下所经历的一切都会随风而逝。
很多次，我惊喜地看到我的病人在晚年发生了积极的人生巨变，甚至有些病人在临近死亡时发生了改变。记住，改变从来不会迟，你也永远不算老。
想象自己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拿着一个本子和一支笔。
以这个情形作为开端，就像下一句话就是你在世的最后一句话那样，奋笔疾书你的临终遗言，不管怎样，动手去写。
现在就动手，开始写10分钟，不要在意错别字，只管一路写下去。写出以前你不敢写、不好意思写，或因受限制而没有写出来的内容。
格外留意你的头脑中冒出的荒诞不经的想法，那些你一直以来由于太过自卑而没来得及与人分享的狂想。
这个练习的主要目的，是释放你自己。
常乐，女，于2019年1月31日，在家中无疾而终，享年56岁。
她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她是我们大家的朋友。她的善良温暖了很多人；她的慈悲帮助了很多人从湿冷的情绪中走向阳光。她去学家庭系统排列，在那堂课上，她对祖先说：“我会尽我所能去帮助所有需要我帮助的人。”离开课堂，她兑现了她的诺言，她去做了。她接触到了佛法，她想知道佛的思考模式，“达妄本空，知真本有”“何期自性本自清净”，找到清净自性，安住，那是她遥远而美丽的梦想。
在她看到光明的同时，阴影也没有离开她左右。就这样，她带着她的努力，带着她的骄傲，带着她的成绩，也带着她的自卑和阴影走了。
一声叹息，不能全然释放我们的伤悲。感悟人生，人的一生都在努力地做，做到死亡那一刻来临，也还是没有做完我们想做的事。不得以中断、放下、留下遗憾，别无它计。
为了缅怀我们的朋友，寄托我们的哀思，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她的一生。
常乐，1963年的春天，出生在黑龙江省安达市农村的一个家庭。在她呱呱落地的时候，外面的小草也发芽了，树干泛着绿色，树叶也已长成，当你望向远方，一片的嫩绿，一心的欢喜。
她排行老六，有3个姐姐，2个哥哥，大姐大她16岁，二哥大他3岁。家中爸爸上班，妈妈有病，大姐辍学。妈妈说，最艰难的不是现在，都已经过去了。
她渐渐长大，聪明伶俐，善于察言观色。很晚才会说话，总是用两只大眼睛去看着别人，努力地去读懂别人的意思，可会哄着别人高兴了，人见人爱，下跳棋总是赢。
上学了，期末考试，给妈妈拿回来了一张奖状，妈妈把它贴在墙上。入少先队了，拿着红领巾，她一个人躲到屋里去练习系法。
恢复高考，1978年，她考上中专，学习护士专业。三年毕业，分配，工作，离家千里。同学中五个老乡，四个动用关系，或者回家，或者到达理想之地，当时的她很难过。
同单位的同学，大她六岁，她叫她肖姐。她经常跟着肖姐去肖姐家，肖姐的全家都很喜欢她，肖姐全家决定让肖姐当兵的弟弟转业回家，娶她。她带着肖姐的弟弟回老家给家人看。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强烈地反对。她说，不用这么激烈吧，反正也没有感情，不处就是了。肖姐的弟弟先她回去了，她写信给肖姐，说明了家中的意见。过完春节，她又回到了单位，变化的是，从此，她和肖姐再没有了往来，至今她和肖姐都住在一个城市，但没有见面。
两年后，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老伴。他们育有一子，现已成家，自立门户，小有才气，撑起一个家绰绰有余。
老伴儿的父亲几次为她调动工作。最后在区政府的红十字会退休。婚姻中，有打闹，有和谐，有过危机，有谅解。生活、工作，自觉一路坎坷，思想上打了很多结。为解结学习了心理学，从2009年至今。当初的两个心愿都没有实现。一是当正规的心理咨询师，没当上；二是解结，也没有把自己清理干净。
2017年起，退休在家，学习更加繁忙，网络学习、公益咨询，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当当。临走的时候，也还是在忙，也还是在学。她走了，就这样走完了她的一生。她走了，留给我们的是思索，我们该怎样走完我们以后的人生，身体终将化为灰烬，精神才是可以永存的。
通过今天对常乐的追忆，我们面对了一次死亡，和死亡进行了一次对话。死亡是朋友，他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陪伴着我们的生活，默然又忠诚。死亡只是一道界碑，那边的世界令人恐惧又神秘。
好，就让我们带着对常乐的祝福，也带着常乐对我们的祝福，回到我们各自的生活中，幸福快乐地过好我们的每一天，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