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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妻子的第一本摄影集记录的是我们居住的乡村，一个世纪前和现在的房舍、居民。她把摄影集命名为《风景背后》，因为她想展示的是100年过去了，外在的景色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但实际上风景背后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从我们住的农舍望出去，那些农场还跟以前一样，但农场主自己并不耕种，而是把土地承包出去了。古老村庄的房屋和农舍还是那样，没有什么变化，仍然叫“白杨农场”或“农场小屋”，变化在于在那里居住的人们和人们干的事情。100年前，村子里的700个村民都在田间耕作，或做与土地相关的事，我们的农舍曾经住着两位农场工人和他们的家人，今天却成了一位作家和一位摄影师的家。现在村庄里只有两位农场主，农场工人已经没有了，人们开始通勤到外地工作或在家办公。今天的村庄仍然是700个村民的家，看起来似乎一如往常，但在表象背后大不相同。
回首过去，这真是一场颠覆性的变革。50年前没有人能想象村庄会发生多大的变化，以及如何变化。积极的一面是村庄保存了下来，甚至还更兴盛。人们适应了，最终总是这样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赖以生存的工作、养家糊口的方式将会改变，就像农场工人的房子让位给作家居住了一样。现在我们置身于新的颠覆中，风景和村舍或许看起来还是原来的模样，但是新的工作模式将是我们无法预知的。
2011年，未来学家托马斯·弗雷（Thomas Frey）尝试着列出了当时不存在但会在未来出现的工作，包括垃圾数据管理师（负责整理我们的数据库）、城市农学家、头像设计师、隐私管理员、纳米医生和器官经纪人（在全球寻找可移植器官）。弗雷共计列出了55个未来30年可能出现的新工作，其中一些，比如替代货币银行家已经存在，而其他新工作也会相继出现，即使它们并不完全与弗雷预测的吻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弗雷列举的未来新工作中的绝大多数都可以由个人独自完成，这些新职业者不再需要依靠大公司来完成服务，尽管他们可能在大公司里或从旁工作。
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出现的新工作。牛津大学哲学和伦理系教授卢西亚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提出了“信息空间”（infosphere）的概念，也被其他人称作“信息革命”。受此影响，未来我们的整个工作和生活模式都将发生变化。这是社会的主流新曲线，它的全部影响将逐渐被我们所理解，而我们除了搭乘新曲线之外别无选择。最终，我们有信心像过去那样适应并生存下来。回顾60年前的爱尔兰农村，那时信息匮乏、通信困难，我们的电话号码在克兰6区（Clane 6），这意味着没有多少人使用电话，也没有多少人打给我们。当时没有电视，只有断续的无线电信号，汽油昂贵，汽车也很少，大部分人仍然驾着马车或者骑自行车。我感觉那时我们似乎还生活在简·奥斯汀（Jane Austen）描述的一个自给自足的小世界里。说得委婉些，就是单调乏味。
经过两代人的发展之后，我不再抱怨无聊了，我发现自己已经徜徉在信息的海洋中，几乎有无限的可能性让我们跟任何想联系的人沟通，当然有时也包括我们不想联系的人。所有记录下来的知识都在等待被获取，甚至包括很多本该保密的东西。每个人都有可能知道任何事情，与任何人取得联系。谷歌和维基百科（Wikipedia）是我们遇到新问题时的第一选择，推特把我和最信赖的朋友联系在一起。我没有任何理由去忽略这些，其他人也一样。每个人都能知道我所知道的，通常也包括我所想的，唯一匮乏的是时间。新的未来既令人兴奋，又令人畏惧。令人畏惧是因为信息对所有人都公开，这使得权力重新分配，互联网取代了层级，使政治超越了政客，把打工仔变成了自由个体。令人兴奋是因为它打开了更多连接，削弱了边界，鼓励探索精神和主动性。当信息的获取是受限制的时候，它曾是组织中权力的来源，只为获许的人所用，但当所有的信息都可能是公开的，秘密不复存在的时候，权力和权威也将消亡，这将破坏组织的结构。当所有的秘密都不再安全时，各种关系也将如此。
或许最终这将会是最好的结果，公开秘密可以增加信任。我记得曾经有个组织做过一个实验，要求每个人估算其他同事的工资，结果每个人估算的其他人的工资都比实际的要高，所以他们决定把所有的工资公开，以消除任何可能的愤懑。这种开放性将组织放开了，就像古腾堡时代牧师的权力随着《圣经》流通到大众手中后就消失了那样，宗教最终归属于人民，而不是牧师。然而让牧师放弃权力并不容易，而是经过了一番斗争，现代的信息管理者也将如此。宗教试图通过宗教裁判重新建立控制。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和其他黑客已经证明了，再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秘密了；但当权者也在反击，虽然这很可能是徒劳的。当然，当秘密被公开的时候，结果通常并不像每个人期待的那样有爆炸性，公开透明并不总是像看上去那么有风险。
另外，信息空间给予我们的自由也是充满困惑和挑战的。当我阅读一封电子邮件或上推特时，如果我不认识作者，我就不知道他在哪儿，甚至不知道是男是女，还是一个团体。匿名是恶棍的保护罩，也是冒险者的武器。现在我们可以成为我们喜欢的人，与我们向往的人通信，探索我们想去的地方。但如果我们尝试得太过自由或者过多地分享自己的私人空间，也存在潜在的危险。毫无疑问，弗洛里迪教授的工作内容也包括信息伦理学的研究，因为在我们步入的这个“对任何人开放”（free-for-all）的世界里，对和错需要重新定义。当权威失去了力量，自我负责变得更为重要。当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的时候，对于我们为何存在以及我们如何生存的探寻显得比任何时候都必要，而这将是我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探讨的内容。
就像所有的社会变革一样，回过头来审视比身在其中更容易辨明它们及其产生的影响。19世纪的工业革命直到一切都就位很久之后才获得了现在的命名。可以肯定的是，伴随着新技术而来的社会变革几乎将要重现了。过去的权力结构退位，新的权力结构开始崭露头角，但是新的权力结构还需要时间去承担起它们的责任。随着人们适应新技术、新领域和新的工作类型，生产率会暂时下降一段时间，这个现象也就是由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首先发现的“索洛效应”（Solow effect）。这些情况已经在大部分的发达社会中出现了。工作被切分成更小的单元，最开始的生产效率比较低，需要时间来调整并提高。可以肯定的是，传统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已经不再适用。大多数组织的传统结构很快就会被发现将无用武之地。
就像弗雷的新工作列表所证实的那样，社会变革在带来新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问题。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情况是，在变革的早期，这些新机会并太不容易吸引那些在传统秩序中逐渐消失的中间层，而更容易被“新人”获得，尤其是那些学习了必要的新技术并且希望成长的年轻人。同时，在新技术可以提供帮助却还没有完全取代原有技术的领域，大部分工作还将留给现有的劳动者。对于新工作而言，创造力是关键，用心对待也是必要的，这不仅体现在护理、卫生保健、社会工作和老年人看护方面，在表演艺术、旅游、娱乐方面也是如此。据估计，到2020年英国在社会护理方面将新增270万个的工作需求。令人欣慰的是，现在已经有7.2万人被接受进入这一领域学习，其中大多数已经开始上手工作了。这里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更充分地利用新技术。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个职业中出现的困难和阻力都将促使它们创造出一条第二曲线。
当然，在建筑与管理、广告和市场营销、教育与指导、咨询和仲裁、瑜伽或冥想、手工艺和设计等情感商业领域，仍然会有工作机会。未来依然会有商店、房产中介、旅行社，在大型购物中心依然会有品牌折扣店（outlets），因为网络经销商意识到，通常情况下仍然需要与网站互补的实体店铺。即使最后的购买是在网上完成的，人们还是喜欢在买衣服之前试穿一下，看一看洗碗机的实物，当面见见旅行经纪公司。汽车仍将被制造，油井仍将被勘探，庄稼仍将被栽种并收获，药片仍将被生产和包装，但是在每一项活动中的信息组件将会是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同样，虽然电脑和机器人能完成大部分的常规性工作和体力活，但处理关系的能力、管理技能以及技术能力仍将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们是为大脑和手指工作的，而不是为肌肉。
一些人最担心的是“信息空间”可能替我们做许多选择和决策，甚至不需要我们说，也不需要我们的知识，这将使得计算机成为我们的主宰而不是奴隶。当量子计算成为现实的时候，将把人们从很多工作中解放出来，它能够以极快的速度计算大数据包，提供最快捷、最简便、最廉价的方法来分析我们自身的状况、实时管控交通和配电系统，甚至帮助汽车无人驾驶。我们的生活将越来越多地被那些不被注意到的演算法和数学公式所掌控。看不见的电脑已经在监控我们自己都没有发觉的偏好和趋势，了解更多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的内容，决定着我们的菜篮子、新衣柜甚至是偏好的合作伙伴。我们当然可以推翻它们的选择，但是当时间紧迫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听从亚马逊推荐的选择，主要的原因是，惰性将成为电脑的好伙伴。
情况或将变得更加险恶。埋在地下的光缆可以用来监测10英尺
范围内的细微运动。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的行动既可以被相机记录，又可以被这些看不见的光缆追踪。移动电话其实是我们口袋里的高性能计算机，记录了我们的一切信息，包括所说的、所写的、发给了谁和从谁那儿收到的。法律既试图保护我们的隐私，但又对这些我们不知道的入侵进行授权。这难道意味着新技术带给我们的新自由要以丧失对生活的一些控制作为代价吗？世界上还会有秘密存在吗？算法的社会已经到来了吗？
我们有意识地让渡了部分自由，愉快地生活在一个直接借记付款的社会里，除非我们足够警觉，否则存款从账户被划走可能我们都不知道。由于没有修改密码，我的邮箱曾经被黑客入侵，所有的通信内容都被窃取了。我的银行收到指令给我从来都没听过的一些账户汇了几千英镑。因为一时大意将信用卡交给一名服务员让他拿走去结账，后来却发现第二天我竟然买了一台昂贵的平板电视。现在这些经历已经见怪不怪了，身份盗用对我的父母来说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电脑也是一样。我们因互联网带来的新事物而兴奋，抢先安装停车、寻找丢失钥匙的各类App。互联网功能家居可以实现在家安装一个接收装置，无须钥匙，用手机就可以开门。如果不被其他人掌控手机，这简直就是电子设备的天堂。每一条第二曲线都会带来它自己的学习曲线，直到我们最终弄清楚如何处理第二曲线带来的影响。
社会媒体的传播让许多关系更充实。30多年前，当我们十几岁的孩子出国周游世界时，我们之间会有好几个星期失去联系。幸好在他们回来之后，我们会听到他们讲述惊心动魄的冒险经历。现在，即使他们身处遥远的丛林深处，依然能够与家人保持即时联系，但是，这仍然存在缺点和阴暗面。社会媒体创造了一个被一些人称为“不满自恋”（dissatisfied narcissism）的现象，我们不断寻找一种难以捉摸的完美，就像一次性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一样。社会媒体没有意识到尊重和担当，没有真正意识到责任，也没有意识到这些对其他人的影响。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成了主导，我们的优先序被偏移，长期的影响被忽视。如果我们不小心，这个充满即时消息，同时多视角地供应数据却不经分析的世界，将会变成一个肤浅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一个没有人能集中精力或时间去关注哪怕是一段文字的“推特”世界。活在当下固然很好，但如果我们没能通过“棉花糖测试”（Marshmallow Test），我们将愧对自己的未来。
约50年前，自我控制领域的一位顶尖教授沃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设计了“棉花糖测试”。在一个空房间里，他给参加实验的孩子一个选择：立刻就吃一块棉花糖，或者等一小会儿可以得到两块棉花糖。这是一项关于延迟满足的实验。在跟踪研究了这些参与实验的孩子长大后的生活后，他确信：延迟满足对于获得成功的人生、更好地履行社会功能，以及感知更大的自我价值的实现至关重要。如果米歇尔教授的观点正确，那么这个即时交流的世界正在危及我们年轻人的未来。我将在第15章中进一步探讨，我们以及年轻人，都要小心。
我们也必须对信息空间带来的缺点提高警惕，它为共谋和集会提供了便利，不管是合法也好、非法也好。网络欺凌、儿童色情、色情短信和钓鱼网站，在几年前还都是新兴词汇，而新兴词汇也意味着新的危险。有人认为，任何试图控制犯罪者的尝试都将是徒劳的，他们总会领先一步，所以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多加小心。而更凶险但容易被忽略的是大企业对“网络交通”的逐步控制。尽管最初有成千上万家公司在生产网络传输的内容，但是现在仅30多家大企业就控制了美国半数的“网络交通”，而且数量一直在减少。大象又一次踩在了跳蚤上，这当然阻止不了我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去使用网络，但我们越来越发现自己被那30家大企业的“信息娱乐”（infotainment）洪流所引诱。与我们原本期待的成为创新的生力军背道而驰的是，我们越来越依赖并享受Netflix、YouTube、Google、Facebook、Twitter以及它们的衍生产品所提供的服务，这样一来互联网将把我们变成了电视迷而不是企业家。那不是我们所要驾驭的第二曲线。
有时候，就像许多老古董一样，我渴望回到从小成长的简·奥斯汀所描绘的简单的世界，尽管那里发展非常缓慢，还有诸多不便。我写第一本书时，先是手写在底稿上，费力地划去一些内容，再在空白处插入新的内容，最后把写完的潦草手稿给我的妻子，让她在便携式打字机上打出来，因为那时没人认为像我那样接受了高层次教育的人应该自己打字。那样的书会更好，因为我会更小心，毕竟那时没有剪切——复制功能，也没有简单的方法去修改错误。或许复古的反弹正在兴起，摩托罗拉生产了一款极简主义的手机，除了打电话和发信息外，没有其他功能。一些组织正在推行无电子邮件日。或许我们很快也会有像“热点”一样的“酷点”（cool spot），任何电子设备在那儿都无法工作。或许我们可能改变即使围桌而坐也要互相发短信的习惯，转而开始重新彼此交谈。冥想会流行起来，我的每一天都是从半小时的户外步行冥想开始的，它让我在沉浸于忙碌之前保持头脑清晰。
信息空间是一条既不是我们创造又不是我们计划的第二曲线，但它带来的后果我们无法避免。第二曲线不仅改变了产品和流程，还改变了关系、组织和政治。唯一确定的是，我们的后辈将工作和生活在一个与我知道的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其中的组织和生活的选择将大相径庭。至于他们是否会生活得更好，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